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库特人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中国制品
[俄]Р.И.勃拉维娜 [俄]В.М.季亚科诺夫
[俄]В.П.扎伊采夫 [日]枡本哲 著 杨振福 译
摘 要 ：雅库特学者认为雅库特人自身的文化继承了中国的古代传统。对于来自中国的制品，雅库特人不是盲目地仿制，而是在对其进行创造性思考并坚持自古以来自有传统的条件下，给其注入新的宗教神话内涵。
关键词 ：俄罗斯 雅库特 中国文物 文化—历史接触
对于中国的文化用品如何传入与其相距非常遥远的雅库特的问题，尚无专人进行研究。当年，Г.В.克谢诺方托夫在其专著《乌梁海——雅库特人》中写道：“居住在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南西伯利亚以及勒拿河流域的一些小的部族与居民多少世纪以来就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强烈影响”① Г.В.克谢诺方托夫:《乌梁海——雅库特人·雅库特人古代史简述》，第1卷，第2册，雅库茨克：萨哈共和国民族书籍出版社，1992年。 。Г.В.克谢诺方托夫把一系列铭文资料与民俗资料作为自己的论著的论据。
考古学资料使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注意到上述问题，最先研究起雅库特境内维柳伊河畔出土的商周时期样式的器皿、銎式安装的矛簇，以及阿尔丹河畔的乌库兰地方出土的铜剑等遗物，并指出上述遗物的断代为中国的青铜时代② А.П.奥克拉德尼克夫：《并入俄罗斯之前的雅库特历史》，雅库斯克：雅库特国立出版社，1949年，第439页（《雅库特史》，第1卷）。 。此外，在雅库特考古遗址出土的遗物中，除了断代为15世纪—18世纪坟墓出土的随葬品，其余的遗物主要都是当年雅库特人举行祭祀和仪式时使用的中国器物。因此，本文的任务之一就是考证和诠释雅库特共和国所属的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中国器物。例如，在形成地方文化传统的语境下，研究具有中国渊源的祭祀用品的引进问题，以及在雅库特人举行仪式的语境下，研究对具有中国渊源的祭祀用品进行仿制的问题。
对雅库特人祭祀使用的中国制品的考证与诠释
铜钱。截至目前，在雅库特出土的中国铜钱当中，年代最久远的是五铢钱① 五铢钱之所以称作“五铢钱”是因铜钱重五铢，即中国古代一两的1∕24。众所周知，在文献中还把“五铢（zhu）钱”称作“五殊(shu)钱”，需要指出的是，“把铢（zhu）读作殊(shu)”始于19世纪出版的汉语翻译词典，如东正教大修士帕拉季亚与П.С.波波夫合编的《汉俄词典》，赫伯特.艾伦.吉尔斯编的《汉英词典》及主教团编著的《汉俄词典》。但是《大汉俄词典》（莫斯科，1983—1984年）没有采用上述读法。我们只是指出这一事实，至于其原因，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 。该铜钱是6世纪时中国铸造的最后一批“五铢钱”，出土于托科河畔的乌拉汉·谢格连尼亚赫村落址中的多层位的第三文化层② Н.А.阿列克谢耶夫：《雅库特境内早期的游牧民族》，《М.К.阿莫索夫东北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后贝加尔和蒙古国的考古遗址经常出土上述中国铜钱，而在南西伯利亚却鲜有出土③ А.А.季什金、Н.Н.谢廖金：《中亚中世纪早期突厥人考古遗址出土的中国制品》，《考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1期。 。А.Н.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出土于雅库特的中国铜钱是匈奴—鲜卑时期，即首批出现在雅库特地盘上的游牧民族把这些中国铜钱带到了雅库特④ Н.А.阿列克谢耶夫：《雅库特境内早期的游牧民族》，《М.К.阿莫索夫东北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998年，在雅库特共和国汉加拉斯科耶区偶然发现一处宝藏，总共出土147 枚北宋铜钱（铸造于960—1127）⑤ А.Д.斯捷潘诺夫：《雅库特境内的宋朝铜钱藏宝地》，《古代工艺试验通报（学术文集）》第9辑，伊尔库茨克：国立伊尔库茨克技术大学，2012年，第147-154页。 。А.Д.斯捷帕诺夫引用宝藏发现者的话描述了装有中国铜钱的四只陶器，但是没提发现者的名字。这些陶器的底为圆形，器腹上有三道凸棱。各装有36 枚铜钱的四件陶器分别埋在一座土丘的东、西、南、北四边的地面以下15 厘米—20 厘米的深处。土丘之上立着一棵被视为当地神灵或萨满化身的枯树，在这棵枯树旁的地面以下6 厘米—7 厘米的深处，发现埋有三枚铜钱。А.Д.斯捷帕诺夫认为，这是一种明显带有数字象征的仪式，它证明了前雅库特祭献宝物的起源，这种仪式也可能与受中国宗教文化影响的蒙古根源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在最靠近雅库特的东外贝加尔的蒙古人的坟墓出土了同样的中国铜钱⑥ А.Д.斯捷潘诺夫：《雅库特境内的宋朝铜钱藏宝地》，《古代工艺试验通报（学术文集）》第9辑，伊尔库茨克：国立伊尔库茨克技术大学，2012年，第147-15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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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低 LWR组（LWR≤0.248）患者 94例（36.6%），高LWR组 （LWR＞0.248）患者163例（63.4%）。