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选择的依赖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几个公共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所面临论文,路径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05—07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出了某些不确定因素或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在这样的局势下，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学术研究》杂志社、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共同主办的“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学术研讨会，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和进路”等问题展开，我认为是非常适时的。
这里准备围绕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主题，谈谈研究路径的问题。研究路径，作为学者个人的研究取向，当然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由研究者自主选择的。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在事实上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而且还在进一步分化。以一些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依托，各学术群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也可以说是学派的雏形。就个人的研究来说，我主要是致力于重新阐扬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即它的当代处境，当然也包括它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具体做法上有两个切入点：一是从存在论视角（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视角）揭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当代意义；二是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研究全球化问题，展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活力。当然，在这两个方向上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都很多。就前一个方面来说，复旦大学的吴晓明教授，以及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邹诗鹏教授、陈立新教授和崔唯航副研究员等，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进路，大家在总体方向上保持一致，但具体的做法又各有特色。不过，这不是我今天想展开讨论的话题，我想谈的是关系到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选择的问题。学者个人的研究是高度私人化的，似乎完全自由随意，但实际上其研究成果只要公开发表，就要接受学术共同体的检验；一定时期学术共同体的研究风尚也会强有力地影响到个人的研究取向。所以从学术研究的公共平台上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选择，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以为，下面几个因素，或者说对如下几个问题的回答，将制约我们选择怎样的研究路径，所以我把它们叫做路径选择的依赖因素。
一、学术与现实
最近，陶东风在《文艺研究》上撰文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目前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沦为大众生活的设计师和解说员，指导自己理财、养生成为大众对于学术的最高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出现两个趋势：一个是实用化和媚俗化，用文学理论知识来直接为社会大众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服务，为“我消费故我在”的“身体美学”、“生活美学”充当解说员和辩护士，并把这种本质上和公共性无关的私人事务公共化（比如明星的趣闻轶事本质上就属于私人领域，但是却占据了大众传媒的至少半壁江山）。另一个是装饰化、博物馆化和象牙塔化，那些既不想用文艺学的知识批判性地切入重大公共事务又不愿意俗学媚世的学者常常选择这条“专业化”的道路。
我以为他所说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仅仅限于文艺研究领域，事实上在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关于这个问题，三年前“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曾经进行过一次讨论，其讨论记录经整理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为题，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又有一些后续的讨论。当时大家对马哲研究现状的诊断是“学术凸显、现实淡出”。我同意这个基本判断，但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现在几年时间过去了，问题似乎依然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这个话题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话题的讨论无论就当时还是就现在的情况看，都有明显的针对性，但问题的提法似乎不很恰当。当时对问题的提法，采取了“学术性”与“现实性”对举的方式，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学术性与现实性并不是互相对立的概念。学术性的反面应该是非学术性，现实性的反面则是非现实性。学术性与现实性并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也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上，实际存在着多种不同类型。（1）有些想法或言论，既无学术性也无现实性，属于空洞无物的空气震动，不在讨论之列。（2）有的研究，学术性很强，但现实性较差。例如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纯粹考据类的研究，这些研究领域甚至反对直接的现实关怀。但应该承认这种研究有独特的价值，不能因为其缺乏现实性而加以贬低和否定。类似于这种研究的马克思文本研究，近年来颇受重视也很有成就。如果研究者不把这种研究的意义无限夸大，乃至以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哲学研究，才具有学术性，也就不能因为其缺乏现实性而否定其价值。（3）有的所谓研究，表面看现实性很强，但学术性却很差，甚至站到了学术的对立面。大家都很清楚，这就是那种御用的学术，迁就眼前事变的学术。说是学术，其实是学术的异化，其现实性也是虚假的。（4）学术性与现实性相互为用、齐头并进。这是最好的类型，也是哲学研究理想的和正当的类型。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情形，甚至可以说，一切真正的哲学研究，都属于这种类型。
