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不确定性与应急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深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应急管理的本质是应对由各种不确定性而演化出的社会后果(公共危机)。风险社会中，自然与传统的“终结”共同形塑了新的科学认识与政治议程，对于“多安全才算安全”这类问题的回答似乎变得更加复杂，风险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让人们深感“不安”与“无序”。似乎一旦出现造成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就必会出现谣言，进而引起社会恐慌行为。例如，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蔓延期间抢购“板蓝根”，2009年甲型流感(H1N1)爆发期间抢购大蒜，2011年日本核泄漏危机期间抢购碘盐，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的是不确定性对人类社会系统的影响，也是对政府应急管理的严峻挑战。
一、风险及其社会放大：从不确定性到社会恐慌
不确定性与风险感知是灾害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二者在区分上是模糊的，在文献中常常存在不确定性与风险互换使用的情形。富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风险、利润与不确定性》一书中将不确定性划分为可度量的不确定性与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并使用“风险”指代前者，而“不确定性”则常常指代后者。二者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前一种情况下，在一组事例中(通过计算的先验概率或以往经验的统计)，结果的分布是已知的；在后一种情况下，结果分布是未知的，因为所涉及的情况具有惟一性，对实例进行分类是不可能的。”①在奈特看来，风险更加具有“客观概率”的特征。长期以来，可计算性(calculable)一直成为风险定义与研究的核心要素，并主宰着保险学的研究和保险业的实践。
风险真正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则源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以核能为代表的环境议题的兴起，对风险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了风险感知与风险沟通为中心的更广阔领域。
第一，基于认知(cognitive)视角的风险感知。早期风险感知研究被心理测量所主导，在心理测量范式下，风险感知不限于纯概率和结果，各种影响个体心理的复杂社会要素也纳入到个人风险感知中，风险不再仅仅是专家意见和判断。正如费什霍夫(B.Fischhoff)指出，这种范式摆脱了“二元”的风险认识而进入更复杂的领域。②该范式从心理视角提出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描述风险感知，却没有对面临风险时人们的信念、行为等做出理论阐释。
第二，社会—文化视角下的风险概念再认识。该研究视角认为，人们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认识与所处社会背景有关。道格拉斯(M.Douglas)和威尔达夫斯基(A.Wildavsky)基于文化视角，指出风险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与群体依据自身的文化价值对危险的阐释；他们将人们的风险态度划分为个人主义、宿命论、等级主义和平等主义等类型。③文化视角虽然将风险认识提升到了全球文化层面，却忽视了社会政治层面的风险认识。随着以贝克(U.Beck)、吉登斯(A.Giddens)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的出现，风险研究通过社会视角进入了以风险社会为主轴的崭新领域。他们通过对西方国家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指出伴随着晚期现代化(late-modern)的完成，出现了无处不在(all-percasive)、不可见的(invisible)新风险，且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incalculable)。
第三，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理论。无论是心理学的风险感知研究还是社会—文化视角的风险研究，它们都固守在各自领域而缺乏对风险的整体、动态认识。将风险纳入到整体性、动态性的认识，并弥合心理测量范式与社会—文化视角分歧的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它揭示出“信号”(signals)进入过滤过程(filtering process)后必然受到科学家、媒体、政治系统、利益团体等构成的“放大站”(amplification stations)的影响，从而形成风险的加剧(intensification)与衰减(attenuation)。它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危险(hazards)与事件(events)受到社会过分关注而有些却被忽视，也解释了有些事件所导致的常常超出其本身影响范围的次生“涟漪效应”(ripple efforts)。④
至此，风险的可计算性已受到严重质疑，比如风险社会中前所未有的灾难，在数据层面难以满足精算要求；⑤也陷入了风险管理“低概率—高损失”的困境等。于是，“风险的概念同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的概念难以区分”，⑥风险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即未来变化的指向、程度、概率、结果都难以准确预计，因为风险不仅仅受到事件自身影响，同时还嵌入在社会背景中而变得更加不确定。正如风险社会理论所揭示的风险具有许多新特征，即产生原因复杂性、不可预测与潜藏性、影响不限于时空与阶层、难以察觉性、人类自身制造性。可见，风险社会是一个更多不确定性与社会恐慌的时代。
