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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认为止杀救主和发展教团是丘处机西行的动机，丘处机西游成功具有多方面的主观条件，早期全真教是向信徒传授内丹术的，王重阳早已张大钟吕为祖师之说，早期全真教已使用符箓。
第一，丘处机西游的动机
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于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正月十八日，率十八名弟子，自莱州昊天观启程，开始了往返长达四年之久的万里西游。丘处机在西域雪山行宫受到成吉思汗数次接见，为成吉思汗讲道，向其进言，深得信赖。成吉思汗接受忠谏，令蒙古军将帅注意在战争中不要滥杀无辜。此后，蒙古军队嗜杀之行确实有所收敛。丘处机还燕后，又借成吉思汗所授之权，救活汉族战俘二三万人。这些已是研究道教史、元史的学者们烂熟于心的史实，有关论述很多，如陈铭珪著《长春道教源流》、陈垣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姚从吾著《元丘处机年谱》、吉冈义丰著《道教と佛教第一》、纪流著《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吕锡琛著《道士、方士与王朝政治》等著作和佐中壮撰《长春真人研究抄》、梅崎谛道撰《长春真人丘处机れづて》、窪德忠撰《长春真人とどの西游》、黄兆汉撰《丘处机及其〈磻溪词〉》等论文。对丘处机止杀之功，不少学者给予极高评价，赞为千秋伟业。指出其恩泽不仅及于中原人民，也及于西域各族，并帮助了成吉思汗，促进了元朝统一中国和各族间的文化交流。几乎没有人怀疑丘机处西游之行的巨大历史意义。
但是，丘处机应诏西游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这个问题象谜一样吸引了不少中外学者。一百多年来，时有争辩，高见迭出。大体上可归纳为止杀动机和兴教动机两种意见。
丘处机决意应诏，弟子尹志平的意见似乎起了推动作用。王恽撰《大元故清和妙道广化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尹公道行碑铭并序》曰：
先是，金宋交骋，公坚卧不起。至是，师请曰：“道其将行，开化度人，今其时矣。”长春为首肯，决意北觐①。
“公”即丘长春，“师”即尹志平。“开化度人”可以指振兴教团，也可以指劝导成吉思汗及其军队。弋彀撰《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记载尹志平的请词是“将以斯道觉斯民，今其时矣”（见《甘水仙源录》卷3）。意思相同。兴教乎？止杀乎？亦未明。
《重阳教化集》卷3《三州五会化缘榜》引晋真人曰：
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②。全真教所规定的真行，贯穿着古代人道主义精神，也包涵着发展教团的内容。
丘处机一生都在坚持内修真功，外修真行。《磻溪集》告诉我们，丘处机在苦修时期进一步树立和巩固了古代人道主义思想。在栖霞时期反战思想表现得异常强烈，如何止杀救生一定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磐石。另外，栖霞时期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发展教团的工作。西游前夕，全真教第二代领导人唯有他硕果仅存。如何继承先师、先师兄们未竟之志，将全真教团引向兴盛，一定也是他苦苦思索的大事。在西游前夕的丘处机看来，制止蒙古军队的滥杀和发展全真教团是摆在他面前的最大的两件真行，是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他苦苦地耐心地等待着实行这两件真行的时机。成吉思汗派侍臣刘仲禄来诏见，无疑是天赐良机。丘处机明白，只有通过最高统治者，他才可能最有成效地完成神圣使命，最有价值地实现最大的两件真行，才可能既拯救了世人，又成就了自己。这应当就是丘处机西游的动机。丘处机果敢地抓住了机遇，谱写出万里西游的伟大篇章。
第二，丘处机西游的主观条件
