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
独狼式恐怖袭击的成因与治理研究
——基于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论模型分析
董少平1，李晓东1，魏俊斌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430000；2.天津大学，天津 300072）
摘 要： 当前，独狼式恐怖袭击越发具有隐蔽性、简易性、灵活性、独立性的发展趋势。这种“低成本—高伤亡率”模式的恐怖袭击，已经成为各国反恐部门防控的重要内容。结合多维分析、系统治理的理念，通过引入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论模型，从社会环境、袭击者认知以及袭击者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挖掘独狼式恐怖袭击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实现“内因”与“外因”相统一。对独狼式恐怖袭击的防治应从营造健康环境、纠正认知偏差、加强行为管控三方面入手，构建三方良性互动机制，形成独狼式恐怖袭击的长效治理机制。
关键词： 独狼；恐怖袭击；三元交互决定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独狼式恐怖袭击作为一种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危及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近年来，独狼式恐怖袭击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从2011年挪威枪击案到2016年美国奥兰多枪击案，再到2017年10月31日万圣节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下城世贸中心发生的汽车撞人事件，造成8人死亡10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① 参见《纽约曼哈顿发生卡车撞人恐袭事件，致8人死亡10多人受伤》，载http://news.youth.cn/gj/201711/t20171101_10945103.htm. 独狼式恐怖袭击以其高隐秘性、高伤亡率成为各国反恐部门和警察部门持续关注的焦点。独狼式恐怖袭击，指由1-2名恐怖分子基于自身意愿，独立筹划并实施的，为了表达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个人意愿而进行的恐怖袭击活动。② 独狼式恐怖袭击区别于传统的有组织恐怖袭击模式。根据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有组织犯罪不少于3人。故本文界定独狼式恐怖袭击的人数为1-2名。 与传统的恐怖主义犯罪相比，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缺乏严密的组织，利用单独行动的特点，极大地提高了行动的隐秘性和成功率，进而更容易达成其政治目的或表达其自身观点。
一、独狼式恐怖袭击研究范式的选择分析
独狼式恐怖袭击作为一种融合个体袭击新优势、互联网发展新特征以及传统恐怖袭击典型特征的恐怖行为，对其成因和对策的分析更具复杂性。针对如何全面分析独狼式恐怖袭击、如何选择合理的研究范式、如何通过范式选择认知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内心认知与外界环境的桥梁、如何为独狼式恐怖袭击找到合价值、合效度、合策略的防治措施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性工作在于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范式，进而才能全面、客观、透彻地分析独狼式恐怖袭击。
主要是志留系一套浅海相沉积碎屑岩，具有沉积厚度大、岩性较单调和具韵律性等特点。出露地层仅见下志留统，出露厚度不完全。
（一）研究范式选择的可行性分析
通过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分析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都陷入逻辑推理怪圈。研究者一般从现象、结果、事件出发，归纳总结出独狼式恐怖袭击的产生多归因于心理或认知因素，反过来再用心理或认知因素印证独狼式恐怖行为发生原因的正确性，最终找到应对独狼式恐怖袭击的相关对策。这种循环论证的思路对独狼式恐怖袭击原因分析的可信性造成了较大影响。同时，笔者认为，在相关数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这种“归纳推理”的研究路径所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并不具有高度的可信性。① 杨士隆教授在2014年中国犯罪学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研讨会发表的文章《独狼式恐怖分子之特性、攻击模式与防制对策》采用s paaij教授在2012年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两年的时间间隔以及犯罪黑数的存在导致其选取样本的可信性降低。 而当前国内研究独狼式恐怖袭击的数据均是源于国外期刊的数据，数据样本多呈现老旧、不完全统计的特点。因此，不能完全从样本中抽象出独狼式恐怖袭击的一般性成因、特点、发展趋势等规律，进而不能应用于独狼式恐怖袭击的防治研究。有些学者基于典型的独狼式恐怖袭击案例，分析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对策，其分析结果仅对个案的处置、应对有意义，缺乏对策的普适性，同样不能很好地分析独狼式恐怖袭击的一般性成因和对策。② 焦占广教授的《从奥兰多枪击案看应对独狼式恐怖主义的对策》从典型个案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进行分析，缺乏一定的普适性，因此参考价值有限。
与其相对应的是另一种研究路径，对于独狼式恐怖袭击，先从其本体出发，分析其主体、客体，直接得出独狼式恐怖袭击的致发原因，再用实际中的案例去印证所得出的原因，最终寻找到相关对策。这种“演绎推理”的研究路径避免了那种“由结论推出原因，再由结论去验证原因”的怪圈，其结论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采用“演绎推理”的研究路径。
每个个体都是社会人，犯罪是社会化的结果，在社会化的框架下论证独狼式恐怖袭击具有适当性。在研究时，要考虑个人与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要求把独狼式恐怖袭击放在一个局域（包括人、事、物、时间、空间）中讨论，使本体与客体、内因与外因相统一。通过对理论的选择发现，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把个人行为、个人认知以及社会环境有机结合，三者既不是割裂的，也没有主次之分，而是紧密联系的。因此，三元交互决定论是研究犯罪成因的较好范式，是一个集社会学、犯罪学和心理学三者于一体的综合性理论，故而本文选取了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论为框架性理论依据。
（二）研究范式选择的必要性分析