核技术、基因科学、全球气候变化、非典型性肺炎(SARS)、甲型流感(H1N1)、疯牛病(BSE)等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当问题出现时人们甚至缺乏对它们的基本知识，社会恐慌行为便会出现。社会恐慌的实质是人们对于安全议题的关注，当从“我饿”进入到“我怕”时代，人们会寻求回答“多安全才算安全”；而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对安全问题的回答因缺乏科学与信任支撑而变得更加复杂。正如有学者指出，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恐慌其实是一种“人造恐慌”(synthetic panic)，即新技术、科学的自我毁灭、失控、禁忌知识(forbidden knowledge)所带来的失序。⑦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又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恐慌的出现还受到社会建构的影响。如果将突发事件如“核泄漏”放到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核泄漏作为一个风险信号进入到大众、科学家、媒体、政治系统、利益团体等构成的过滤系统中，这些“过滤站”中的每个主体都起着重要作用。消减不确定性的科学系统崩溃、大众传媒系统推波助澜、政治系统影响力耗散、个别利益团体的利益驱动，这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社会恐慌行为的出现。“我怕”的出现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而风险的社会建构则放大或消减了社会恐慌程度。从不确定性到社会恐慌实质是风险社会的必然结果，而风险的社会放大则进一步说明了社会恐慌背后的社会要素作用机制与过程。
二、深度不确定性：应急管理的困境
应急管理是各灾种的共同管理要素，它的职能是减少社会、自然中的各类不确定性对人类的负面影响。在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经济与社会剧烈变迁、愈发复杂的科技系统等背景下，应急管理在面对危机情境时需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决策，而“替罪羊”或“英雄”可能是对应急管理部门的工作评定。显然，应急管理与其他灾害管理阶段的区别在于它更针对“残余风险”(residual risk)⑧演化为危机的应对。残余风险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风险，它是常规风险管理策略所无法消除或被忽视的一种风险类型，它是人类知识体系可以感知到的风险之外的其他风险。残余风险的出现同客观世界和人类主观的共同影响相关。
残余风险的“现实化”给应急管理带来不确定的压力，而危机应对能力较强的体系可能暂时依靠以往的经验知识与学习能力解决某一种残余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但是，更糟糕的情形是，当多种残余风险带来的多重不确定性同时作用时，人类的应对系统可能走向深度不确定性的“黑洞”。例如，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的大地震、巨型海啸，以及随后而来的严重核泄漏危机，就是多灾种短期共同影响特定社会系统，这是典型的深度不确定性情境，即多种危险源较短期内现实化并共同影响人类系统，从而导致不确定性重叠增加的情境。深度不确定性造成的影响远超出一般不确定性，随着风险的社会放大系统内的多个放大站的“失灵”而导致整个社会进入深度恐慌阶段。在深度不确定性下，科技系统可能崩溃，以往知识与经验无法解释新近发生的状况，或以往的知识本身就是错误的；同时还存在这样的困境，即科技发展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媒体报道因缺乏对所述事实的科学解释力，进一步加剧了大众的恐慌。而政治系统的回应性困境则是导致社会恐慌加剧的直接因素。
政治系统是抑制社会恐慌的主要力量，但政府决策系统与管理程序失灵是深度不确定性带给应急管理的现实压力。应急管理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正式行动体系，显然，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人类无法穷尽一切风险并完全认识它们。危机情境是变化无穷的，而应急管理手段则是相对固定的。这不得不使人们重新审视现行应急系统，并认识到应急管理存在着的困境。人类的灾害应对从早期社会应对走向了政府集中应对，而科层制亦称官僚制是政府为主的大型组织运行的基础，是完成复杂任务和应对特殊情形的保障。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认为，“现代社会中，官僚组织是政治与经济权力拥有者面对内部(经济发展、政治需要)、外部(战争)的问题被创造出来的”。⑨
在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官僚制倾向表现为：其一，政府危机管理目标的明确性。危机的“生命周期理论”将危机分类为发生前、发生、发生后，政府的危机管理目标也被明确为预防、准备、应对、恢复。其二，危机管理中的分工体系。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都有各自的角色，基层政府作为危机处置的第一线，迅速动员应对危机，中央和省级政府主要负责政府间的协调和技术、资金支持。政府内各部门在危机中也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发挥特有的功能以让整个应急管理系统有效运行。其三，危机管理结构的正式性。以政府的组织结构为载体，危机反应系统其实是一个由相互分割的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所组成的正式结构。⑩其四，危机管理的政策、预案、程序的导向性。政府在危机应对中的行为都需要在事先设计好的预案、程序中予以明确，在面对危机时各部门必须按照设定的方式进行反应，否则整个系统都将面临崩溃。总之，政府的危机应对系统有明确的目标和原则、正式的组织结构、各级政府及各部门间的分工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预案、规则、程序、政策对所有的危机管理行为进行“命令—控制”。如果没有这些要素，政府在灾害面前会手足无措。