从哲学史上看，我们不难发现，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简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那个时代”（黑格尔）。从这种意义看，一切真正的哲学从来都不曾脱离现实，只不过表现现实的方式不同罢了。即使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过去我们以为是脱离现实的“烦琐哲学”，其实在那个时代，宗教是人们的现实生活须臾不可离开之因素，甚至是现实生活的主宰。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固然会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失去智慧的品格，但却不能说是远离了现实。那个时代的宗教犹如我们现在的政治，其实是现实性最强的东西。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有时还以内容和形式上相分离的形态显示出来。例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分析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道德哲学时就发现：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从形式上看是抽象的，但内容却是现实的；反之，费尔巴哈的道德哲学从形式上看是现实的，但内容却是贫乏的、空洞的。这与我们今天的某些情况类似：有的人成天把“现实”挂在嘴边，其实是“非现实”地谈论；有的人不怎么喊“现实”的口号，但却通过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引导和深化了对现实问题的透视。
当时集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派”取向，否定性的评价占主导地位，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以为，“学院派”研究取向的形成，对于提升马哲研究的学术性功不可没。它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纠正以前那种大而化之、信口开河、浮光掠影的文风和学风。而且这种研究取向的出现，首先是对以前那种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哲学的反动，其意义并不完全是消极的。确实有一部分学者自觉“远离”政治，不再像过去那样甘愿充当现行政治乃至现行政策的辩护工具，而是追求学术上的独立和“超然”。但是，“远离”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远离现实生活；在某些时候，对某种政治的远离，反而是哲学回归生活的前提。当然，我们可以说，无论是过去哲学与政治“贴”得太近，还是现在一些人多少有些刻意地追求的“学院化”，都不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在后一种取向中，虽然不是全部，但确实部分地存在着脱离现实生活的问题。当政治仍然是现实生活中主宰性的力量时，对政治采取“冷淡主义”的态度，就可能对现实中的疾苦麻木不仁。
问题是，我们应该对学术性有正确的理解。不仅不应把学术性与现实性对立起来，还要区分真正的学术性与虚假的学术性，即当时有学者提到的“伪学术性”。借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个提法，真正的学术性就是“思维的真理性”，即“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思维的此岸性”。在这里，学术性和现实性、真理性和此岸性是统一或一致的。马克思说，“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P55) 应该承认，在这种意义上真正有学术性的著述，当前还是很匮乏的。有些著述只保持着一种学术性的外观，满足于对某些时髦概念和术语，特别是对域外成果的非批判（这里的“批判”是指“分析”）的直接挪用，而缺乏本土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有学者用“学术化包装”[2] 来形容，我认为是非常贴切的。显然，这种“学术化包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由此可见，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谈论，因为真正具有学术性的思想必然具有现实性；反之，真正具有现实性的思想也必然具有学术性。所以问题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诉求，而是要使这种诉求真正落到实处。
哲学研究并不是纯粹的概念演绎和逻辑推理。概念演绎和逻辑推理，只是哲学的某种表达形式，而这种形式所蕴涵的真实内容，总是这样那样地关涉着现实。如果追求那种与现实无涉的所谓“纯学术”，恰恰是对哲学及其学术性的双重误会。也许有人会说，没有“纯粹”的现实，我们所谈论的“现实”总是被概念“污染”的。我的看法是：不能沉陷于这些“污染”，而要穿透概念的密林，抵达现实的此岸。概念只是我们把握现实的脚手架，如果它阻碍了我们对现实的穿透，就应该无情地撇在一边。相反，如果迷恋于概念的演绎和外在的逻辑推理，就有可能使哲学研究变成脱离现实的纯粹形式主义的东西。
在当代条件下，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项高度专业化、职业化的精神活动。从职业化的要求来看，学者以学术为天职，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院派”研究取向在今后还会进一步强化。但随着当今世界和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弘扬马克思现实批判的理论品格，以学术的方式关注和参与现实的研究也会随之增多。到了那时，学术化的追求才会真正收获自己的思想果实。
二、学科与学说
继续沿着学术化的方向追问，则有学科和学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正视并妥善处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能否取得整体性进展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众所周知，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的学科目录中，哲学一级学科下属八个二级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首位。虽然这种划分在分类原则上是否严格自洽尚需进一步斟酌，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形。可是，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哲学二级分支学科，有些人颇有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学说，或西方哲学中的一种学派，因而不能将其规定为学科。初看起来，这种说法具有形式逻辑上的明晰性，但其对学科和学说关系的僵硬划界恰恰是需要辨析的问题。
