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身份成层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6)03-0107-06
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人的社会分层。从古至今，年龄、体力、武力、财产、权力、知识等都曾经是或仍然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的获得或成层的重要因素。但各种影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可能有几种甚至只有一种占主导地位，譬如以中国的现实为例，不少社会学者认为，1949～1979年，我国是一个政治分层为主导的社会，1979年之后，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的社会，而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社会，社会分层将被重新界定，社会等级划分将重排座次，知识分层（受教育分层）必将占主导地位。这种判断可能有些夸张，不过应该承认，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历所代表的教育资本，越来越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教育，已经构成了一种身份赋予和社会分层的维度。
教育的身份分层，指通过教育所获得的学历具有身份作用，成为影响人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的因素，有时也简称“教育分层”或“知识分层”。“知识分层，是指在一个以知识带动经济及各方面发展的社会里，社会成员根据其具有的知识量及知识的含金量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1](p26) 通过教育拿到文凭，对个人来说是获得了一种身份，对教育而言则是授予一种社会身份，使教育产生了一种社会分层的功能，或者说使教育成为考察人们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状态的一个维度。以文凭为物化象征的学历（教育经历），越来越成为公认的相对合理的社会分层体系的参照标准。进入21世纪，教育更是成为影响人的社会分层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乃至于有不少学者直接以“教育分层”概括之，且将教育分层与传统的经济分层、政治分层并称为社会分层的三大维度。
为什么教育能像权力、财富那样，具有身份赋予的意义，能够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维度？换句话说，凭借教育而获得的文凭为何能够成为影响人的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社会学者的研究，人类最初的社会分层出现与个人素质密切相关，“在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社会中，权力、特权和声望多半是个人技艺和能力的一个函数”[2]。具有社会群体急需禀赋的那种人最容易上升到群体的上层。什么是社会急需的东西？不同时代有不同理解，在当代，教育被社会视为最重要的东西之一，自然就成了区分社会阶层的关键依据，对此，我们可从三方面去加以观照。
一、教育资本的升值
资本体现出一种累积形成的劳动，更主要的是，资本具有生成性，能不断地扩大和再生产，也具有交换性，不同资本之间能进行转换。当代最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法国人皮埃尔·布迪厄把资本分为几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经济资本，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资本形式或制度化为产权的形式；文化资本指借助于不同的渠道传递的人类知识、文化物品或通过教育证书形式化了的具有生成性的资本；社会资本，指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网所构成的实存或潜隐的资源，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及业缘关系等；符号资本是指对前三种资本的合法化认同。几种资本都有相应的功能，彼此联系而且能相互转换，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可通过转换成经济资本来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和回报。布迪厄十分重视文化资本，他把文化资本分为三种状态：具体状态，指个人经后天培养而内化的修养和学识；客观状态，指个人拥有的文化物品和对这些物品解码的能力；体制状态，指个人所获得的教育文凭和证书。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主要是教育的产物，特别强调其“教养和品味”的涵义以及家庭背景对这种品味性的文化资本的形成所起的决定作用。为了避免文化资本含义的泛化，本文倾向于采用“教育资本”这一术语，指经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而得来的知识修养及其学历文凭资本。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知识资本日益重要，也意味着教育资本的日益重要，因为知识不可能天生，只能经由教育而来（无论这种教育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学校是生产、传递和积累各种文化资本的最基本的体制。教育资本日益升值，其力量源于三方面：
（一）知识资本的力量
知识资本，是教育资本最具生产性、生成性的资本。