在理论选择进程中，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心理学、社会学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以便得出最优的研究范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建立在对当今时代“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之上，进而引入“交往理性”的概念，将研究的视角由“主体—客体”关系转向“主体—主体”关系，主张让理性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在交往的过程中，他注意到了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通过交往行为而联接，更侧重通过交往行为构建一个公平、包容的价值社会，实现价值观的升华。哈贝马斯在建构一种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交往哲学的同时,试图确立以人际和谐、人类交往的健全与完善为最高价值的社会规范。[1]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尽管包含了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三个维度，从这三个角度分析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可行性，但他的核心思想在于以“认知”为核心构筑其理论体系，在于关注“个体认知”与“他人认知”之间的关联性，最终形成理想的社会整体价值判断。而独狼式恐怖袭击分析的关键在于行为、在于个人独立、在于在阻断与组织、与外界的联系之后如何实现行为。因此，在相对缺乏与外界的交往行为的基础上，如何促成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便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三元交互决定论并不将原因归结于某一方面或者某几方面，而是围绕行为构建起内在认知与外界环境的桥梁。因此，本文认为采用三元交互理论优于交往行为理论。同时，笔者认为，在分析独狼式恐怖袭击行为时并不能有所偏颇，将其原因简单归结于某一或者某几个相互割裂的方面。分析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交往行为及其理性选择固然可以得出其致发原因，但绝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因为大部分独狼式恐怖袭击者本身很少与外界接触，故而很少与外界进行语言交流，更多的是通过恐怖音视频进行“洗脑式”学习或是互联网邮件与所谓的“英雄”进行“激进化”交流。本文认为，通过交往行为的理性选择，去功利化地达成最大限度社会价值共识的治理路径可以成为独狼式恐怖袭击治理对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可能成为全部。同时，最大限度社会价值共识的形成，意味着某些亚文化思想将会变得更极端，更激进，一味挤压其生存空间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由于其自身的侧重点和分析维度的局限性并不是分析独狼式恐怖袭击的最优范式。
首先，各互联网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以及高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应加强沟通交流，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大学生创业融资难题，为大学生创业互联网融资提供帮助，解答疑难。其次，相关部门应加大力度在高校宣传诸如商业保险等降低创业风险，消除互联网融资平台的顾虑的保险知识。
其他的犯罪心理学相关理论，诸如社会控制理论，通过社会控制和自我控制的手段，使得行为人获得“服从性利益”。其核心是“道德”的心理建构过程。社会控制理论通过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两个层面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行为进行分析和防范，是袭击者行为、所处社会环境与自身认知三者之间关系中的一部分，因此，社会控制理论被包含于三元交互决定论之中。标签理论通过对自我身份以及社会文化符号化过程，进而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其实质是个人认知符号化的过程。同样可以通过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中个人认知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解释，是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因此，本文选取了三元交互决定论作为独狼式恐怖袭击的研究范式，力求清晰、全面地呈现独狼式恐怖袭击的致发原因和防治对策。
二、三元交互决定论与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
三元交互决定论是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互惠决定模式中，行为（B），认知和其他人的认知（p）以及环境（E）的影响三者都作为因素相互起作用。[2]人与行为的交互作用表现为：一方面，人的信念、期望、意志等认知支配指导人类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行为所形成的反馈，同样影响着思维的内容、情绪和表现形式。环境与人的交互影响表现为：环境中所存在的榜样示范和社会劝导等环境影响力促进人的发展变化；而人的心理、生理等社会主体特征同样影响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行为和环境的交互影响表现为：相应的环境要求人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适应环境；环境是否对人产生影响取决于人是否采取某一行为将其激活。因此，三元交互决定论将人类本身、人的行为以及所处的环境三者有机联系在一起，为准确分析犯罪人的行为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应用到独狼式恐怖袭击中，主要是通过分析独狼式恐怖袭击的环境、认知以及行为，力图比较全面地分析出独狼式恐怖袭击产生的原因。三种因素交互影响，如果完全隔断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因素，就可能避免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不过这只是理想情况下的结果，在现实中并不能完全阻隔一个因素。因此，应对独狼式恐怖袭击的过程是一个系统治理的过程，了解行为、环境、认知三方面相互作用的机理，才能更好地应对和预防独狼式恐怖袭击行为的发生。
在阐述各因素的构成要素前，必须首先厘清独狼式恐怖袭击中行为、认知以及环境三要素之间的逻辑互动关系。
（一）环境对人的影响
（2）文化理念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影响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1]中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2]中明确提出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其中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1%税率的调整为10%；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11%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10%；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16%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12%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涉农货物包括：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项目免征增值税。
（二）认知对人的影响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环境通过其潜在的文化氛围、宗教信仰、文化理念等影响个人的认知偏差，网络环境作为网络社会的组成部分，也利用其潜在性，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另一方面，个人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环境、榜样作用对于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将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三）行为是连接环境和个人认知的桥梁
行为对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行为之后的认知图式来进行的。当独狼式恐怖袭击者进行一定的行为后，会对行为结果的奖惩性进行判断，强化或削弱自己的实现意志，选择将独狼式恐怖袭击行为继续进行下去或者放弃这种行动。因此，当行为达成目的的难度增加，或者行为所受到的惩罚大于其所受到的奖励时，独狼式恐怖袭击者便会放弃袭击目标，这也是预防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的途径之一。
