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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把多数汉字视为会意字，并用思辨方法阐释其形义关系的是本文所谓俗形义学。从先秦两汉零散的俗形义学现象，到宋人王圣美提出“右文说”、王安石作《字说》，直至今人安子介创“劈文切字”理论，俗形义学荦荦自成一家。然而所得到的从来是“穿凿”、“虚妄”之类微词。本文认为这是以形义学方法为准绳去衡量俗形义学的结果。实际上，虽然俗形义学与形义学的对象相同，目的却不一致；从而方法和手段不必雷同。用适当参照系衡量，俗形义学自有其价值。“右文说”是汉语词源学先驱，“劈文切字”理论则开创了对外汉字教学的新方法。
一、俗形义学定义
“俗形义学”这个概念在此首次提出，我们得作一个尽可能明了的界说。俗形义学与形义学相对，界定它宜从形义学谈起。
任何文字体系都必须给语言单位编制相应的书写形体，而词是语言的基本建筑材料，所以几乎所有的文字体系都选择词作为编码对象。词是音义统一体，许多词还表示某类客观物体。从而给词编制书写形体可能有三种基本动机①：或画出词表示的客观物体，作为它的书写形式，如“鸟”像鸟类；或根据词的意义特征，选择相应的意符构成其书写形式，如“尘”说明尘埃是细小的泥土；或根据词的语音特征，选择相应的音符构成其书写形式，如“羑”字中，“羊”表示声母，“久”表示韵母，又如“其”是一个音符的零组合，构成第三人称代词的书写形式。从而字的形体可能从三种不同的角度体现词的信息：或图解了词所表示的一类物体，或揭示了词的意义，或反映了词的语音。汉文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造字动机复杂多样。除图解词所表物体的象形字、揭示词义的会意字和反映词音的合音字、假借字外，更多的则是兼揭示词义和反映词音的形声字。只有全面地把握了汉文字的造字动机，才可能正确地凭借字形寻求词的信息。研究造字动机，给人们凭借字形寻求词的信息提供正确指导的学科叫“形义学”。东汉人许慎就是最早的汉字形义学理论家。字是前人所造，对于后人来说，造字动机是既成事实。人们可以寻求它、发现它，却不可改造它、创造它。所以许慎建立形义学理论的方法是“博采通人”（见《说文解字·叙》。以下凡引于此不作注）之说，“叙篆文，合以古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不空作”②，务求“大小信而有证”、“皆有依据”③。同样是阐释造字动机，从古到今都有与许慎截然不同的方法。那就是，不把造字动机视为既成事实，靠主观的想象力阐释造字动机，但求言之成理、“按之理义不悖”④，不必信而有证。在语言学中，与词源学相对应，“既不考虑语音的历史发展，也不考虑词义的演变过程，而牵强附会地推测词源”⑤的叫俗词源学。在文字学领域中，与形义学研究的对象相同而方法不同我们便称之为俗形义学。
俗形义学有两大特点尤为明显。其一，形义学发现汉字的造字动机是多样化的。例如许慎就发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六种，总称“六书”，并且发现形声字占绝对优势。而俗形义学则不循六书之法，“尽废其五，而专以会意为言”⑥。例如形义学发现“木”是象形字；在俗形义学看来：“八推十者木”。⑦“苛”是假借字，古体由“止”、“句”上下组合而成；俗形义学却说：“苛之字止句也。”“星”字上面部分像列星在天，下为音符，属于形声字；在俗形义学看来：“日生为星”。⑧其二，俗形义学释字有时不仅可通，而且相当简捷有趣。如“讼，言之于公也”、“五人为伍”⑨、“坡者土之皮”、“滑者水之骨也”⑩。但是，由于它把多数汉字视为会意字，毕竟与汉字事实不相符合，必然要遇到许多难以阐释的字。这时，主观想象、牵强附会的痕迹就特别显著。例如“鳏”本指一种鱼，是形声字。它作为音符以零组合方式，构成鳏夫的“鳏”的书写形式，在形义学看来是假借字，根本不必析形求义。而《释名·释亲戚》说：“无妻曰鳏。鳏，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鳏鳏然也，故其字从鱼。鱼，目恒不闭者也。”为强行说通，甚至不惜“旁取书传一时偶然之语以为证”(11)。如形声字“狗”在唐代以前便是出现。而《埤雅》云：“许慎以为从犬句声，盖狗从苟。韩子（韩愈）曰：‘蝇营狗苟’（见《送穷文》）。狗苟，故从苟也。”苏东坡曾取笑说：那么“鸠”便是九鸟，因为《诗经·曹风·尸鸠》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其子七，连娘带爷不正好九鸟吗！这种揶揄鲜明地揭示了俗形义学的特点。
总之，较为客观地探求汉字形义关系的学科叫形义学，它认为汉字有多种形义关系，其中形声占优势；较为主观地阐释汉字形义关系的是俗形义学，它认为会意占优势，往往强行阐述汉字形义关系。
二、俗形义学源流
由于诸多原因，俗形义学在历史上常常中道偃息，然而其源头显然在先秦。《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大胜晋师后，大臣潘党提议“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可示子孙以武功。楚庄王引“夫文、止戈为武”驳斥了潘党的建议。其实“武”字中，“止”表示人，仅突出其足；意为人操戈而行，即动用干戈；与楚庄王的说法相左。《韩非子·五蠹》：“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为公”、《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等等均与实际牴牾。延及两汉，“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义）”，更是“人用己私，是非无正”。“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禾八米为黍”(12)“人散二者火也”(13)“董为千里草”、“卓为十日卜”(14)之类臆说不胜枚举。即便是讲究信而有证的《说文解字》，也潺入了“一贯三为王”(15)、“规，从夫见”(16)之类不切实际之言。晋人杨泉《物理论》云：“（臤）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开始把音符当作意符阐释。唐代虽然没有留下俗形义学材料，但就武则天以“曌”之类会意字取代“照”之类形声字的情况看，俗形义学的影响不会太小。