然而，危机情境带来的深度不确定性足以导致“命令—控制”为基础的应急管理模式无法实现。我们将这种情形称为“情境差距”，即官僚制导向的应急管理体系不能满足实际危机情境下的需要。其中，需要来自突发事件引发的民众需要以及系统完成应对的需要。官僚制在面对危机情境时虽然有其优势，但也暴露出先天不足，由此导致的政治系统的短暂失序也会加剧社会恐慌的程度。“情境差距”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目标差距。有明确的目标并通过“高度理性的组织结构”实现目标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自身风险感知的过程，它取决于政治力量对于风险的感知，关于组织生存的风险可能被放大，但其他风险可能被过滤。管理行为是根据预案所预设的危机情境来进行的，一旦实际情况超出预设危机情境，官僚制体系就会陷入混乱。
其二，结构差距。危机情境下需要有序、高效的组织结构，旧有的结构体系需要迅速转型以面向危机处理，而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开放性不足，协作网络难以迅速形成。
其三，弹性差距。危机反应与组织协调是有效应对危机的两个先决条件，而官僚制组织的高效运行需要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在危机情境下，混乱与压力常常会导致组织停滞甚至崩溃，无法进行有效沟通，出现协调困难。同时，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式执行体系，导致处于危机一线的基层政府自主性低，阻碍了有效危机应对。同时，官僚制的复制性特征造成应对灾害倾向于使用原有的、统一的预案、政策与程序，缺乏管理弹性和创新。
其四，知识差距。面对高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现存知识受到挑战，面对危机情境时原有的决策知识支持系统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会适得其反并加剧危机。
其五，动态差距。随着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全面关注与深入报道，以及以“微博”为代表的即时沟通工具的出现，让民众获取信息更全面、更快速，政府可能与民众同时并等量获取有关危机的信息。如何及时回应危机中动态多样的需求是对政府应对危机能力的挑战。
三、模式再造：深度不确定性下的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的直接损失与社会恐慌共同加剧了灾难的社会影响。传统应急管理模式可以利用“命令—控制”为基础的官僚制组织体系和各类预案来完成对“常态”危机的应对，但该模式在深度不确定性下如何生存并运转是政府成功应对各类巨灾的基础。于是，在深度不确定性下，优化改造当前我国应急管理模式是必然的选择。
1.传统应急管理模式下的策略选择
传统应急管理模式下，延迟策略与横向知识管理策略是比较常见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应对方式。首先，延迟策略。该策略在面对深度不确定性时经常被应急管理部门使用。罗森塔尔(Rosenthal)曾将危机定义为：“人们感知到威胁核心价值体系或持续生存功能的紧急情形并需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来处理它。”(11)可见，构成危机的三个元素是威胁、时间压力、不确定性。一般地，应急管理部门会使用延迟策略以在时间压力下充分收集信息，对现实状况与未来趋势做出基本分析判断。延迟策略是传统应急管理模式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选择，但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知识的作用受到限制，延迟策略成了一把“双刃剑”，可能“转危为安”，也可能加剧社会恐慌。其次，横向知识管理策略。面对深度不确定性时，信息与科学知识受到限制，从而导致以风险源认定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纵向风险思考方式失效。于是，应急管理部门会寻求横向知识来应对危机，而横向借鉴方式可以分为相似经验与有限决策选择。巨灾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还可能在横向范围内寻找到一些相似事件，而国际国内关于这些相似事件的处理经验是构成此类巨灾事件处理的基本知识和规范。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横向知识与类似经验的学习是应急管理的必要尝试。危机情境下的决策选择可能无法实现最优，而在有限的方案抉择中，可以依据社会成本与收益原则选择最符合现状的方案。
无论是延迟策略还是横向知识管理策略都具有事后干预的特征，它们是基于传统应急管理模式而衍生出来的修补性工具。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人们都已意识到侧重应急反应的危机管理不符合现实需要，在此认识前提下出现了两种理论走向，一种是风险管理，另一种是恢复力建设。威尔达夫斯基(Wildavsky)曾借用生态学术语形容这两种控制导向，即预控(anticipation)与恢复力(resilience)导向。以风险管理为代表的预控导向包括通过预测与预案来消减或消除不确定性，恢复力导向是指系统所具有的稳定性与弹性可保证其在突发事件冲击与不确定性条件下生存并迅速恢复。(12)关于风险管理的研究已相当丰富，而深度不确定性前提下的讨论更侧重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干预策略，因此以恢复力建设为导向是应急管理应对深度不确定性的路径选择。
2.作为一种新选择的适应型应急管理模式