《金莲正宗记》卷4《长春丘真人传》之赞词，记燕台有三人讨论丘处机的评价问题。第一人说丘处机修真功的功德最大，第二人说丘处机立观度人的功德最大。第三人嘲笑前二人见小不见大，说丘处机西游万里、止杀救人的功德最大。信教者称量功德大小，学者则分析历史意义的大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游万里都是最值得赞颂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发生与成功决不是偶然的。
姚从吾先生指出西游与苦修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丘处机隐居磻溪时期的生活：此事与后日万里远行，不屈不挠，能说服蒙古大汗有重大关系。兹就见于《磻溪集》者略举之。（一）是生活刻苦……（二）曰好学……（三）曰，专一。求道专一，故志坚神定③。黄兆汉先生表示赞同：
丘氏有了磻溪时期的苦修阶段，才能有日后的伟大成就和贡献。④
这种因果关系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我们还可以把“因”从磻溪时期扩展到栖霞时期。四十余年来，丘处机似乎一直在等待着去完成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似乎一直在为迎接西游而充实自己。
西游前。丘处机潜藏着应诏西游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十分强大。如前所述，第一，他具有止杀救人的强烈的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第二，他对发展全真教教团怀着强烈的事业心。
丘处机读书勤奋，知识渊博。苦修时期长期深入社会基层，之后逐渐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广交朋友，既了解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洞晓统治者的治国能力。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培养了丘处机准确的政治判断和预见能力，所以他能对成吉思汗是否采纳他的忠告作出正确预测，能在蒙古、宋、金三个政权之间作出英明的历史性的战略选择。他的诗人气质，他的浪漫主义精神，使他敢于甚至乐于去冒西游风险。丘处机的这些主观条件一言以蔽之，叫作胆识过人。
长期苦修和性命双修，养成丘处机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强健身体。这两条对于完成万里跋涉也是必不可少的。
西游前夕，全真教团已有相当实力，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很大。当时，其余元真人已先后羽化，丘处机是全真教唯一健在的第二代领导人，是毫无争议的教主。丘处机本人也的确具有与教主崇高地位相称的道德、学问、气质、气度和组织能力。丘处机在中原地区拥有的对群众的巨大号召力，使成吉思汗高度重视他，敬畏他。因此，他成为诏见对象，同成吉思汗谈话时自有一种威严在。
成吉思汗比丘处机更威严。因为手握重兵、驰骋欧亚的成吉思汗终究比全真教团强有力得多。诏见期间，更何况丘处机仅带十八名手无寸铁的弟子深入铁骑兵营，如果不得成吉思汗欢心，丘处机随时都可能任人宰割。丘处机有应金世宗诏见的成功经验。他以谦恭而诚实的态度，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谈话艺术，赢得了成吉思汗的好感、信赖和欢心，把握了完成西游历史使命的关键。
第三，早期全真教的内丹术
《磻溪集》中的《清天歌》八首，实为一首。元末道士混然子王道渊撰《青天歌注释》，将《青天歌》（即《清天歌》）作为内丹经，其序曰：
夫《青天歌》者……前十二句乃明修性之本体，中十二句为复命之工夫，末后八句形容性命混融、脱胎神化之妙也。⑤
陈铭珪批驳曰：
长春《青天歌》系修性悟道后作，与重阳、丹阳所言并合符节。混然子以为丹诀，失其旨矣⑥。
陈铭珪进而扩大范围曰：
然考《磻溪集》诸诗词皆言修性工夫，无一字及内丹⑦。
这也是陈铭珪对早期全真教的断言。
王重阳和七真留下了大量论述内丹术的诗词，铅汞龙虎、金丹大药等术语随处可见。
王栖云曾曰：
祖师云：“本来真性号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滚出赴仙坛”⑧。马丹阳曾曰：
虽歌词中每咏龙虎婴姹，皆寄言尔⑨。陈铭珪援引这些论述，认为全真教所习仅为“静功”、“证道”、“调息”等性功。
早期全真教受佛教禅宗影响，非常重视“静功”、“证道”、“调息”等性功，以“明心见性”为最高修炼境界，但不等于不修命功，不等于不练内丹。
