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升级悖论研究
范永忠
(衡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 西方资本主义自工业革命至今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全球化的主张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受美国贸易制裁影响的“中兴通讯”等事件，再度引发对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升级的关注，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和思考制造升级的问题。通过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制度经济理论、世界格局的历史与现状、霸主国家对后发国家设置障碍的历史与现实分析，发现后发国家初期阶段发达国家确实对其制造升级产生帮助，这是技术与市场相互需求的结果；但是到达一定阶段，不管是历史还是现状均存在一种悖论的痕迹。文章作者试图以一种新的“悖论性的模式”来探究制造升级, 具体剖析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升级在理论与现实中的各个“缺失”环节，全视野展现这种制造升级悖论。
[关键词] 悖论;全球价值链;制造升级
一、引 言
进入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事件愈演愈烈，“中兴事件”“孟晚舟事件”直指中国高科技制造龙头企业，又值中国经济正在进行转型与升级背景下，制造业作为一个国家驱动科技创新最大的领域，其科技成果服务广泛，其中尤其是通讯与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往往能够影响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和思考制造升级的问题。
本次活动中，市节能环保服务业协会作了关于全市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改、能管中心建设等相关扶持政策的宣贯。各节能服务单位实地调研企业，听取企业领导对生产设备、工艺和产品的介绍，并就各企业的节能潜力进行了交流。
西方主导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某种结构性约束,越来越多地与具有自主生命力的经济功能世界相冲突，在过去的200年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两个方面一再陷入矛盾的局面,积极的方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合理化过程,消极方面是在经济结构关系上导致延迟,阻塞甚至殖民化[1]，帕森斯曾经指出早期资本主义的核心假设：一个人可以仅仅基于其内在能力加入市场竞争体系,但很快就被证明是虚幻的,人们认识到和参与市场相关的能力的获得并不是如此顺理成章。在这里，我们把悖论作为对一种特定结构的矛盾的解释,马丁·哈特曼等[1]认为一个具有悖论性质的矛盾，即：一个意向实现的可能性,恰恰由于实现此意向所做出的努力反而被降低了,在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具有解放性意义的活动或是承载着解放意图的社会建制变革,失去了它们原初的内容,在特别突出的悖论情形中,实现一个意向的努力,反而创造出了反对这个意向的条件。
当代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新特点是生产和贸易全球化、国际分散活动的功能整合和协调。Benjamin D. Brewer[2]认为价值链表示所有各种活动、过程和行动者，这些活动、过程和行动者通过制造、运输和分销以及销售、零售、消费和最终处置等方式连接起来生产任何特定商品或服务； Gary Gereffi[3]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价值链”超越了发展研究中国家特定正统观念，代替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研究中的分析单位来实现，推动了广泛发展中国家工业能力的增长，以及跨国公司的垂直解体，这些正在重新定义其核心竞争力，专注于创新和产品战略，营销以及制造和服务的最高附加值部分，同时减少他们对通用服务和批量生产等“非核心”功能的直接所有权。这两个转变为各种网络形式的治理奠定了基础。
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环境下，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升级存在一个系统性的“悖论”，不管是基于环境的影响还是利益的使然，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到现实的系列事实，都充分的得到印证。
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全球价值链下制造升级的理想逻辑幻境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过于理想化的研究范式,尤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导致各种以偏概全,过于注重量化分析技术而忽视对行为主体价值观导向的影响,方法上更多的是单一性,没能从一体化全面考虑,从而产生与现实政策和行为的各种背离倾向，无法指导全球价值链下制造升级，甚至导向制造升级悖论。
2013年，语文共生教学获得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已在全国多个地区实验推广。但作为一个教学主张和一种教学方法，它还没有完全成熟。虽然我已年届花甲，但它还很年轻。
将距离差的真实值表示为将距离差的变化率的真实值表示为则q的真实值可表示为处理式(14),CRLB可写为[10]:
在追求个体最大化目标时，微观个体与宏观整体、一国范围内与全球范围中各主体对其最大化的界定并不一致；丹尼尔·贝尔等[4]发现在追求市场供求平衡中存在一个与现实经济运行严重不符的前提，即每个市场上，除非有法律的限制、情报的脱节或政府的阻碍，在某一特定价格水平上卖方愿意供应的数量恰好等于买方愿意买进的数量；在任何合理的模型中，经济主体会以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为基础作出决策，例如未来的价格、利息率和收入的预期会影响他们当前是储蓄还是消费的决策(问题不在这种决策模式，但作为市场各主体在预测未来上从来就没精确过，但这种不准确并不妨碍预测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如果仅以预测值作为决策依据，显得就不那么严谨，所以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仅仅是表面上的严谨，仅此而已)，现实中的政策需要各种价值判断，当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些假设会作出荒谬的预测，“中兴事件”对此作出了印证。
对全局性和全球经济问题的探析，其理论缺乏整体性与协调性发展的思考,整体与协调发展战略仍是空白,更没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方略，整体与局部存在矛盾,蔡景庆[6]认为这导致出台的相关对策思考对于某一国而言,可能是解决之道的福音,但对于全球而言,有可能是新一轮发展不均衡的加剧、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进一步迷失。
西方主流经济学注重研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性问题，致力于指导市场经济运行，旨在追求个体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维护市场趋向供求平衡；作为一套理想的标准,人们可以辩论和判断不同的政策行为及其后果，丹尼尔·贝尔等[4]发现整个过程是各种利益、价值的对抗、冲突与平衡,道德与良知的底线不断受到挑战,这是对支配经济理论的实证主义传统的一种背离；丁霞[5]认为这实质上回避了分析经济体系的内在的本质联系或集团利益的对立关系，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特殊的阶级利益、制度属性、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判断，经济学理论的各种假设与行为主体行为存在严重背离，对此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显得一筹莫展。
(一)分工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
