美国反危机政策的双重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危机论文,政策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59；F833/837.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0)02-0005-07
在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人们印象最深的是美国政府在救助本国金融机构时，无论在资金的投入规模上，还是在救助手段的多样性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明显的效果是成功地遏制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一次远比1929-1933年更为严重的大萧条。然而，在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国际救助中，美国政府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给陷入危机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施加了种种新保守主义的限制条件，使得国际金融机构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继危机之后的又一场深重的灾难，从而在某些国家导致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崩溃。对比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则不难看到美国在反危机政策上的双重标准。
一、救助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美国标准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在其国内推行经济与金融的自由化，导致1987年的股市崩盘和1985-1989年的储贷危机。虽然对美国如此发达的经济与金融体系来说，经济和金融自由化也是一枚苦果，但美国却将它作为打开别国市场的利器。从而利用经济和政治手段甚至军事手段，来迫使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就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认为，完全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将有助于该地区增长得更快。但是，斯蒂格利茨“相信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是导致危机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他说，“我并不只是通过认真审视在该地区所发生的事情而得出这一结论的，而是通过审视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在差不多一百次其他危机中所发生的事情得出这一结论的。因为经济危机已经变得更加频繁(并且更加深重)，……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资本账户自由化时常体现出没有回报的风险。甚至当有些国家拥有强大的银行、成熟的股票市场和其他许多亚洲国家并不具有的机构时，它也能够把这些巨大的风险强加到它们身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承受资金流从“巨大的流入倒转为巨大的流出”的突然变化。“不可避免的是，此类巨大的倒转将促成一场危机、一次衰退或者更加糟糕的局面”。尽管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却认为资本市场自由化允许融资来源的更多样化，将会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和促进经济增长，控制资本市场则必然降低经济效率，从而在全球大力推动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资本账户自由化实际上是将巨大的风险强加在发展中国家身上，赤裸裸地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把资本市场的自由化看做是市场进入的另外一种形式——更多的市场可以赚取更多的金钱”。①由此，在20世纪90年代引发的区域或国家的金融危机以及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之频繁，在世界金融史上都是罕见的。即使一些国家在深陷金融危机并寻求国际救援时，美国在利用它所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施救的过程中，仍毫不手软地在这些国家推进自由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承认东亚经济体(除日本和中国外)在1997年以前，汇率目标与财政约束和货币扩张保持一致。“正如世界银行对东亚奇迹的报告(1993)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所强调的那样，东亚经济体(除日本，也许还要除中国)的政府预算事实上一直是平衡的。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些东亚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很低，或者甚至是预算盈余，通货膨胀很轻微”。②而且，在总体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已经设计出行之有效的战略，一种与“华盛顿共识”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经济体在收入的增加和贫困的减轻方面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亚洲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始于泰国。在泰国要求美国给予援助时，克林顿总统却认为泰铢的崩溃只是通向经济繁荣之“道路上的小故障”，并相信泰国有能力排除这种“小故障”。克林顿政府不仅自己对亚洲金融危机不施以援手，而且反对东亚国家建立区域内救助基金。克林顿的无动于衷实际上给垄断金融资本家们发出了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美国不会援助泰国。显然，美国的金融寡头们分享了这一信息，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商机。然而，对美国的金融寡头来说，更大的利好消息还在后头。1997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在香港召开时，受美国财政部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修改其章程，③以便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施加更大的压力。对此，参加此次会议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感到相当震惊。