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维哲学视域下看海峡两岸翻译观
王亚文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信”与“多元和合”的哲学观决定了中国大陆“规范”“文”“质”共生共存的“中国特色”翻译观。而中国台湾省在经历了列强侵略、冷战对峙、文化殖民之后，“后殖民主义”与无所皈依的“孤儿意识”使得中国台湾产生了对于自由、民主、唯心的无尽追求，并随之孕育了具有“超译”性质的“中国台湾意识”翻译观，以此体现当地人民力求摆脱束缚、彰显主体性的自决话语权。因此，分析意识形态集合的两岸哲学体系对揭示两岸翻译观、翻译策略、翻译互动和翻译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促进“两岸一家亲”的中国翻译体系建立、认同“一个中国意识”发挥着深远和积极的指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多维哲学 海峡两岸 翻译观
1 “信”与“多元和合”下的“中国特色”翻译观
哲学是体现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晶，其塑造着文化的精神凝结着人类的思维因子（赵立川、龚平，2010：45）。根据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语言与其文化、使用者思维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系。可见，哲学与翻译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和相互的作用。因此，从哲学的多维视角探讨翻译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目的论、翻译批评，研究翻译学的学科地位、翻译的性质以及翻译中的作者、源语文本、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多元关系（韦忠生，2015：129），对于构建全面、系统、科学的翻译研究框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
但哲学不可统一而论，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哲学，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哲学（罗安宪，2019：1）。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想归根到底起源于“儒家之秘要，哲学之统宗”（张立文，2002：51）。其中，“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也是中国大陆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而“信”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涉及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伦理规范以及行为规范。同时，这种“规范”意识也深刻影响着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处理和评判。“规范”的翻译即“规范”地传达原文之意，“规范”地保留原文之形，忠实于原文，不可忘“本”。从中国翻译开篇之时的佛经翻译，就可看出“信”的“规范”作用对于译者的重要影响。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译者大都为僧人。对于他们来说，佛经的文字和佛主一样是神圣的，其权威不容质疑（章艳，2004：108）。因此，这些译者自然而然会倾尽全力于“信”，讲求“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自此，“忠实标准——译者第一的责任”（林语堂，1994）成为了翻译当中必须遵守并保证译文质量的标志。
朱永新：新教育研究院与《新京报》联合进行了一项很有趣很有意义的活动—21天培养阅读习惯。当然，习惯养成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过程，远远不像许多心理学教科书写的只需要21天。但是，不断重复、坚持不懈无疑是养成习惯最重要的途径和方法。儿童早期的阅读，尤其是亲子共读，对于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是有重要意义的。古人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讲述儿童阅读时说，有个孩子向前走去，他看见的那个东西，就成为他的一个部分。这说明儿童阅读的确是一个“童子功”，是难以忘怀的。
但单纯只讲“信”的译文，也存在种种“不顺”“不通”的问题。从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中可见，译经者们惟恐“不信”而宁愿“五不翻”，让经文成为天书（章艳，2004：108），从而引发了理论上的“文”“质”之争。究竟是追求朴实无华、无增无减的“质”好，还是辞采修饰、使之通达的“文”好，在我国译史上始终存在分歧。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对立、抗争、斗争的特点，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态度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存在都是共生共在的，因此也是并且应当是和处的、和谐的多元和合，而非一元独立、二元对立（罗安宪，2019：9）。一篇优秀译文的产生不仅需要忠实的还原源语之意、之形、之风，还需要译者的精心修饰、看客雅俗共赏。《易经》提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肯定了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普遍规律，影响了中国翻译关于“文”“质”的相处之道，决定了中国翻译理论创新的伟大征途。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和许渊冲的“三美”可看出，翻译在中国是一种“顺时序之变而变”的人文活动，体现了“文”“质”的历时性、持续性、绵延性，即这两者的生成、生长和发育。
2 “后殖民主义”与“孤儿意识”下的“台湾意识”翻译观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自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史料记载“夷洲”的台湾，至宋元两代更是设官建制，纳入中国版图。从1661年明朝末年郑成功入台、开启台湾儒学教育的庙学体系起，东林、浙东儒学、明清时期的福建朱子学等源流进而传入台湾，使得儒学成为中国台湾的华夏血脉精神（陈宏志，2014：1）。由此可见，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沉淀。但因列强侵略、冷战对峙，两岸曾几度中断交流，致使各自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同，形塑了不同的文化，造成了思维与语言表达的差异。