让我们抛开有争议的《青天歌》及龙虎铅汞等术语，看看《磻溪集》中的其他一些吟咏。丘处机在璠溪爱好读书，手不释卷，自咏曰“佩服丹经自早年”、“密考丹经祖”等。⑩丘处机不可能烧炼外丹。其佩服、密考的丹经当为内丹经典。尚无人指出“丹经”二字也是性功的寄言。当然，“丹经”也可用来泛指道经，不可完全为据。
《七律·次韵答奉圣州节度使移剌仲泽佳什》曰：
黄庭雅弄琴三迭(11)。这是以操琴比喻在上、中、下三丹田炼气。丹田炼气为内丹术的重要步骤。单纯的性功、调息等是不讲三丹田的。《五绝·示众第四首》曰：
最爱三田宝(12)。“三田宝”一般指精气神，为炼内丹的药物。
《七律·答清河氏》曰：
只恐丹砂脐下去，重教白雪耳边来(13)。《水龙吟·夜明》曰：
从兹宝瓶坚固，玉浆时泥(14)。这里的“丹砂”比喻“精”，“宝瓶”比喻肾宫，皆强调固精，为内丹修炼必须注意的事项。
《望蓬莱·游兴》曰：
修炼事，地轴锁天关(15)。
《桃园忆故人·答丹阳》曰：
百尺孤松影下，独弄周天卦(16)。内丹修炼将人体视为小宇宙，会阴部为地，脑中为天，所谓“地轴锁天关”大概就是下固精、上守神之意。内丹修炼用易卦的卦象变化指导火候，所以称“独弄周天卦”。
上述诗词句都不大可能用来寄言性功。这些虽是只言片语，但可以证明丘处机炼内丹。王重阳和其他六子的诗词集中，也有不少此类例证。
王栖云、马丹阳等语录只是强调性命双修的最终目的在于明心见性，强调修性高于修命，指示学人不要沉滞于命功而将性功置于次要地位，并无要人只修性不修命之意。早期全真教是向信徒传授内丹术的。
第四，王重阳与钟吕的关系。
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正确地指出，王重阳不可能从钟离权、吕洞宾亲受丹法，全真教始自王重阳。但他认为张大钟吕为祖师之说始自《金莲正宗记》，却与事实不符，其曰：
考《长春磻溪集》述其师行教事甚伙，无一字及钟吕。《集》中唯《题钟吕画》一诗……泛为称赞，不作私淑景行语也。当日张大其说，实始于樗栎道人，时长春化去已十余年矣(17)。
既然丘处机尚未尊钟吕，王重阳时则更无论矣。
《世宗挽词小引》记载丘处机于大定戊申春二月于燕京供奉吕洞宾之事曰：
己巳，奉圣旨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官庵，彩绘供具，靡不精备(18)。
所谓“奉圣旨”，即奉金世宗的旨意。金世宗的旨意或者是批准丘处机的请求之意，或者是根据丘处机的介绍而主动下令，以示承认全真教之意。无论哪种情况均表明兵处机早已奉钟、吕为祖师。丘处机的师兄们也奉钟吕为祖师。马钰《满庭芳·赴莱州黄箓大醮作》曰：
祖师钟离传吕，吕公得，传授王公。王公了，秘传马钰，真行助真功(19)。谭长真《酹江月》曰：
吾门之祖，是钟吕海蟾，相传玄奥(20)。
七真奉钟吕为祖师的诗词还有很多。王重阳的词《酹江月》也奉钟、吕、海蟾为祖师，曰：
正阳的祖，又纯阳师父，修持深奥。更有真尊谁是，海蟾同居三岛。弟子重阳，侍尊立妙。手内擎艺草。归依至理，就中偏许通耗(21)。《磻溪集》和七真诗词可以说明这首词不是后人纂改的。张大钟吕为祖师之说，实始自王重阳。
第五，早期全真教与符箓。
元代王恽、徐琰、虞集、柳贯文、辛愿、张起岩诸儒盛赞早期全真教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合于老庄本旨，与方术、符箓、烧炼、章醮等异端、末流不相干。这些赞词的前一半正确，后一半则偏颇。陈铭珪道长《长春道教源流》和陈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两部研究全真教的开拓性著作，资料翔实，多有创见，许多观点至今仍有生命力。但二位前贤大概受元儒碑刻、文集偏颇之处影响过深，有些结论不尽准确。陈铭珪认为丘处机于长春宫设金箓周天醮，是应金世宗之诏不得已而为之。(22)陈垣先生则明确地说：“全真不尚符箓烧炼”(23)。这两种说法不合事实，均由于为元儒所蔽。陈铭珪还有几点不够全面的看法，前面已述。
从《磻溪集》看，丘处机从磻溪时期到栖霞时期，从未停止主持斋醮活动。他曾在虢县和陇州修过朝真醮、下元醮，在山东修过黄箓醮，在这几个地方主持过以谢恩、祈福、求雨和济度为内容的斋醮，在燕京奉旨作高功法师，主万春节醮事。丘处机主持的斋醮是标准的道教斋醮。斋醮活动中有建有坛场，词曰：
开坛阐化，垂恩普济，凡一月，于中建成三会（《恣逍遥·赠道友》）(24)。
《七律·昌阳黄箓醮》曰：
十月昌阳五谷饶，追思黄箓建清标。华灯羽服罗三殿，绛节霓旌下九霄。法事升坛千众集，香云结盖万神朝。从兹降福穰穰满，一县潜推百祸消(25)。斋醮活动中有表奏。词曰：
牒奏三天主，声闻九地司，存亡福庆已潜资（《悟南柯·下元醮》）(26)。斋醮活动中诵步虚词。《步虚词第二》曰：