两组患者的各临床资料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众所周知，在断代为17世纪—18世纪的雅库特人的坟墓出土的铜钱中，有明朝铜钱（铜钱上分别铸有神宗皇帝的年号“万历”和最后一位皇帝世宗的年号“崇祯”）和清朝铜钱（铜钱上分别铸有世祖皇帝的年号“顺治”和圣祖的年号“康熙”），上述铜钱被雅库特妇女用作饰物⑦ А.И.戈戈列夫：《中世纪晚期（14—18世纪）雅库特考古遗址》，伊尔库斯克：伊尔库斯克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Э.克柳别季、А.阿列克谢耶夫主编：《古代雅库特人的世界：跨学科研究经验（据萨哈—法国考古学考察材料）》，雅库斯克：阿莫索夫东北联合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 。
据铭文资料和民俗资料，雅库特萨满在举行祭祀活动时要使用中国铜钱。20世纪初，在丘拉普钦斯克区奥坎斯科耶村（现鲍尔托金斯科耶村）的乌达庄园原址中，有人在系马桩旁发现了一处宝藏——装在一只桦树皮箱子里的中国铜钱。是瑟雷克发现这处宝藏的。瑟雷克是Д.П.西夫采夫的父亲，是乌奥克氏族的族长。瑟雷克把装铜钱的箱子绑到自己骑乘的马的马鞍子上驮回家。一到家里，他把铜钱倒在桶里用开水除掉铜钱上面的锈。处理妥当后，就到树林中找了一处僻静所在，把铜钱全都埋在了那里。据以上所述，可见铜钱相当多。过了一些时候，瑟雷克家中两次失火，于是请萨满前来禳解。萨满解释说，失火的原因是他拿走了萨满女神的铜钱，萨满女神对他报复，要求他把拿走的铜钱送回原处。这些铜钱非同一般，而是“多姆”① “多姆”为雅库特语，意为中国。 铜钱，是举行仪式用的，“铜钱的方孔能够喷火星”② А.А.萨文：《雅库特民族学札记》，雅库斯特：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文科学研究与北方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所手稿部，Ф.4，Оп.12，Д.48，1935年-1941年。 。
依据种种资料及汉代六种铜镜类型中的每一种铜镜类型的独特之处，制定出下列年表：Ⅰ型和Ⅱ型铜镜断代为公元前100年—公元前70年；Ⅲ型铜镜断代为公元前70年—公元前50年；Ⅳ型和Ⅴ型铜镜断代为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Ⅵ型铜镜断代为公元前1世纪初期（表1）。几乎所有出土于日本和朝鲜的古代铜镜的断代都没超出上述年代范围。② 梁上椿原著，田中琢、冈村秀典译：《岩窟藏镜》，京都:同朋舍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
雅库特人使用的形如太阳的圆形饰牌“太阳”完全可能是从中国输入的铜镜。南西伯利亚出土的中国最古老的铜镜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8世纪② Г.Г.斯特拉塔诺维奇：《中国铜镜的类型、纹样与使用》，《东亚民族学文集》（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论文集，新系列，第73卷）第2辑，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第47-78页。 。铜镜是从中国输入的重要物品，是中国居民与西伯利亚居民在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直接交往的证据。在直接交往的过程中，制造出了双方在样式方面合璧的铜镜：铜镜扁平，檐凸（古时檐凹），铜镜背面当中的镜钮凸起。雅库特当地广泛仿制中国铜镜③ Е.В.巴里诺娃：《中国物质文明对前蒙古时期中亚与南西伯利亚本土化进程的影响》，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分析研究所，2011年，第450页。 。中世纪早期诸多突厥人的坟墓曾出土有孔的残破铜镜，这些残破铜镜可能是一种悬挂式护符。同时应当说明，在坟墓中，上述残破铜镜都是放置在死者的头部旁边④ А.А.季什金、Н.Н.谢廖金：《铜镜是阿尔泰古代与中世纪史的史料（据国立阿尔泰大学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藏品）》，巴尔瑙尔：阿兹布卡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在断代为15世纪—18世纪的雅库特人的坟墓出土的贵重随葬品中，常常有圆形银饰牌“太阳”，这些银饰牌“太阳”大多是放置在死者的头顶处⑤ Р.И.勃拉维娜、В.В.波波夫：《（15—19世纪）雅库特人出殡与追悼的一整套宗教仪式：传说与传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6页。 。
