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产权#183;结构#183;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改革论文,产权论文,结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革既是重点，又是难点。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诸多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迫切需要去研究和解决。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一些其它类型的企业所不具有的特性，因而在改革过程中也不能完全采取与其它企业相似的改革政策与措施，它涉及到产权、结构与企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从产权的角度讲，一方面要实现部分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另一方面要进行国有企业内部的产权制度建设，包括按明晰产权的要求建立以资产为纽带的公司制度和按权责分明的要求建立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从结构的角度讲，主要是应调整和优化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结构，国有企业将主要集中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而相应地从一些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的行业和市场主动退出，让给非国有的企业进入。从文化的角度讲，国有企业的传统管理体制要进行改革，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丢掉其原有的社会责任，而应通过完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克服现有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制度的弊病，以保持改革的基本方向不变。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从1979年算起到今天，已进行了18年。应该说扩大国有企业经营权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企业改革的成就也是显著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现在企业所面对的困难也是非常严重的。突出表现是国有企业亏损问题非常严重。1996年1～4月，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按企业户数算，亏损面高达46%，按资产总额算，为42.1%，按职工人数算，为52.2%。这不仅反映国有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企业亏损面扩大对整个社会可能产生的震动程度，突出表现在下岗职工显著增加。从总体上说，国有企业亏损属于摩擦性的：体制转轨的摩擦，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许多企业是不适应的；结构调整的摩擦，中国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有许多行业是全行业亏损，其中一部分行业属于需要收缩的行业。现在需要通过市场途径进行结构调整；在原有的体制和结构中，整个经济属于短缺经济，市场是卖方市场。现在随着体制的转变和结构的调整，虽然整个生产能力还不足，但市场的总体格局已转为买方市场。
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出路何在？一是坚持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二是加强结构性调整的力度，三是要探讨企业在市场制度以外的建设，特别是企业文化的建设。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关键还是产权制度改革
应该说，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注意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明确强调中国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对企业采取新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给企业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取消指令性计划；推行厂长负责制；企业承包；企业内进行打破“铁饭碗”的就业、分配制度的改革；等等。虽然这些改革，与市场化的方向是一致的，虽然经过已有的改革，企业距离真正市场化的企业制度越来越近，但是效果不很明显。我们发现根本的原因是，已有的这些改革仅仅局限于经营机制的转换，没有改变企业的制度基础，不能越过由计划经济的企业到市场经济的企业的界限，不能最终成为真正的市场化企业。
企业的经营机制已转向市场，但企业的制度基础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
产权关系不明晰是中国现有国有企业制度的基本特点。根据中国的所有制理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国家代表人民行使对企业的所有权。具体到企业中，资产属于国家所有这种产权关系，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资产所有者的利益无法在现实的企业中人格化。因此便导致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率无人关心，无人负责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在更为突出。
在原来的计划体制中，企业占用的国有资产得到政府的集中计划和集中管理。而在现在的体制转型阶段，政府对企业的约束力已大大弱化，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面向市场经营，企业的厂长经理有了非常大的自主权。这些经营者代表谁来经营企业，实现谁的利益？是国家？还是企业职工？还是自己？很不明确。实际情况是企业经营者有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动力，但无明确的产权约束。在这种条件下，经营者的权力越大，所有者的利益越是没有保障，近几年来国有资产流失远比过去严重就是明证。
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企业面向市场经营是以企业有明确的产权约束为基础的。企业只有在有财产增值刺激并承担财产风险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竞争，才会真正讲究效率。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竞争只有收入分配的利益和风险，没有财产的利益和风险，因而其参加市场竞争的行为往往是短期的，更多的考虑短期的分配利益。就拿中国目前的企业亏损来说，亏损面高达40%多，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纺织、轻工、军工等行业。这些行业全行业亏损问题早就存在，有的人早就看出这些行业应尽快调整结构，政府也早就提出这个要求。可是有多少企业愿意牺牲自己当前的分配利益而去进行结构调整呢？结果问题越拖越严重。
