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及其机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机理论文,过程论文,古村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9;K928.5文章编号：1000-0585(2004)05-0686-09
我国保存着许多风貌古朴、个性鲜明的古村落（镇），这些古村落（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着极高的文化、历史、地理、美学、建筑、艺术、旅游等学术价值。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古村落（镇）研究。彭一刚论述了自然社会因素对聚落形态的影响，系统分析了传统村镇聚落景观[1]。朱光亚论述了古村落保护与发展问题[2]。陈志华、阮仪三等分别对楠溪江古村落和江南水乡城镇的特色、价值及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3,4]。刘沛林系统论述了古村落空间意象与文化景观，提出了古村落研究的基本框架。引入“意象”的概念，借助感觉形式研究聚落空间形象的方法，对古村落景观的多维空间立体图像作了初步研究。以湖南省传统村镇为例，探讨了湖南张谷村、德夯村等传统村镇感应空间特点及其现代规划的原则和方法[5～7]。
徽州曾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隋置歙州，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歙州始领歙、休宁、黟、婺源、祁门和绩溪6县，治歙县。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仍辖6县，明清时期徽州府基本与上述地域相当。徽州一府六邑格局一直维系到19世纪中叶，历经1000多年形成稳固一体化的地域文化——徽州文化。徽州文化以其典型质朴的浓缩形式传承了中国停统文化，而今学者回眸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之际，对徽州文化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叶显恩论述了明清时期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8]，张海鹏、王庭元等系统研究了徽商的形成、发展、经营活动以及徽商与徽州文化的关系[9]。陆林、焦华富论述了徽派建筑的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观念[10]。王明居等论述了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特征[11]。黄成林研究了徽州聚落和民居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因素，探讨了徽州文化景观与徽州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12]。相对而言，徽州古村落的地理研究较少，而徽州古村落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数量最丰富的古村落群之一，其代表黟县西递、宏村是至今为止我国惟一的古村落型世界文化遗产。徽州古村落保存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为研究中国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地理等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本文从聚落地理、文化地理的角度，进行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和机理分析具有较强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1 徽州古村落的产生
成因上，村落有定居型与移民型之分。定居型村落主要指因农业出现要求定居而形成的村落，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型村落很少，村落大多是移民形成的。事物发展是相对的，历史上某一地区某一时期发生大规模移民形成移民型村落，而随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移民，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则可能自发地产生新的定居型村落。