原本想一心做发明的米加去了城市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我又给学生出示了两张图。第一幅是一个魔法师，第二幅图是鼹鼠一家在看电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学生对此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人说是米加遇到了魔法师，发明的梦想得以实现；有的人说是魔法师让米加受尽了苦头……那书中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学生们很愿意去书中寻求答案。阅读童话不仅仅在于读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更大的乐趣在于孩子们可以借助插图来展开自己的想象，活跃思维，从猜读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和更大的收获。在课堂教学中，我就充分利用了书中的插图，巧妙地设疑，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让学生在猜读中获得了更多的乐趣，产生了更加浓厚的阅读兴趣。
这些来自中国的输入品如此顺畅地与雅库特人的萨满活动融为一体，以致今天难以区分得开这些来自中国的输入品是在古代就替代了地道的雅库特制品，抑或是雅库特人自己制造出上述输入品的仿制品。例如，在萨满法衣上缝缀的金属挂件当中，有一种是缝缀在法衣肩膀处的当中有孔的圆形铜饰牌，其直径5厘米，雅库特语称之为“约柳尤—卢奥—巴雷根恩”，其字面意思是：“死龙鱼的肾”⑦ А.А.萨文：《雅库特民族学札记》，雅库斯特：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文科学研究与北方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所手稿部，Ф.4，Оп.12，Д.48，1935-1941年。 。据某些传说，下界的主神是罗汉爷爷与罗汉奶奶。А.Н.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这些传说指的是龙；在中国的神话中，龙居于主位⑧ Н.А.阿列克谢耶夫：《19—20世纪初雅库特人的传统宗教信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99页。 。完全可能是这样：在雅库特人的心目中，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中国铜钱和神话中的龙的形象都与相距遥远的中国联系在一起⑨ А.П.奥克拉德尼克夫：《并入俄罗斯之前的雅库特历史》，雅库斯克：雅库特国立出版社，1949年，第439页（《雅库特史》，第1卷）。 。В.Л.谢罗舍夫斯基写道：“雅库特人是了解中国人的：中国人居住在遥远的南方；流传有许多关于中国的童话故事；雅库特人把中国的皇帝称作‘大汗’”① В.Л.谢罗舍夫斯基：《雅库特人民族学研究经验》第2版，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376页。 。不管怎么说，当雅库特萨满祭祀时，中国的中间有方孔的圆形铜钱是作为一种辅助法器。
图一
a—缝缀在萨满巫师法衣上的铜镜，系东北联合大学М.К.阿穆莫索夫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收藏品，其编号为：КП-2б,308/1。
b—变形铜镜的镜面展开图；铜镜复原全图。
铜镜。从前，对于西伯利亚与远东的通古斯—女真萨满和突厥—蒙古族萨满来说，铜镜是祭祀时不可或缺的法器。据蒙古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对于萨满的概念，铜镜是天上的工匠制造的，制成后扔到了人间② Т.М.米哈伊洛夫：《布利亚特萨满教历史（自远古至18世纪）》，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20页。 ，这部分说明了铜镜的起源悠久。萨满的法衣上缀有两面铜镜：一面缀在法衣的前胸处，另一面缀在法衣的后背上。东北联合大学М.К.阿穆莫索夫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通古斯萨满穿过的法衣，上面缀有一面中国铜镜（图一），这面铜镜的镜面弯曲了（图一：а），下部裁掉了一块，可能是为了减轻重量，也许是为了弄下一点铜。如将该铜镜复原，其直径约18厘米（图一：b），铜镜的周边围绕着两道凸棱（每道凸棱宽0.35 厘米，高0.2 厘米）；两道凸棱之间是一道宽0.6 厘米—0.85厘米的浅沟。铜镜正面光洁，没有任何标记与划痕。在铜镜的背面上残留着由四个汉字组成的铭文：“五子登科”这四个汉字呈十字形排列，读这些字的次序为：上、下、右、左。每个字位于尺度为4×4厘米的方框当中。
图二 中国山东省聊城市博物馆收藏的铜镜
作者简介：赵敏荣，女，陕西西安人，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机械基础与化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程图学。
该铜镜上的铭文保存不佳，全然不能与其他铜镜上的铭文相比较，但是残留的铸字还是有特点的，尤其是“子”字的一横与中国山东省聊城市博物馆收藏的断代为14世纪—16世纪明代铜镜（图二）上的“子”字的一横相似① 孔祥星：《中国铜镜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952页。 ，也与出土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铜镜上的“子”字的一横相似（该铜镜现收藏于艾米尔塔什国家博物馆）② Е.И.卢鲍-列斯尼钦科：《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由外国输入的铜镜·论南西伯利亚古代先民的对外联系·文章附录》（东方民族文化：资料与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70页。 。