无论是强人统治世界，还是百姓小民生活在世界上，都需要力量，那么力量来自何处？从古至今，暴力、金钱、知识都是能征服世界或支撑生存的力量，但这三种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近代以前，以暴力为主，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近代以后，“金钱”的威力显现；当代则是“知识”开始唱主角，“人类的力量”发生了重大转移：知识，逐渐成为所有力量中最强有力的力量，而且武力、强权和金钱等作用的发挥要依赖于知识，“一场革命正在席卷培根以后的今日世界。过去的任何天才（无论是孙子，还是马基雅弗利，还是培根本人）都无法想象今天的最深刻的力量转移：今天无论是武力还是财富本身依靠知识的程度都是惊人的。……知识本身不仅已经成为质量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而且成为武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知识已经从金钱力量和肌肉力量的附属物发展成为这些力量的精髓。事实上知识是终端放大器。这是今后的力量转移的关键，它说明全世界争取控制知识和传播手段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3] 著名未来学者托夫勒这一洞察深刻和有预见性的看法在21世纪的今天得到了初步证实。在世界范围内，由知识激发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生产力。网络时代以知识为基础，知识成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知识也成了人的发展的原动力，在人的发展因素中，体力降至次要地位，知识和智力具有决定意义。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认为当今世界正在或将进入一个后工业社会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市场竞争主要是知识、信息和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他通过对不同时代的资源、权力中心、阶级基础和地位获取方式进行了对比，得出了这一结论，见表1。[4](P135)
表1 不同时代的资源、权力中心、阶级基础和地位获取方式
前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资源土地
机器 知识
权力中心农场
公司 大学与研究中心
领袖人物地主
商人 科学家、研究者
权力运 直接控 间接影响政
平衡政治与技术
用手段 制军队 治
力量
阶级基础财产与 财产、政治组 技术技能与政治
军队
织技术技能
组织
通向阶级继承和军
继承、恩赐
教育、流动推选
的道路 队掠夺 与教育
知识来源于教育（此处“教育”一词作广义理解），教育是人们获取知识最主要的途径，这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教育，获得了教育资本，即获得了知识资本。在所谓“知识经济”时代，“力量发生了转移，从有钱人手里转移到有知识的人手里。因为知识是一种特殊符号财富”。知识成了一种更能增值的资本。资本家变成了“知本家”，谁接受教育多，谁掌握的知识资源就多，谁就更有可能具有更大的力量，就有可能在社会等级体系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新的英雄人物不再是蓝领工人、金融家或者经理，而是能将想象性的知识与行动结合起来的革新家”。教育提升了人力资本的竞争优势、增加了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国内外正出现或已发生过的“文凭热”表明，教育资本在人力市场上显示出很高的价值。个人拥有的知识资本，在人力市场上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而高知识者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高知识带来了高地位职业（所谓“白领”和管理层人士等），也衍生着高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知识资本不理想，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个人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缺乏实力，从而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劣势状况。所以，正如冲突理论所常常指出的，学校变成了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竞争的核心场所。
（二）符号资本的力量
教育资本的力量不仅表现在知识所拥有的实质性内容上，也表现在代表知识拥有的形式或符号上，这种符号的载体即学校所颁发的文凭。文凭是一种符号，标志着一个人学习了某些知识完成某种专业训练，也被社会上认可为个人工作能力的证明。学历成了人们步入社会必备的身份证、通行证，而且高学历常常是进入某些高收入职业的门票。在劳动力就业市场，文凭——受教育程度实际上起着一种个人能力的信号或象征作用，文凭身份成了职业岗位安排和工资标准制定的筛选信号。教育经济学当中有一种筛选假设理论，其核心观点是：雇主倾向于把求职者受教育年限的多少视为能够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并以文凭作为录用依据和工资标准。
筛选假设理论的代表人物M·史潘斯（M.Spence）认为，就业市场（job markets）的雇佣是一种带有不确定性的投资行为，雇佣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求职者清楚知道自身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但雇主或公司却无法马上全面弄清求职者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雇主如果要十分准确地把握前来应聘的求职者的生产能力，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去观察、了解、测试，从而作出是否雇佣某个求职者的决定，这样一来就得付出较大的代价，但如果仓促匆忙地作出决定，就使雇佣产生了一定的风险性。怎么办呢？这就要求雇主在招聘时，必须迅速了解应聘者某些重要的而又易于观察到的个人属性与特征，从而作出决定；应聘者也必须向雇主发送和提供表明自身能力的一系列信息，争取得到聘用并有好的薪酬。那么，哪些才是易于观察而又重要的信息呢？史潘斯把这些信息分为两类：标识（index）与信号（signal）。标识指个人与生俱来的、后天不易改变的特征（如种族、出生日期、年龄、性别等）；信号指那些通过个人努力能够改变的属性，如兴趣爱好、受教育状况等。由于信号是后天努力的产物，其重要性特别被史潘斯所强调，尤其是学历信号，况且求职者的受教育状况可以被雇主免费观察到，即教育信号的考察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大大降低了雇佣的风险。①