因为他们深知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热钱是陷入目前困境的根源。他们也深知“为了防止危机和使损失达到最小化，他们能够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但是他们知道如果采取了这些行动，将会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谴责，而且他们害怕产生国际资本撤回的后果”。实际上，面对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东亚的一些国家没有力量进行抵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西方的对冲基金将本国的财富掠走。许多受害国家呼吁对对冲基金加强监管，但却遭到了美国的反对。个中原因，明眼人一看便知。对冲基金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少数富人在全球掠夺财富的工具，而主要对冲基金的掌控者基本上是美国人。当时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激愤地说：“我们努力了40年才发展起来的经济，突然被人凭着数10亿美元的投机和见不得人的手法，在短短几个星期内便毁于一旦。现在我证实，那个人就是美国的乔治·索罗斯。”当马哈蒂尔不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规则行事，而采取资本管制的政策对抗垄断金融资本时，却遭到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政客和文人的一片攻击。但是，与那些按IMF规则行事的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衰退是比较短暂和程度较浅的”。
香港一直被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基于其编制的“经济自由指数”排在世界的第一位。自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起，欧美的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就不断地阻击港元，冲击联系汇率制度。他们狂妄地称香港是“自动提款机”，隔一段时间缺钱时就来香港“按钮取钱”。受西方自由市场规则的约束，香港政府不敢干预市场，只能被动以“挟息”来守住港元汇率，由此导致香港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1998年7月以后，多家欧美投资银行(其中就有美国的摩根士丹利和美林)和对冲基金在香港通过汇市、股市和股指期货市场的跨市操纵牟取暴利。他们在期货市场建立大量恒指空仓，在汇市买入远期美元合约，然后大量抛售港元和恒生指数成分股，试图造成恒生指数在高息和抛空双重压力下狂泻，以保证无论阻击港元成功与否，都可以大有斩获。这种操控市场行为从他们沽售港元的速度和规模就足以得到证明。在开市时，他们首先在纽约造势，跟着在悉尼继续抛港元，然后到香港继续抛售，接着又转向伦敦抛售。一天24小时不停顿地操作和加压。并且，这些国际炒家为达到控制市场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包括不断谣传或利用中外媒体放话港元与美元脱钩、人民币贬值、银行不稳、挤提等。④面对这种有计划的操控市场的行为，欧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客和文人没有一个出来加以谴责。但是，当香港政府被迫利用外汇基金入市稳定港元汇率和港股价格时，却在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应。“密尔顿·弗里德曼暴跳如雷，指责香港的行为‘疯狂’”，并认为亚洲经济危机的成因不是资本自由流动，而是资本流动不够自由。“传统基金会正式剥夺了香港作为自由市场堡垒的称号；新闻媒体将香港与刚刚实施外汇管制的马来西亚联系在一起”。⑤而华尔街各大金融公司也同声谴责香港政府。
其实，人们(包括潜心研究过1929-1933年大萧条的弗里德曼)都十分清楚，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对于一个处于危机中的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着一种标准的反危机处方，即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干预市场。但是，令人费解的是，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救助处于危机中的亚洲国家时，恰好推行的是相反的政策(财政收支平衡、高利率、高税率、贸易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等)。这种政策使得这些国家的危机远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更为严重。
二、救助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美国标准
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应对次贷危机的主要办法是通过低成本、无限量地借钱给金融机构，来解开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链，从而摆脱互相拖欠的恶性循环，达到平息这场危机的目的。为此，货币政策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诸如降低贴现率和基准利率，承诺银行存款全额保险，无限量向金融机构贷款，担保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及美联储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联手降息和注资，形成“规模效应”，等等。仅就美联储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近1个月内，直接向金融体系注资的情况来看，其频率之高、资金量之大，是史无前例的。美联储在2007年8月9日，注资240亿美元(同日与美联储联手，欧洲央行注资950亿欧元)；10日分两次总计注资380亿美元；11日注资30亿美元；13日注资20亿美元(同日欧洲央行注资624亿美元，日本央行注资50亿美元)；15日注资70亿美元；16日注资50亿美元；17日注资60亿美元(同日美联储首次降低贴现率50个基点，由6.25％降至5.75％)；20日注资35亿美元；21日注资37.5亿美元；22日注资20亿美元；23日3次注资共计1 725亿美元；27日注资95亿美元；28日注资20亿美元。如果在刚爆发时能够得到如此规模的救助，那么，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会像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那样快速结束。