铜镜弯曲变形的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为了增强叮当作响的音响效果，或者为了用于举行某种仪式。
在14世纪—16世纪早期雅库的特库伦文化时期，雅库特人得到了中国制造的珠子，其中包括软玉珠子、黑色琉璃球与白色琉璃球① Р.И.勃拉维娜、В.М.季亚科诺夫：《中世纪早期（14—17世纪）雅库特人殡葬的特点》，《东北人文科学学报》2015年第3期。 。雅库特人很可能是经过复杂的多道转手易货贸易才得到上述物品的；雅库特人与通古斯人以货易货；通古斯人与女真人以货易货；而女真人与汉族人以货易货。以上所述也可部分证明，为什么雅库特人的珠绣技术与阿穆尔河沿岸诸民族的珠绣技术相似② А.В.斯莫梁克：《阿穆尔河下游地区与萨哈林民族的传统生产与物质文化·民族起源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46页。 。然而，不能排除雅库特与中国可能有直接的贸易往来。1668年，曾有这样的消息从雅库斯克传到莫斯科：“龙的传人与……贡民”③ 所谓“贡民”是指15世纪—18世纪时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各族人民当中的必须向沙俄政府缴纳毛皮贡税的人——译注。 做买卖：用银制的饰牌、弓、长袍、宝石及其他商品换取贡民的紫貂；龙的传人请购货欠款的贡民到达斡尔去，到结雅河及其支流那边去；雅库特人打听到了贡民们想要迁移的地方④ 《17世纪（1608—1683年）俄中关系》，第1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第614页。 。1695年呈送沙皇的禀文中写有这样的话：巴图鲁斯科耶乡的雅库特人抛家舍业投奔到了中国方面⑤ С.А.托卡列夫：《17—18世纪雅库特人的社会制度》，雅库斯克：雅库特国立出版社，1945年，第414页。 。
作为妇女胸饰的圆形银饰牌也称作“太阳”，具有护佑作用，男人革带上的圆形银饰牌也称作“太阳”。据民俗学资料，男人作战时穿戴的铠甲上的护胸银牌也称作“太阳”⑤ Ф.Ф.瓦西里耶夫：《雅库特人的军事》，雅库斯克：“比奇克”民族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224页。 。据考古学资料，无论妇女的帽子上，还是男人的革带上，都有圆形银饰牌。妇女帽子上的圆形银饰牌（图三）的直径为8 厘米—16 厘米，男人帽子上的圆形银饰牌的直径为7 厘米—11 厘米。所有出土的饰牌都是银制的，它们当中都有个铜制的镂空小饰牌，其中的一些小饰牌刻有曲线纹或植物纹⑥ И.В.康斯坦丁诺夫：《18世纪雅库特人的物质文化（据殡葬材料）》，雅库斯克：雅库特书籍出版社，1971年，第212页。 。“太阳”被赋予特殊的仙法；尤其在举行与女神艾厄瑟特（产妇的守护神）有关的仪式时，“太阳”会显示出它的护佑作用① А.И.萨夫维诺夫：《19—20世纪初雅库特人的传统的金属饰物·社会历史民族学研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
在传统的祭祀活动中，外族的物质文化制品获得了特殊的内涵；来自中国的输入品被认为极有价值，常常被奉为敬神的祭品。А.А.波波夫记录下来的，维柳伊地区从前曾有这样的萨满信条：祭祀时，要把红头巾和彼得大帝一世银卢布或巴维尔一世银卢布供奉给北方的凶神恶煞⑤ А.А.波波夫：《原维柳伊地区萨满巫师的巫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4页。 。萨满对北方的凶神恶煞念念有词：“你，勇敢无畏，像烟斗里冒出的青烟飘走吧！我将献给你鲜红的绸头巾……银币，请你离开吧！多姆！”然后，旁边的人递给萨满一个桦树皮缝制的小口袋，萨满把红头巾和银卢布装入小口袋，再用事先备好的桦树皮裹好，然后吩咐旁边的人将其放到僻静的干燥处⑥ А.А.波波夫：《原维柳伊地区萨满巫师的巫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4页。 。
图三 雅库特妇女帽子上的饰牌
在纹样方面，雅库特人的饰牌“太阳”与铜镜是相似的。У.伊奥汉先认为，饰牌“太阳”的纹样的基本组成部分源于中国表现天体的“最普通的纹样”：其形如十字形涡纹，涡纹末端是四、八或十二个尖角，即所谓的“羊角纹”。这位女学者还指出，雅库特人和西伯利亚的其他游牧民族的人同中国人对于时间划分和方位划分是相似的。例如，雅库特人认为，方位划分为八个方位（四个基本方位和四个中间方位，即：东、西、南、北和东北、东南、西北、西南）。按照她的说法，雅库特人的圆形银饰牌“太阳”的外圈上的纹样就是中国表现天体的纹样，象征云朵① У.伊奥汉先：《雅库特人的图案装饰艺术：史学——民族学研究》，雅库斯克：“贡品—钻石”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
图四 汉加拉斯克区出土的残破铜镜
图五 中国淮河流域出土的№176铜镜
在方志学学者П.Р.诺戈维奇的私人藏品中，有一件残破的中国铜镜，是2014年在雅库特汉加拉斯克区埃尔凯尼河谷地挖土方时偶然发现的，其尺度为6.2厘米×4.0厘米，厚0.3 厘米，残存部分较好（图四）。残镜的直径为3.7 厘米。在铜镜边沿的里侧，是由一截一截的方块形组成的条带。残镜上只留下三截方块形；因多次拓印和重复浇铸，方块形已经畸形，上面的铸字已不能识读② 如果把雅库特仿制的铜镜与形制相同的中国原产铜镜相比较，例如和中国淮河流域出土的№176铜镜相比较，一眼就可看出，中国原产铜镜的各部位的纹样很清晰，而雅库特仿制铜镜的各部位的纹样全都是模糊的。 。