雇主认为，学历是能力的信号，能够反映对工作岗位要求的胜任，并且高学历代表较高的能力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另一角度看，当潜在求职者知道雇主在做聘用决定时，要以评估自身的教育程度作为信号，就会产生信息反馈，想办法去改变这些信号以增加自己被雇佣的条件概率。雇主认为求职者在接受更多的教育时为得到较高学历而付出了较高的信号成本，所以就付给较高的报酬。雇佣发生后，经过一系列的信息反馈，信号均衡在雇主与求职者之间达成：雇主根据教育信号发给雇员的工资最终会等于雇员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预期值，雇员也会根据报酬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劳动效果，一个自我预言就这样得到了证实，教育程度成为雇主与求职者（或潜在求职者）之间的信号联系纽带，预报了求职者的劳动生产率。作为一种装置，教育学历就这样起到了筛选、区分人才的作用。
把史潘斯的筛选假设理论用于我们此处的论题，就能很好解释教育学历是如何成为人努力追求的一种重要身份象征或资本象征，并以此作为改变自己社会阶层的重要手段。当潜在的求职者知道学历是一种重要的信号之后，就会投入更多的成本获得更好的教育身份，并在求职市场上保持身价（如提出较高的工资），以得到与他所付出的代价相吻合的向上的社会流动。
（三）身份象征的力量
教育资本还有另一层象征性的作用——身份、教养和声望，这也是使教育资本获得力量的一个因素。学校教育可以养成学生特殊的身份文化。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由于文凭（特别是名校文凭）是一种身份标志，人们追逐文凭本身的动力大于获得知识的动力，这在中国乃至欧洲国家中最重视考试的法国都很普遍，科举制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学校是培养官员地位声誉的工具”，“官员的地位和声望取决于在赤裸裸的实用性应用性技术之外再增加某些东西，要学习更高层次的礼仪知识。正是这种修养要求才允许儒者认为做官不仅是皇上的奴仆，而且可以成为有身份之人”[5](p296)。在法国，“有学士学位，可能是知道或曾经知道罗马历史或三角学的某些基础知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头衔可以使人得到一种比另一种不要求这种文凭的地位更为优越的地位”[6](p188)。这种地位就是教育学历所特有的象征性的身份地位。甚至可以说各种高学历几乎相当于过去的贵族称号和徽章，“显赫的教育资格已成为现代贵族及优良血统的代名词，它是说服别人授予权威及高职位的试金石”[7](p14)。法国的巴黎高师学生常常被视为符合上流社会风格趣味的有教养的人。近来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至少要经过18年“身份打造”的努力，才能有资格与城市孩子一样坐在大都市的“星巴克”舒舒服服地喝上一杯咖啡，这一身份打造肯定少不了教育这道工序。很多新富起来的人急于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目的也是要借此掩盖或改变原来声望不佳的缺憾，也有一些权贵心仪于世界顶尖大学的学位身份，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位期间就想得到哈佛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不过遭到了拒绝。
因此，由教育所得来的知识、文凭以及有教养的身份象征就成为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一般等价物②，构成布迪厄所讲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这些资本通过种种的社会机制可以转化为其他资本如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影响了人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从而成为考察人的社会分层情境的一个坐标。
二、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的需要
权力、财富是影响社会秩序的强有力因素，也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所以它们能够成为社会分层的决定性维度，但为什么教育也能成为社会分层的因素？同样是因为教育及其符码（文凭）也有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的功能。
控制社会、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很多，硬性的如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监狱等），软性的如各种制度安排（财产国有制、户籍制度、档案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度、文凭制度等）。教育通过授予文凭而赋予人一个“身份”，使其获得了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基础，这既是人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也等于用一个身份束缚了自己，从而服从社会规则和规范的约束，这样，教育身份就成了社会秩序的“安全阀”，统治者正是看到了教育所包含的这种作用，才对教育予以特别重视并利用考试来强化其社会分层的功用。我国有学者指出：“一个同质化的等级社会，需要一个大家认可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筛选制度加以建制化，以保证在这个社会里有机会往上流动，通过体制的安排让精英们看到希望，不至于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流落江湖铤而走险。”[8] 向上的社会流动有利于社会稳定，而教育往往使人向上流动，因此授予文凭便成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更主要的是，“通过使各种社会等级体系和对这些等级体系的再生产，显得建立在由它确定和正式批准的‘天赋’、业绩或者技能的等级体系基础之上……教育系统就实现了一种合法化功能……这种合法化功能越来越成为人们使‘社会秩序’持久存在所不可或缺的因素”[9](p229)。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文凭、技术证书甚至起到了一种类似于户籍制度的维持秩序的功能。