但是，美国应对危机的上述超常规货币政策并未能化解次贷危机。在次贷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布什政府在2007年12月6日公布了救市的新计划，即将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ARM)的市场利率冻结5年。这意味ARM的优惠期在2008年初以后到期的家庭，可以继续享受优惠期的低利率。这种冻结市场利率的计划，无异于管制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显然是有违新保守主义的教条的。对于新保守主义的布什政府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新的计划，但是，在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看来，该计划却与美国历来建议其他国家在类似情况下的做法背道而驰。另外，美联储在2007年12月18日提出了新的贷款规则。尽管新规则类似于“窗口指导”的措施，却显然与自由市场原则格格不入。新规则共有6条：1.禁止贷方因未按期还款，向低收入的次贷借款方采取处罚措施；2.贷方要确保借方(特别是次贷借方)留出足够的钱缴纳税收和保险；3.限制对未提供收入证明的借款者提供借款；4.检查贷方在考察借款者偿还房贷款能力时的工作失误；5.提高财务透明度，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借方抵押物的状况，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足够的信息；6.制止滥用抵押贷款的广告行为。不难看出，其中的第1、2条如果根据哈耶克的标准来衡量，完全属于哈耶克所定义的“社会主义”。而第3-6条所要“限制”、“检查”、“提高”和“制止”的贷方行为，则在危机前都属美式自由市场模式中市场主体的理性行为。次贷危机完全颠覆了新保守主义者的信仰。甚至连格林斯潘这位长期对“市场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会自我防范风险”深信不疑的新保守主义者，在2009年面对严重的危机时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很难判断市场何时能回归正常，我们不知道投资者何时会清除恐慌并重新进入市场。短期内，政府干预是应对严重危机最有效也最无奈的方法。”
尽管布什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仍然未能控制住次贷危机。相对于美国金融机构持有的巨额不良资产来说，美联储试图基于低成本贷款来解决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链实在是找错了门。随着次贷危机越演越烈，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负债偿还率每况愈下，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也就日益增加，从而导致许多中小型金融机构破产，并危及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布什政府又不得不在2008年初提出了一个1 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显然，规模如此小的经济刺激计划，只能表明布什政府救市的重点是金融体系而不是实体经济。但是，布什政府的这一刺激计划并未能使大型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避免灭顶之灾。投机性无券卖空和随之而来的谣言，给贝尔斯登造成了严重甚至致命的打击。贝尔斯登于2008年3月倒下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临时指令，从7月21日起至8月13日禁止对金融机构的投机性无券卖空。当雷曼兄弟倒闭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再次颁布对卖空金融机构股票的紧急禁令和其他限制。
2008年9月，当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大海啸后，布什政府被迫改变了救市的思路，即从债务方面的解救转向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其大规模的拯救行动是7 000亿美元的紧急拯救金融体系的方案。经美国国会通过后，美国财政部获得授权购买高达7 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计划将其中的3 000亿美元分给“两房”、AIG和摩根大通；3 000亿美元用于花旗银行；其余用于其他大银行。财政部以反向招标的方式来收购资产，即在确定收购资产的类别后，由金融机构报价，最终选择收购报价最低的资产。另外，承诺向“健康的”银行直接注资2 500亿美元，以补充银行资本。对此，财政部长保尔森满怀信心地认为，创建7 000亿美元的政府基金，“将会稳定金融市场。从长远看，相信美国纳税人将从中受益”。但是，克鲁格曼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已经处在我所谓的萧条经济之中。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的状况很像30年代”。他认为美国财政部的7 000亿救市方案是“用现金换废纸”。⑥显然，克鲁格曼认为布什政府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救助的实际进程表明克鲁格曼是正确的。
在紧急拯救金融体系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布什政府才发现，相对于金融体系中的巨额不良资产来说，用7 000亿美元来购买不良资产无异于杯水车薪，从而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因此，布什政府不得不从购买不良资产转为向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但是这样一来又引发金融机构国有化的争论和遭到投资者的抵制。至此，布什政府的救市方案因被迫多次转向而难有大的作为，以致7 000亿美元只用掉了3 500亿美元(主要用于购买银行优先股和提供贷款担保)，所起到的作用只是防止美国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却未能扭转金融体系不断恶化的趋势。无奈的布什政府只能将剩余资金连同难以化解的危机留给了奥巴马政府。
值得指出的是，雷曼倒闭所引发的信贷紧缩，受冲击最大的是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为了解冻商业票据市场，美国政府大力推行了国家担保的信贷以弥补民间信贷的紧缺。自2008年10月27日起，美联储从商业票据市场购买商业票据6 000亿美元。这意味着，以往只贷款给银行的美联储，开始直接借款给工商企业。此外，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向各银行担保14 000亿美元有毒资产；美联储发行23 000亿美元票据交换银行有毒的商业票据，并将22 000亿美元借给政府有关机构。2008年11月11日，美国政府又实施拯救房奴方案，即主要是降低从“两房”获得贷款而有偿还困难的房屋拥有者的还款额，并向购房者提供总计150亿美元的购房退税。
