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迁与动态特征——求职过程的宏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市场论文,特征论文,过程论文,结构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催生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有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管理体制的变化是先行于产权、政治等根本性改变的①。对个体而言，市场转型所引发的结构变迁首先体现为个体职业过程的变化，即求职和就业环境、职业获得方式、具体劳动过程的变化，以及以职业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位置和地位获得模式的变革。因此，求职作为职业过程的起点，是透视中国市场转型的重要切入点，而对于求职过程的分析，又需要以探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迁和动态特征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宏观结构的历史变迁
(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阶段②
1.1956年至1979年的再分配经济时期
再分配经济时期的中国城市并不存在劳动力市场。1955年后，我国形成了以“终身制”雇佣为基本特征的劳动力“统分统配”制度。企业招收工人，必须由劳动部门统一安排，机关和事业单位招用人员也需向劳动部门备案；企业劳动力的余缺调剂，主要由产业主管部门在本系统内负责调剂解决；地区间的劳动力调配则由国家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在统分统配的劳动制度下，国家是用工和分配的主体，通过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劳动力资源。相比于国家的主体地位，企业则处于无权地位，缺少自主用人和辞退剩余劳动力的权力。另外，再分配经济时期的中国社会被称之为“总体性社会”，缺少自由流动的空间和资源，单位决定了个人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因此，城镇社会成员牢牢地依附于单位，明显缺乏流动性③。
2.1980年至1992年的双轨制经济时期
从1980年“三结合”就业方针的提出，到1983年在全国不同范围内试行劳动合同制，再到1986年在全国范围内对新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劳动合同制的逐步推行对传统的统分统配的用工制度不断构成冲击，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劳动力资源的使用和配置过程。个体、私营、民营、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部门获得了自主选择、聘用、解雇职工的权力，国有和集体企业则可以面向社会招收合同工，但这种招聘权被部分地限制在新职工范围内。由此，我国劳动力的配置方式从行政控制的单一方式转变为行政控制与市场调节共同作用，劳动者个体也获得了自主择业的可能。劳动力配置的双轨制推进了“国家宏观调控、企业自主用工、多种形式并存、全员劳动合同”的新型劳动用工制度的建立，同时，这种存在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乃至同一所有制的同一企业的双轨制用工形式，也造就了劳动力的分化⑤。
3.1993年至2001年的快速转型时期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被明确提出，自此，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快速转型期。在此阶段，劳动力市场不仅作为一个概念被正式提出，同时也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获得了不断的完善。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企业的用人自主权，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被制度化。企业在招聘、录用、惩罚、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各个环节均享有自主权，劳动者也相应地获得了自主择业和自由流动的权利。这标志着双轨制用工形式将逐渐被市场化劳动关系所替代。随后的国有企业改革、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大开发等深化改革的举措，更促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订立劳动关系、完成职业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4.2002年以后的全面市场化时期
2001年末，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完全融入国际市场。按照入世承诺，我国将逐渐开放银行、保险、电信服务、旅游等行业。2009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在金融、电力、燃气、房地产、信息等行业均有外商投资企业涉足⑤。这表明，国家优势和垄断性行业正在逐步向外资放开，区域、行业、制度等层面的市场化在不断向纵深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和劳动者都将面临一个高度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用工形式更为多元化和弹性化，市场机制也逐渐被引入到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劳动者所面对的就业竞争更为激烈。与转型经济时代所不同的是，国际市场的融入可能带来更为开放、自由、透明、规范化的竞争机制。
(二)劳动力市场变迁过程中的两种分化
劳动力市场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其建立和完善与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具有同步性。我们在对劳动力市场宏观结构变迁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性对人们的就业过程产生重要影响，此间蕴含着两种分化：一是基于制度变革的就业模式分化，二是以职业为核心所衍生出的社会结构位置分化。
1.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经济特区，后扩展到沿海地区，但在这一阶段的改革并未触碰核心公有制经济部门，而是利用“计划外的增长”，即通过扩大非计划经济部门，使传统计划经济的比例和重要性不断下降⑥。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表明了我国的经济改革战略正在由“体制外优先”或“增量改革”转变为“整体推进”⑦。这种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战略通常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且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⑧。