总之，独狼式恐怖袭击中，环境、行为和认知三者密切相关、相互影响。通过对三种因素的认识，以及对独狼式恐怖主义发生的机理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进而找到致发因素及防治策略。如图1所示：
图1
三、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的动因分析
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受到环境、认知和行为的共同作用；整个过程中存在诸多强化因素，使独狼式恐怖袭击更加泛滥。因此，为了防止独狼式恐怖袭击行为恶性循环，只有分析主要构成要素，利用外在制度设计打破原行为的恶性循环，才有助于从源头上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进行预防和治理。
（一）环境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影响
“社会事件并不是简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相反，在理解社会事件的过程中，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赋予它意义。”[3]个体对独狼式恐怖袭击的认知深刻地影响着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展。在独狼式恐怖袭击中，个体认知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对行为性质的认知、对社会身份的认知和对自身地位的认知。由于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对自身恐怖行为进行合理化说服，并对认知不断强化，最终导致独狼式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同时，独狼式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也在强化社会对于独狼式恐怖袭击事件的关注度，因而更多人可能通过接触这种社会环境形成错误认知，进而催生出更多独狼式恐怖袭击行为。
1.社会环境对独狼式恐怖主义者的影响
（1）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是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的重要因素
独狼式恐怖主义者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这些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基础，值得肯定的是大部分信教者都能够与人为善、正确理解伊斯兰教教义。但是，宗教极端分子通过曲解教义，曲解“伊吉拉特”思想，鼓励人们进行迁徙圣战。在此情形下，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穆斯林由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以及缺乏正确的教义学习，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用圣战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错误观念。极端组织还宣扬“异教徒和不信上帝的人是上帝愤怒的对象，因此虐待上帝谴责的那些人，对我们就一定是有功劳的行为”[4]，从而使得非穆斯林人员、民族甚至国家成为那些宗教极端分子攻击的对象。
（1）榜样的示范作用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影响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脱离社会环境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社会环境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一定程度上指导个人的行为。环境因素又可分为社会环境与个人生活环境。其中，社会环境是基本稳定的，而个人所处的环境却是多变的。在独狼式恐怖袭击中，社会环境中的宗教思想、社会心理、文化理念，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榜样示范作用、家庭因素以及日益重要的网络环境等都是影响个人认知的重要来源。这些环境因素为个人成为独狼式恐怖袭击者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温床，使他们的社会认知发生扭曲，形成新的认知图式，引发独狼式恐怖袭击行为。同时，社会环境又被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认知和行为所强化和改变。
综合利用是最为经济、生态和有效的废弃物利用方式。2017年扬州市农委邀请环保部生态司农村环境保护处、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围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对全市农业系统业务骨干和养殖户代表共计100多人进行了专题培训。同年，扬州市还实施了养殖场沼气工程专业化服务项目，由专业公司、专业人员定期对区域内的沼气工程进行维护检查、技术指导，有效提高了已建工程的运行质态。各县（市、区）也通过举办培训班、科技讲座等形式，开展了多层次的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培训服务，提升了扬州市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科技水平。
在西方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多元文化理念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等不合理的文化理念，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对于生活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移民来说，其自身的生活环境恶劣，居住在郊区贫民窟，价值观受到冲击，基础服务设施破败不堪。一些穆斯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境遇。但是，无论其如何努力仍然在社会上受到种种偏见和歧视，难以真正融入主流文化之中。文化歧视使穆斯林青年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因此，选择伊斯兰极端思想来寻求身份上的认同。这种文化理念的差异间接传播了宗教极端思想，增加了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的概率。正如张满胜教授所说：“种族、文化和信仰歧视造就了西方世界庞大的低收入、低就业、教育不足的边缘人群，没有人比他们更容易爆发出激情，也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纪律和启蒙的指导。”[5]
西方世界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同样造成其他类型独狼式恐怖袭击的产生，如极端环保主义者、反堕胎主义者。这些极端的思想通过多元社会进行传播，与主流思想共生。人们更希望通过极端行为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认知，宣扬其理念。因此，在多元文化理念的社会中，如何实现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共存，如何让非主流文化享有更多话语权，如何做好文化引领工作，如何去“极端化”是有效预防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3）网络环境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影响
行为是社会环境和认知之间联通的桥梁，人们如何行为取决于环境对于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也取决于个人对于行为难易程度和行为的奖惩结果的接受程度。行为主要通过行为方式、行为目标和行为结果对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产生影响。