但中国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步伐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台湾兴起新文学运动，民主思潮踊跃，中国台湾文学者译介外国文学到中国台湾的数量加大，西方的观念随之也送抵了中国台湾，推动了当地人民睁眼看世界、向往自由民主与民族自决的倾向。当地报刊《三六九小报》发表的《萧伯纳之自由谈》乃译介萧伯纳有关“自由”的评论。《台湾青年》更是担负起了宝岛人民思想启蒙的重担，引介欧美文明思潮，拓展台人思想自主空间，翻译了高格劳博士的《民主主义为世界平和之真基础》、罗玉书的《述美国今期新大统领当选之原因经过及与东洋之关系》、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手记《中国之解剖》等等。此时的翻译活动皆取自欧美、日本等刊物或知识人论著、访谈和演讲摘要，旨在向中国台湾的知识青年及杂志、报刊读者传达影射中国台湾社会问题的思想考量，是一种有目的意识的行动。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往往会带有主观性、创造性与选择性（陈翠莲，2008：91），灌输自我信念、知识、态度，呈现某一方面的思想视界（赵小兵，2011：60）。在后殖民主义翻译观中，确立本民族的身份、获得认可感是翻译考量的第一要素。而中国台湾也因这些译作，民众的抗日精神上涨，关于民族灾难、民族觉醒的小说和翻译作品也应运而生。同时，以中国台湾人为主的族群意识也愈加敏感和强烈，高度的自尊自强理念也催生了日后自我为中心的垄断话语统系。
瞿如盯着奇巧生，歪了歪脑袋，好像在思考他说的话，接着便扑腾了两下翅膀，一边叫着“瞿如、瞿如”，一边振翅朝山下飞去……
在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不断日益密切，中华文化全面传播的背景下，讲经、讲学、讲论、戏剧表演等不同形式的文化教育活动在台形成了热潮，推动了两岸思想观念的融合与统一。但随着西方列强矛头直指中国，占据重要位置的中国台湾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之后被割让了出去，陷入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而在殖民意识形态中，被统治的“土著人”是落后的、没受过良好教育、智力低下、没文化、未被教化的（王东风，2003：5），以此彰显殖民势力的伟岸。因此，日本当局为了进行精神统治、实现文化侵略、达到同化中国台湾的目的，建构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措施：日语普及运动，开展认同日本的思想教育，改变中国台湾传统的民俗信仰（陈宏志：2014：64）。其中，翻译成为了霸权主义的导弹，直击弱势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颠覆原有的政治和文化内涵。
为实现海峡两岸亲如一家，两岸的意识形态应达到和谐、互相包容的状态。意识形态源于社会群体共同所有的意志、信念和价值体系，是我们语言、思维的与社会的相互作用（Simpson，1993：99）。因此，语言的转换，尤其是文学的翻译，往往标志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和权力关系，蕴藏着社会群体的集体思维模式。并且，译者的认识、信仰和价值观能巧妙地控制、监督和操纵受众的思维走向，决定民众的意识形态。正如翻译操控学派代表人物Lefevere（1992）所说，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还包括约束我们行为的形式、传统以及信念等。因此，翻译对于意识形态的解构与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侵占中国台湾。“它是中国台湾第一次沦为外国殖民地，揭开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略中国的序幕”（杨彦杰，1992：85）。最初，荷兰占据中国台湾是为了建立贸易转口基地。但随着殖民范围的扩大，荷兰对岛内居民除了进行武力镇压、行政控制之外，还大力传布基督教，以加强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灌输，“有意针对中国台湾人民进行语言和文化上的同化政策”（陈宏志，2014：22）。为了更好地布道传教，传教士融合当地多种语言，创建了“新港语”或“新港文字”，“一方面致力于以原住民语翻译经典”（黄新宪，2003：79），一方面推进荷兰语教学，巩固殖民统治。这种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特点。但荷兰殖民主义在中国台湾并没有获得长远的胜利，原因主要是两种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宗教观上，中国人是崇拜多神的，而西方文化只崇拜天主，并把其他一切神明视为异端，甚至连祖宗也不能祭祀。这是中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在伦理观上，中国人看重集体主义、人际关系，而基督文化突出个人利益。在价值观上，中国人是主张禁欲的，提倡个人服务社会，而西方人是主张纵欲的，鼓励人们去追求个人的幸福，实现个体的价值（林仁川，1994：82）。因此，在郑成功收复中国台湾后，当地“对祈祷词选集、教义简本等书进行编译，编纂圣经，翻译马太福音等”活动也都相应落下帷幕（黄新宪，2003：77）。“明治时期儒学和佛教在中国台湾迅速发展”，与当时所建的学堂形成了儒学译授的鼎盛局面（陈宏志，2014：7）。
其一，意识形态支配力建立在群众认同的基础之上。意识形态家在制造政治理论学说体系时，虽然主观上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实现，但是客观上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群众的利益诉求，这一意识形态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认同。尤其是，在革命时期“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㉛，进而形成领导革命、团结群众的舆论基础。
目前，中国台湾的翻译中使用台语方言的语言模式确实与民族身份确认、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活动有关。从中国台湾社会发展和当地翻译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台湾对于儒学和佛学的尊崇和信仰是跟中国大陆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台湾意识”本该是一个紧密联系、互不矛盾的整体。然而，“解严”后发展至今，中国台湾社会对于这两者的区隔愈发明显（邓婧，2016：15）。自蔡英文上任以来，民进党不断地扩大操纵“仇中反中”，刺激着中国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感认同愈加稀薄。而中国大陆民众对于中国台湾的不理解也同样引发了一种不被信任的撕裂和伤痕。因此，海峡两岸的统一必须要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合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 互信互通的“两岸一家”翻译观