从个体层面来看，这种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战略使人们的就业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改革前，人们依附于单位，单位为职工提供各种福利和资源，此即华尔德所说的新传统主义。改革后，双轨制的劳动力配置方式使人们在就业方面产生差异。传统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依然享有单位制下的各种优势，而进入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组织的劳动者则意味着丧失较好的福利保障，且无法规避市场的冲击。而后，这种因就业于不同经济部门而带来的分化被延续下来，人们常用“体制内”和“体制外”来指称。前者包括各类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后者则指国家行政序列之外的民营、私营、外资等组织形式⑨。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划分是对人们就业部门差异的说明，基于这种部门因素区别，人们在就业的稳定性、享受的福利水平和可接近的资源层级等方面也会产生差异，进而造成劳动者的分化⑩。同时，体制内/外的分化也构成了一种流动的壁垒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分化。单位，特别是单位所有制和单位级别在影响地位获得方面作用显著，部门因素(是否就业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是影响中国职业声望测量的重要变量之一。即使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有企业也依然保留着再分配体制的特征，特别是那些以“新单位制”为特征的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11)，依然可以在避免市场冲击的同时与市场接轨，运用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权限把优势资源的效率转化成内部福利(12)。
2.职业分化
每一种职业所包含的权力、声望、教育、收入和财富等资源各不相同，因此，职业构成了个体所占据的社会结构位置的指示标志。陆学艺在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所做的基本判断中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化越发表现为职业的分化(13)。边燕杰、李路路等学者基于2003年调查数据的分析也发现，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会逐渐弱化，进而被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取代(14)。职业的分化主要体现在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化以及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分化这两个方面。具体来说，职业分化主要体现在五个职业群体之间，即以高层领导干部、专业经理人和大私营企业主为主的金领阶层，以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灰领阶层，以办公室职员和一般办事人员为主的白领阶层，以自由职业者和一般服务性人员为主的粉领阶层，以及以非技术工人为主的蓝领阶层(15)。
二、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特征
劳动力市场，又称人才市场、就业市场、求职市场等，是指劳动力供求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迅速。纵观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迁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劳动力市场有着三个基本动态特征，即体制不确定性、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和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
(一)劳动力市场的三个动态特征
1.体制的不确定性
体制(regime)是关于制度、规则、政策、规范的总称。诺顿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分析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实验室政策，政策制定者在改革之初未对改革后的经济体制达成共识，而且“一些重要的经济决策通常是在危机时刻、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同时受到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因素的双重制约。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是应对性的(reactive)，前后不连贯的(disjointed)”(16)。
诺顿的分析确实可见于中国改革实践的过程中。沿海开放战略于1984年开始执行，但直到1988年才宣布。劳动合同制的推行起始于1980年的“三结合”就业方针的提出，但真正对劳动合同两方起法律约束作用的《劳动法》直到1994年才正式颁布。1992年，邓小平南巡所发表的谈话也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些都说明，我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着体制的不确定性：规则的制定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实践、抽象原则给出较大任意解释空间、市场和再分配的长期共存使大量规则相互不兼容。
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首先直观地表现为工作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促使个体职业生涯变得不稳定且流动频繁。但是，在求职过程中对于考评方式、程序、内容、标准的严格限定有助于降低体制的不确定性。随着我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规则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将提高，其任意解释空间可能被压缩，体制的不确定性可能将下降。
2.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