2005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汉江丹江口水库以上9.52万km2的区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暴雨，面雨量达95 mm，产流量约 81亿 m3，最大7天洪量约78亿m3，约20年一遇。10月3日13时，丹江口水库最大出库流量14600m3/s；3日20时，最大入库流量30700m3/s；5日3时，最高库水位为156.95m，超汛限水位4.45m。
2.个人生活环境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反恐的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在政治上制裁巴勒斯坦、伊朗等伊斯兰教国家，并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资助叙利亚反对派。为了实现其政治利益，进而发起非正义的战争和制裁措施，导致这些国家陷入混乱、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因此，宗教极端组织趁乱不断壮大，并宣扬仇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圣战对这些国家进行制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部分还在为生活而挣扎的穆斯林自然会把最终原因归结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形成认知偏差，从而对这些国家发动恐怖袭击。据基地组织宣称已有3万名“圣战”战士渗透到西方国家，准备随时发动独狼式恐怖袭击。因此，普通的穆斯林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更容易变得激进化，丧失对于教义本真的判断，进而演变成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对国家和社会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在观察学习示范性行为的过程中习得的。人们通过对新行为的观察了解到新行为是什么以及如何操作，这一编码信息就作为行动指南指导今后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起突出作用的是榜样的示范行为。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在形成极端思想过程中同样会受到某些榜样的影响，比如父母、兄弟以及某些宗教领袖的行为影响。在生活中，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对于榜样的行为更具认同性，因而更容易模仿榜样的行为，并理所当然地认为榜样的行为是合理的、正当的。胡德堡枪击案的制造者哈桑将基地组织头目安瓦尔·奥拉基作为其精神导师。奥拉基做出了一系列反美的举动，并号召广大穆斯林屠杀美国人，被美国政府列为自本·拉登之后的头号敌人。哈桑通过对奥拉基的行为和言论认知强化了其反美思想，并在邮件中探讨恐怖袭击的有关问题，包括何时发动圣战才适当；在自杀攻击中，杀了无辜的人是否是许可的。基于对榜样的崇拜、模仿和对杀戮行为的合理化认知，最终哈桑在奥拉基的引导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胡德堡枪击案。同样，穆罕默德·梅拉赫也是在其同为极端分子的哥哥影响下发动了恐怖袭击，造成了7人死亡。
（2）个人家庭生活对于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影响
在人民权利方面，“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1］768。在文化教育方面，“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1］768，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些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之前，袭击者的家庭因素为其提供了潜在的条件。一个信仰宗教的家庭，出生在其中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成为一个宗教徒；因为其成长的家庭环境决定了其最初模仿的行为对象——父母，都是宗教的信仰者。个人在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经过极端思想的强化，更容易成为独狼式恐怖袭击者。
（二）认知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影响
认知对于个人的行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一方面个人通过认识反映周围的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又通过认知的能动作用控制自身行为，进而对客观世界产生影响。个人主要通过对自身地位、行为性质、社会身份的认知来影响其行为方式。
如果把这次会议的论文，和前几次在绍兴、在武夷山等地区召开的陆游研讨会的论文相比，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延续性。这次钟振振提交的一篇论文《老学庵笔记小札(续)》，标题上有个“续”，交代了研究的延续。上次在绍兴会议上他提交的是《老学庵笔记小札》，体现了明显的延续性。日本学者三野丰浩《关于陆游的夜雨诗》论文也有这样的性质，因为他所关注的张大烛《陆游的雨意象》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武夷山陆游研讨会上讨论的论文，所引的一本书《放翁新论》也就是武夷山陆游讨论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所以它也具有一个延续性。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独狼式恐怖袭击在其环境因素中具有天然的后发优势，借助网络“爆炸式”传播、跨时性、跨域性以及主体隐蔽性的特点，大大加速了独狼式恐怖袭击者思想激进化的过程；同时在智识上，也方便袭击者获取发动恐怖袭击的方式、方法、策略等关键要素。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对其行为的选择更具理性和目的性，并进行了一定的“成本—效益”考量。袭击者之所以选择这种低成本、周期长、独自实施的袭击方式，是因为它更具有杀伤性、破坏性和戏剧性，更容易成功也更容易扩大其所谓的“战果”，从而实现其思想和地位上的提升。无论是网络环境的影响，还是“经济—理性”行为方式的考量，亦或思想激进化的过程，三种因素都交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独狼式恐怖袭击区别于传统恐怖袭击的特有成因，也为独狼式恐怖袭击的治理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思路和策略。
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犯罪，甚至为他们的行为感到自豪。吕美琛教授将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分为四类：荣誉需求型、英雄崇拜型、孤独烂漫型和激进利他型。荣誉需求类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往往是生活中的失意者，急需社会和他人的承认和认同。[6]而宗教极端思想刚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对于外界来说宗教极端思想是排他的，但是宗教极端组织内部称教众为兄弟，相互之间关系较为紧密；他们鼓动人们进行圣战，宣称只有这样做才会被整个组织所认同，才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相应的奖赏。因此，对于自身地位的认知刺激了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
2.对行为性质的认知
其实，阳翰笙对茅盾的批评意见并不完全同意。在他看来，《地泉》虽然存在缺陷，但也有不少成功之处。小说得以再版就说明它还是受到读者欢迎的。尽管如此，阳翰笙不气不恼、不掖不藏，仍然将茅盾的批评文字全文刊登。