该铜镜上的由一截一截的方块形组成的条带的两侧各有一道较窄的环形条带，这两道较窄的环形条带都是由一条条平行斜线构成。里侧的较窄的环形条带围绕的图案是由12 个尖角外凸的弓形组成（现残存9 个弓形）。弓形图案当中是一窄圆圈，圆圈中间是铜镜的凸起的镜钮，该镜钮与圆盘铸为一体；镜钮长1.2 厘米，中央部分宽0.9 厘米，高1.0 厘米，镜钮孔的尺度为0.6 厘米×0.7 厘米。镜钮四周的窄圆圈与弓形图案之间有由四条凸线构成的短条带和向右弯的形如逗号的曲线，上述短条带与曲线相互等距隔开。
鉴于中国乳制品进口的现状以及国内乳制品的生产和供应能力，为了进一步优化中国乳制品的进口贸易并促进本国乳制品行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中国乳制品的进口需求弹性。通过对中国乳制品进口弹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乳制品的进口价格和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乳制品的进口需求量，乳制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以及收入的增加都将拉动中国乳制品进口需求的增长，但是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于收入弹性，即显示中国乳制品进口需求对收入变化更为敏感。从长期来看，收入对乳制品的进口影响更大。同时，价格的变化也影响乳制品的进口需求，但这种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就西伯利亚突厥—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来说，该族的人们认为，金属的声响意味着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这种声响具有特殊的驱邪避灾的法力。小铜铃铛广泛用作儿童和妇女服装的饰物，也用作马具的饰物。雅库特制作的小铜铃铛的下部通常有狭窄的十字形豁口。
此时段适宜的土壤湿度为田间持水量的70%～80%，麦田一般不能干。当土壤湿度>85%或<60%，都对小麦的灌浆成熟不利。充足的光照条件对粒重的贡献较大。
例如，位于江苏省胡场村附近的№5墓出土的一只Ⅲ型铜镜（按岗村秀典的分类）。对其断代的根据是随葬的一个不大的木牌位上写有下述时间：墓主殁于公元前71年，翌年下葬。还有，河北省定州市（原称定县）附近的№42墓出土了一面与上述类型相似的铜镜，与这面铜镜同时出土的竹简上面写有年代，其中最晚的年代为公元前56年，据此确定了筑墓时间的下限。据中国史册记载，死者为中山怀王刘修，殁于公元前55年。筑墓时间与中山怀王刘修死去的时间可以证为同一。还有一个例证：1924年，在朝鲜平壤西南大同江对岸，原平壤南道大同县大同江乡石岩里附近的乐浪时期的一座坟墓出土了一面Ⅵ型铜镜（据岗村秀典的分类），该铜镜断代为公元6年，其根据是该铜镜条带上的铭文标示的年代。
据传说，萨满能够施法祛病。施法时，萨满向病人的病痛部位躬身，吸气，像是吸了一口水含在嘴里，接着发出漱口的声响，然后三次做出好似把含在嘴里的“水”吐出的动作，并大喊“多姆！”其意思是咒语念完了③ А.А.波波夫：《原维柳伊地区萨满巫师的巫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4页。 。Д.Е.库拉科夫斯基解释说，当萨满低声唱完特殊的萨满咒语，吐出含在嘴里的有益健康、能治病的“水”，才高声喊出“多姆！多姆！多姆！”④ А.Е.库拉科夫斯基：《诗歌》，雅库斯特：雅库特书籍出版社，1978年，296页。 。有相当多的雅库特人广泛地认为雅库特这个名称具有宗教含义，并认为中国铜钱在宗教仪式上能发挥具有特殊的法力。
表1 汉代铜镜类型
如上所述，出土于汉加拉斯克区埃尔凯尼河谷地的残破铜镜的原型属于汉代铜镜类型之一。然而，却难以确定雅库特仿制的这面铜镜上的铸字属于何种书体，因为该仿制铜镜上的铸字已完全不能识读。但是，据镜钮基座顶部的形状判断，这件残破铜镜的原型很可能属于Ⅲ-Ⅵ型，即断代为公元前1世纪前半期至公元1世纪前半期，是西汉铜镜的复制品。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钻石与贵金属地质研究所物理—化学分析方法部（位于雅库特市）的科研人员С.К.波波娃运用JEOL JSM-6480LV型电子扫描显微镜对上述铜镜进行Х 光射线光谱分析。分析时，加速电压为20 千伏，探头电流为1.10毫安。对铜镜上的五个点作了分析，其中四个点选在铜镜的背面（其中三个点选在镜钮上，一个点选在弓形图案部位）；另一个点选在铜镜的光洁正面。据对上述五个点测得的平均数据得出了铜镜所含的金属与半金属成分（重量百分比）：铜42.743%；锡21.526%；铅12.126%；锌3.539%；镁0.46%；铝0.304%；砷0.12%；铁0.21%。其余的成分可能是从土壤渗入铜镜中的氧化物成分：氧14.826%；氯1.916%；硫1.11%；硅1.008%；钙0.426%；磷0.343%；钾0.097%。据上述分析判断，铜镜是用铜、锡和铅制成，合金中的主要成分是铜，此外还含有锌，以及微量的镁、铝、砷和铁。
出土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断代为10世纪—14世纪的铜镜是以西汉铜镜为样本仿制的；И.В.鲍格达诺娃-别列佐夫斯卡娅对这些仿制铜镜的成分所作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铜镜的成分明显有别于早期铜镜的成分；换言之，仿制铜镜的原料配方不同于早期铜镜的原料配方：仿制铜镜所含的铅和锡多，砷只有微量① Е.И.卢鲍-列斯尼钦科：《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由外国输入的铜镜·论南西伯利亚古代先民的对外联系·文章附录》（东方民族文化：资料与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70页。 。