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资本不断涌入国内市场。2006年，我国合同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加入WTO前的623.8亿美元增长至1937.27亿美元，增长了3倍；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也从2000年的403.19亿美元增长至2009年的900.33亿美元，增长了1.2倍(17)。外资的增长意味着市场的开放，这必然带来整体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和竞争程度的加深。这种变化趋势同样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变迁。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吸纳进非国有部门，即体制外就业。截至2009年底，我国城镇共有就业人员12573万人，其中非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总数为6152.8万人，占48.93%，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中的就业者基本持平(18)。另一方面，体制内外的各类职业内部的竞争性均显著增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所面临的竞争越发激烈。总体而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力市场不断迈向成熟，竞争程度也不断加剧。
3.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
正式制度是利益关系结构的一种规范性表达，而非正式制度是利益关系结构规范性表达的前提或补充，存在于人们的行为层次，事实上起着行为规范和制约的作用，是一种没有文字、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为此引起社会学者的高度重视。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一方面是正式的法律、章程、程序的完善和实施，另一方面是非正式的利益关系协调的理念、价值、惯习。因为劳动力的管理是人的管理，所以我们特别关注协调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人情理念、信任价值、互惠惯习等潜规则，通称为关系文化、关系规则或关系主义规范。
如何判断关系主义规范的存在及其影响程度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从前期研究得知，正式制度安排越完善，法律、章程、程序的执行越严格，留给非正式制度的规制空间就会越少，关系主义规范的活跃程度就越低。进一步说，如果入职审查的程序化越明确，则关系主义规范对求职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程度就越低。为此，入职审查的程序化是间接了解关系主义规范在劳动力市场活跃程度的窗口。劳动力管理规范性的直接指标是职业的专业化管理程度。例如，入职条件对合格入职者的学历、专业培训、职业经历作了明确规定，并对入职者做相应的证书审查、资格考察。简言之，按照明文规定审查的部分越大，个人的解释空间越小，人为的因素就越低，非正式的潜规则的作用空间就越小，管理的正式规范程度越高。
(二)变量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数据是在兰州、西安、长春、天津、济南、上海、广州、厦门八个城市调查获得，共包含7102个原始样本，剔除自雇部分和不符合调查要求的样本后，剩余有效样本为6604个，相关变量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1.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特征
(1)体制的不确定性。如前文所述，体制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表现为受雇者工作的不确定性，即职业流动，另一方面受到考评程序、内容和标准的严格性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流动和考评两个指标来测量体制的不确定性。其中流动指标编码为1者表示供职单位为2家及以上，发生过职业流动，编码为0者表示未发生职业流动。考评指标编码为1，表示招工单位/雇主安排了笔试或面试，招聘程序确定，编码为0表示程序不确定。本调查样本中，43.94%的被调查者发生过职业流动，53.53%的招聘安排了笔试或面试，招聘程序确定。
(2)竞争程度。分析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题器是被访者对求职过程中竞争激烈程度的主观评价，重新编码后，1代表竞争激烈程度较强，0代表竞争激烈程度较弱。其中57.86%的被访者认为求职中所面临的竞争较激烈。
(3)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招工单位对学历、专业技术或工作经验有要求者编码为1，表示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较好，其余情况编码为0，表示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较差。在本调查中，劳动力市场中管理比较规范的比例为58.66%。
2.个体职业特征
(1)职业阶层。共分为非技术工人(33.78%)、技术工人(19.40%)、办事人员(17.62%)、专业技术人员(17.03%)和管理精英(12.17%)五类。
(2)体制类型。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类：体制内包含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和集体企业；体制外则包括个体经营、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从样本分布看，体制内/外就业者比例分别为67.53%和32.47%。
(3)获得现职的时期。以前文对劳动力市场发展阶段的划分为依据，将被调查者获得现职的时期进行分类。劳动者获得现职的时期不同，意味着其所面临的就业环境和机会、获得工作的途径和方式截然不同。
(三)劳动力市场动态特征的差异性分析
个体在求职过程中会因所属职业阶层、体制类型和求职时期的差异，而面对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特征(表2所示)。
1.职业阶层间求职环境差异
不同职业阶层的求职环境不同，所处的劳动力市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首先，职业的阶层地位越低，该职业的从业者在求职过程中所面临的体制不确定性就越高。流动性指标显示，与其他职业阶层相比，技术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中职业流动的比率较低，分别为33.92%和38.56%。从考评指标来看，在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精英阶层中，分别有59.82%、59.25%和57.91%的被访者在求职过程中接受了笔试或面试，比例明显高于另外两个职业阶层。这表明考评程序的确定性在脑体分化之间差异明显，且阶层地位越高的职业，岗位要求越高，对于该岗位应聘者的筛选往往需要借助于严格、明确的考核机制，从而形成确定性较高的体制环境。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会随着职业阶层地位的上升而加剧。47.87%的技术工人认为在求职过程中经历了较为激烈的竞争，这一比例在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精英中均超过了60%。这是社会分层结构在求职过程中的体现，即在社会结构中，上层位置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人们往往需要通过激烈的竞争来获取。