先秦时期徽州处于山越时代，山越先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20世纪50年代末徽州西周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碗、盂、钵、尊、盘、罐、鼎和陶器、釉陶器、青铜器，说明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已具有较高的水平。出土文物中的两件“钟型五柱乐器”和一只铜鼎上所绘的舞蹈图反映出当时先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精神生活（注：翟屯建.徽州先秦史初探.徽学，第一辑，1986.6～15.），农业的出现说明先秦时期村落在徽州已经存在，这时期的村落应属于原始定居型村落。
黄山、天目山和白际山脉环绕徽州四周，山脉之间形成休（宁）歙（县）、黟县、祁门等盆地，源于四周山脉的新安江及其支流回环全境，形成闭塞而景色秀美的自然环境，为历史上中原地区因战乱等原因形成的南迁人口提供了重要的迁徙地。据研究，徽州移民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上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时期，南宋以后，很少有移民迁徽。位于徽州主要盆地休歙盆地的歙县岩镇、古溪、黄墩、潜口，休宁万安、阳湖等是徽州早期的移民型村落（图1）。
图1 明清时期徽州府重要村落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villages in Huizhou during Ming and Oing Dynasties
迁居徽州的先民，特别是一些世家大族在徽州境内的后续迁移形成众多古村落，许多至今仍有较大影响力。例如，程氏为徽州大族，“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族亦最繁。”[13]首逾江南者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有善政，当地百姓拥戴留居歙县黄墩，子孙遂以此为桑梓之地。由此，程氏在境内不断迁居，形成许多程氏村落。据清雍正初年（1723年）统计，歙县、休宁、绩溪等县分布100多个程氏村落[14]。汪姓大族东汉末年迁入徽州，至唐，越国公汪华生九子，长子建，子孙世居歙县唐模、岩镇、府城西，休宁阳湖，黟县宏村等地；次子灿为培川汪氏始祖；三子达，子孙世居绩溪尚田、歙县富溪府等地；七子爽，子孙世居绩溪澄源、歙县慈菰，婺源还珠、大畈、梧村等地。四子、六子、八子后裔大多迁出徽州，五子、九子早年卒无传。汪氏后裔在境内不断迁居形成许多汪氏村落，仅休宁汪氏村落就达46处[15]。
迁徽大族境内迁居是徽州古村落产生的基本形式，但也有少数因交通等因素发展起来的村镇。歙县渔梁地处城南1km处的新安江上游支流练江畔，因江中建渔梁坝形成良港，成为徽州经新安江通往杭州的重要码头，进而发展成为集商业、交通转运、货物集散为一体的非农业性的村镇。村镇人口由码头工、渔民和商家等组成多姓杂居，少有徽州多数村落常见的渲染宗法观念的牌坊等礼制建筑和世家大族的深宅大院。渔梁因坝而兴，渔梁坝因其历史价值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山市府所在地屯溪原为休宁县所辖，同样因新安江水路交通而发展起来。据考证，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屯溪作为地名已载入典籍，当时只是数户渔民集居的渔村。明中叶发展成“十里樯乌”的村镇，晚清占有“地利”的屯溪逐渐成为徽州主要的客货集散地[16]。历史上的商业街“老街”因历史地位和景观价值成为全国第一个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2 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
由上述可知，徽州最初的村落为古越人的聚居之地，属原始定居型村落。历史上中原人不断迁入，反客为主成为徽州古村落的主要建立者。中原大族迁徽以“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17]，相应地“三朝”建立的村落也最多，东晋、唐末和南宋为徽州古村落的重要建立期。“播迁所至，荆棘初开，人皆古质，俗尚真淳，其卜筑山村，殆有人世桃源境界”，勾画了徽州古村落早期的基本轮廓。
南宋经元到明中叶300多年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稳定发展时期，也是徽州古村落稳定发展时期，农耕社会、习尚知书是这一时期徽州古村落的基本特征。史书载：“（徽州）成弘以前，……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险”，“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布圃……妇人编织，男子桑蓬，藏获服劳，比邻郭睦”[18]；“四方谓新安为东南邹鲁”[19]；“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20]；“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21]。