布什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第一轮大规模的金融救助，未能扭转美国金融体系不断恶化的趋势，迫使奥巴马政府进行了第二轮大规模的金融救助。这就是新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1月提出的“金融稳定计划”。新计划的内容为：1.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建立投资基金，帮助清理银行系统“有毒资产”，该基金启动资金为5 000亿美元，最终可达1万亿美元；2.建立“金融稳定信托基金”，有条件地为银行提供额外资金注入，确保银行获得的援助资金都用于增加贷款；3.财政部将投入1 000亿美元，与美联储协调，将美联储2008年11月设立的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规模从原来的2 000亿美元扩大到最多1万亿美元，以支持抵押贷款、消费贷款和企业贷款的放款，促进信贷流动。盖特纳在公布新一届政府的金融救助计划时，希望向美国公众传递一个信息：不需要采取国有化措施也可以将银行稳定下来。2009年3月23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金融稳定计划”的实施细节。在该计划中，政府拟耗资约750亿美元至1 000亿美元为私有资本购买银行问题资产提供担保。希望借此引入1万亿美元私有资本参与该项计划，帮助金融机构有效剥离有毒资产。盖特纳提出了该计划的三大实施原则：一是担保资金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美联储提供；二是收益由政府与私人投资者共享；三是通过拍卖的方式规避定价不公的问题。斯蒂格利茨坦言：“盖特纳创设公私合资的模式本身就是错误的，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计划。”他认为这一计划最终会被证明无效，美国依然要走最初极力避免的国有化银行道路，但势必为时已晚。
但是，斯蒂格利茨未能认识到，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的救助计划，都绕开了国有化，其原因是国有化触犯了金融垄断资本家的根本利益。由此不难看出，在美国，政府可以换届，但政府所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则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布什政府也好，奥巴马政府也罢，其救助计划只能基于一个原则：利润私有化，风险社会化。金融垄断资本家为了更高的利润敢冒更大的风险，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一旦获得高额利润，都会进入自己的腰包；而一旦因高风险出事，政府一定会拿纳税人的钱来解救他们。
除财政部的“金融稳定计划”外，新政府的金融救助还包括美联储新出台的措施。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1.将维持0-0.25％的现行基准利率不变；2.增加购买7 500亿美元的房贷支持债券，把今年的购买总额提高到1.25万亿美元；3.增加购买1 000亿美元机构债券，使总额提高到2 000亿美元；4.在今后6个月内购买政府长期国债3 000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宣布购买美国国债，意味着美国国债已丧失了对外国央行和投资者的吸引力，而必须靠美联储增发货币来支撑新政府高达7 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的情况下，美联储实际上是在通过财政性的货币发行，来制造美国国债泡沫，以消除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后果。
除金融救助外，奥巴马政府还有高达7 87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由于这个计划设有多种贸易保护主义条款，奥巴马曾保证，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名成员，联邦政府不会在自由贸易问题上违背承诺。这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实际上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受美国联邦政府承诺的义务的约束。而它们将从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获得2 800亿美元用于开支，从而可以要求“购买美国货”，“优先雇佣美国人”，以及“优先贷款给美国人和美国公司”。显然，这与美国历来要求其他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背道而驰。更值得关注的是，2006年9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式发表了修改后的《关于将资产及负债调整为市价》的第157号会计准则。与以往的成本价格不同，新的第157号会计准则要求用当前市场上的“脱手价格”来计算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但是，从2009年4月起，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美国国会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放松美国会计准则的执行力度，允许金融机构在证明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不正常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综合现有价值和预估值计价的会计准则估算资产价格。这意味着，从第二季度起美国银行账面上无人问津的问题资产估值可以由银行自主判断，从而问题资产也就必然被普遍高估。而这一结果恰恰是美国国会所需要的。因为市场环境每况愈下，原会计准则迫使金融机构对资产巨额冲销，加重了银行的债务负担，进而加剧了市场下滑。因而，会计准则的修订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救市的又一举措。人们不禁要问：美国还是市场经济国家吗？就连为新会计准则辩护的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主席E.S.弗雷德里克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危机中，美国确实扮演了一个非常恶劣的角色”。