面对深度不确定性时，官僚制为基础的应急管理体系存在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主要表现在残余风险可以使“命令—控制”系统崩溃进而导致整个危机管理系统的失灵。只有有效应对残余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才能提升应急管理系统的能力。传统应急管理体系的官僚制特征明显，试图在应急管理系统中进行一定程度的“去官僚化”(Debureaucratization)是重塑应急管理模式的一种选择。随着社会组织视角的灾害研究深入而兴起的“DRC类型学”(Disaster Research Center，DRC Typology)是关于组织灾害适应的理论，它以“结构—功能”视角对危机情境下的组织变革方式进行论述。通过二维交叉将组织变革区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即维持型(established)、拓展型(expanding)、扩张型(extending)、突现型(emergent)。基于组织结构与形态的转变，恩里克·克兰特利(Enrico Quarantelli)提出了灾害管理中正式组织的去官僚化倾向，并分析了这种变化出现的各种影响因素。(13)随着脆弱性概念(vulnerability)在灾害研究中的广泛使用，基于公共行政与政治学的学者将灾害管理组织视为灾害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恢复力的灾害管理主张，强调构建适应型应急管理体系。
从下图1可见，与“命令—控制”主导的应急管理体系相比较，以脆弱性评估为基础的风险管理被纳入到适应型管理决策环节，面对深度不确定性，基于知识与认识有限性判断，摈弃线性决策方式并建立更具弹性与适应型的决策系统。
图1 “命令—控制”型与适应型应急管理结构比较(14)
适应型应急管理模式改变了以往“命令—控制”型的管理方式，主张在决策参与体系、知识管理、信息流动、组织结构、组织协调等方面优化传统官僚制倾向的应急管理模式。如在组织结构上，主张建立具有高度弹性的组织结构，并且该体系内的组织可以在面对灾害冲击后的短期内实现自我再生(recreating)；在组织协调上，促使资源、信息、权责横向与纵向一致性流动，组织界限实现高度相互渗透；在信息沟通上，公开不确定性现状与知识差距；在组织决策管理上，结合社会科技系统以及社会生态系统将决策过程推向更广视域；在多主体参与上，强调主要利益相关主体进入应急管理组织并进入决策的各个阶段。
四、社会恢复力：面向深度不确定性的根本变革之道
随着灾害社会科学的逐步发展，多学科视角面向的灾害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以“脆弱性”(vulnerability)与“恢复力”(resilience)概念为代表的将灾害置于整合(holistic)传统下的研究拓展了对灾害的认识与研究。一般地，学者们将脆弱性视为导致灾害发生的各种自然与人为层面的因素；而将恢复力视为人类抵御或灾后迅速恢复的能力。前者偏向被动，后者偏向主动。虽然目前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上还存在一定的认识分歧，(15)但是对它们研究的兴起表明了灾害认识已经超越了传统危机范式，而是将灾害的起因、演化置于更宽广的社会领域中予以考量。
当人们讨论灾害发生原因时，脆弱性被经常使用来表示某些系统的风险易感性，自然环境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政治要素、文化要素都被视为脆弱性的基本构成要素。相对于脆弱性概念强调预防与消减不同，恢复力概念则是基于“灾害已经发生”这样的假设之下，从各个社会系统要素层面提升整体社会应对灾害的能力，显然，应对灾害的能力建设是恢复力概念的核心。恢复力概念源自拉丁语中的“resiliere”，意谓“弹回”(bouncing back)，它是指一种返回原先状态的能力。威尔达夫斯基将恢复力定义为“非预期危险成为现实后的应对能力和迅速恢复力”；(16)路易斯·康福特(Louise Comfort)则将恢复力定义为“利用现存资源和技能以适应新的系统和操作环境的能力”。(17)该概念被引入到灾害研究中，并逐步发展出灾害的“社会恢复力”(social resilience)，即人类面对环境变化，适应并维持社会功能的能力，它包括了价值、信念、能力、资源、政策等方面。可见，在社会恢复力建设中社会价值与信念是重要因素。
风险社会中，当应急管理系统陷入到深度不确定性与无序中，社会信任可以作为灾害的社会恢复力之一项基本资源，不确定性越多，越需要社会信任。面临民众在危机情境中的恐慌行为，政府通常会选择风险沟通行为，而风险沟通的基础正是信任。“信息的流动可能减少不确定性、无序性，带来熵减效应，也可能增加不确定性、无序性，加速熵增过程”，(18)而加速熵增过程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信任的缺失。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信任与大众风险感知之间的重要关联性，构建社会信任不但可以减少冲突，还可以让社会管理变得更有效率。
在后信任社会(post-trust societies)中，信任经历了从“经验与熟悉”到现代社会中的“脱域”(disembedded)，系统信任在风险社会中显得更加脆弱。如邻避(NIMBY，Not In My Backyard)冲突中，在城市公共设施选址上，低度社会信任加剧了民众对于不确定性的担忧，从而出现各种抗争行为。(19)又如由于社会信任度的降低，很多人宁愿相信传言，也不相信权威发布的信息。“信任转化为不信任比不信任转化为信任容易”，(20)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从心理学角度将这种现象称为“不对称原则”(the asymmetry principle)。(21)可以说，维持或重建社会信任必然是一个漫长过程，它需要整个社会系统共同努力。就应急管理来说，社会信任的获取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决策机制，鼓励公共决策参与；提升部门管理能力，让民众对应急管理系统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有信心，正如吉登斯定义信任时强调的“信任是对人与系统的可依赖性的信心”；(22)同时在应对深度不确定性时，公共信息必须更加公开、正确、顺畅、快捷的流动。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阐释了事件演化过程中风险被各个社会放大站所放大的过程。面对深度不确定性，理性精神的培育应是社会恢复力建设的重要方面。通过加强教育与科技知识普及来减少那些“被夸大的恐惧”；改进专家系统与民众交流对话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多使用让民众能够用过去经验感知的话语，而非仅仅是那些“冰冷的专业数据”；媒体有报道突发事件的权利，但媒体还要注意到风险报道也可能带来的风险污名化(stigma)效果。