历史文献的记载昭示了耕读文化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徽州的主流文化，它造就了徽州古村落朴素、亲切的风格，洋溢着纯朴之风和乡土之情，不少徽州古村落因此享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美誉，黟县县城北4 km处的碧山就是其一。碧山村沿山麓展开，背靠连绵的青山，前临开阔的田野，农夫耕田、妇女纺织、牧童放歌，一派浓郁的田园牧歌情趣。距碧山村约2 km漳河上游有一处南宋摩岩石刻，石刻高10m有余，宽约5m，有楷书166字，是当时村中一些退隐官宦、乡绅和文人登山临水闲游的纪实[22]。徽州多退隐官宦、读书之人，他们怡情山水、构筑私家园林，对村落景观往往产生重要影响。现仍残存于碧山村的安徽省惟一的宋代私家园林“培筠园”就是一例。该园为南宋碧山人汪勃所建，汪勃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进士，封新安郡侯，后辞官回乡建造“培筠园”颐养天年。
明中叶至清中叶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勃兴鼎盛期，徽州古村落盛极一时，家谱志书多有记载。徽州“每逾一岭、进一溪，其中烟火万家、鸡犬相闻者，皆巨族大家之所居也。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或数十里”[23]。“今寓内乔木故家相望不乏，然而族大指繁，蕃衍绵亘，所居成聚，所聚成都，未有如新安之盛者。”[24]清康熙年间歙人程且硕《春帆纪程》描述了歙县村落盛况，“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廓，殊足观也。”[25]程且硕自祖父起已侨寓扬州，回归故里叹称家乡村落“宛如城廓”，可见当时徽州村落的辉煌。
图2 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
Fig.2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
清中叶以后，经历了辉煌的徽州古村落逐渐走向衰落，一些昔日辉煌的古村落惨遭太平天国时期战争的破坏更是一蹶不振。如婺源“乾嘉之间，五乡富庶、楼台拔地，栋宇连云。兵燹以来，壮丽之居，一朝颓尽，败垣破瓦，满目萧然。承平五十载，元气卒不可复。”[26]中原人口三次南迁至晚清相隔千百年，徽州古村落经历了形成期、稳定发展期，步入鼎盛，晚清时期走向衰落。图2描绘了徽州古村落千百年间的演化轨迹。
3 徽州古村落的演化机理
南迁入徽的中原移民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着强烈的宗法观念和严密的宗法组织，生存的需求和文化的传承。不论是三次大规模的南迁入徽还是无数次徽州境内迁居，有组织的举族迁移是其重要特点，他们聚族而居，保持着严密完整的宗族组织。徽州历史文献对此多有记述，“乡落皆聚族而居，族必有谱、世系数十代”[27]。“深山大谷中人，皆聚族而居，奉先有千年之墓，会祭有万丁之祠，宗祐有百世之谱”[28]。中原移民大规模迁入改变了徽州的人口构成，成为徽州居民的主体。外来移民形成最初的村落，之后随着人口不断地繁衍增长，村落发展到一定规模呈饱和状态，将过剩的人口析出，析出人口在徽州境内迁移，择地而居形成新的村落。村落这种演化如同细胞分裂，这种分裂是基于宗族组织的，即族中某一支或若干支独立而出建立新的定居点，新的定居点逐渐发展而成小型村落，再成大型村落，随后再发生裂变，分出若干村落，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图3）。经过数朝历代的发展演变，徽州终于形成世家大族散处于郡之四部，星罗棋布，远近相望的村落空间分布格局。
图3 徽州古村落空间演化机理
Fig.3 The spati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
南迁入徽的世家大族多饱学之士，科举入仕是他们保持发扬家族地位、撰取功名的主要途径。南宋后徽州作为朱熹桑梓之地，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习尚知书、科举入仕更是蔚然成风，推动了徽州古村落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徽商的崛起。中原人口迁入给徽州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文化，同时也带来大量的人口。徽州山多地少，移民造成的人口增长给土地带来巨大压力，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据研究，南宋徽州人均耕地15亩，元代降至4亩，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2.2亩，清康熙年间1.5亩。而在当时农业生产力条件下，绝无农桑利的土地条件迫使徽州人走上了“以贾代耕”的道路。凭借励精图治的精神，明中叶至清中叶徽州人终于创立了雄居全国商界达400余年之久的徽商。