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存在着对自己行为认知失调的状况，即道德与其邪恶的行为相互错位。在很多独狼式恐怖袭击者中，他们偏执地认为自己所实施的恐怖袭击行为是为所谓的崇高“理想”献身，其行为是正义的，所惩罚的人都罪有应得。这无疑强化了其实施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决心并且免受内心道德的谴责。一方面，这种认知的错位有效填补了“独狼”内心的空虚感，使得他们更为狂热和偏执；另一方面，“道德分离”的内心认知失调还造成“独狼”能够轻易突破普通的社会规范和物种内部的天然禁忌，使得恐怖主义行为不但持久、残酷，而且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滥杀无辜和反社会性的倾向。[7]
3.对社会身份的认知
当前人们对房屋建筑的采光要求变得越来越高，门窗的面积越来越大，施工难度有所增加。为了达到预期的节能效果，施工人员应充分考了门窗抗风压性、空气渗透性以及雨水渗透性等指标的影响。为了避免渗水，还应利用水泥砂浆有效封堵门窗四周与墙柱、窗台与梁之间的缝隙，并安装相应的密封条。在密封前，施工人员应做好密封处的清理工作，且使用塑料单框双玻门窗，提高建筑的性价比。
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对于某些“与其境遇相同或类似的人”抱以极大的认同或同情，这种社会身份的认同增加了其对于志同道合者的追随和效仿。例如在美国入侵阿富汗的背景下，移民美国的阿富汗人可能更加对其同胞产生同情，因而更可能采取某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个人意愿，声援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在此过程中，独狼式恐怖袭击者所同情的组织包括基地组织、新纳粹组织、南方种族隔离主义组织、反堕胎组织等，具有多样性。“9·11”事件后，独恐分子更多地不是和极端组织直接对话，而是通过互联网或有线电视寻找志同道合的激进分子建立关系网，坚定自己的激进化方向，实施恐怖活动。[7]
（三）行为对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影响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成为恐怖主义发展新成员、进行思想培训、发出恐怖袭击指令的新工具。宗教极端分子利用网络上传包含有煽动性言论的恐怖音视频、对恐怖分子进行训练的视频、极具血腥暴力的视频，以及炸药制作、枪支使用方法等视频。普通人通过特定网站就能接触到宗教极端思想，进而学习并获得发动恐怖袭击的技能。同时，通过网上聊天、电子邮件等形式，宗教极端分子之间的交流联络更加方便快捷，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于宗教极端思想的认知。依据《网络上的恐怖》(Terroron the Internet)一书所述，目前全球至少存在7000个激进网站。此外，宗教极端分子还通过使用加密社交软件、设立域外服务器、使用暗网、阅后即焚软件等技术进行网上交流，使社交更具隐蔽性，交流内容更具隐秘性，以此规避被他人发现的风险，逃避法律追究。因此，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地便利了极端思想的传播和现实恐怖袭击的发生。要加大对网络环境的整治力度，坚决杜绝恐怖音、视频传播是防治独狼式恐怖袭击的重要举措。
1.袭击方式对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影响
恐怖袭击者对于恐怖袭击的方式选择具有一定的衡量标准。独狼式恐怖袭击方式因其实施人员少、成本低、隐蔽性强、成功率高而成为近年来倍受极端分子青睐的一种袭击方式。正如“基地”组织的网上杂志《激励》所言，“独狼”行动类的暴恐袭击成本低廉，两部电话、两台打印机以及运费，总计约4000美元便能够组织实施一起货机爆炸恐怖攻击。[5]甚至只需要租一辆汽车，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横冲直撞即可。因此，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往往选择低成本、力所能及而且见效快的袭击方式，更容易达成某种政治或者引人关注的目的，这也是犯罪分子选择独狼式恐怖袭击方式而不选择传统的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方式的原因。
2.行为目标对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影响
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基于其目的而选择相应的目标，这些目标多具有一定的符号象征意义。从Spaaij教授(2012)的研究数据可以看出，其袭击的主要对象是平民，这个比例占全部目标的58%。有些学者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特别将针对平民或针对非武装人员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用来区分恐怖行动和其他政治暴力的不同之处。有些针对医生、军人等目标的行动，在目标的选择上看似很广泛，但其实代表了其所假想的敌人。[8]
3.行为结果对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影响
这里说的是行为结果的奖惩性对于独狼式恐怖袭击是否继续产生重要影响。在独狼式恐怖袭击实施完毕，一旦其恐怖行为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独狼式恐怖分子基于奖惩的分析，发现自身没有受到惩罚，必然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进而继续实施这类袭击行为。
综上所述，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是社会环境、行为以及个人认知三方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对比传统恐怖袭击的成因过程中，可以清晰地分析出其中的共性，即其形成的过程和脉络基本相同：袭击者都通过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经历了思想激进化的过程，进而通过激进化认知的反作用影响其行为，最终导致袭击者发动攻击。只有通过各因素细致地分析，才可以发现其形成原因的差异。
1.对自身地位的认知
四、基于三元交互决定理论的独狼式恐怖袭击治理路径
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是环境、行为、个人认知三者相互联动、彼此间相互影响和强化的结果。首先，个人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个人认知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独狼式恐怖袭击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文化、制度等社会基础；其次，对于独狼式恐怖袭击的认知又使得个人形成并强化错误的认知图式，做出更多独狼式恐怖袭击行为，进而成为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因素之一；最后，作为模仿的对象，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使得他周围的人更易受其行为影响而采取独狼式恐怖袭击，提高社会对于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关注度和容忍度。因此，在独狼式恐怖袭击中，行为、环境、个人认知三者是恶性互动的关系。如何通过合价值、合策略、合效用的方法阻断三者之间的互动，使得独狼式恐怖袭击的行为、环境和认知三者中任何一环失效，也就成为治理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关键。但我们也必须明白，独狼式恐怖袭击行为的产生是由不同因素的不同侧面共同作用形成的，因而必须采取全面治理、系统治理的策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结合，最终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血栓弹力图评价脑梗死患者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及其联合应用抗血小板治疗的作用研究 ……………………………………………………… 陈勇，陈道文，陈飞，等 348
（一）营造健康环境，为三元良性互动打下基础