制造升级随着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产业升级的经济理论是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于劳动和其他的禀赋变得更加丰富,国家相互之间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方面发展比较优势行业；丹尼尔·贝尔等[4]认为市场的优点在于通过比较利益、专业化和分工来扩大经济化(生产率)的范围和规模，从而增进财富和人类福利。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歧视性的贸易政策, 其实质是要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格局, 使不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锁定在低层次比较优势状态，侯高岚[13]研究指出现实也证明适时从发达国家构想的“进口替代”转向自主性“出口导向”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取得了后来居上的成功, 而长期坚持“进口替代”的许多拉美国家(如委内瑞拉等),则陷入了经济停滞或崩溃的境地。
众所周知，良好的信用体系是企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情况，企业需要建立健全商业信用制度，以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促进企业产品的销售。在市场竞争中，各企业间的竞争，其实无非是为了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提高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就必须销售企业产品。应收账款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制度，需要一个健全的信用制度，才能够保障企业资金的流出能够收回。赊销是应收账款的一个重要手段，企业为了减少竞争压力，可以采取这一手段，增加企业的销量，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建立健全企业商业的信用制度是一个企业应收账款制度管理的对策，能够帮助企业增加销量，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也是维持世界经济发展秩序的基石。萌芽于15世纪末、16世纪上半期 “地理大发现”时的国际分工,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正是伴随着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的形成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工业革命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形成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魏浩[7]研究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国际分工大发展时期，确立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通过资本输出，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了国际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际分工由战前的自然资源禀赋为基础转变为战后的以通讯技术、空间技术、能源技术革命为标志，由产业之间的分工发展到产业内部的分工，进而发展到以制成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由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产品内国际分工快速兴起并得到迅速发展。
分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尹才祥[8]认为交换能力、交换范围和市场的限制是影响各参与国主体分工精细化程度的主要因素，经济与技术实力相差悬殊，规则与标准制定的权力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因此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存在天壤之别。伊曼纽尔·沃勒斯坦[9]研究表明国家政策不是原动力而是对过程的干预，许多国家试图使其境况得到改观，但仅有少数国家成功改变了在世界分工中的基本地位，这正是某一国家的成功消除了其他国家取得成功的机会。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两个永恒要素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等级性的劳动分工和经济活动地位的特定地理区域的变换，戴翔、金辟[10]研究显示由于各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分工体系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边缘国家的剥削，致使资源和财富向发达国家倾斜，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2.比较优势理论
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来，比较优势假说在国际经贸往来中处于主流地位，传统认为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一个国家应大力发展比较优势的产业，促进本国出口；丹尼尔·贝尔[4]认为通行的理论的一个标准结论是按照每个国家的生产上的比较利益扩大国际贸易是合乎理想的，与此同时，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所要求的自由贸易，需要政府的不干预政策，这一直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推崇。郑风田[11]研究发现综观全球竞争优势最强的几个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是靠这些传统的因素和自由贸易来取得竞争优势的；现代比较优势对要素禀赋拓展了其外延，资本、技术、优秀人才等高级要素同样构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这些高级要素的国际流动存在着结构性的偏向。
按照产品内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考虑到资产专用性与竞争力强弱的特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经济与产业结构互补的属性，两者之间是竞争与合作，合作大于竞争的关系；而张美云，宋宇[12]研究发现西方经济理论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本质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互利性贸易利益分配，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竞争关系。在全球化现实的贸易中，产品的竞争力是由价格和非价格因素所共同决定，发展中国家在非价格因素方面的劣势，往往会将价格优势低消而丧失竞争优势。
1.分工理论
(二)全球价值链：制造升级与全球价值链治理
全球价值链是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背景下产生的，刘宏曼等[14]认为随着各国中间品贸易不断增加，跨越多个国家的垂直贸易链不断延长，每个国家只在商品生产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分工与贸易现象。对价值链进行精确严谨分析的想法可以说明提升特定连锁参与者的竞争地位并带来积极的发展成果的机会，全球价值链最基本的形式中，Gary Gereffi[3]界定的价值链是“技术与物质和劳动力投入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个公司可能只包含一个链接，或者它可能是广泛垂直整合的......”“关键问题是公司内部保留哪些活动和技术，哪些应该外包给其他公司，以及应该在哪里开展各种活动”。现有文献中的假设是，给定商品链地理分散，对治理结构和制度背景进行详细的实证调查和仔细分析，可以帮助阐明链中最强大的参与者和代理商的方式。 能够“驱动”该链各主体的动力，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1.制造升级
在全球化时代, 国家的作用实际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1]提出五条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①国家政策能直接帮助其所有者-生产者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程度(重商主义)；②国家能够影响其他国家的竞争能力的程度(军事实力)；③国家能够以不耗尽其利润(财政)的代价来调动其资源实施竞争和军事任务的程度；④国家能够建立迅速执行其战略决策的行政体系的程度(一种有效的官僚制度)；⑤政治统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于所有者-生产者间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致使一个有效的“霸权集团”成为国家的稳定的支柱。