受封建社会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等因素影响，徽商“以末取财，用本守之”，将大量商业利润撤回故里，购置土地、兴建祠堂、营造园亭广厦，将商业利润转变为封建土地资本，这方面的事例史不绝书[29]。于是，明清时期徽州迅速发展成为江南富饶之地，有“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30]之称。徽商输金故里使得徽州村落的空间规模、人口规模与自然环境、 自然资源、农业生产力条件完全不相称。一般，农业性村落规模取决于农业劳动力耕作半径的大小，耕作半径越大，村落的规模也越大，反之亦然。据研究，在现代农业生产力条件下可耕地较多、耕作半径较大的平原地区，村落人口规模少有超过一千人的[31]；而山多地少的徽州明清时期已是“千丁乡村，他处无有也”[32]，说明明清时期徽州古村落，特别是大族聚居的村落脱离了对农业的依赖，脱离了传统农业村落发展轨迹，村落发展基本仰仗徽商商业利润。学者胡适，徽州绩溪人，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个局面。”[33]
鼎盛时期的徽州古村落经济支柱是徽商，徽商的衰败引发了徽州古村落的衰落。徽商的衰败是从徽州盐商失势开始的，道光十二年（1832年）清廷废除纲法改行票法，徽商丧失了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另外，清廷迫于财政困难严追盐商百年来积久的盐课，使得许多徽州盐商因之而破产。徽州盐商向来是徽商的中坚力量，盐商的失势使得整个徽商势力大为消弱。同时，西方列强侵略也给徽商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时期长江中下游是主要战场，而该地区正是徽商重要行商地区之一。更甚者，徽州向来鲜遭战祸，但此时却成为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清军激烈争夺的地带，前后持续12年几乎与太平天国在南京建国的时期相始终，战火蔓延徽州所辖各县，昔日辉煌的村落遭受巨大破坏。
4 典型古村落的演化
徽州古村落演化过程及机理可从歙县呈坎、棠樾，黟县宏村、西递等典型村落的发展得到验证。呈坎位于歙县西北黄山脚下，距县城约20km。唐末罗天真和罗天秩堂兄弟二人自江西洪都（今南昌）来歙定居呈坎，形成两个独立的罗氏宗族，前者被奉为前罗始祖，后者被奉为后罗始祖，前罗、后罗宗族都是到了北宋末第八、第九世时人丁兴旺，为宗族兴旺、村落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据研究，前、后罗宗族发展各具特色，后罗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兴文重教、科举入仕。如后罗八世祖罗汝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新安开国侯、少师，生六子，四人为通判、二人为知州。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徽州知府为罗汝辑等34人建文献坊，表彰后罗宗族读书入仕的成就。与后罗相比前罗入仕者较少，走的是经商致富的道路，崛起于明中叶。后罗宗族诗书起家累官封侯，前罗宗族经商发达，共同将呈坎村推入鼎盛发展期[34]。祠堂的兴建是呈坎鼎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明中叶后，前、后罗氏两族修建祠堂10座，其中前罗氏宗族的贞靖罗东舒先生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续建于明万历年间，气势恢宏、构造精细、装饰精美，1996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鼎盛时期呈坎村有前街、后街、钟英街等99条街巷，两侧民宅鳞次栉比、纵横相接、扑朔迷离、宛如迷宫。20世纪90年代全村仍保存有30幢明代民居、200多幢清代民居。
棠樾位于歙县城西7.5km处，距呈坎约15km，棠樾的产生可追溯到南宋建炎年间（约1130年）。棠樾始祖鲍荣世居府邑西门建别墅于棠樾，四世祖鲍居美自西门携家定居棠樾。从此，棠樾成为鲍氏聚居之地。宋末经元至明初棠樾以农耕为主业，元至正年间鲍氏族人建水利设施大母碣灌溉农田600余亩，保证了农业生产。《宋史》卷456载该村“父慈子孝”事迹，棠樾村由此闻名。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慈孝里”坊称棠樾为慈孝之村。明中期棠樾鲍氏十六世祖鲍象贤，明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誉为嘉靖朝“中兴辅佐”，明史列传。在其影响下明中后期棠樾经历了第一次营建高潮，终明一代棠樾已具有相当规模。清乾嘉年间棠樾出了鲍志道祖孙三代及其兄弟鲍启运等大盐商，他们输金故里大兴土木，再次掀起村落建设高潮，将棠樾村发展推向鼎盛[35]，在明代前街的基础上建成与之相平行的后街，形成村落两条主干道。清代建的大型民宅多集中于后街，其中有鲍志道宅保艾堂和鲍启运宅遵训堂，保艾堂是当时徽州最大的民宅，有108房、36天井，村口在明代已有3座牌坊基础上陆续增建4座牌坊，按“忠”、“孝”、“节”、“义”排列，形成独具特色的棠樾牌坊群村口景观。棠樾牌坊群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徽州标志性文化景观。清末道光年间徽州盐商失势，棠樾失去经济支柱迅速衰落。太平天国时期战火重创遵训堂等精美建筑，棠樾鲍氏外流避乱，从此难现昔日辉煌。