③ 治安维持法，为惩处以国体的变革和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结社组织者和参加者的法律。大正14年(1925)制定，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而废止。
铃铛。铜铃与小铜铃铛是西伯利亚萨满的主要标志物。按А.Н.阿列克谢耶夫的说法，铜铃与小铜铃铛的功用是吁请神灵作为助手② Н.А.阿列克谢耶夫：《西伯利亚操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分布比较调查的经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33页。 。雅库特的萨满法衣上缝缀有1—3只铜铃或小铜铃铛。
2013年，К.Д.乌特基纽尔宾斯克民族友谊博物馆收藏了一只有中文铭文的小铜铃铛，这只小铜铃铛出土于维柳伊河右岸上的秋恩佳佳村以西200 米—300 米处的采石场附近。这只小铜铃铛的直径2.5 厘米，耳的尺度为1 厘米×1 厘米（图六）。在中国国内与国外（包括远东与西伯利亚）都曾出土形状与纹样相似的小铜铃铛。伊尔库斯克边疆区博物馆收藏的萨满穿过的法衣和用过的小铜铃铛肯定是有意义的。上述法衣是外贝加尔涅尔钦斯科耶县布利亚特萨满穿过的，断代为19世纪末③ О.А.切尔年夫斯卡娅编：《萨满巫师的服装（图册—目录）》，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出版社，2004年，第80页。 。从小铜铃铛来说，无论是形状，还是纹样，它与К.Д.乌特基纽尔宾斯克民族友谊博物馆收藏的小铜铃铛完全相同。
两个小铜铃铛的两面都有由两个汉字组成的铭文，读该铭文的次序是由上往下；小铜铃铛两面的铭文是完全相同的吉祥话：“全兴”（时时高兴，愉快，十分高兴，万事如意等意思）。第一个字相当好认，是“全”字，没有任何疑难。第二个字是“兴”字，笔画写得稀疏，与《金石文字辨异校释》（1810）所载的这个字的别体相近似④ （清）邢澍原著，时建国校释：《金石文字辨异校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15页。 。此外，两个小铜铃铛上的铸字“兴”已扭曲，可能是因多次重复铸造所致：铸字“兴”的一竖变成了圆圈儿。
图六 纽尔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丘恩加加的中国小铜铃铛
看来，该残破的铜镜是一件以西汉传统铜镜为样本一再重复铸造的仿制品。据独特的形如连续的弓形图案、由铭文组成的条带，以及镜钮的基座，可以判断出这面铜镜的原型及其时代。据专门的文献记载，从传统来说，铜镜所属的类型是以铜镜上面的铭文来命名，如：日光镜、照明镜，等等。显而易见，只作上述分类，不足以进一步应用于对东亚地区出土的中国铜镜进行类型研究和进一步详细分类，因为上述分类起码没有考虑铸字书体的差异。因此，日本学者岗村秀典提出的分类法和年表很适用。按照他的分类法，我们认为雅库特出土的铜镜属于原型（图五），条带上的铸字的书体十分规范，是绝无仅有的一类。这种款式的铜镜称作“异体字铭带镜”。依据年表和铸字的书体变化，岗村秀典将铜镜划分为六种类型（表1）① 冈村秀典：《西汉铜镜编年与样式》，京都：史林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 。我们说，这些铜镜的断代是确实可信的，是以与其一同出土的遗物的断代为根据。
祭器。木制的盛酸马奶酒的大高脚杯是雅库特人欢度“厄萨阿赫”⑤ 雅库特人夏季的盛大节日，届时人们向天上的诸神祈祷，请求赐福——译注。 这一盛大节日的不可或缺的标志物之一。雅库特人把这种大高脚杯称之为“乔隆”。“乔隆”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锥形底座，一种是有三条腹足（这一种有时做成马蹄形）。А.Н.阿里克谢耶夫认为，前一种类型是匈奴的铜锅变型；В.А.基谢里认为，具有三条腹足的“乔隆”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用黏土烧制的有三条腹足的称作“鬲”的器皿有关① В.А.基谢利：《雅库特人的“乔隆”（有三条腹足的器皿）及其起源》，《民族学》2003年第6期。 。后来，“鬲”这种器皿流传到中亚和南西伯利亚，以及直接靠近雅库特南部边界的外贝加尔② Н.А.阿列克谢耶夫：《论雅库特的“乔隆”（有三条腹足的器皿）及其起源》，《东北人文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上述说法的证据是：14世纪—16世纪早期，在雅库特的属于库伦—阿塔赫斯卡亚文化的村落址曾出土黏土烧制的有三条腹足的器皿，以及雅库特人在20世纪初期以前曾使用各种有三条腹足的陶制器皿。