与产权不明晰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的资本金问题。国有企业的资本金一直没有重视。现在突出反映在企业债务太重。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般要高达70%以上。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太少。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了企业过大的利息负担（银行贷款利率一般为10～12%，企业资金利润率一般为5～6%），另一方面企业受资金不足的限制，对宏观经济形势特别敏感，国家宏观一紧缩，停产半停产的首先是国有企业。造成企业过高的债务的根本原因也在产权上。一方面，国家作为所有者对企业的追加投入一般不采取资本金形式，原来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入采取财政拨款的形式，后来考虑到投资效率，便将拨款改为贷款；另一方面，企业没有自我积累资金的积极性，企业的资本金便越来越少。在企业的资本金过小的情况下，即使让企业放开经营，其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企业要超出自己能力经营就会背上沉重的债务。目前中国企业的普遍亏损、“三角债”严重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企业资本金过低还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性质。现在许多企业的国有资本金10%还不到，这种企业还能算是国有企业吗？
由企业制度转换严重滞后与其经营机制的转换所造成的诸多问题表明，国有企业的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重建国有企业，将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国有企业变为市场经济的公司。中共中央1993年11月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其途径便是对现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单一投资主体的企业依法改组为独资公司，多个投资主体的企业依法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显然，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最根本的还是产权制度建设。对产权制度改革目前有各种观点。我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要达到鱼和熊掌兼得。就是说，既要保持国有性质，又要具有非国有企业的效益。
产权经济学中使用的产权概念所要说明的问题是：
（1）产权是人们在交易过程获取一定收益的权利，具有可能转让的特征。就像排出污水的农药厂和养鱼场在使用同一条河时，产权在农药厂和养鱼场之间进行界定或转让，来确定谁有权使用这条河，谁收益。
（2）产权是由一组或一束权利来组成的，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形成产权结构。权利束可以分解，使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权利。就像在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财产所有权和财产控制权属于不同的人。这种变化和调整，就不能说是所有权的变化和调整，而是产权的变化和调整。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大内容是出资者产权和法人产权分离，这指的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而不是所有权的变化。当然，不管产权束中的权利如何分解和调整，所有者的利益总要得到保证，不会改变其剩余索取权。
根据产权的含义，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涉及两方面问题：
1.在所有权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国有企业非国有化。
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要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必然要保持国有制经济的必要比重。但这决不意味着要保留和保护现有的所有的国有企业。按照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的要求，必然要将一部分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基本思路是：一些亏损的国有企业无力保住国有资产，通过出售途径，收回国有资产原值。一些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通过破产，结束国家对亏损企业的不断补贴。国家将通过出售和破产从亏损企业抽出的资本投入效益好的其他企业（包括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高效益的企业经营中提高国有资产效益。
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主要途径是：国有企业通过拍卖转为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被非国有企业兼并；国有企业被非国有企业控股。这些企业转为非国有企业后便“脱胎换骨”，成为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或私营企业中的一种类型。
国有企业同非国有企业“嫁接”的主要途径是：（1）非国有企业承包或租赁国有企业；（2）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合资经营；（3）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联合经营。目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企业类型，除了纯粹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外，还有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这4类企业都表示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合资或联营。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同其他非国有企业合资联营后形成的新的企业类型。在这种合资和联营企业中，虽然国有企业可能还存在，或者还占有股份。但是由于和非国有企业“嫁接”在一起，其企业制度就不是原来那种国有企业制度了。在这里是非国有企业的制度与国有企业的资产“嫁接”在一起。
2.国有企业内部的产权制度建设。
国有企业改革最困难的是在国有制的范围内建立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而这一部分企业制度建设又是中国改革的关键。去掉放活的小企业，这部分企业数量不多，但在经济中占的比重不小，就拿国家重点抓的1000家企业来说，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中的重点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业企业，无论是资产总额，还是销售收入，上缴税利都超过全国工业总量的50%以上。其中大部分企业，目前的景气状况较好。其主要原因是它们在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又得到国家的重点扶植。这些企业仍然面临着制度创新问题。中国真正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这些企业真正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国有企业的现状，这些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