宏村位于黟县城东北约10km处，汪氏宗族聚居地。南宋前歙县唐模汪氏一支因遭火灾迁往黟县奇墅，南宋绍兴年间奇墅遇盗，汪彦济一支迁往宏村。宏村的发展与兴修水利、改善人居环境联系在一起。元中叶人口增多村落规模扩大，需要开挖水塘、修建水圳，但当时无力兴修浩大水利工程，只得将其记入宗谱传递后世。明初在前人基础上制定了村落水系改造规划，经过几代人努力在村中央开挖形如半月的水塘——月沼，修建水圳数百丈，引溪水入村。月沼建成150多年后已有的水利设施已不能满足村落发展需要，于是汪氏族人于明万历丁未（1607年）在村南又兴建了面积达18000
的南湖。月沼——水圳——南湖别具一格的村落水利系统改善了人居环境，促进了村落的发展。清乾嘉年间进入鼎盛发展时期，“我族自南宋迁居宏村，世德相承，人文蔚然，清乾嘉之季，阖族支丁实有三千余人，为最繁衍时代。村居拓展，绕抱南湖，栉比鳞次，密密如织，楼台近水，倒影浮光”[36]，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宏村现有的建筑多建于鼎盛时期，如曾任民国国务总理汪大燮启蒙处的南湖书院，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立堂、承志堂等。承志堂占地2800，建筑面积3000，拥有内房28间天井9处，全宅雕刻精美，耗银数十万两，是目前徽州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民居。宏村西北方向约5km的羊栈岭是徽州一处重要关隘，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与清军乡勇在此激战20多次，对宏村造成严重破坏。“洪杨劫后，族人流离转徙，村运大衰，浸至目下，调查阖族支丁全数，视畴昔仅足十成三而已”[36]。
西递位于黟县城东8km，是明经胡氏宗族聚居地。明经胡氏原籍婺源，北宋元丰年间壬派胡士良一支迁居西递，之后近300年人口增长较慢，以务农为主业，明中叶宗族人丁兴旺人口大增，科举入仕、经商者渐多，其中不乏佼佼者。如胡文光官居四品功绩显著，明万历元年（1573年）朝廷允准建坊旌表。此坊现仍立于西递村口。入清，经商、入仕发迹者更多，如“江南六富之一”的胡贯三及其子杭州知府胡元熙等，他们衣锦还乡，建房屋、修祠堂、筑路桥、开学堂，村落日趋繁荣。到清中叶全村有宅院600多幢、街巷99条、祠堂30余座、牌坊13座、水井90多眼、各种店铺20余家。清道光元年（1821年）胡元熙岳丈歙县雄村人曹振镛，时任军机大臣、太子太傅，作《胡氏族谱序》称“夫胡氏壬派一支，自宋历元明而今，更七百数十年，积三十余世，族姓蕃衍，支丁近五千余人。”可见当时西递之盛况。西递胡氏主要经营典当、南北杂货、丝绸布业等，清末朝廷不断增加典税、茶叶税，西递胡氏商人遭重创，终于无力支撑西递的发展。太平天国时期，西递许多园林、别墅、书馆、祠堂毁于战火。西递现存古民居仅为全盛期的1/3。
表1 典型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
Tab.1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ypical Huizhou ancient villages
上述分析表明，4处村落始建时期各不相同，但都经历了形成期、稳定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科举入仕、经商是徽州村落走向兴旺的基本途径。做官发迹、经商发达的徽州人衣锦还乡置田园、修宅第、兴水利、建书院，村落因此繁荣，后都因徽商衰落、太平天国时期战火的破坏走向衰落（表1）。
5 结论
历史上偏远封闭却又景色秀美的徽州，为中原地区因战乱等原因形成的南迁人口提供了重要的迁徙地。南迁人口不乏世家大族，在徽州境内，他们聚族而居、举族迁居形成众多的古村落。东晋至南宋，中原移民建立了人皆古质、俗尚真淳的早期村落。南宋经元至明中叶，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稳定发展，相应地徽州古村落经历了稳定发展期，农耕社会、习尚知书是其基本特征。随着徽商的崛起，明中叶至清中叶徽州古村落进入勃兴鼎盛期，富接江南、宛如城廓的村落盛极一时。晚清受徽商失势、太平天国时期战争等影响，徽州古村落趋于衰落。之后一度沉寂，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不少有影响的徽州古村落如呈坎、棠樾、西递和宏村等以其保护完整、真实的历史遗存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重新受到世人注目。
收稿日期：2003-12-06；修订日期：2004-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