制造升级的复杂程度通常与升级的层次及类型相关。Gary Gereffi[15]认为制造升级通常在以下几个不同层次上进行：①在工厂内，升级包括从廉价到昂贵的物品，从简单到复杂的产品，从小到大的订单;②在公司间的企业网络中，升级涉及从标准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转向灵活生产差异化商品;③在地方或国家经济中，升级包括从简单的进口投入装配转向更加综合的OEM和OBM生产形式，包括更多地使用前向和后向一体化;④在区域内，升级涉及从双边不对称的区域间贸易流向更充分发展的区域内分工，将原材料供应到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商品链的所有阶段；层次越高，制造升级的难度相对会越大。在GVC框架中有四种类型的升级：①产品升级，或转向更复杂的产品线;②过程升级，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引入卓越技术，更有效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③功能升级，需要获得新功能(或放弃激励功能)以增加活动的整体技能内容;④连锁升级，企业进入新的但往往相关的行业。
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升级通常由跨国公司领导者主导。Gary Gereffi[15]指出升级是不会出现在随机的资本或技能密集型行业或活动中，而是通过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企业组织相关产品上的。生产者驱动链中的跨国公司通常属于全球寡头垄断企业。由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在生产点由工业企业控制，主要依靠技术租金，来自对关键产品和工艺技术的不对称获得性和组织租金。买方驱动的商品链的特点是竞争激烈，当地拥有和全球分散的生产体系；买方驱动的连锁企业的利润不是来自生产者驱动的连锁企业的规模、数量和技术进步，而是来自高价值研究、设计、营销和金融服务的独特组合，这些组合将海外工厂与主要消费市场不断发展的产品领域联系起来。
依据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张美云、宋宇[16]认为一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自发选择本国的产业升级路径，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结合通过技术引进或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等途径自发推动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等，当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引进、外溢及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发展中国家就能自动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Benjamin.D. Brewer[2]认为价值链分析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理论视角，长期以来一种持久的、不平等的全球财富分配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事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价值链分析强调的“升级”，首先被构建为一种手段，充其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度结构中极不可能，这是一个拒绝广泛和普遍发展进步潜力的理论框架;根据拜尔的说法，“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价值链文献将升级定义为提高公司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这通常与提高竞争力相关联，从而通过生产过程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将这种对升级的概念性理解转化为详细的实证分析存在许多困难。
作为国内切纸机行业领军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华岳注重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具备年产1000台以上切纸机产品的生产能力，还是切纸机、贴窗机、纸堆翻转机、卸纸机、升降机等产品标准的起草和制定单位，并且获得了“全国印刷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2.全球价值链治理
查日升[17]认为全球价值链治理主要指的是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洪银兴[18]发现处于总体设计和集成环节的、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控制市场渠道的跨国公司通常是价值链治理的领导者；Gary Gereffi[3]在决定全球价值链如何管理和变化方面指出发挥重要作用的三个变量,它们是交易的复杂性、编制交易的能力以及供应基础的能力；全球价值链治理具有五种模式：等级、圈养、关系、模块和市场， 其范围从高级到低级的显性协调和权力对称。
治理是全球价值链分析的核心。 它显示了企业权力如何能够积极地塑造一个行业的利润和风险分配，并确定行使这种权力的行为者。在经济一体化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公司层面的权力可以由主要公司或供应商施加。Gary Gereffi[19]研究表明，在“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中，权力由最终产品制造商持有，并且是资本、技术或技能密集型产业的特征，“买方驱动”的连锁店，零售商和最终产品营销商通过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份额和强大的品牌来塑造大众消费，发挥最大的作用，他们的产品从经济高效的全球供应商网络到制作他们的货物， 最显著的“供应商权力”形式来自平台领导(例如，展示营销或技术优势的公司，这使他们能够设定标准并获得更高的产品回报)，尽管供应商的权力通常与购买者或其他下游价值链参与者无关。
当代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竞争：①全球价值链之间的竞争；②全球价值链内部的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一种主要关系形式，是企业间交易行为的普遍准则。为了维持生存、保持或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增大销售额、提高利润、争夺产业内有限资源等，企业必须不断进行角逐，表现为竞争者之间的直接争夺与对抗[27]。长期以来，竞争成为处理产业内企业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态度，竞争的方式和表现形式虽然在不同时期发生了历史演变，但其始终是产业组织中企业间关系的主旋律。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以竞争取代了中世纪的各种规章条例”；张彤玉、巨荣良[28]认为产业组织的基本范式是竞争与垄断，是对抗性，以消灭竞争对手为目标。对定价权的争夺和对高价位的维持成为企业竞争的焦点。
三、制度经济：揭示全球价值链下制造升级的真相
全球价值链的微观经济基础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回顾经济理论的历史，丹尼尔·贝尔等(1985)指出在公民社会，竞争由惯例和伦理来调节，而不是由契约和法律来控制，在后凯恩斯主义者中，在未来是不确定的和事件的发生需要经历时间的现实世界中，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决定经济结果方面是有影响的、重要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还有那么一点充满理想主义浪漫的话，那由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社会人所构成行为主体的制度经济理论则显得一点都不那么“绅士”,有时甚至还很“暴力”。国家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利益集团的意志和利益,他们的选择倾向于能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带来更大利益的决策,而不管这些决策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全球价值链中占主导的跨国公司最多不过是其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从国家两个基本目标来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对于各个集团形成有效政治压力的主要是地区、民族的国家结构，政治结构趋向于通过空间定位使文化联系起来，文化的趋同往往趋向于为主要集团的利益服务，而压力的加强是为了创造文化-民族的同一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1]研究发现在占优势的地区(中心)，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创立，总是伴随着一种民族文化，这样既可以作为保护在体系内已出现的差别情况的机制，又可以为维持这些悬殊的差别情况作一种观念上的掩饰和辩护。