一方面是按明晰产权的要求建立以资产为纽带的公司制度。企业应在形成多元投资主体的基础上按股权组织公司。企业可以通过上市的途径吸收社会公众的股份，可以通过定向募集的途径吸收其他所有者的股份，也可以通过企业间联合的途径建立合资公司。即便是国家独资的企业，也可以在吸收作为独立法人的多个国有企业投资的基础上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成为一种产权的组织。在这种按明晰的产权组织的公司中，所有者的权益必须在制度上得到保障。公司的债务责任也必须明晰。公司对自己的债务负完全的责任，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为限承担有限的责任。
另一方面是按权责分明的要求建立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按照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的原则建立的现代公司制度中，企业作为法人实体对出资者出资形成的企业财产行使法人财产权，也就是说企业法人对企业的财产有实际的控制权。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现状，企业在建立法人财产制度时需要有效地克服内部人控制问题。根据内部人控制理论，在企业公司化过程中，经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内部人既不是所控制的资产的所有者，也得不到其所有者的有效控制，但掌握着相当大部分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针对内部人控制需要在治理结构上控制内部人控制，其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的企业经营者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具体包括：（1）经营者对出资者负责，保障所有者权益的约束机制；（2）在出资者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的条件下，明确企业法人的债务责任，资不抵债就要破产；（3）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经营状况挂钩的激励机制。第二是让企业家进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必须要由企业家来经营。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主观原因是缺乏敢于创新、善于经营的企业家，或者说不是企业家经营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的制度重建必须包括建立企业家经营企业的制度。这种制度包括：（1）以竞争方式选择企业经营者；（2）建立经营者市场；（3）经营者的市场考核和所有者考核的机制；（4）经营者的利益和风险机制。通过这种制度保证企业家通过竞争进入企业成为经营者，或者经营者在竞争中成为企业家。
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和改组的关键是扶优
中国有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必然要保持国有制经济的必要比重。但这决不意味着要保留和保护现有的所有的国有企业。中国目前的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益不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数量的国有资产在不能产生效益甚至长期亏损的企业经营。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是指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改组：依据资产效益安排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和企业分布，依据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采取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这种战略调整涉及国有资产存量的流动和重组。
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包括调整和优化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结构。国有企业将主要集中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战略性调整的基本趋向是：国有经济继续保持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如：铁路、航空、港口、邮电、通信、金融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但又处于薄弱环节的基础工业部门国有经济要积极发挥作用，如：能源、原材料工业。而在其他竞争性行业中可较多的实行混合经济，国有经济不一定在数量上占主导，但要通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来发挥主导作用。目前亏损企业较多的轻工、纺织、机械、化工等行业或者是受市场趋向饱和及原材料涨价的影响，或者是受进口过多影响，或者是自身产品结构调整滞后所致。解决这些结构性亏损的主要途径是，在这些行业中的一部分国有企业退出所在的行业和市场。
调整企业结构，面对的选择是扶持优势企业，还是扶持亏损企业。这反映对效率与公平目标的选择。长期以来，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扶持政策更多的是偏向亏损企业，而效益好的优势企业不但很少得到政府的扶持，还要应付各方面的摊派和伸手。而对亏损企业，不但没有应付各方面摊派伸手的负担，还可以得到政府在扭亏增盈名目下的财力和物力的扶持。这种扶贫而不是扶优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鼓励落后，抑制先进的作用。现在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益不高，在很大程度上要用这种扶劣而不是扶优的政策来说明，相当数量的资产在不能产生效益的企业经营，何来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我国正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是扶优汰劣。市场经济的效益也就是产生于这种扶优汰劣的机制。现在实际上存在的扶劣抑优的政策背离了市场经济的法则。现在我国要通过结构调整来提高效益，就必须顺应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由扶劣转为扶优。如果坚持在现有结构上保持或解救亏损企业，会使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企业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按此要求，对亏损企业，不能简单的采取扶持性保护性措施，必须借助市场的力量坚决淘汰一部分落后企业。对一部分资不抵债的亏损企业就要实施破产，对因结构性原因造成的亏损企业扭亏增盈，不是在现有结构上扭亏，应是在结构调整上找出路。这样，便可使被落后企业无效占用的要素得到新生，保证具有优势产品的企业的要素供给，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他企业竞争的压力。