宋人王圣美集大成，首创“右文说”。曰：“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17)王安石踵事增华而著《字说》二十四卷，曰：“人为之谓伪”、“位者人之所立”、“讼者言之于公”、“同田为富”、“分贝为贫”(18)。张世南《游宦纪闻》曰：“自《说文》以字画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其右旁亦以类相从。”大有与形义学分庭抗礼之气魄。甚至理学家程颐、朱熹也留下“中心为忠、如心为恕”(19)之类有违“六书”之言。足见俗形义学颇有影响。有人推测，除《字说》外，当时应另有俗形义学专著，惜哉其帙不存。清代以来，“右文说”得到广泛首肯。龚自珍曰：“古者先有声音而后有文字，是故九千字（指《说文解字》所收的字）之中，从某为声者，必同是某义。”(20)罗君惕说：“声符不兼义符的只有数十个，足证王氏所说不诬。”(21)唐兰说：“王圣美创右文说，以为形声字的声符大抵兼有意义，却是训诂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法则。”(22)刘师培、沈兼士、杨树达等著名学者对“右文说”尤为推崇，并有新的阐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安子介提出了“劈文切字理论”。同传统俗形义学一样，安先生“发现所谓声旁都是有意义的”(23)。从而汉字中“多数是由两三部分组合而产生意，也即所谓会意字”(24)。他深信日本汉学家加藤常贤的统计：“90%的汉字是会意字”(25)，并用“概念把汉字分类……自始至终用哲理解释汉字的构成，及其相关用语的发展”(26)。如他所言：“为解答‘黾’的衍生字，我想了好几天”(27)、“我在书写《解开汉字之谜》的过程中，常作日夜思考”(28)。这里的“想”和“思考”是典型的俗形义学方法。“各”及其衍生字的阐释是安先生自己最满意的典范之一，摘抄如下：
“那一年我去意大利米兰开会，因为到会场太早又身为代表团团长，被逼单独置在一间房里休息，闲着无事，想起为什么在汉字里我们有那么多“各”字做偏旁，算起来有26个之多。顿时悟起那字在偏旁里可作“纷纷下来”解，“攵”（意：多），“口”是指“人”。所以“客”字是意“屋内（
）多（攵）了的人口”。“多口”当然各有主张，讲者自讲，听者自听。“各”字固有“每个、全体”的解释，但是这是表面的意义，“不同、多种”乃是其本质。所以：“路”字是“‘足’纷纷下来（各）的地方”；“露”字是“由天而下（雨）纷纷在‘路’上疑结的东西”；……“落”字意“如草（艹）如水（氵）纷纷而下（各）；……“咯”字意“由‘口’中纷纷而下”；“赂”字意“钱（贝）纷纷而下（各），在：乱化”；……”(29)
与传统俗形义学不同的是，安先生在数千个常用现代汉字中分析出170多个基本部首，“发现所有部首当然都有意义”(30)。至于用这些部首构成的许许多多汉字，通通都可以借助“抽象化、以简代繁、比拟、外推、以有明无”(31)五种方法，“通过观念化、哲学化途径”(32)，推导出它们的构形原因。把一切汉字部件当作意符，通过几种有限的方法进行推衍，以导出一切汉字的构形动机，这一点是传统俗形义学望尘莫及的。
三、俗形义学评价
在文字学领域中，俗形义学历来受到强烈贬斥。汉人斥之为：“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乱。”宋人斥之：“不明六书之法”(33)，“穿凿附会”(34)，“揉杂释老、穿凿破碎，聋瞽学者”(35)。明人斥之为：“妄自杜撰”(36)。清人斥之为：“大率穿凿附会”(37)，“歧惑学者”(38)。今人则谴责其中充斥唯心主义。就形义学观点看，这些评价的确不误。不过我们认为，用形义学作为标准来衡量俗形义学，是不合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一门学科并不是由该学科研究什么来界说，而是由该学科准备回答什么问题来界说。”(39)俗形义学与形义学一样，都要阐释汉字的构形动机，但是它们要回答的问题却是不同的。学科的目的不同，方法、手段也不一样。评价一门学科，应着眼于它多大程度上解决了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在于它使用的方法和手段。