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与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其中包括个人环境和社会环境。营造健康的环境，阻断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内生土壤是防治独狼式恐怖袭击的重要方式之一。个人的生活环境总是被包含在社会环境之中，因此，独狼式恐怖袭击者总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环境系统中。系统依赖于信息，而不是能量。[9]贝特森认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信息的流动是最为特殊的，这是因为只有信息的流动可以从A处到B处然后再回到A处。[10]随着极端思想作为信息传入生活和社会系统，通过“信息流动—信息异化—信息反馈”多个环节和阶段不断传播旧有极端思想，同时不断产生变异极端思想，在不断增加受众的同时，还会固化甚至愈发激化原有极端分子，最终发生独狼式恐怖袭击事件。因此，防治独狼式恐怖袭击需要采用系统思维，将环境因素看作不同层级的系统，分别从环境系统的各个层级打击独狼式恐怖分子，营造良好环境。结合独狼式恐怖袭击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应当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环境两个层面对极端思想进行打击和预防，重点突出网络社会环境的治理。防止极端思想流入社会是实现源头治理的重要方法，即便极端思想流入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价值观，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环境着手，形成群众自我防御机制是防治极端思想的强有力屏障。
在社会环境层面，独狼式恐怖袭击的思想主要来源于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目前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与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使人类社会由IT 时代步入DT（Data Technology）时代。[11]数字信息传播的爆炸性、便捷性、跨时性、跨域性、隐蔽性极大地增加了网络社会的治理难度，同时也极大地占用了有限资源的分配。如何有效治理网络空间、避免资源的过度消耗是网络社会治理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关键，需要国家在“技防、物防、人防”上三管齐下，同时融入多元治理主体，调动民间智库的智慧。在“技防和物防”方面，首先国家应从技术投入的角度评估当前对于防控极端思想的成本投入需求，合理分配投入比重。现实中总是存在着反恐需求的无限性和反恐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对于极端思想在网络上传播的治理这一源头性问题，国家必须加大资源投入，增加科技研发，建设强大的网监体系和网军体系。在清除恐怖音视频、关停宣扬极端思想网站的同时，利用反向追踪技术、病毒植入技术等发现并捕获极端思想宣扬者，破获极端组织，建设“矛盾结合、打防一体”的网络治理体系。其次，政府应当鼓励、支持民间互联网高科技企业、民间智库、高水平大学的技术研发工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发出更便捷、更富有成效的打击手段和方法，形成智慧合力，实现资源和要素的最优配置。促使各主体主动参与到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去，其中的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宗教、个人理想、利益、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是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必要手段。[12]在“人防”方面，政府在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确的宗教认知观的同时，要引导民众参加讨论，认清极端思想的本来面目和严重危害。在系统论观点看来，每个人都是信息的输出者，同时又是信息的接收者，只有在博弈和思辨过程中，人们才能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接受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因此，在网络社会中借助虚拟组织，辅之以必要的舆论引导，引发公众对极端思想的讨论，进而引导民众学会辨别极端思想，彻底证伪或否定极端思想，扭转民众的认知观。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发挥民众在网络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发挥民智，从真理、道德和舆论的高度凝聚群众合力，共同打击极端思想，防止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产生。
在现实社会中，需要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协调调动各方资源，共同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环境。社会综合治理离不开国家、社会、个人等多方的协同努力。独狼式恐怖袭击的主体隐蔽性、对象不特定性的特点极大地增加了对其发现和预防的难度，无辜群众也更容易成为独狼式恐怖袭击者攻击的对象。因此，在防治独狼式恐怖袭击的过程中，需要将重心下移至个人，包括个人的生活环境及工作环境。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统一于个人，而独狼式恐怖袭击所针对的对象更是生活在社区中的个人。只有提高个体的防范意识，提早发现隐匿在人群中的独狼分子，才能较为彻底地杜绝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在国家维度，国家应积极引导、掌握公众的话语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证伪极端意识形态，树立正确的宗教观，破除某些宗教极端组织所宣扬的迁徙圣战思想，避免更多信教人员成为殉道者。提倡开放包容的社会观念，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文化观，坚决抵制种族歧视思想，平等公正地对待外来移民或者难民，营造不同信仰、不同观念和谐共生的文化氛围。加强对意识的引领，能够从根本上切断独狼式恐怖分子激进化的过程，从而达到源头治理的效果。在社会生活维度，应当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实施群防群治和邻里守望战略。通过潜在独狼式恐怖袭击者所在单位或者社区的关心和走访，营造关心帮助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环境，从而减缓甚至消除其激进化的过程。在个人维度，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要紧紧依靠社区群众的力量及时发现可疑人员和可疑行为。目击者辨识和公众提供情报是最有效的战术之一。[13]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具有一定的心理特点和人格特点，通过对犯罪心理的画像，描绘出其基本特点，利用新媒体将其独狼式恐怖袭击的性格、心理以及行为特点散播给社会公众，增强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识别能力，做到“早识别、早上报、早预防”。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由双人核对、录入，对考试成绩，考试方案的难度、区分度及信度、效度指标进行分析。
（二）纠正认知偏差，为三元良性互动提供内在动力