学说是学术上有系统的主张或见解。学说的因子是学术观点，当某些相互环扣的学术观点在结构上形成一个有条理的系统时，学说就形成了。学科是学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学说是学科的实际内容，学科是学说的形式归属。离开了具体的学说，学科就是一个空壳，或逻辑上所说的空类。学科乃某一学术领域之共名，是按学问的对象或性质而划分出的学术门类。学科依其对象范围而有大小之别，在历史上也处于经常的变动（分化或整合）之中，但只要一个学术领域有确定的研究对象，有逻辑上自洽的范畴体系和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有具有研究和开发价值的问题域有从事研究的学者或学者群体，就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至于这一学科是以发现者、开创者的姓名命名还是以这一学术领域的对象命名，则与它能否被确定为学科并无直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具有成为学科的上述一切要件，因此，那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存在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只有首先澄清这种模糊认识，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开辟道路。
学科是学术最具包容性的上限概念。学科乃学术之公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它兼容学说、学派并且为后者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合法性提供识别的标尺。在一个学科之下，不仅可以包括不同时段、地域、国别以及个人对同一对象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兼容互有差异乃至对立的各种学术派别和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一种哲学（当然有人不承认其为哲学），当我们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时，其内容就应该包括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一切关于它或一切以它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而不论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国外之别，也暂时不考虑观点和学派的差异。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应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范围内来研究，破除以前那种“西马非马”的偏见。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当我们确立起宽广的学科视界之时，才能有开放的心态和胸襟，从而避免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的种种偏狭之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学术规范，我把这种规范称为一门学科的“学统”。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一直未能有效地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几乎是在不断“破旧”的否定中走过来的，有的好传统也被丢掉了。在没有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的情况下，大家只能各自为政、自说自话，以致有人形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是：“众声喧哗，但听不到和谐的乐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当前应该着力构筑学科平台，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性互动，逐步形成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学术规范。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具有特别紧迫的意义。
学科提供了一个公共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则是各种个性化的学说和学派。有人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学科，那么其内部就不应该有不同的学说和学派。他们以学科公共性为由，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同学说和学派存在的合理性。这也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学说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学科是人们将学说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学术成果进行总结、归纳、规范和分类之后才确立起来的。正是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不同学说的竞争、融合和更替，才推动了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学科的分化和整合以及新学科的产生。因此，学科的形成和确立并不意味着不同观点、不同学说、不同学派之间争论的结束，而是意味着在新的基础上新的争论的开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当前的问题一方面是学科意识缺失，没有形成共同的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则是学说成果太少，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学说微乎其微。所以在确立自觉的学科意识的前提下，重心还是应该放在学说成果的提出、发现、培养和扶植上。只有创新性的学说成果不断涌现、不断成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才会有深厚的学术基础。
学派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学术共同体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群体和个人，从不同的视角切入相同的问题，就可能形成相同或不同的见解，而持相同见解的人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学派。学派是学术发展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正常现象，也是学者探求真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学派的形成，往往是学术获得发展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哲学的学说，它在发展过程中被确立为学科之后，当然会形成学科的若干基本规范、基本共识；但是，同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对象，仍然会出现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各种不同的学说和学派。因此，要允许并鼓励不同观点、不同学说、不同学派的存在和竞争，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去探求真理，而不能搞“唯我独马”，垄断论坛。学派的地位只能根据其学说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来衡量，而学术争鸣是学派互动的经常方式，也是增进学科共识和学术积累的必要平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来说，要注意防止学术争鸣政治化和学术争鸣利益化的偏向。所谓学术争鸣政治化，就是分不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任意制造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直接关联，甚至给不同学术观点戴各种政治帽子。这方面的教训以前实在是太多了，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绝迹。所谓学术争鸣利益化，就是把学派地位和学术声誉等利益因素置于学术争鸣的首位，而把追求真理的精神弃置一旁，使学术争鸣变成维护宗派利益的“意气之争”。这些做法都极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学术建设和发展。