在现代竞争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保证各个行业的产品都有竞争优势。各个地方可以做到的是扶持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产品，并使其发展成为优势产业。规模经济要求优势产业达到最经济（成本最省、效益最高）的规模。从市场经济的观念看，规模经济的标志不是企业的简单数量规模，而是市场占有份额。因此，企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扩大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产品的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
现在淘汰落后企业的一大困难是企业中职工的生活问题。政府扶持落后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此。如果考虑到政府扶持的成本，与其救济落后企业，还不如直接救济落后企业的职工。救济落后企业，企业救不活，政府实际上承担着无限的责任；直接救济职工，同时帮助下岗职工自谋生路，政府只是承担有限的责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大优势产业规模的途径固然可以靠单个企业自身的扩张。但最经济的途径是多个企业围绕优势产业的联合。这样做不仅能在短期迅速形成规模、及时扩大市场，而且还能借助优势产业带动并救活一批困难企业。因此就扶持优势企业来说，最基本的是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推动资金存量更多更方便地进入这些效益好的企业，使之迅速形成规模经济。政府要积极为其兼并落后企业，及与其他企业的联合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通过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将过多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联合在一个或几个企业集团中，企业外部的市场协调变成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便可大大节省市场交易成本，产生最大的规模效益。因此，企业间的联合和协调化是调大优势产业、培植支柱产业的重要途径。
扶持优势企业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发展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这是利用市场机制扶持优势企业的重要途径。
就资本经营来说，产品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企业，要从产品经营扩大到资本经营的领域，由产品经营优势扩大到资本经营优势。按此要求，优势企业可利用资本经营的机制增强竞争能力。一方面，企业可将盈利进一步投向新的投资领域和持有其他企业股权，增强资本增值能力；另一方面，企业可通过上市和发行股票等途径扩大企业资本金；再一方面，企业可通过兼并和购买其他企业股权等途径扩大企业规模。总的来说，资本经营是利用市场机制培植优势企业的重要途径。
就发展资本市场来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同资本经营是相配套的。企业应该重视利用资本市场来进行资本经营。推动资本更多的流向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减少资本流动的成本。同时还要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形式的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保证在银根较紧的宏观条件下，保证具有产品竞争优势的企业的必要的资金供给。
企业制度建设包括意识形态和企业文化的建设
正当中国的企业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制度作为参照系，转向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和企业理论论著中出现了批判西方企业制度的缺陷的观点。在西方的一些论著中出现了企业重建和创新的理论。
应该说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企业重建和创新理论对中国目前的企业改革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在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不同的国家，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各自所面对的企业重建和创新的目标和途径是不尽一致的。在发达国家，创新理论要求企业由单纯追求利润转向追求社会责任的阶段。而在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阶段。这里的企业所面对的重建和创新任务是另一种情况。
中国已有的企业改革基本上明确了企业独立的利益追求，企业实际上也有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机制，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已有的这些改革活跃了中国经济，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可以说是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社会的正效应。但不可忽视这些企业在追求自身最大化利益时直接带来的负效应。不少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也包括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为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采取了不少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其中最为人们所痛恨的是：行贿；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盗版侵权；污染环境。这种情况甚至已侵入到国有企业。在中国，这些企业外部性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甚至在继续蔓延。人们不免要问，改革如果产生社会利益受到如此严重损害的后果，改革还值得吗？针对这种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有人认为其原因在市场竞争不充分。只要竞争充分了，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就会实现社会利益。我认为，问题不仅仅在于此，中国的改革，不仅要继续推进市场改革，造成充分竞争的环境，还需要继续推进企业的重建和创新。改革发展到现在，企业已经到了在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基础上，进行制度建设的时候了。
针对新古典理论所强调的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终实现社会利益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在解释制度变迁时指出，将什么都解释为人们按自我利益行事的理论，不能解释问题的另一面，即对自我利益的计较并不构成动机因素的那些行为。这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实现并不都是在大家追求自身利益中实现的。诺思所推崇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求企业不是仅仅追求自身的利润目标，还应有主动实现社会目标的意识形态。