回顾三次技术革命历程，技术的复杂程度随着更新技术的出现，其资产的专用性也逐步弱化，原先复杂的技术变为通用性水平，其获得性难度往往逐步降低，资产专用性意味着交易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技术资产专用性与有形资产专用性具有明显的不同，它具有报酬递增效应，从而处于交易中有利的一方。处于价值链较低层次分工的发展中国家，要得到这种较高层次的复杂技术往往受到重重牵制，交易成本有时趋向无穷大(美国对中兴通讯的贸易制裁事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期间还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一)非制式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背后的实质
一种认同往往是人们从语言、宗教和独特的生活方式所发现的特点形成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2]发现语言和宗教上的同一性和感情(一种对各自的生活方式的偏好)是社会的产物，不是永恒传统的简单延续，文化是人们用来包装其政治-经济利益和动机以便表达它们、掩饰它们，在时空扩大中牢记它们的领域，霸权不会在一切情况下都表现为文化统治。战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思想中的国际机制理论经历了从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演变。李由[23]研究表明根植于无政府状态的新现实主义认为，由于无政府性是高度稳定的，因此冲突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和根本特征，国际合作则是脆弱和有限的。国家之间开展经济交往时,强调相对收益,只关心其竞争者的收益;在现实主义学者眼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是不稳固的,而只有大国才既有能力又有责任领导国际经济体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指明国际机制与管理相互依赖的重要意义,其实质是通过维持霸权国建立的国际机制延续西方联盟的稳固合作,通过这种合作保护霸权。
多年前的1976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文章，“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的：“要么与我们在一起，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假设：中国贸易顺差，便是中国得了好处，美国吃了大亏。萨缪尔·亨廷顿教授多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格雷厄姆·埃利森教授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这些观点背后的逻辑还是零和游戏，你赢我输，是一方崛起必然要以另一方衰败为代价。美国副总统彭斯先生最近的讲话给人感觉中国已经是“敌人”了，甚至是很恐怖的敌人，他认为中国正在干预美国内政，甚至“要换一个美国总统”。保罗·克鲁格曼[24]指出正如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一个著名观点：思想从头脑到头脑的传播,就如同病毒从宿主到宿主的扩散一般。因为它意味着要想获得成功,并不需要有真实或者有用的思想或能力,而只要思想能找到“传播媒介”就足够了,而并不需要有真实或者有用的思想。
(二)全球价值链与全球治理：强者狂欢、弱者落寞
过去40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变化都有国家和国际政治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主要参与者是大型垂直整合的跨国公司，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英国的里根和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分子的推动下，在拉丁美洲，东欧和亚洲部分地区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东亚奇迹”突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出口导向的工业化。
全球价值链生产者驱动的主体可以是跨国公司,也可以是该国政府，链中不同环节的企业之间维护相互信任的机制是制定和执行各种规则和标准，而现实中忽视了国家治理对价值链治理的影响。曾繁华等[25]认为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治理主要是为稳固其占据的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成为全球价值链领导者；洪银兴[18]认为在国家层面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遵循的是公平原则;在企业层面上，参与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掌握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控制市场渠道，体现的是效率原则，这两个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相互依存与促进。
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并呈现出若干特征，程永林、黄亮雄[26]研究发现: 全球经济去中心化趋势明显，国际经济与政治的联动性增强，新兴经济体保持着赶超势头，发达国家则出现了逆全球化。与此同时,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面临一系列治理困境与难题: ①它无法有效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②全球经济治理的各机构和平台缺乏协调和问责,治理效率不高；③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无法有效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利益和权力要求。在21世纪初期，引入了更加差异化的治理结构类型，侧重于全球价值链中的新型协调。今天，Gary Gereffi[19]认为全球经济的组织正在进入另一个阶段，转型正在重塑各级全球价值链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治理结构：①华盛顿共识的终结和竞争中心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崛起;②全球供应基地的地域整合和价值链集中的结合，在某些情况下，正在将全球价值链中的龙头企业的议价能力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型供应商;③价值链参与者之间新的战略协调模式;④2008年经济危机加速了许多全球价值链终端市场的转变，重新定义了区域投资和贸易地区;⑤将全球价值链方法推广到主要的国际捐助机构，促使重新制定既定的发展范式。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们越来越担心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收益不一定转化为良好的就业或稳定的就业，在最坏的情况下，经济升级可能与劳动条件的显着恶化有关。 其中一个关键的研究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升级？Gary Gereffi[19]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德国和日本，工业化意味着在国内建立相对完整的供应链，没有广泛而深厚的工业基础，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
(三)中心-外围：西方努力维系的体系格局