三、返本与开新
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诉求问题。我记得这个说法最早是由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提出来的。他在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新中国哲学研究50年”学术研讨会上，借用当代新儒家“返本”和“开新”的提法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展，认为所做的主要工作都可以概括在这两个方面。当时他的见解获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认同，不过当时并没有把这两个方面对立起来的意思。但是最近几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它们却逐步形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有明显差别的两种研究取向。
这两种研究取向都形成于“重读马克思”的学术背景之中，只是目标诉求不同，并分别形成了“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和“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研究两种学术潮流，代表了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两种不同取向：前者力图通过对文本的悉心解读，还原马克思当年思考的特定语境，弄清它的原始状态和思想实质，客观地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接近其复杂的心灵世界；后者虽然也把文本研究作为基础，但更关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即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来捕获时代问题和激活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在当代的意义。两种不同取向的差异，在它们的两个纲领性口号中得到了鲜明的表达：一个关心的是“呈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面貌和原初状态”；一个关心的是“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这两种取向的差异非常明显，并且已经展开了正常的学术交锋和争鸣。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前已经在一些文章中表达过。我曾借用前面的提法，把上述两种不同研究取向的目标诉求分别概括为“返本”和“开新”。而从解释学的视角看，“返本”与“开新”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循环”关系。对于马克思哲学研究来说，所谓“返本”，就是要通过原著精读和深研，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但是，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伸手可及的东西，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理解和解释才能揭示出来。这种揭示有可能符合马克思的真精神，也有可能背离这种精神。但理解和解释又是不可缺少的，否则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就会隐而不彰。因为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和揭示的。这种研究越是体现“创造性解释”的原则，就越是符合马克思的真精神。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真精神是有待于我们去理解和发现的，而这只有在创造性的研究和解释中才有可能。创造性解释是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必然要求，舍此不仅谈不上马克思哲学的“发展”，也谈不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忠实”。马克思本人就不止一次把那些不顾历史条件变化，只知道简单“复述”他的“原话”的人，看作自己的不肖子孙。可见，“返本”的内在要求蕴涵着“开新”。而“开新”要成为真正富有新意的发展和创新，又离不开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不断深入的把握，也就是要求不断“返本”，否则“开新”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根基和前提。显然，这是一个在无限反复的循环中不断提升的过程。[3]
这是几年前的想法，几乎没有做什么修改。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多少带有某种调和的色彩，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两种取向已日益向着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了。其中涉及到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历史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术语区分的利弊的分析来予以说
近年来，随着“回到马克思”之说的兴盛，学术界有不少人都主张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两个互有区别的概念来使用。如果从这两个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和文献依据看，这种区分是有道理的，也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和形态演变作出更精细更具体的把握。在这种区分中，“马克思哲学”在狭义上特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它以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为文本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文本依据则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而且包括了隶属于这一学派的其他人的著作，例如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的后继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甚至包括马克思的战友和学生的著作，理论上还应该包括当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是政治家还是学者）的著作，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在不断扩展的概念，而“马克思哲学”则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确定的概念。