教育考试是教育发挥社会控制作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目的乃是要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准则，稳定现存的社会秩序。社会的统治集团正是通过考试制度控制着学校教育，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而把社会文化与学术的发展“导向”统治者所希望的轨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范例。科举考试具有身份赋予性，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分层的机制。科举对民众来说是向上垂直流动、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机制，但科举本身是一种选择官吏的政治制度，是统治者统治社会的重要机制，其社会控制功能可从两方面看：第一，加强中央集权。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早熟的理性化机制。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科举制面向全社会开放和取消官员的世袭特权，有利于打击世族豪门，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科举制产生之前，世袭制所形成的官僚集团，操纵了国家的政治大权。由地方豪门世族充任的中正官在选拔官员时，不论才德，只认家世门第，对寒族出身的贤才一概排斥。许多无德无能世族子弟担任要职，或把持朝政、架空君主，或割据一方、为所欲为，使中央政权有名无实，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汉末群雄，大都出身于贵族豪门。面对门阀世族势力的挑战，皇帝自然不会坐以待毙，采取利用宦官、外戚等手段来压制打击强宗豪族，但效果并不理想，最终招致被“废黜”的命运。只是到了隋朝，才找到一个削弱门阀势力巩固皇权的好办法——科举制，由朝廷掌握取士大权，以考试选官取代门第出身标准，提高了庶族地主的地位，使士绅阶层取代贵族成为统治集团的主要社会基础。有人认为科举制使中国封建社会至少延续了一千年，这个结论过于武断，但作为一种影响因素，亦不无道理。科举一废，清政府害怕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因顿失进仕之路而锐化为社会动荡的因素，赶紧颁定“奖励出身”的学堂章程对他们加以安抚，但终究大势已去。第二，控制知识分子。科举制连接着知识精英与国家政治，直接关涉到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状况。“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是科举制政治功能的精髓，是统治者对科举和教育所寄予的最大期待，“一个人如果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比较容易统治。教育的全部目的正在于此，当一些人通过教育成为统治者之时，而其他人则通过教育成为被统治者”[10](p566)。读书人变成职业官僚，就会紧紧依附着皇权，“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于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11](p116)。清初社会动荡，科考暂停。顺治二年（1646），为了进一步笼络江南士子，消弭反清隐患，浙江总督张存仁建议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范文程的上疏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志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12] 科举考试主要从内容、形式和时间三方面对读书人进行控制。四书五经等所负载的“三纲五常”、“忠君报国”等反映了封建的意识形态，有利于控制考生的思想；考试形式的程式化可以使考生做事规矩并驯服；频繁的考试次数、漫长的考试生涯使大多数读书人困顿场屋，心无旁骛。
当代教育考试同样具备了社会控制的作用。比如我国的各种选拔性考试，无论是高考或考研，都必考“政治”这一科目，且有个单科录取分数线，必须达到××分以上才具备录取资格。我国“政治”这科目的含义相当广，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史、哲学、经济学等都包括在里面了，而每年都有的时事政治内容更是反映了命题者的煞费苦心，也催生了不少的辅导班名师和业余猜题高手。在我国台湾过去的联考（相当于大陆的高考）内容中，“三民主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国文科”、“历史科”、“地理科”等都蕴涵着台湾社会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福柯在这一点上曾指出：知识总是为权力所控制并为权力服务。在一份份试卷的油墨中，承载和预设主流社会意志所期盼的思想意向。通过背诵、回忆并写上标准答案，考生知道并掌握了这种知识，无数次来回强化之后，考生逐步内化了主流政治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潜意识的、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习惯。就这样，考生经历并完成着政治社会化的仪式与过程，社会主流政治也完成了其合法化的“灌洗”过程，从而达到了社会控制的目的。难怪伯恩斯坦会说“对大多数人而言，知识的社会化也就是秩序的社会化”[13](p73)。米歇尔·福柯揭示出，教育将人置于书写和文件的网络中，详细地进行记载、书写、登录和描述（一系列有关个人的档案、资料、文牍和个案），把个人对象化、定性、分类和标准化，使其成为可见物，易于被观察、被认识、被权力介入、被征服。在看起来很客观、很温和的标准化的做法掩盖下的实质是支配和控制。