因此，中国企业的改革过程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制度的转变，这是基础；二是进行制度以外的建设，其中包括企业伦理、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家精神的培养，等等。这同诺思所揭示的实现制度变迁的两个重要要素是一致的：一是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二是包含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在他看来，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
就企业的生产目的来说，在原有的体制中，国有企业不以自身利润为目的，以体现在国家下达的计划中的社会需要为企业生产目的，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明确的，如充分就业、职工福利。当然，由于国有企业的制度限制，企业经营效率太低，这些社会目的和社会责任是无力达到的。现在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转向市场经济的公司制，明确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但是，决不意味着要完全丢掉原有的社会责任。根据企业重建和创新的要求，中国企业在制度上重建时，必须在新的企业制度中保留原有的社会责任。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决不是仅仅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在成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公司时，一开始就要注意克服现有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制度的弊病。
在企业转向市场经济的公司时，企业道德和伦理规范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转变使企业成为“经济人”，道德和伦理规范则是要使这些“经济人”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成为“社会人”。企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受由其制度基础决定的生产目的支配，还要受反映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念支配。企业的行为，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市场竞争的手段，都可发现其背后起作用的价值观。就中国目前一部分企业的行为来看，为什么有的企业热衷于盗版侵权？就是其“搭便车”的价值观起作用。为什么有的企业热衷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其背后就是机会主义的价值观。为什么有的企业不惜污染环境来追求利润？其背后就是唯利是图，“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的价值观。与此相反，也有许多企业不是依靠采取这些不正当的行为，而是靠取得公众的信任取得市场，不仅其产品和服务得到公众的欢迎，其企业也在公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其背后也是价值观起作用，这些企业信奉“财富的创造是一种道德的行为”。
企业转向市场经济制度决不意味着价值观念也是转到唯利是图，转到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信奉的利己主义。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企业的价值观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成功的企业决不是靠那种一般的价值判断认为不正当的行为发展起来的。其实，企业以实现社会责任和员工福利为目标不但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目标，还会促进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
虽然，在企业价值观念变动的趋势中，中国企业改革所要明确的问题是企业的价值观念不能随着企业制度的转变而完全转到唯利是图的企业文化上来。企业要由原来的不赚钱转到赚钱，但不能成为单纯的赚钱的机器；企业经营要追求经济利益，但不能成为经济动物。
在企业转向市场制度的过程中进行企业道德规范的建设涉及多方面途径。
首先，对国家来说，是要依据一定的意识形态制定和明确道德规范，其中不仅包括国家制定的法规，也包括国家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所推崇的道德和精神。这就是在中国所说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国过去长期宣传和鼓励的被称为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规范，以及已经存在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不能在企业制度转变时全部抛弃。与此同时，国家要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因为，道德同文化水准是成正比的。
其次是企业文化的建设。现代企业不是纯粹的赚钱机器，不是经济动物，其重要标志是企业的文化。企业活动所要实现的价值不仅是物质的价值，还要实现企业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其价值观。企业管理不仅要采取经济的手段，还要采取文化的手段。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企业表明，企业的文化对内可形成内部的凝聚力，对外可形成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在现代社会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在颇大程度上是企业形象的竞争。
第三是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中国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的兴衰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成功和发展的关键是经营者、是企业家，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什么？目前中国普遍的理解是，经营者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人格化，具有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而在实践中基本上是以企业盈利水平论英雄。谁的企业盈利水平高，谁就是企业家。而不管其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不管其社会形象如何。这同企业的单一利润目标是一致的。从目前世界企业的发展趋势看，企业家精神还必须加上企业家的文化标准：企业家必须具有推动社会富裕和进步的价值观，树立企业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加上这个标准来评价中国现有的企业家，许多是不够格的。因此，在现在的中国，迫切需要造就大批的企业家，特别重要的是以包括文化标准在内的完整的企业家精神培养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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