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1]研究表明“世界”范围的分工和某些地区的国家官僚机器促使欧洲创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国家间形成中心-外围地区的格局，这两个主体群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主体群内部也存在显著地位差异。
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过程中，因为不平等交换，外围国家受到西方大国的剥削和控制，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成为西方大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经济利益为代价的排他性增长，戴翔、金辟[10]认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西方中心国家占据高附加值环节，而外围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长此以往，形成路径依赖而难以自拔。特伦斯·K·霍普金等[22]研究在二战后，美国重建了联邦德国和日本作为亚欧的地区生产中心，普遍推进非殖民化进程，以确保第三世界对外贸易和投资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并由此来维持多边贸易关系和经济一体化所要求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
这个中心-外围体系格局，实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富人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社群平台圈子，尽管成员有不断的进进出出，内部也矛盾重重，但其维持整个体系利益的初衷以及共同应对异域的局面没有改变。随着5G时代的来临，在确定其标准及应用过程中，中国华为公司遭受来自西方包括美国、英国等5个主要国家的抵制，背后的原因有些嘀笑皆非，有的国家纯属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可在教育行政机关、大中小学校、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在本科阶段延边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就业方向包括：电教馆专业技术人员、教育技术中心教师、电视节目采编人员、企业人力资源培训师、政府公务员以及学校信息技术教师等。
四、现实之痛：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升级悖论”
全球价值链中经济升级的挑战恰恰是确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及企业间能够“利用低成本和非熟练劳动力从基础装配活动中攀升到价值链高端”的条件，以及更先进的形式，Gereffi[3]认为这是经济参与者企业和工人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低价值活动转向相对高价值活动的过程；Benjamin D. Brewer[2]认为这种悖论取决于全球价值链企业和国家在链条中“升级”其地位的可能性以及世界体系分析中全球价值链结构的根源之间的脱节，现实呈现的是一个拒绝潜力、广泛和普遍发展进步的格局。由于多种原因，这种“缺失的环节”既令人困惑又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全球价值链分析中， “升级悖论”正在形成一条缺失的环节；对价值链进行精确严谨分析的想法可以说明提升特定价值链参与者的竞争地位并带来积极的发展成果的机会，更广泛的“生产网络”在当代发展研究与现实领域广泛流传。然而，矛盾的是， 长期以来一直假设一种持久的合作发展与不平等的全球财富分配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事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价值链分析强调的“升级”，首先被构建为一种手段，充其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度结构中极不可能实现；根据拜尔的说法，“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价值链理论将升级定义为提高公司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这通常与提高竞争力相关联，从而通过生产过程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将这种对升级的概念性理解转化为详细的实证分析存在许多困难。
(一)竞争:主流的普遍性商业规则
全球价值链治理中所制定的规则是强者的游戏，并非由自由市场所形成或能决定。跨国公司的主导者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起来的在品牌、营销、产品开发、设计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专利池、战略阻隔、品牌强化、并购阻断等多种措施实施纵向控制，甚至不惜借助霸主国家机器做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对其他国家、企业进行各种技术封锁与打压，不断提升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进入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功能升级和价值链的升级，目的之一就在于攫取专业化分工以及全球配置资源的经济租金最大化；王克岭等[20]认为对主导企业的过度依赖、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成为发展中国家传统制造产业和企业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
市场是最不讲情义的场所，保罗·克鲁格曼[24]觉得其冷酷无情恰似一位变化无常的主人一般，如今我们的国家离淳朴的渔夫型社会越来越远，而更像是一个无情的淘金型社会；丹尼尔·贝尔等[4]甚至觉得亚当·斯密的市场无形之手不仅是看不见的，而且是根本就不存在；保罗·克鲁格曼[24]认为更为糟糕的是，市场的自由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垄断,而且垄断的程度会越来越高。垄断竞争带来了独占的固有坏处(价格超过竞争价格)，而没有竞争的好处(市场不容易进入)。
可以发现， β1 和 β2， ω′1和ω′2对 ΔF 的变化趋势影响一致，因此，本文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说明ΔF的变化趋势。在Matlab软件中，为参数设定有效的范围， 0＜pφ＜7， 0＜ω′i＜0.5， 0＜βi＜5。
竞争优势才是各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现实态势，戴翔、金辟[10]认为当前产品内分工发展的实质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保留核心的外包其余的” 成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普遍战略；科技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所处的位置，国家与企业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中的话语权。里根在任美国总统期间，提出“振兴美国”、1983年7月设立“总统工业竞争力委员会”、同年10月提出“国家生产力与技术革命法案”、1986年成立“提高竞争力工作小组”等一系列措施，旨在确保美国的竞争优势。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之路，受制于当时劳动力要素的相对过剩、资本短缺、研发投入不足、人才与企业家资源稀缺等状况，国际竞争力毫无优势，采取“ 低端嵌人”的方式， 走上一条“ 血拼” 式竞争道路。
(二)全球价值链下制造升级的现实基础：核心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真正的决定因素来源于竞争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拥有自主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次行为主体的推动：①微观基础的企业；②宏观基础的国家。企业主要通过创新机制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其中在技术持续开发方面的能力起着关键作用；国家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推动，发展优势主导产业，通过构建好的制度、机制不断激发市场动能，培植有利于企业家精神与高端人才施展才华的氛围，鼓励和支持变革与创新。纵观核心跨国公司间的竞争，主要是在技术开发方面的争夺，国家通过政府的政策保护和促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将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限制在国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9]研究发现处于主导地位的工业之所以是高利润的，恰恰是有较高的生产率，它使得成本降低，而且能够暂时垄断“技能和知识”市场；此外国家需要为本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保驾护航，这更需要一个国家整体综合的强大基础作为后盾。