总之，不确定性是突发事件的本质特征，随深度不确定性而来的社会恐慌行为造成的社会失序是对当前应急管理系统的巨大挑战。应急管理是社会应对不确定性的主要工具，它试图将“无序”转为“有序”。本文强调从“命令—控制”型到适应型的应急管理体系转变，从社会脆弱性消减到社会恢复力建设转变。促成这双重转变是社会系统成功应对深度不确定性的关键。
注释：
①富兰克·H·奈特：《风险、利润与不确定性》，王宇、王文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②Fischhoff B.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Unplugged:Twenty Years of Process,Risk Analysis,Vol 15,1995,pp.137-145.
③Douglas M.,Wildavsky A.Risk and Culture: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ral Dang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④Kasperson R.E.,Renn O.,Slovic P.,Brown H.S.,Emel J.,Goble R.,Kasperson J.X.,Ratick S."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 Conceptual Framework",Risk Analysis,Vol 8,1988,pp.177-187.
⑤Tierney K.J.Toward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Risk,Sociology Forum,Vol 14,1999,pp.215-242.
⑥Giddens A.Runaway World: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0,p.25.
⑦Ungar S.Moral Panic Versus The Risk Society:The Implication of The Changing Sites of Social Anxiet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52,2001,pp.271-291.
⑧Handmer J.Emergency Management Thrives on Uncertainty,in Bammer G.,Smithson M.Uncertainty and Risk: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2009,p.232.
⑨Eisenstadt S.N.Bureaucracy,Bureaucratization and Debureaucratiz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 4,1959,pp.302-320.
⑩Comfort K.,L.Managing Disaste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8,p.349.
(11)Rosenthal U.,Charles M.,T Hart,P.Coping With Crises: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Riots and Terrorism,MA:Springfield,1989,p.10.
(12)Wildavsky A.Trial Without Error:Anticipation Vs.Resilience as Strategies For Risk Reduction,In Maxey M.,Kuhn R.Regulatory Reform:New Vision or Old Course,New York:Praeger,1985.
(13)Quarantelli E.L.,Brouillette J.R.Types of patterned variation in bureaucratic adaptations to organizational stress.DRC,University of Delaware,working paper,1969.
(14)Morgan G.Best Practice Approaches For Characterizing,Communicating and Incorporating Scientific Uncertainty in Climate Decision-Making,Washington DC:Climate Change Science Program,2009,p.59.
(15)Manyena S.B.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Revisited,Disasters,Vol 30,2006,pp.433-450.
(16)Wildavsky A.Searching for Safety.Transaction,NJ:New Brunswick,1991.
(17)Comfort K.L.,et al.Reframing Disaster Policy:The Global Evolution of Vulnerable Communities.Environmental Hazards,Vol 1,1993,pp.39-44.
(18)童星：《熵：风险危机研究新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9)陶鹏、童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20)[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19页。
(21)Kunreuther H.,Slovic P.Coping With Stigma: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In Flynn J.,Kunreuther H.,Slovic P.Risk,Media and Stigma:Understanding Public Challenges to Mod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2001,p.342.
(2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