最后，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在职业阶层间差异明显。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管理规范性相对较低，对于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精英阶层，招聘者对学历、专业技术、工作经验等做出要求的比例明显高于前者。这说明职业地位越高，岗位要求越具体、明确、严格，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水平越高。
总之，职业的阶层地位越高，劳动力市场中对于该职业的岗位要求越严格，由此，围绕该职业类型，会形成一个不确定性较低、竞争较激烈、管理规范程度较高的求职环境。
2.体制内/外求职环境差异
体制内/外是当前存在于劳动者之间的重要分化，这种分化意味着职业间的市场化程度、稳定性、福利水平、可接近的资源层级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体制内就业的流动比率(32.70%)明显低于体制外就业(66.13%)，且求职过程中接受笔试或面试的比例(44.88%)也低于体制外就业(71.82%)。体制外就业者在竞争程度(77.32%)和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76.14%)方面，在求职过程中面临着招聘方在学历、专业技术、工作经验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同时工作岗位的获得需要在更为激烈的竞争中获胜。由此可知，体制内/外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存在明显差异，即体制外就业的工作不确定性、考评程序的确定性、竞争程度和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水平均明显高于体制内就业。如果将体制分化视作为市场化程度在职业间的差异，我们可以推论，市场机制和规则的引入以及市场化水平的深化，可以提高劳动力管理和竞争的规范性，从而压制关系主义规范的作用空间。
3.求职环境的阶段性变化
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发展阶段，体制的不确定性、市场的竞争程度、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会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首先，劳动者工作的不确定性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职业流动的比率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12.55%增长到全面市场化时期的67.68%，考评程序的不确定性则出现下降趋势，在求职过程中招工单位设置笔试或面试的比例从26.67%上升到77.49%。其次，市场竞争程度因经济发展时期不同相异。劳动力市场建立后，求职过程中的竞争加剧，特别是2002年后全面市场化时期，81.76%的被访者表示在求职中经历了激烈的竞争。最后，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臻完善，用工主体在招聘时对岗位的要求不断明确化、严格化，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也随之提高，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26.97%提高到全面市场化时期的80.16%。劳动力市场宏观结构的变迁是市场转型作用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反映，这说明市场化可以通过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提高体制的透明性、确定性和规范性。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渠道
(一)求职渠道
与宏观劳动力市场相对应的是微观个体的求职过程。通过回顾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个体的求职渠道通常分为三类，即国家分配、个人申请和利用关系找人帮忙。在理论层面上，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科层渠道、市场渠道和网络渠道。
科层渠道是指求职者通过单位或组织安排实现就业的方式，通常包括国家分配、组织调动、顶替、单位内招等形式。科层渠道是国家通过行政计划统一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体现，也是再分配经济时期求职行为独特性的体现。市场渠道是指求职者依靠自身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依循个人意愿自由选择职业，在现实中表现为个人直接申请、参加招聘会、使用互联网或职业介绍机构等。市场渠道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化就业方式。网络渠道则是指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使用社会关系网络摄取信息或实质性帮助，如经人介绍推荐。网络渠道是非正式的人情/利益关系对于科层渠道和市场渠道的补充，因此，网络渠道通常被与科层渠道和市场渠道混合使用。在本次调查的样本中，求职者使用科层渠道、市场渠道、网络渠道的比例分别为39.51%、37.63%和37.93%。
(二)求职渠道的差异性分析
1.求职渠道的职业阶层差异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职业阶层所使用的求职渠道存在差异。技术工人(47.76%)、专业技术人员(43.85%)和管理精英(43.49%)使用科层渠道获得现职的比例较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管理精英中使用市场渠道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职业阶层；在非技术工人中，使用网络渠道的比例最高，达到45.22%。由此可知，管理精英阶层更依赖于自身的人力资本，使用网络渠道的比例最低；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人力资本匮乏的群体(如非技术工人)，更多地使用网络渠道求职。这也说明，网络渠道作为正式结构的补充，可以在求职过程中对人力资本起到补充作用。