考察英国、美国工业化及现代化进程,全球霸主国家大量使用关税、非关税壁垒，甚至战争暴力等非经济手段来发展和保护本国工业，李斯特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现代工业化国家正在撤掉后发国家逐步攀升的“梯子”。他们鼓吹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只是帮助本国公司撬开国际市场的面纱、幌子和工具，要素全球流动自由化主张，其实质是用来创造一个有利于霸主国家跨国企业经营的有利环境。
产业升级与建立是与扩大、协调和完成综合生产和贸易网络的进程有关，微观基础包括与生产关联的前向(营销)和后向(采购)环节，以及贯穿这些环节的学习效应， Gary Gereffi[15]认为这是一个提高企业或经济转向更有利可图和/或技术复杂的资本和技能密集型经济利基的能力的过程。Benjamin D. Brewer[2]对特定商品价值链的分析基本上从三个维度进行：技术和地理维度(给定产业链中的技术分工，以及该分工的自然、社会和政治地理学);治理和权力的维度(权力是如何在整个社会和技术分工中分配的);以及历史和制度层面(特定商品链如何“适应”更广泛的世界经济背景并与更广泛的世界历史动态相互作用)。跨越这些维度或者真的把它们拉到一起，是所谓商品价值链“升级”概念的一般焦点。
保罗·克鲁格曼[24]认为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关键性的专业技术、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便捷的零部件供应，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设计精巧的社会协调机制等，共同造就了发达国家高效的经济体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1]研究发现强大的国家为某些集团的利益服务而损害其他一些集团的利益，不可能势均力敌，否则跨国经济实体就得不到有效运行，妨碍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经济就会衰弱，直至世界体系的瓦解；在世界市场紧缩时期，使荷兰甚至英国能够在价格上击败法国的关键原因是，在此以前五六十年它们在工业资本和技术上积累起来的优势。
(三)自由贸易与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
全球化就是技术和资本的转移，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并引起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自由贸易与全球化是全球价值链持续发展与升级的客观条件。保罗·克鲁格曼[24]研究发现西方现实世界有一股风潮，那些全球化的批评者，其实心中充满一种成见：只要对上述过程说一句好话，那么他不是幼稚，就是腐败，反正都是全球资本压迫国内劳动者的代理人。
产业国际竞争力最终通过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来衡量和检验。市场需求越苛刻、越高级, 产业的竞争力就越高；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通过拥有规模经济,消费者需求层次高,需求具有超前性,推动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和管理创新，形成一国企业变革的动力，对取得国际竞争优势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从长期来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9]认为拥有广泛和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的廉价商品才会提供一个有保障的工业基础；企业家的特质正在帮助或妨碍形成一国竞争优势，不同国家有着特色各异的“ 管理意识形态”,在德国、日本与美国企业中处于最高层群体显著差异就可得到验证；英国文化，或者说是蕴含于英国文化中的某种可以说明为什么英国有一种更强烈的企业精神的因素，企业家利用工业化进程在其发展的众多环节上提供所有的机会，这种积累的效果是“革命性的”，而这种文化性格在制度上的表现为英国更为宽容的国家结构；正统观点认为工业革命“自发的、没有得到政府的扶持”下发生。
抽象是数学的思想方法之一，东北师范大学史宁中教授说：“数学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一个人学习数学之后，即便这个人未来从事的工作和数学无关，也应当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①史宁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与教学》，《中小学管理》2017年第1期，第35-37页。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这是数学教师应该关心的问题。
例如英国使用了非常“具有操纵性的”高关税壁垒和行政措施, 大力发展纺织业和机械工业,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9]研究发现“英国在1个多世纪中所采用的制度，就是只允许英国自己工厂的产品进入其国内市场，而通过禁令或具有同样效果的关税，来阻止外国生产的商品进入”； 正是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决定性地拉大了法英两国在农业、工业、贸易和金融等经济方面的差距，在战争过程中，英国结束了昔日荷兰霸权，凭借对商业与金融的控制，开始赚取大量的无形信用收益，但仍然维持这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大壁垒，利用高额的限制性关税，把印度的生产商从英格兰排挤出去，同时又对进入印度市场的生产商予以支持，摧垮了达卡和其他地区的民族制造业，形成市场霸权，西非的锻造业和钢铁冶炼工业被19世纪廉价的英国进口商品“摧垮”了。
你说的没错，学校是归联合校管理，可咱们学校在沙河村的一亩三分地上，他是坐家虎啊。他说了，要是学校不听他的，他就要停水断电，门前挖沟，还要收回学校的房子。杨校长眼里满是伤感和无奈。你也知道，以他的脾气，是说得出做得到的。
美国在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赶超英国过程中, 其孤立主义政策成了世界上保护最严重的国家。现代社会努力减少了战争及直接的对抗形式赤裸裸的剥削行为，考什克·巴苏[30]发现各个国家、集体和人们都一致在受到欺骗，被掠夺，通过复杂的金融花招、发掘法律中的漏洞以及利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不同步所带来的新机遇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以军事优势恢复其霸权的努力加剧了经济的衰弱，宁可杀敌1 000自损800，最近发生的孟晚舟事件，其“长臂管辖”的本质一览无遗，彰显了其对被超越的恐惧和焦虑，也进一步印证为了阻止后发者而无所不用其极。
五、历史与现实考察：一种从未改变的事实
一切事物，甚至既往的事物，都具有同时代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1]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研究发现：既然我们都分属于多种群体，我们常常不得不按照忠于群体的要求作出优先的选择，学者和科学家们也同样如此，并不幸免。霸主国家优先是一个恒久不变的事实，通过不断制造危机阻断后发国家的超越，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本质。陈继勇[31]历史证明，从荷兰霸权，到英国霸权，再到美国20世纪的霸权，国际秩序每一次更替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
有了这一块艺术园地，至少也能开几朵小花，我们诚恳地宣布，我们愿意将话剧改造成普遍的艺术，再用全部的力量，传达到十字街头底大众，振兴这灰色的民族。[21]2-3 1933年6月，持志中学举办校庆游艺会，持钟剧社排演《父归》。本剧由赵默（金即山）导演，胡道祚参演，在中华学艺社礼堂举办的学校游艺会上演出，接着又参加了“中学联”联合公演。[22]9 1934年，持钟剧社在左翼剧人成立的无名剧人协会第一次公演中演出了《谁是朋友》（陈鲤庭编剧，王为一导演）。此后，持钟剧社又参加了无名剧人协会第二次公演，演出剧目《梅雨》（赵默导演）。
(一)制造危机：阻断后发国家的超越