事实上，对个人而言，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人身依附。从“血统本位”“阶级出身本位”到今日的“学历本位”，人比过去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在对文凭的膜拜中，也许又可能不知不觉地堕入了另一处“铁笼”——这座“铁笼”是用知识及其象征物铸成的，是透明的故而难以觉察、难以反抗。它很像布迪厄讲的“符号暴力”——规训、误识和“同意”的混合物，这是通过一种既是认可、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可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深处的观念。人在这种“符号暴力”的控制下，获得权利的同时也失去了权利，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由。[14]
三、现代社会“合理化”与“科层化”的变化趋势
教育文凭之所以成为影响人社会地位的要素，还因为它符合了工业社会“合理”与“效率”的原则，是近现代科层制的产物。“大规模的正式组织引入了规则和由统治集团的权力系统协调的限定性职业间的劳动分工。官僚制的兴起要求至少存在某些教育，因为对大量专业工人进行控制关键就是使用文字记录”[5](p295)。现代社会越来越趋于合理化（理性化）、追求效率，比如人事制度的不断分层化，人才选拔需要建立一种既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又提供均等机会的客观标准，现代教育的功能特点（学历便于量化、便于分层）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通过学历，每个人的成就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比较和确定等级，并且按照标准加以检验，为人们顺利进入职业社会搭建了一个可以倚赖的平台。文凭制与科层制都有着许多内在的相似之处，如：重视文字和书面记录、容易标识、效率高、等级严格、规则分明、相对公平以及社会认可度较高等等，因而文凭制就顺应着科层制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反过来也强化了科层制，“如果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从法国教育制度中发现官僚制度的基本特点。因为，这些基本特点围绕着社会控制问题组织起来，只有在受到教育的传递和强化时才能继续存在”[6](p227)。
这可从两方面加以分析：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高度“合理化”与“科层化”的过程，对此社会学宗师马克斯·韦伯有经典论述。当代美国学者乔治·里茨尔发展了韦伯的思想，他以美国快餐业大王“麦当劳”为主要模本，将已波及社会几乎所有部门的合理化现象概括为“麦当劳化”，指出“麦当劳化”是合理化在当代社会的表现形式，几乎所有的社会机构（如教育、体育、政治和宗教）都在采用麦当劳的运作原则，即效率、可计算性（量化）、可预测性和控制（用非人的技术来替代人）。亨利·福特汽车公司所发明的生产装配线具有高效、快速的特点，被当作生产迈向合理化的早期典范，而麦当劳式的快餐业更是把这种合理化推向极致，制作上是流水线作业过程，每一步都被精简到最低限度；服务模式十分简单，一切都加以量化：寥寥几个品种、单调的口味和固定的价格；顾客的进餐过程也被流水线化了。取得最大的效率，成了合理化社会的最高追求。
与现代社会“合理化”进程相适应，学校教育也在经历合理化过程。学校被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人力“生产”部门，依照合理化、效率化和科层制的原则，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高效、快速地为社会鉴别、筛选各种不同的成员。学校成了大批量“生产”文凭身份的建制和场所。教育上的“麦当劳化”表现为几乎所有方面都被量化、数字化、标准化和程式化。一切都精心计划、加以控制：教育目标高度统一；教育内容分门别类，课文编排整齐划一；传授知识像填充空盒子；在教育评价与选拔上，完全规格化和数字化（分数排名、录取和升学率）和等级化；考试盛行标准化：多项选择题、机器打分，答案是预设的。“目标”、“设计”、“效率”、“控制”等成为指导教育的最时兴的理念，教育过程被设计成一条高效、快速的生产流水线。在中国，教育的“麦当劳化”现象日趋明显，一个以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乃至各类证书考试所构成的庞大的应试教育建制，正在运用“麦当劳”式的原则，高速生产着各式各样层次不同的学历文凭。所谓的“教育大众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15]，表现为大规模的生产、规模化的效应。20世纪末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它那似乎难以控制的肌体生长和膨胀。升格热、合并热、“大”字号大学热、大学城热……铺天盖地，风起云涌；一些大学城面积达几十平方公里，能容纳数十万人，借用乔治·里茨尔的话，高等学校就像是肉类加工厂。
必须警醒的是，虽然“麦当劳化”的文凭生产给大众带来的好处无疑是巨大的，但其负面效应、所付出的代价也应引起注意。[16] 麦当劳化是合理性、合理化的当代表现形式。合理性本身是个悖论，发展到极端就会变得不合理、不讲道理，使人身陷“理性的铁笼”中。“非人性”、“非人化”是“合理性中的不合理性”的最突出的后果，在其间“自我受限制，感情受控制，精神受压制”。在“麦当劳化”的教育大众化时代，对学生（还有教师）而言，学校组织笼罩着非人化氛围，课堂世界是外化乃至异化的，个人逐渐丧失了血肉，越来越抽象化、匿名化，成了庞大的铁笼般的科层制的附属物。教师和学生被笼罩在其巨大的、工厂般的气氛中，成了经由官僚机器和电脑加工的原材料和产品。
［收稿日期］2006-06-02
注释：
① 雇主在招聘过程中，认为高学历者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概率要比低学历者大，而且，这种把教育作为筛选工具的低风险雇佣策略在劳动力市场中屡屡得到确认与强化。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高学历者尽管并不一定比低学历者具有更强的生产能力，但仍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报酬、待遇。
② 比如中国古代的科举既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也是一种控制教育方向与认同知识阶层价值的制度，更是一种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精英受到政府雇佣以及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