形义学一开始就试图探求古人造字动机，以寻“昔道之味”(40)。对于这个目的来说，文字越古，价值越高。许慎未见甲骨文，金文、籀文资料不全，所以把历经变迁但“厥义可得而说”的小篆作为建立形义学理论的基础。而俗形义学从古到今都不具有探古目的。先秦人释字，是要“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政治的目的”(41)。汉代“用己私”解释字形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所谓“诸生”，即今文经学家。他们表面上是要阐发先圣微言大义，实质上要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恐怕不需要古人的真实造字动机来束缚自己。另一种是所谓“俗儒鄙夫”，即一般教书先生。他们没有什么政见需要阐发，只要教会学童识字就行了。“虫者屈中”、“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极有可能是他们的杰作。这类阐述不反映任何政治见解，且与古人造字动机不符，但学童们却可以轻易记住。对于诸生和俗儒鄙夫来说，古代文字都是过时无用之物。难怪他们会“大共非訾”古代文字为好事者“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而把时用的隶书抬为“仓颉时书”。
假使楚庄王实事求是地说：大动干戈为武。又何益于驳斥潘党之议？“虫”字由来颇为复杂(42)，“屈中为虫”岂不简单易懂？由此看来，对于寻求古人造字意趣、深追字的本义来说，形义学为佳；对于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和识字教学来说，俗形义学更为实惠。
零散的俗形义学材料自有其用处，而俗形义学理论的价值则更高。
王力说：“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43)一部分同源字反映在字形上，就是音符相同，意符相异。“右文说”提出“其类在左，其义在右”(44)，实质上道出了这部分同源字的奥秘。稍后于王圣美的王观国说：“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佗皆类此。”(45)连表达方式都与字源学十分接近了。可是由于这些观点与“六书”不符，目光为形义学所囿的人们在数百年内不能见其精华，唯见其糟粕。直到清代，“右文说”才被当作学术观点加以慎重研究。而后人们才觉察到：“治‘右文说’者亦须先明二事：一、于音符字须先审明其音素，不应拘泥于字形……二、对于音素，应先分析其含义，不宜牵合于一说。”(46)同源字读音相近，音符往往相同，如“崖”（山边）、“涯”（水边）之类。然而字非一人一时所造，同源字不一定音符相同，如“枯”（草木缺水）、“涸”（江河缺水）、“渴”（人缺水）之类。用不拘字形、审明音素的方法治“右文说”，实际上把“右文说”导入了它的用武之地－－字源学领域。另一方面，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汉语音节十分有限，反映在文字上就是同音字多，音符相同的字也不少。如果“谓凡从某声皆有某义，不加分析，率尔牵合，执其一而忽其余”(47)，也是不对的。所以分析含义，不牵合于一说能够克服“右文说”原有的不足。沈兼士认为，就来源看形声字有本义分化和借音分化两种方式。他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中指出，“右文说”适用于本义分化的形声字，更为具体地明确了使用对象，使之成为汉语字源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右文说”在其它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正如黄季刚所言：“此论虽简，然后世以声音贯穿训诂之理，其说实有以启之。”(48)清儒挣脱字形局限，创由声音以通训诂的新方法，把训诂学推向新的高峰、章太炎作《文始》、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王力作《同源字典》无不沽溉于“右文说”。
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累遭列强欺凌，连风格独特的汉字也被视为落后文字，不为世界理解。随着中国威望提高，汉字逐步为外国人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存有偏见，对于学习汉字普遍怀有畏难情绪。目前的对外汉字教学用拼音字母注音，叫外国人死记汉字形体。简单的拼音字母与复杂的汉字形成鲜明对照，使学习者倍感汉字形体不可思议，往往趋简去繁，学会了拼音而丢了汉字，有得椟忘珠之弊病。安子介的“劈文切字理论”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他运用这种理论编成的汉字教学读本《解开汉字之谜》“是一部给成年外国人学习中文的自学书”(49)，并要“使成年的外国人自学中文，越学越有趣，越学越想学”(50)。他告诉学习者，汉字形体不是故作繁琐，“每个汉字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晶，绝非向壁虚构”(51)。只要掌握了他归纳出来的170多个基本部件，便可以通过五种手段理解一切汉字的构形原理。使外国人在理解的基础上与汉字形体打交道，免受死记硬背之苦。拼音字母为拐杖的汉字学习是点滴积累，安先生的方法是系统掌握。用安先生的话说：“这部书是一条‘批发交易’式的捷径，有系统，可登堂入室”。(52)“批发”的特点是“趸买价廉”，但一次性投入大，即第一步不易。然而由于安先生阐释汉字形体是使用的俗形义学方法，可以恣意调动中国古今文化知识进行富有情趣的阐释。从而“把学习汉语的人很技巧地直接导入汉字世界”(53)，“使人忘记了汉字和汉语的繁难”(54)，收到特殊效果。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可见六书最初也是一种识字教学法。随着汉字形体演进和汉语单词的音义变化，字形与词之间的信息通道逐渐淤塞。小篆证六书，尚有勉强之嫌；隶书后的今文字又何能很好地统率在六书之下。六书既往，安先生创劈文切字理论以统率现代汉字，不亦宜乎！更何况形义学旨在发现，俗形义学偏重发明，只是就个别字的阐释而言。许慎建立部首系统，“立一为端，同条牵属，其理相贯……据形系联，毕终于亥”(55)，显然是一种假说。就理论模型看来，许慎的540部与安先生的170多部并无本质区别。就这个意义而言，俗形义学与形义学殊途同归。尽管劈文切字理论可能不是最佳方法，而评者以为：“一千八百年前的许慎著述《说文解字》，为解说汉字奠定始基；二十世纪的安子介把汉字的解说，以新系统介绍给全世界，是新尝试的先锋著作。”(56)这是较为公允的。