帝国是5 000年来世界舞台的恒久特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1]认为帝国的政治集权化是它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是其弱点所在。其力量在于，它能凭借暴力(贡品和赋税)和贸易中的垄断优势来保证经济从边缘向中心流动，政治帝国是经济统治的原始手段；政治力量被用来保证垄断权利，国家减弱了作为中央的经济机构的作用，而更多地变成在其他经济交易中保证一定的进出口交换比率的手段；通过不断制造各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社会危机甚至军事危机，阻断后发国家的超越。
味的地方了。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位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
百年战争(1337—1453年)把西欧的国家体系变成了战时经济，自此国家间开始形成中心-外围的格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9]发现这种不平等的发展是在多层次总体结构中进行，例如“城市殖民主义”等；“国际贸易常常比国内贸易便宜的多，容易的多，……国家间的专业化常常比一个国家的各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容易的多、早得多”；16世纪，欧洲人扩张到了南北美洲，贸易的普遍扩张构成了当时“繁荣”的基础；16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创立初始，盛行的意识形态是国家统制主义，即国家利益至上；当时西班牙的衰败主要是没有建立能使其统治阶级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创立中获利的那种国家机器，中心地位成功的秘诀是，用价格制品换取边缘地区的原料，前提条件是，压低原料进口价格的政治经济能力，以及在中心国家市场上与其他中心国家的工业品进行竞争的能力。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本质上是要使积累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获得超额报偿。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也会被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迄今有荷兰、大不列颠及美国一度称霸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某一中心国家实际上只是很短暂的时间内可以同时在生产、销售和金融方面优于所有其他中心强国；老威廉·皮特指出：当贸易处于危险时，它就是你最后的防御工事；你必须保卫它，否则就会遭到毁灭。英国人1651年的航海条例佐证了这种处境，往往通过加强国家实力或削弱对方为主要手段。
美国建国只有200多年，但从历史看，它对竞争对手的遏制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设置对手一直是美国为确保自身强势的战略惯性——自1894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以来，在美国的“战略词典”里， GDP的60%是一道红线，谁要是越过这道红线，美国就会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这与挑战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或是否韬光养晦无关。20世纪，美国曾有过两次被对手赶超的焦虑。一次是苏联的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美国对苏联加大遏制，同时苏联也犯了致命错误，导致最终解体；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引起美国警觉，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加上日本政府误判形势，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造成大量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当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从近期发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重签事件、中美贸易冲突事件中，霸主国家美国就是不断使用威胁、恐吓、打压等手法，逼迫对方就范，中美贸易冲突事件美国运用金融、经济、外交、战争恐吓等手段，背后的实质直指对中国高新科技技术进步的压制企图，最终目的是达到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升级的全面打压与摧毁。
(二)从未改变的事实：资本主义霸主优先
考什克·巴苏[30]认为经济学界的主流仍然在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当今世界由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经济所支撑的经济秩序是目前和可见未来的唯一的、最佳的经济秩序；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实施改革以使现存的体系能够顺利运行。美国霸权以来，不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法律化、甚至军事化，达到“整倒”对手逼迫就范的目的。
2016年，天津、西藏、浙江、上海ZX值为1，达到了有效；广东省ZX值为0.909，江苏省ZX值为0.845，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北京市ZX值为0.750，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山东省ZX值为0.542，效率较低；青海、宁夏、重庆、河南、福建的ZX值处于0.3-0.4之间，湖南、陕西、河北、山西、四川、安徽、贵州、江西的ZX值处于0.2-0.3之间，湖北省、海南省、广西、吉林省的ZX值仍处于0.1-0.2之间，甘肃、云南、内蒙古、辽宁、新疆、黑龙江ZX值均小于1。2016年ZX值在0.5以上的有8个省市，占全部测度省份的25.81%，从ZX来看，整体表现不是很好，大部分省市的效率均表现出低水平。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 美国在传统产业如纺织、钢铁、汽车等,以及一些新技术工业等诸多经济领域, 受到日本、前苏联、西欧等后起国家的有力竞争, 伴随着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的解体,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动摇, 美国企业在国际上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和挑战；后来日本、前苏联的结局也已众所周知，在此过程中，美国所采取的手法已经是毫无下限。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试图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试图保持技术领先地位，逼迫中国落后，完全是仇外的民粹主义意图”，保罗·克鲁格曼[24]因为打着民粹注意旗号的自由市场保守派们，无视广大民众与一小撮超级富豪之间日益扩大的财富差距；特朗普的“再工业化”，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美国优先”带有等级的市场体系：美国是中心老大，盟友是一圈，日本一圈，中俄在外圈。“平衡中国国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崛起”。 2017年底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美国的官方报告中首次强调了这一思想，因而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实质是反全球化的单边保护主义，维持其霸权地位。
六、结论与启示
当今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者一些人称之为“主要拐点”，这可能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升级以及降级产生重大影响。 “华盛顿共识”作为发展中国家范式的作用已经被严重削弱，并没有出现替代发展战略取而代之。因此，我们在“后华盛顿共识”中对全球价值链中制造升级的分析不仅要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生产和贸易组织的变化，还要考察新兴经济体作为新的需求和生产能力来源的作用。先进工业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危机时期相互依存达到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程度。