2.求职渠道的体制分化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扩张的过程，体制外就业环境的市场化水平要明显高于体制内。基于市场化水平的差异，体制内/外的求职渠道也会相应地存在差异。目前，科层渠道主要存在于体制内(56.67%)，体制外基本可不见(5.08%)。体制外就业者更多地是使用市场渠道(60.15%)。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渠道也将成为体制内就业的主要求职途径。另外，分别有33.87%和46.35%的体制内/外就业者表示在求职过程中使用了网络渠道，这表明网络渠道作为科层渠道和市场渠道的补充，在体制内/外均被使用。
3.求职渠道的阶段性变化
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两种经济形式并存、市场不断替代计划的过程。当宏观经济形式发生变化时，微观层面上个体的求职方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表3所示)。科层渠道是再分配经济时期和双轨制经济时期的主要求职渠道；进入快速转型时期和全面市场化时期后，市场渠道替代科层渠道成为求职的主要渠道。网络渠道在各个时期的求职过程中均有使用，且使用比例由再分配经济时期的24.55%上升到全面市场化时期的45.78%，这说明网络渠道的作用空间呈扩大趋势。
网络渠道作用空间的扩大说明关系主义规范并未下降，反而上升。这与前文“体制确定性和劳动力管理规范性的上升可能降低人为因素、压缩关系作用空间”的判断相矛盾。数据显示，求职过程中考评和审查程序的日益严格并未抑制关系主义规范。如果将考评形式区别分析(如表4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时期和同一体制类型内，招工单位/雇主总是更多地使用面试/口试作为对求职者的考评形式。笔试与面试/口试相比较，笔试的考评内容和标准统一、明确，人为作用空间小，不确定性低；面试/口试的考评内容和标准主观性、随意性强，为人情关系留有了很大的作用空间，不确定性高。因此，使用面试/口试，虽然使考评程序的确定性提高，但并未降低考评内容和标准的不确定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考评和审查程序的严格性并未抑制关系主义规范的作用。
四、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差异
区域和地理因素是比较和理解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切入点。本文通过对八城市样本做地区间比较，以探讨宏观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特征、微观个体求职渠道等方面的地区差异，从而进一步理解市场经济发育水平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特征和个体求职渠道的影响。
(一)市场化水平的城市比较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从局部试点推广到全国、从沿海地区向内陆扩展，因此，各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始点不同，市场化水平也存在差异。本文主要选择外商投资和体制外就业比(20)作为衡量和比较各城市市场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一个城市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市场经济越成熟，该城市吸纳外商投资的能力越强，非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越大，在劳动力市场中则主要体现为劳动力在体制外就业的比例越高。
依据外商投资和体制外就业比(表5)数据，将八个被调查城市呈现于同一散点图，以观测市场化水平的地区变化。由图1可以明显看到，西安、兰州和长春三个内陆城市的外商投资和体制外就业比明显低于其他五个城市；济南、天津、厦门、上海和广州虽同为沿海地区，但上海和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其外商投资额和体制外就业比又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城市。由此可判断，西安、兰州和长春属于低度市场化城市，济南、天津和厦门属于中度市场化城市，而上海和广州则为高度市场化城市。如果将这八个城市看做是一个市场化改革谱系，那么，这三类城市分别代表了市场化改革的三个阶段，即在这三个阶段中，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
(二)劳动力市场动态特征和求职渠道的地区差异
八个被调查城市在经济水平、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和进度、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各异，因而，劳动力市场的体制不确定性、竞争程度、管理的规范性以及个体选择求职渠道的倾向性可能也存在差异。
1.劳动力市场动态特征的地区差异
表6的数据显示，市场的发育水平与体制的不确定性、竞争程度和管理的规范性之间并无明显的规律性联系。在被调查的八个城市中，广州的工作不确定性最高，职业流动比例达到55.14%。考评程序确定性最低的三个城市分别为长春、天津和上海，比例分别为45.15%、46.50%和45.25%，在三类市场发育水平的城市中具有涉及。在市场竞争性方面，厦门、广州和西安相对较高，被调查者认为求职竞争激烈的比例分别为76.03%、63.95%和61.60%。在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方面，厦门和广州达到了76.59%和69.98%，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从整体上看，沿海地区的工作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略高于内陆地区，两地区在考评程序的确定性和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方面水平相近。综上，高度市场化的城市并不一定体制的确定性、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关系结构的规范性均高。这说明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如经济和企业类型构成、政策安排等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特征。
2.求职渠道的地区差异