А.Н.阿里克谢耶夫指出，中国的“鬲”与雅库特的“乔隆”在语义方面是相似的。众所周知，考古文献称之为“鬲”的器皿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在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鬲”是一种为庆祝丰收而举行祭祀时广泛使用的器皿；而“乔隆”是雅库特人欢度“厄萨阿赫”节日使用的器物，庆祝谷物丰收和人丁兴旺③ Н.А.阿列克谢耶夫：《论雅库特的“乔隆”（有三条腹足的器皿）及其起源》，《东北人文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应当指出，雅库特人的坟墓鲜有“乔隆”出土。有些“乔隆”饰有普通的几何纹样。从其形制来说，这些饰有普通几何纹样的“乔隆”与传统的盛酸马奶酒的器皿大不相同，最明显之处就在于它们的嘴比器腹宽许多。令人感兴趣的是，“乔隆”这种器物在墓址里的埋放位置：在麦赫基—汉加拉斯科伊区的季奥尔戈氏族墓址里，是把上述器皿的下半截埋在两座坟墓之间；而在阿巴拉赫氏族墓址里，是把上述器皿的下半截埋在坟头之上④ Р.И.勃拉维娜、В.В.波波夫：《（15—19世纪）雅库特人出殡与追悼的一整套宗教仪式：传说与传统》，新西伯利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6页。 。这些坟墓断代为18世纪，看来，上述情况是下葬时要举行某些特殊仪式的佐证。
中国与雅库特之间的历史——文化交往
通过上述输入的祭祀用品还能研究西伯利亚与远东东北部的传入中国器物的问题。据雅库特的金属饰物“丘恩”（太阳）的形状、装饰纹样及语义判断，雅库特人自身的文化继承了中国的古代传统，这也可能是直到开发雅库特之前，雅库特的先人长期积累形成的。通过研究与中国青铜器时代陶制的“鬲”相似的雅库特的“乔隆”的起源也证实了雅库特人的文化继承问题。在外贝加尔经常出土属于石板墓葬文化与匈奴文化的具有三条腹足的陶器。
同时应指出，在雅库特境内曾存在匈奴或匈奴—鲜卑的影响，其证据就是出土于乌拉汗—谢格连尼亚赫村落址的“五铢钱”。学者认为，西伯利亚出土的上述铜钱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期间匈奴扩张疆域有关⑤ Н.А.阿列克谢耶夫：《雅库特境内早期的游牧民族》，《М.К.阿莫索夫东北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在中世纪，中国的器物及其仿制品源源不断地传入雅库特，当地出土的西汉铜镜残片和北宋铜钱就是例证。
“五子登科”在中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五代时，一位名叫窦禹钧的人，因其出生于燕山，又称窦燕山。窦燕山以自己的五个儿子闻名于世。由于严格的父教和家教，五个儿子全都金榜题名，官居要职。《宋史》载有窦禹钧的长子窦仪的传略。《三字经》言简意赅地记述了这一故事。
雅库特萨满的法衣上缝缀金属圆形饰牌是有意义的。缝缀在萨满法衣后背上的铁制圆形饰牌当中有一个小铜铃铛；这个铁制圆形饰牌用于遮护“后背上的眼睛”，这只眼睛是这个人最脆弱的部位。据迷信传说：如果萨满失掉了“后背上的眼睛”，那他就会丧失体力并可能因此死去。应说明的是，图瓦人把缝缀在法衣背后处或前胸处的萨满铜镜称作“丘恩”，其字面意思是“太阳”，即象征太阳③ С.И.瓦英恩什捷英：《图瓦人的萨满教》，《第7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代表大会·莫斯科·1964年8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12页。 。萨满所穿法衣的两个前襟不缝合在一起，“太阳”缝缀在右前襟的下摆上。“太阳”标志萨满属于太阳世（即中界），是萨满去下界的引路牌，并具有神奇的辟邪功能。称作“月亮”的金属圆形饰牌既有铁制的，也有铜制的；“月亮”缝缀在萨满法衣的左前襟的下摆上，与缝在右前襟下摆上的“太阳”相对称。当萨满从下界返回时，“月亮”为萨满照路④ Н.А.阿列克谢耶夫：《西伯利亚操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分布比较调查的经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33页。 。
1.布置课后任务。布置课后任务应注重探究性、合作性、实践性，任务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书面任务和实践任务、课内任务和课外任务的结合，也可以是个人任务和团队任务、分项任务和综合任务、学科内任务和学科外任务的结合。例如：消费税正常销售纳税申报的课后任务，可以是网上搜索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观看视频“税改下一步或将锁定消费税”；预习金银首饰消费税的纳税环节和鼓励小组或社团去税务局或首饰商场调查消费税纳税申报情况；学生填写《企业纳税模拟实训》，综合项目静海公司消费税申报部分和单项训练项目东跃集团白酒消费税申报表的填写，等等。
1689年开放了尼布楚市场，1728年设置了恰克图边境站。从此，从中国输入的物品更多了。断代为18世纪的雅库特人的坟墓出土了黑色琉璃球、白色琉璃球、蓝色琉璃球、中国制作的棉布服装、服饰、丝巾、漆器（个别上面有汉字）、烟叶、烟袋、铜钱等。此外，从中国输入萨满用于施展法术的物品，还输入物质文化奢侈品。有许多事实证明，从中国输入的奢侈品的买主都属于社会富有阶层，例如，А.П.奥克拉德尼克夫曾调查过阿尔兰加尔斯诺耶墓址，此墓址位于极圈附近的勒拿河下游左岸15公里处的称作阿亚基特的地方。
为了实现双线转诊的无缝连接，四川省医规定，双向转诊患者出院后，患者居住地如属医院签约医联体基层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辖，医院将自动下转患者基本信息到居住地所属基层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该医疗机构对患者进行随访治疗及慢病管理。