最值得一提的是，历来反对加强金融监管的美国政府，在经历了2007年以来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之后，对在美国国内和全球范围内放松金融监管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才有了切肤之痛。因此，美国政府在2009年3月26日公布了一个有待国会批准的金融系统全面改革方案。改革的重点是强化集中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防止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盖特纳认为，如果一家金融机构很重要，那么它就不仅要为自己的股东负责，而且要对纳税人负责，为此，政府此次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改革“不是边边角角的小修小补，而是(建立)新的游戏规则”。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有：1.计划改变过去美国金融体系中银行、保险、证券交易和商品期货交易领域多头监管的状况，将职能归聚于一个强大的单一机构，将大型金融机构、重要的支付和清算系统等都置于其监管之下。2.扩大监管外延，增加监管内容，将大型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及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纳入监管，要求这类金融机构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并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3.计划提高大型关联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将部分衍生品的交易和清算放到交易所进行以增加透明度。4.接管一旦倒闭可能危及国家经济的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
但事隔约一年后，奥巴马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金融改革方案。2010年1月21日，为了防止银行和金融机构赚取快钱和巨额花红而再次摧毁金融体系，奥巴马基于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的监管方案，⑦提出了一个向《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回归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草案。有的美国学者将这个草案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升级版。其主要内容是：1.对大银行进行规模限制；2.将对冲基金和自营交易业务拆分出传统银行业务，即银行业不能再同时运营对冲基金业务、私募股权基金，以及运营自营交易业务。这一方案除加强对大金融机构的监管外，主要目标在于限制大金融机构的规模和高风险交易，以确保任何一家大机构的倒闭不会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显然，这一草案一旦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将对美国金融市场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东亚新兴经济体被美国政府捆住手脚难有作为相比，美国政府在本轮危机中的救市行动，完全突破了它基于“华盛顿共识”而为新兴经济体设定的底线，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当年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随意选取一种美国政府在本轮危机中的救市措施，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必将改写。
三、思考与分析
一个值得思考和分析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在反危机的政策上，可以在全球采取双重标准？想当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其问题不是出在政府部门，而是出在私人部门。而在当今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中，美国的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都出了问题，特别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即将达到法定的最高限额(12.374万亿美元)。⑧而自2007年以来美国国债增加了3万亿美元，其原因在于财政赤字创纪录的增长。2008财年财政赤字为4 550亿美元；2009财年猛增到1.9万亿美元；2010财年的赤字将达到1.56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0.6％。目前，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四国首字母缩写为PIGS，故在金融危机中被戏称为欧元区的“猪四国”)因财政赤字占GDP的10％而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之中。按理美国应与“猪四国”为伍，但美国具有“猪四国”无法具备的条件：既可以以本国货币向全球举债和还债，又可以通过发行本国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在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超过美国的情况下，即使美国政府、美国的法人和自然人的债务总额现已远远超过霸权衰亡时期的大英帝国，美国也绝不会像一位俄国人所预言的那样倒下。世界各国都深知美国如果倒下，其在全球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要远大于苏联。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无不苦于美国“太大而不能倒”，就像美国苦于它的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一样。正因如此，美国政府不仅在反危机的政策上，而且在诸多方面都肆无忌惮地在全球采取双重标准。
其实，在这次危机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找到了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太大而不能倒”问题的途径，即改革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具体来说，欧盟在金融危机中一直是怀着“受害者”心态，认为目前的一切都是美国人惹的祸，欧盟却深受其害。为了避免再度遭殃，更为了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欧盟抓住了挑战美国的难得机遇，提出要打造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此积极推动20国集团召开峰会，于是才有了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G20金融峰会，并将国际金融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G20华盛顿金融峰会达成创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共识。因此，英国首相布朗说，峰会使世界“正朝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迈进”。美国当时的总统布什则表示，世界将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Ⅱ”。