虽然，中国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得到了中国大陆各界人士的声援，但是在世界列强欺凌下的中国大陆人民能够给予海峡彼岸的实际援助非常有限。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在台的殖民当局更是进行高压统治。中国台湾的知识分子既遭受着日本殖民者的歧视，又在孤立无援的反抗中苦苦煎熬，不由得生成了一种被遗忘、被遗弃的“孤儿意识”，并逐渐成为中国台湾现实社会心态的主题。
早期，日本学者和翻译家在日汉翻译上基本是遵从训读法翻译策略，即作为同属汉语圈的日汉语言，翻译时只需改变词序顺序，用直译的方法去处理，保留原作的异域性与文化性即可。但日本殖民当局为在台能更好地灌输帝国主义价值观、奴化中国台湾民众，中译日的翻译策略则变成了去民族化、去传统文化的任意改写，随意摆弄弱势文化形象，篡改历史事实。而日译汉的翻译策略则是尽可能的归化译作，隐身译者，引导被殖民地读者更加日化、皇民化。并且，日本霸权文化为中国台湾所选择的待译文本往往是像传奇或惊险小说这样的通俗题材的作品，例如《灵龟报恩》《虾蟇怪》等。这些作品可以在想象的认同中引发愉悦，却不能生成由高雅审美引发的那种超然的批评”（Venuti，1998：163）。而这些译本所引入的日本价值观则会培养出一批日化的、无视本土文化的精英读者群。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则是从1939年8月至1943年以9月在中国台湾《日日新闻》上连载的吉川英治改写的《三国志》。其对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用现代感觉进行再创造，文中随处可见原本上所没有的辞句、会话，曹操、孔明、关羽、张飞等主要人物也加上了吉川自己的解释和独创。他把中国的古典名著改写成日本、中国台湾民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小说，把中国文化里传统的精髓转换成以日本文化价值观为中心的“国民文学”，压制原文充满异质文化的话语，从而抬高其中的日本民族意识形态，使得殖民地民众在潜移默化的文化入侵过程中“被翻译”了思想。由此可见，在殖民文化中，“忠实”并不是翻译的首要问题，服务强势文化、驯化文化读者才是翻译的重中之重。
首先，中国大陆应加强对中国台湾地区翻译研究的比例，从根源上理解中国台湾所遭受的殖民伤痕和“孤儿意识”，加深对中国台湾的理解和情感反映。目前从中国大陆编纂的多部近代中国翻译史来看，中国台湾地区的实况几乎是尽数丢失的。例如，于1984年出版，在中国翻译研究中享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罗新璋先生主编的《翻译论集》详细梳理了我国译学自古以来翻译思想发轫、发展与变化的脉络，归纳总结了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核心构成。此著作虽以明确而独特的方式构画出中国翻译理论的轮廓，却未有谈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翻译史和翻译思想史的内容。而2005年西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方华文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和200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马祖毅主编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也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未提一字。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只有2017年中西书局所出版的邹振环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留有一章是介绍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台湾翻译史研究管窥。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对于中国台湾翻译历史的重视程度甚是不足，中国大陆民众对于中国台湾翻译更是知之甚微。因此，中国大陆翻译学界应该秉着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大任，投入到中国台湾翻译体系的研究中去，努力构建“两岸一家亲”的翻译观。
同时，推进“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之一的文字及她的载体图书”在台的出版与发行（本刊编辑部，2015：33），让中华文化走进中国台湾民众的心里，从而促进两岸意识形态趋向统一、宝岛重回归祖国怀抱。并且，在台出版的中国大陆书籍应具有能引起共鸣的中华文化特质，尤其要推出能够吸引青少年读者兴趣的优秀中华读物，使得年轻一代获得与中国大陆同根同生同系的归属感。而中国作品漂至海峡另一端，也应考虑原封不动的中国味是否会存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文学作品中的一些用语是否可以考虑符合中国台湾用语的表达习惯，或是增加注释，帮助中国台湾人民理解和欣赏“中国特色”文化，并同时能反映出两岸文化的同源性，增强彼此的心灵契合。
第五，头部带状疱疹，尤其是老年人，如果没有禁忌症，建议及早应用皮质类固醇激素静脉或口服给药，疗程7天左右，能够抑制病毒，消除神经根水肿，有效防止并发症的产生。
4 结语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张丽俊，2010：1）；不同的是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的定义。因此，我们既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两岸的差异，也要以“严谨”的态度对待两岸的问题。“中国特色”和“中国台湾意识”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强的西化、日化的风气，都要求着两岸在文化引进与文化走出的道路上携手共进。重归中国化、重塑社会意识主体仍需要靠“两岸一家亲”的翻译观念来进行引导。正如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所说：“经济交流可以是两岸人民手牵手，文化交流则可以让大家心连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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