在该墓址出土的遗物中，除了当地制造的物品和抛光的白色软玉戒指（这种戒指与黑龙江沿岸民族流行的戒指很相似），还发现在死者的胸骨部位放有完整的绣着回纹的中国丝绸衣服，以及绣有天蓝色珠子和蓝色珠子的两块呢料⑥ А.П.奥克拉德尼克夫：《1942—1943年对勒拿河下游地区（自日甘斯克至库马赫-苏尔特）考古调查的报告》，《连斯克古迹》第2辑，1946年，第187页。 。在纽尔宾斯克耶区，葬在维柳伊河畔的厄纳赫·萨瑟厄塔墓址里的死者都是着黄色丝绸衬衫、呢料裤子和机器缝制的绣有珠子的厚布鞋。随葬品中有中国丝绸长衫、非雅库特制造的带圈足的小木碗儿（圈足上尚有残余的油漆）、四楞长颈大玻璃瓶，以及工厂制造的铜茶壶（铭牌上标注：1732年制造）。在一座坟墓中发现了50捆灰鼠皮、1条红狐皮和一整套马具。在这座坟墓以西24.5 米处的地下埋着四匹马⑦ И.В.康斯坦丁诺夫：《雅库特人以马殉葬（雅库特人起源的新资料）》，《古代雅库特文化遗存（勒拿河沿岸地区考古考察论文集）》，雅库斯克：雅库特书籍出版社，1970年，第184-197页。 。葬在这座坟墓里的死者在世时肯定是富豪，大概是一位毛皮商。自18世纪70年代起，在雅库特人使用的殡葬用品中，从中国输入的制品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从俄罗斯输入的制品取而代之。
总之，雅库特远离古代商路，远离中亚与南西伯利亚的商贸与文化中心，囿于自然气候条件，与世隔绝，大大局限了中国文化对当地传统发生巨大影响的可能性。在雅库特人的文化活动中，来自中国的制品全都用于某些祭祀活动。当匈奴在中亚处于强势时期（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和前蒙古时期，是以黑龙江沿岸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通古斯—女真部族与蒙古部族为中介，移植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点。正是在上述情况下，由于屈从于迷信的观念与信仰，常常剥离掉输入的中国制品的原本的功用，而塞进新的内涵，并用当地的工艺与新材料制造仿制品。随着雅库特被并入俄罗斯以及俄中贸易发展，中国商品在土著民族的经济与物质文化活动中所占的数量和比重大大增加，18世纪时雅库特人使用的殡葬用品就是佐证。
结 语
如上所述，雅库特出土的中国制品在许多情况下被当作举行宗教仪式的必需品，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如此利用外族制品是独特的。由于外族的制品罕见，常常落入祭祀主办人乃至司仪之手，而供奉神灵的祭祀物品逐渐被塞进新的宗教内涵。随着时间推移，某些祭祀物品不用了，代之以仿制品。例如，当祭祀活动时，雅库特萨满原本使用中国铜钱，但从18世纪起，中国铜钱被俄罗斯的银卢布和德国的筹码取代了。围绕着出土文物杜撰出了神话，例如，雅库特人称之为“太阳”和“月亮”金属圆形饰牌的造型就是源于圆形铜镜。千百年来，雅库特人以上述出土的中国铜镜作为样板，把自己的象征符号编排得尽善尽美，说自己是崇拜太阳神的民族。完全可能是这样：从中国输入的器物支持已然创造出的形象、传统、中国铜镜等金属器物在宗教仪式中的一系列功用及其在宗教仪式中发挥核心作用。雅库特的民众不是中国输入品的单纯消费者，不是盲目地将其当作现成的样板加以仿制，而是对其进行创造性思考并在坚持自古以来自有传统的条件下，给来自中国的输入品注入新的宗教神话内涵。
中图分类号 ：K8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 - 434X (2019) 02 - 0106 - 12
作者简介 ：
[俄]Р.И.勃拉维娜，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文与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所考古学部主任，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远东考古；俄罗斯雅库特自治共和国，雅库斯克。
计算机作为高新技术应用，对于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及计算机技术水平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极域多媒体电子教室软件应用，对解决计算机基础性教学的诸多难题有一定的帮助，使学生在计算机知识学习方面，不再受到基础学习环境及知识学习能力的限制，实现对学生计算机知识的立体化教学。通过理论知识讲解与教学实现对学生计算机知识的掌握能力及应用能力进行深度提高。
[俄]В.М.季亚科诺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文与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所科研人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远东考古、民族；俄罗斯雅库特自治共和国，雅库斯克。
[俄]В.П.扎伊采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手稿研究所远东部（圣彼得堡）科研人员。
[日]枡本哲，日本大阪省公署教育管理处文物保护部公务员。
杨振福，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俄罗斯考古学；辽宁，沈阳，110031。
责任编辑： 孙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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