但是，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将赋予“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赖以成立的新内容，即“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案提交给G20伦敦金融峰会时，一直争论不休并声言绝不妥协的“刺激派”(英美)与“监管派”(法德)，却基于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共识，即反对“超主权储备货币”，并将“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案排除在峰会的议程之外。在这个共识下，美国与欧盟就原有的分歧很快达成了妥协，从而双方通过这次峰会各得其所。G20伦敦金融峰会2009年4月2日所达成的协议显示：美国得到了一个超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刺激计划；欧盟则在强化金融监管方面获得了“超出想象”的成果；而俄罗斯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却因未形成共识，被留到下一次G20金融峰会讨论。但是“下一次”，即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金融峰会也并未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恐怕再“下几次”也不会列入议程。基于本国和欧盟的利益，萨科奇于2010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时指出，美元已经不再适合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储备货币。他希望借助G20峰会2011年在法国召开之际，讨论创建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他称：“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不能一边处于一个多极世界中，一边又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单一的储备货币。”其实，萨科奇在2008年就提出了这样的诉求。但愿上帝保佑萨科奇能实现他的夙愿。
不过，在主张创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方面，萨科奇远不如被称为金融大鳄的索罗斯那样始终如一。索罗斯认为“亚洲模式是一个极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而“如此成功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为何会在顷刻间就变得一无是处了呢？我们如果不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入手，就很难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事实是，金融危机并不限于亚洲，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爆发了，最后，美国也未能幸免。“这更强有力地说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在于国际金融体系自身之中”。⑨因此，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索罗斯一直主张改革国际货币体系。2009年10月，索罗斯在匈牙利中欧大学的系列演讲中指出，“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而“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流动的新规则”。⑩索罗斯强调指出，“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的最好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个货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另外，“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地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基于这样的认识，索罗斯呼吁，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11)
注释：
①约·E.斯蒂格利茨著，夏业良译：《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80、81页。
②罗·I.麦金农著，王信等译：《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③“美国财政部，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股东和唯一具有否决权的股东，在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以及推动自由化方面也具有重大的作用”。见：斯蒂格利茨著，夏业良译：《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④详见钟言：《港元保卫战纪实》，《港澳经济》1998年第11/12期合刊。
⑤克鲁格曼著，朱文晖等译：《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⑥Krugman Paul:Depression Economics Returns,2008-11-14,http://www.nytimes.com.
⑦以保罗·沃尔克和前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为首的一个群体主张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认为当前危机源于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他们希望再次将吸储和放贷与高风险的承销、交易和对冲分开。
⑧美国财政部2010年表示，最快到2月底，国债将触及法定上限的12.374万亿美元。奥巴马提议将法定上限提高1.9万亿美元，至14.3万亿美元。这一新的上限已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
⑨乔治·索罗斯著，王宇译：《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1、232页。
⑩(11)索罗斯演讲：《未来的路》，2009-11-11，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659。
标签：亚洲金融危机论文; 银行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金融自由化论文; 银行监管论文; 银行资产论文; 金融论文; 金融体系论文; 金融机构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次贷危机论文; 美国政府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