宝炷成玄篆，华灯簇夜光。星河初焕烂，钟磬乍悠扬。醮主承嘉会，虔心祷上苍。诸仙来顾盼，接引下虚皇(27)。
大型道教斋醮活动离不开符箓。《古调·登州修真观建黄（竹下加录）醮》详细描述了一次大型道场，特别突出了符在斋醮活动中的作用。其中曰：
承安四年冬十月，大兴黄禄演金科，赤书玉字先天有，白简真符破邪久。三级瑶坛映宝光，九卮神灯摛星斗。巉岩破钱酆都山，列崎升仙不可攀。四夜严陈香火供，九朝时听步虚环(28)。“赤书”、“玉字”、“真符”皆指符。“白简”为表章。全真教传戒也离不开符。《七律·福山县黄箓醮感应》之小序曰：“明昌甲寅秋九月建黄禄于福山县，二十八日午后，将传符受戒”(29)。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丘处机西游往返途中以及回到天长观主管天下道教时期，继续主持了不少场斋醮。其他全真诗词集也有不少记述王重阳和其余六子主持一场场斋醮的诗词，有些诗词也记述了早期全真教使用符禄的情况：
《磻溪集》中还有一首值得注意的颂《赞道》，其曰：
前贤后圣无差别，异派同源化执迷。太一、混元开户牖，玄真直指上天梯(30)。
这首颂明确地宣称全真教在基本信仰方面与传统道教相同，从传授上讲是同一祖源。这表明，早期全真教不仅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而且继承了传统道教。
《金史·章宗本纪》曰：
（明昌二年冬十月）禁以太一、混元受庵私建庵室者。(31)耶律楚材《西游录序》曰：
全真、大道、混元、太乙、三张，左道之术，志氏之邪也(32)。“太一”即金代太一教，传太一三元法禄之术，以符药济人。“混元”不知何派，当亦属符禄派之列。丘处机《赞道》颂至少表明早期全真教并不排斥符禄派。
早期全真教也使用符禄，不足为奇。
注释：
①《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56。又见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第68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②《道藏》25/788下。此为“《道藏》第25册，第788页下，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之略写，以下引此书均用此略写法。
③姚从吾：《元丘处机年谱》，第15-16页。收于钱穆等著《中国学术史论集》四，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3年2月第3版。
④黄兆汉：《丘处机的〈磻溪词〉》，见《道教研究论文集》第214页，香港中文大学，1988年。
⑤《道藏》2/890下。
⑥《长春道教源流》卷3,30a。荔庄藏版。
⑦《长春道教源流》卷3,29a。
⑧论志焕编次《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见《道藏》23/731上。
⑨王颐中集《丹阳真人语录》，见《道藏》23/702中。
⑩《珍本》91/4下、51下。
(11)《珍本》91/11下。
(12)《珍本》91/33下。
(13)《珍本》91/5下。
(14)《珍本》91/41下。
(15)《珍本》91/51下。
(16)《珍本》91/57上。
(17)《长春道教源流》卷1,12a。
(18)《珍本》91/24上。
(19)《洞玄金玉集》卷10，《道藏》25/618下。
(20)《水云集》卷中，《道藏》25/852下。
(21)《重阳全真集》卷3，《道藏》25/710中。
(22)《长春道教源流》卷3,26ab。
(23)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3页。中华书局，1962年7月第1版。
(24)《珍本》91/56下。
(25)《珍本》91/9下—10上。
(26)《珍本》91/53下。
(27)《珍本》91/23下。
(28)《珍本》91/27下。
(29)《珍本》91/7上。
(30)《珍本》91/23上下。
(31)《金史》第1册，第219页。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
(32)耶律楚材《西游录序》，见《湛然居士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1191/565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