认知偏差是犯罪行为发生原因分析的“前端之前端”阶段。① 所谓“前端之前端”是指在追溯错误产生的原因过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错误的发生总是由于个人认知偏差累积而产生了错误行为，进而人们对自己的错误有所察觉，但在错误行为外化之前对自己的认知偏差毫不知情。因此，错误行为为错误之“前端”，认知偏差则成为错误的“前端之前端”。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徐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端正思想认识，形成正确的个人认知，是实现犯罪矫正的根本方法，对于独狼式恐怖袭击的预防工作也起着决定性作用。个人认知对于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的影响在于行为人对于自身地位、行为性质以及自身社会身份的认知偏差，试图通过极端行为来宣扬自身行为的正义性，企图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防范“独狼”更是一场攻心战，更需要从社会问题着手，加强对全社会的心理和思想疏导，从而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14]恐怖活动发生的根源在于袭击者内心缺乏社会认同，形成偏激人格和自身对于主流正义理念的认识偏差，因此，国家需要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思想引领工作，增强其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感。同时，建立社会学习体系，宣传主流的公平正义理念，提高公众自觉抵制极端思想的能力；逐步建立社会互信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1.加强思想引领，强化社会认同
就社会定位而言，多数独狼式恐怖袭击者是生活中的失意者，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流，对社会和他人缺乏信任，容易走向极端，同时又渴望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同，但苦于无法找到合适的途径。这种情况下，宗教极端分子就容易乘虚而入，利用袭击者渴望得到社会认同的思想来说服甚至控制其实施极端的恐怖主义活动。宗教极端分子称教众为兄弟，内部之间交流较为紧密，鼓动人们进行圣战，鼓吹只有这样才会被整个组织认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袭击者在其蛊惑下也就相信了只有通过实施恐怖活动才可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相应的奖赏。对于自身地位和如何获取社会认同的错误认知激化了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因此，针对这类人群，政府部门、宗教团体或社区应主动与其交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宗教观，主动为其解决所遇到的困难，增强少数民族成员尤其是穆斯林群体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正确认知，建立良好的族群关系，加强社区合作，共同维护公共安全，才会减少“独狼式恐袭”的动机。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内，坚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引导人民群众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和信仰宗教。深入挖掘不同宗教的核心教义和正向思想，用正确的宗教教义和思想引领信教群众，从正面降低宗教极端思想对信教群众的侵蚀。
2.建立社会学习体系，自觉抵制极端思想
从以往经验看，多数进行“独狼式”恐怖袭击的行动者，并不是恐怖组织成员或者极端分子，而是从互联网或者其他恐怖组织和极端分子那里获得启发，成为狂热的“圣战”追随者。他们自身因为科学文化知识的不足，缺乏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因此，增强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能够提高其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和恐怖思想的能力。一般来讲，极端主义思想对那些缺乏科学知识的个体影响更大，文化水平越高对极端思想的免疫力越强，要用科学的知识和文化占据人们的头脑，避免极端思想乘虚而入。[15]加强科学文化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升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辨识度，自觉远离恐怖音视频，抵制宗教极端思想。2011年8月，白宫颁布《为地方性合作伙伴赋权 预防美国暴力极端主义》的文件。美国国土安全部要求民众“看到什么，说什么”并提高公众的反恐意识。因此，对于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反制需要社会公众的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认知能力和水平。[16]
3.建立社会互信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实施者的认知观念扭曲，对于社会的认同感较差以及自我效能和社会心态发生冲突的结果。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社会上一些少数民族团体受到社会歧视，从而导致了该团体中部分成员产生报复心理。如在一贯鼓吹人权、平等、自由的美国，黑人、穆斯林在社会上仍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社会调节机能的缺失导致了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企图通过极端方式来宣泄内心的不满，加之被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所利用，极易走上恐怖主义不归路，因此，建立一种良性的社会互信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提高部分人的社会地位，增强其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彼此之间的互信互动，能够化解遭受不公平对待者心中的不满。同时，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对于纠正潜在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认知观念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应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构建集“学习、教育、生活、互助”为一体的综合性社区为着力点，力求从社区教育入手，改变人们对极端思想的认知，形成正确的宗教观，引导人们树立健康的心态，避免受到极端思想的侵蚀。
（三）加强行为管控，为三元良性互动提供机制保障
行为防控是独狼式恐怖袭击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独狼式恐怖袭击具有极强的隐秘性，对其行为的防控也是最为困难的。故而，应当加大警力和物力投入，加强对互联网极端行为、特种行业和管制物的监管，同时加强对重点场所、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的监控，在行为发生前制止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
1.加大对社交媒体的管控
恐怖主义在传播意识形态、招募志愿者方面严重依赖社交媒体。针对近年来发生的独狼式恐怖袭击事件的分析，大部分独狼式恐怖袭击者选择在网上散布一些极端思想言论，对其恐怖袭击行为进行部分透露，甚至有完整的袭击方案。因此，情报机构可加大对社交媒体有关讨论区的跟踪，尽早识别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群体并及时干预，尤其应关注受极端思想影响的年轻群体，防止其受蛊惑而临时起意，及时查处、制止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在当前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于侦查行为的背景下，侦查情报机关为了做到尽早发现犯罪和预防犯罪，应当改变以往只是被动收集情报的状况，而应主动出击。同时，网络平台运营商也应担负起对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责任，如果放任极端思想肆意传播，即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查处。日前，谷歌旗下的You Tube不仅提供极端视频链接，还在其旁边展示广告，此举已遭到英国各界批评。英国政府、《卫报》、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伦敦交通局和第四频道等机构已中止在谷歌上投放广告。在社交媒体的监管方面，应当建立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技术核心的监管网络，网络平台运营商和网络监督部门应当为侦查情报部门提供相应的线索和技术支持，对网络上极端言论和可疑言论进行关联和跟踪，预测相关人员的可疑行为，在袭击发生前对极端分子予以制止和打击。