全球化时代，制造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针对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升级悖论结论的得出，来源于跳出制造本身而置其于更高的全球经济甚至政治层面，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与现实中，基本形成一个清晰的阻碍系统。基于历史与现实的事实，全球价值链中后发工业化国家制造升级之路还是不会平坦，制造升级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系统中回归到它的框架起源，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后发国家制造升级总体应对策略具有较为重要的启示效果。
(1)西方主流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升级理论运用不当存在最终产生“悖论”性的效果，主要原因就是其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现实中绝无仅有。在研究方法上缺乏能够全面综合考虑整体性与局部性的有效方法，研究的视野与结论往往受到学科门类的局限，因此不可盲从照搬。
1.3 心功能分级 依据2009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基金会/美国心脏学会(ACCF/AHA)心力衰竭指南[4]分为四组：心功能Ⅰ级组，心功能Ⅱ级组，心功能Ⅲ级组，心功能Ⅳ级组。
(2)全球价值链下制造升级，由于主体之间目标差异，同时主体的多样性，导致其动机与行为的显著差异。一般在一国之内，有可能会产生同向性效果，如果超越国家上升到区域或全球性上，问题往往会变得复杂些。笔者认为一国范围内，制造企业与国家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包容性，至少可以消除排他性的目标，但国家之间的目标由于背后利益集团的作用往往变得比较复杂，有时表现为毫无理由的对立。全球价值链下制造升级往往还取决于其治理权限，由于国家及企业在国际治理方面话语权的不对等，对后发国家来说其制造升级的确有些望而兴叹。
(3)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升级现实基础是核心竞争力。商业是以竞争为主要形态，不管同行之间、国家之间，但也不排除有合作的空间，低层次的技术升级合作成分多些，高端技术升级则竞争的成分会多些。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企业与国家两个层面上，缺一不可。
(4)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是制造升级的根本出路，也是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我们一直在讲到的学习效应，要么跟别人学，要么自学。在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升级，低端部分可以跟发达国家学，这也是发达国家的市场需要，但高端技术只能靠自学、或者向市场购买(假如市场有的话，但“中兴事件”显示存在交易成本无限大的可能性)，必须更多地关注产业层面变化，国家层面升级和更广泛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的权力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国家尤其要对基础性科学研究要建立长效的支持机制。
(5)深度参与全球有效交流与沟通。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往往根深蒂固，对各个国家主流价值观与正式制度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只有不断加大开放，增强相互之间的交流，消除各种成见，形成多元化、包容性与共享局面，才能真正减少制造升级的各种阻碍。
(6)一个国家的企业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一个国家应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企业通过学习效应，不断进行科技的创新，推动产业的发展与竞争力的提升；国家则尽量多的争取更多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的空间，为企业经营保驾护航及必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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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radox of Upgrad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Global Value Chain
Fan Yongz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gyang 421002， China)
Abstract : Western capitalism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200 years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Globalization has enable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velop to a greater extent. Events such as "ZTE", which is affected by US trade sanctions, have once again trigger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manufacturing upgrades under the concept of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focus of manufacturing upgrades needs to be at a higher level and to be approached with a broader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and the reality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 theories, institutional economic theories, world patterns, and the obstacles set up by the hegemonic states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really help to upgrade the manufacture industr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early stage,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market; but, there is a trace of paradox both in history and in the status quo.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manufacturing upgrade with a new "paradoxical model", analyze the "missing" links in the theory and the reality of the manufacturing upgrade specifically under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reveal the manufacturing upgrade paradox in the whole field.
Key words : paradox; global value chain; manufacturing upgrade
收稿日期： 2019-03-13
网络出版网址： http:// kns.cnki.net/ kcms/ detail/ 13.1356.F.20190325.1655.006.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9-03-26 16: 52: 03
作者简介： 范永忠(1970-)，男，江西上高人，管理学博士，衡阳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
DOI ：10.13253/j.cnki.ddjjgl.2019.10.001
[中图分类号] F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 2019) 10-0001-10
(责任编辑：张积慧)
标签：悖论论文; 全球价值链论文; 制造升级论文; 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