综上所述，俗形义学自有价值，不必攀附形义学。“右文说”与形义学攀亲，落得穿凿虚妄；与字源学联姻，则为不祧之祖。劈文切字理论较之形义学“是异教徒的做法”(57)；自立为汉字教学法，“六书”莫能夺其功。总之，俗形义学应成一家之言。
注释：
①动机是符号学术语，既指符号的创造者为事物编制符号时的用心，又指由此导致的符号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的自然关系。
②③许冲《进〈说文解字〉表》。
④、(19)、(38)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⑤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141页。
⑥、(11)、(33)朱熹语，转引自经本植《古汉语文字学知识》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102页。
⑦、(13)《春秋·元命苞》。
⑧、(12)《春秋·说题辞》。
⑨邵博《闻见后录》。
⑩参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版149页。
(34)叶适语，转引自150页。
(14)《后汉书·五行志》。
(15)《说文解字·王部》。
(16)《夫部》。
(17)、(44)《梦溪笔谈·卷十四》。
(18)叶大庄《考古质疑》。
(20)龚自珍《说文段注札记》。
(21)罗君惕《六书说》。
(22)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9页。
(23)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4页。
(24)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232页。
(25)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27页。
(27)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77页。
(28)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213页。
(29)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215页。
(30)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4页。
(31)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11页。
(32)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28页。
(51)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10页。
(52)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286页。
(57) 安子介《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版231页。
(26)、(56)胡百华《评〈解开汉字之谜〉》见香港《语文杂志》1984年7月12期。
(32)刘铭等《评〈解开汉字之谜〉》见《劈文切字集》282页。
(35)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下》。
(36)杨慎《升菴全集·卷六十二》。
(3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答孙渊如书》。
(39)赵建成译《系统语言学的背境》见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88年11期。
(40)、(55)许慎《说文解字·后叙》。
(41)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至3页。
(42)“虫”本指毒蛇、泛指一切昆虫的“虫”原来从三虫。”
(43)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3页。
(45)王观国《学林·卷王》。
(46)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13页。
(47)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14页。
(48)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11页。
(49)、(50)、(54)周有光《评〈学习汉语〉》见《读书》1983年第54期。
(53)桥本万太郎《学习汉语方法的新技术》见日本《学镫》杂志1983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