矿石中有害组分含量低，杂质主要有Al2O3、SiO2、Fe等。Al2O3含 量 0.41～0.75%，SiO2含量 0.13～1.99%，TFe含量 0.04～062%，Cu含 量 0.001～0.002%，As含 量 0.0006～0.005%，CaO含量40.24～53.21%，MgO含量0.02～0.73%。
2.增强对特定行业和管制物的监管
“独狼”式恐怖主义活动往往并不是利用非常专业的工具实施的，而是使用平时比较容易接触到的物品来实施恐怖袭击。例如，利用化肥制作炸药、枪支、管制刀具等作为其实施恐怖活动的武器。2013年4月5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实施者就是利用火药、高压锅等物品引发爆炸；2011年7月22日挪威奥斯陆市恐怖袭击案件的实施者安德斯购买了6吨可以用来制造炸弹的特殊化肥。[17]因此，对于这些特种物品的有效监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独狼式恐怖活动的进一步蔓延。但考虑到恐怖分子不仅利用危险品，还会利用潜在的危险品进行恐怖活动，就需要公安部门在管理时做到统筹全局、重点突出。公安机关对危险品的管理不仅要注重对显性的危险品进行管理，而且要对潜在的、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的物品予以关注，制定分级管理制度。例如，要加强对私自购买较少数量化肥原料以及多次购买化肥行为的监督，增加独狼式恐怖袭击者获取杀伤性袭击武器的难度。在制度的设计上，可以借鉴物联网理念，对于一些现行危险品和潜在的危险品实施所有消费和流程过程的监督。就我国国情而言，对于危险品控制比较严格，不易发生危险，重点应当放在对于潜在危险品的流通监督上，加强物流行业的监督管理力度，对于重点潜在危险品实施流向监督，从独狼式恐怖袭击者不可控的流通领域入手，获取相关线索。同时，可以增加独狼式恐怖袭击者的犯罪风险和犯罪成本，以倒逼恐怖分子放弃犯罪意图。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T-proBNP、24h尿量、平均动脉压、心率的比较 与入组时（T0）比较，泵入组和静注组NT-proBNP、心率均显著下降，泵入组平均动脉压无显著变化，而静注组平均动脉压显著降低。 治疗第 3d（T1）和第 5d（T2）两组患者 24h 尿量均无显著差别（详见表5）。
3.加强重点场所的视频监控
独狼式恐怖袭击者对于目标的选择具有特定性，多选择在公共场所发动针对妇女、儿童、无辜群众等软目标的独狼式恐怖袭击。生活方式的高度数据化不仅为恐怖分子实施恐怖活动行为提供了便利，也为侦查情报部门收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数据提供了方便，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的“智慧城市”和“天眼”系统的优势得以显现。利用“天眼”系统加大对平民聚居区、公共活动场所、政府办公部门的监控力度，做到监控无死角、无盲区，做到实时的犯罪监控。利用大数据警务模式，对监控视频中的个人进行面部识别和情报研判，确保对这些独狼式恐怖袭击高发地区的实时监控，做到及早发现、提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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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Causes and Governance of Lone Wolf Type Terrorist Attacks——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Bandura's Ternary Interaction Determinism Model
DONG Shao-ping1, LI Xiao-dong1, WEI Jun-bin2
(1.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 Wuhan 430000, China; 2.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lone-wolf terrorist attack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cealed, simple, flexible and independent. This “low-cost-- high casualty rate” mode of terrorist attack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ti-terrorism departments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governan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ndura-ternary interactive determinism model and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environment, attacker cognition and attacker behavio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lone-wolf terrorist attacks, so as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internal cause" and "external cause".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one-wolf terrorist attacks should star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creating a healthy environment, correcting cognitive deviation and strengthening behavior control so as to build a benign interaction mechanism among the three parties and form a long-term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lone-wolf terrorist attacks.
Key words: lone wolf; terrorist attacks;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ve determinism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58（2019）03-0017-10
DOI： 10.16478/j.cnki.jbjpc.20190312.001
收稿日期： 2018-12-03
作者简介： 董少平（1966—），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治安学、侦查学、社会治理与法治；李晓东（1993—），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治安学、侦查学；魏俊斌（1993—），男，天津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责任编辑：谢 昀
标签：独狼论文; 恐怖袭击论文; 三元交互决定论论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论文; 天津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