然而，如果仅仅这样来理解这种区分的意义，就把它看作一个单纯的技术性或技巧性问题了，而此说倡导者的真实意图也就变得晦暗不明了。实际上，主张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的论者，都隐含着这样一种识见：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与隶属于这个学派的其他人的哲学（如恩格斯的哲学、列宁的哲学、斯大林的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是有本质区别的。就是说，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是一个实质性问题，而不只是一个技术性或技巧性问题。
在我看来，这种区分暗含着一个理论逻辑上的“陷阱”：在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僵硬地界划开来的同时，势必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甚至人为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后继者之间的种种“断裂”，这是值得注意的。这里排除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的“偏见”不论，在理论上则关涉到如何看待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理解方式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质问的：“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是自足地存在于马克思的文本中，还是存在于与现实实践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发明中？割断了马克思哲学与后来继承者的历史联系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发展问题？如果说与马克思同时代且长期合作的恩格斯都对马克思存在着诸多‘误读’和‘曲解’，那身处当代的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回到马克思’，而这种‘还原’主义的理解进路是否本身就违背了当代诠释学所揭示的理解规律？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是理论的自洽还是对当代现实实践问题的解决能力？等等。”[4]
这些尖锐的质询凸现了理解方式的当代性问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马克思发源而不断流变着的学说，是以马克思为根而一直在生长着并具有分歧的枝杈的理论生命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与“流”抽象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而力图在源头去寻找“马克思哲学”自身的所谓同一性和单义性，只能是否定历史的错觉。实际上，即使是在源头上也存在着本身的差异和矛盾，孕育着多向发展的可能性，而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更是发展本身的特性所规定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在实践中面临的任务和问题，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侧重点和着眼点都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质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家族。只有从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出发，才能合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正当地提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景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前途命运的问题。
有这样一个例子颇能说明些问题：前些年，中央乐坛的作曲家田丰创办了一所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习馆。田丰把民间艺人和有歌舞天分的孩子集中在馆里进行文化传习，坚持“原汁原味，求真禁变”，不对传统做任何加工，甚至不让学员看电视。可是传习馆最终关闭，田丰也因肺癌去世。有人认为传习馆的悲剧就在于“求真禁变”。[5] 与之相反，最近云南大型原生态民族音乐集“云岭天籁”在北京演出，却获得观众和专家好评。到底应该如何继承原生态文化艺术？怎样更好地开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多年来，在田间地头采集民歌，通过“采风”汲取民间文化的养分，一直是人们坚持的习惯做法。但“云岭天籁”编导、音乐统筹刘晓耕却认为：“我们不是简单地把采回来的歌直接拿出去，而是在保持框架不变、音乐灵魂不变的前提下，在结构上进行加工，加入有时代感的表达形式。”“在对待如何继承原生态文化艺术的问题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求真禁变，一种是求真求变。我们的态度是求真求变。”刘晓耕说，“我们对原生态文化的还原不是博物馆式的，是加以创造和发展的。对于它的原生态元素，不是弱化而是强化它。”[6] 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应取何种态度？从这个例子中当可获得必要的启示。
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倡导者来说，强调“返本”、“还原”本无可厚非。然而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当前面临的更大困境，是研究者在剧烈变动的时代面前失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失去了亲切的现场感，失去了对于当代生活的解释力，也失去了对于公众的吸引力，这才是这种研究之所以出现“危机”的症结所在。从这种意义上说，重建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造当代中国学者的理论佳构，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才是真正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7] “返本”固然不易，但“开新”更为艰难。“开新”有各种类型和层次，如渐进的增量创新、激进的结构创新和整个学科范式的创新等。第一种创新主要通过对新问题的研究来实现，第二种创新则依赖于体系的变革，第三种创新最难，它依赖于整个研究范式的全面调整，标志着学科整体面貌的跃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这三种意义上的创新当前都必不可少，可是我们又做了多少呢？
以上通过学理化的方式所谈论的几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面临的带有普遍性的公共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取舍只能是个性化的，由此而形成的研究路径也必然是多样化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还将进一步分化，我们所能期待的只是在分化过程中逐步形成某些最低限度的共识，从而使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还能继续以学术共同体的方式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