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级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比较及其相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及其相关论文,年级论文,方式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作为生活事件与应激反应的中介变量[1]，共同影响个体的心理应激和反应过程，也影响身心健康的症状表现。社会支持是指以个体（被支持者）为核心，由个体和他人（支持者）通过支持性行为所构成的人际交往系统，应对是个体面对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作出的认知和行为的努力过程。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对某个特定人群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其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证明个体社会支持状况与应对策略存在显著的相关[2]。
大学阶段是生理心理发育及适应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心理冲突和压力的高发时期，因此大学生常被作为研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对象，只是以往的研究多从性别、生源地、专业等角度进行比较，对年级差异的探讨相对较少。研究证明不同年级大学生的压力特点存在显著差异[3]，心理健康状况也存在显著差异[4]，这意味着研究大学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特点的年级差异将具有重要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3所高校（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学院）大一至大四年级的本科生，发放问卷400份，获得有效问卷379份，有效率为94.75％。其中，男生222人，女生157人；大一111人，大二93人，大三95人，大四80人。
1.2 方法
1.2.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5] 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2、6、7题），主观支持（1、3、4、5题）和支持的利用度（8、9、1O）3个维度。本研究考虑到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量表中的一些项目进行了修订；第4题中的“同事”改为“同学”；第5题删去“儿女”一项；第6、7题中的“配偶”分别改成“恋人”，并且均加入“教师支持”一项。已有研究表明修订后的量表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6]。
1.2.2 应对方式问卷[7] 该量表共62个题目，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6种应对方式。
1.3 统计学处理 全部数据输入SPSS11.0统计并进行统计分析，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t检验和单因素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年级大学生社会支持差异分析 见表1。
表3显示，在客观支持方面，大二的均值显著低于其他年级（p＜0.01），大三也显著低于大四（p＜0.05），这说明大四、大一获得的客观支持显著高于大二大三；在支持利用度方面，各年级两两比较的结果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O.01或P＜0.05），这说明大一学生支持利用度最高，其后依次是大二、大三、大四；在总分支持方面，大一的均值显著高于大二、大三（P＜0.01），大四的均值显著高于大二（P＜0.05），说明大一、大四获得的总支持显著高于大二、大三；大二学生自责应对均值相对于其他年级都高，具有显著意义（P＜0.01或P＜0.05），大三学生的自责应对均值显著高于大四（P＜0.05）；大一学生幻想应对方式的均值显著高于高年级学生（三、四年级）（P＜0.01或P＜O.05）；大二学生退避应对方式的均值显著高于大一、大四学生（P＜0.01或P＜O.05）；大二学生合理化应对方式的均值显著高于大一、大四学生（P＜O.01）。
2.4 不同年级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见表4。
表4显示，在各年级水平上，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总分支持与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均呈正相关。其中，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总分支持与解决问题的相关系数均具有显著意义（P＜0.05或P＜O.01），而客观支持与解决问题的相关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意义。社会支持各因子与求助应对的相关系数在4个年级水平上均具有显著意义（P＜0.05或P＜0.01），支持利用度与求助的相关程度均高于其他支持因子与求助的相关程度，且大一、大四年级的相关程度高于大二、大三。在各年级水平上，自责、幻想的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多呈无显著意义的负相关，仅大一学生的幻想应对与社会支持呈无显著意义的正相关；在大一和大四年级水平上，退避和客观支持的相关系数具有显著意义（P＜O.05），与其他社会支持因子无显著相关；合理化的应对与社会支持各因子在4个年级水平上均无显著相关。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不同年级学生获得的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以及总分支持存在显著差异（P＜0.01），但主观支持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年级也是影响社会支持的因素。大一和大四学生获得的客观支持以及总支持高于大二和大三，这与各年级的任务相关：大一学生面临许多的适应问题，大四学生面临毕业、就业、考研等重大事宜，因此相比而言这两个年级更能获得外界的关注和支持；支持利用度随年级升高而具有下降趋势，这可能与自我意识、自立需要的发展相关，高年级学生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本研究还表明，不同年级学生的应对方式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4个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或P＜0.01）。其中，大一学生中采用幻想应对方式的人多于高年级学生，大二、大三学生中采用自责、退避、合理化应对方式的人多于一、四年级学生。这可能与各年级所处时期以及各时期面临的处境有关：大一年级学生社会化程度不高，依赖性强，心理承受力以及应对压力的能力均不够成熟，因此采用幻想应对的可能性更高，这与有关研究结果类似[8]；大学二三年级是学业压力增大、外界给予的关注减少的时期，加之正处于应对能力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期，因此在面对压力时心理更脆弱，更易采取些消极的应对方式（自责、退避、合理化），许多研究都表明大学二、三年级是心理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9]。
本研究显示，积极应对方式（解决问题、求助）与社会支持有高度的相关，显示作为应激中介因素的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这和有关研究结果类似[10]。需要指出的是，解决问题与客观支持的相关性不显著，却与主观支持的相关性程度最高，这说明大学生更重视支持的主观感受，它更能促进成熟的应对的产生，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一点[8]。在求助与社会支持各因子的相关上，支持利用度与求助的相关程度均高于其他相关，且大一、大四年级的相关程度均高于大二、大三，这可能是因为一年级学生善于认识外界、四年级学生善于利用外界，从而增强了求助的可能性。大一学生采用幻想应对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的原因前面已经阐述过，这里不再赘述。另外，一、四年级学生退避应对方式与客观支持呈显著负相关，这也可能是因为外在较多的支持增强了支持的主观感受。从而较多唤起个体积极应对的方式（如求助、解决问题），这和前面的结果吻合。
另外，还应该看到，并不是各年级的数据都具有一致性，虽然各年级积极应对方式基本都与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但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例如，一年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最多。但解决问题应对的数值却比高年级低；幻想应对还与社会支持呈低程度的正相关。说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作为应激因素除了两者相互影响外，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学生的成熟、社会化程度等），并且各因素间相互影响的路径是多样化的，这与相关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0]。
综上所述，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应激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且它们在不同年级大学生中起的作用程度不同。另外，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不同年级中各有特点，且不同年级中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互作用方式是不同的，这也说明应激的相关因素作用是多途径的。
收稿时间：2006—10—26
标签：社会支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