在求职渠道方面，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市场渠道对科层渠道的替代性越高。网络渠道的使用比例与市场化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在市场化水平高低不同的三组城市中，均有城市使用网络渠道的比例相对较高。从总体上看，内陆地区使用科层渠道的比例要略高于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更多地借助于市场渠道，在使用网络渠道方面，沿海地区的使用率略高于内陆地区。网络渠道在各地区的普遍使用，且在沿海地区更加活跃，这说明关系主义规范的作用空间并未因市场化受到压制，人们可能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所具有的特殊性联系来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分析可见，我国劳动力市场宏观结构的历史变迁经历了四个时期——1979年前以“统分统配”为特征的再分配经济时期，1980至1992年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双轨制经济时期，1993至2001年以劳动关系市场化为特征的快速转型经济时期，以及2002年后的全面市场化时期。在此期间，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发育的成熟，劳动力市场的三个基本动态特征发生了规律性变化，即体制不确定性下降，市场竞争程度和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不断上升。在微观层面上，个体的求职渠道也随之变化。一方面，市场渠道替代科层渠道，成为个体求职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网络渠道作为其他两种求职渠道的补充一直被求职者所使用，且其作用空间并未因考评程序确定性和劳动力管理规范性的提高而受限，反而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求职渠道与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在职业阶层与体制类型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分化。职业阶层地位越高，所面对的体制不确定性越低，市场竞争越激烈，关系结构越规范，在求职过程中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的作用。类似特征也存在于体制外就业，而体制内就业者所面临的考评程序的确定性、竞争程度和劳动力管理的规范性则相对较低，且多依赖科层渠道而非市场渠道求职。网络渠道作为科层与市场渠道的补充，被体制内/外的求职者普遍使用。
如上所述，市场化将带来体制不确定性的降低，市场竞争程度和劳动力管理规范性的提高，这意味着关系主义规范的活跃性降低，其作用空间将被压制。但有趣的是，数据显示，网络渠道在个体求职过程中仍被作为人力资本的有效补充而广泛使用，在地区间也未出现随市场化水平提高而被压制的规律。这其中可能潜藏着政治进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讨论。
注释：
①玛丽·E·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郁建兴、肖扬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4-75页。
②边燕杰、张文宏在对1999年天津就业调查资料的分析中，将我国经济体制划分为三个时代，即1956-1979年的再分配经济时代、1980-1992年的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双轨制时代和1993年以后的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转型经济时代(参见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本文所使用的数据(JSNET2009)是在1999年五城市调查基础上获得，旨在探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网络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空间和作用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基于此，本文在对劳动力市场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参考了边燕杰、张文宏两位学者的划分方法。
③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18页。
④张暎硕：《当代中国劳动制度变化与工会功能的转变》，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72页；岳经纶：《中国劳动政策：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视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5-37页。
⑤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按行业分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登记情况”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金融、房地产、电力和燃气、信息和计算机等行业分别共有4665、17758、3696、64166家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投资总额分别达到400、3090、1306、1025亿美元。其他行业相关数据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indexch.htm。
⑥Barry Naughton,Growing out of the Pla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23.
⑦该决定提出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拟定了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方案。具体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74-76页。
⑧玛丽·E·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第1-2页、第24页。
⑨武中哲：《单位制变革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5页。
⑩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11)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也称为国有“垄断”行业，是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和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和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国家限制其他经济成分介入，参见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2)Bian,Yanjie,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P.44-50.
(1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7页。
(14)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8-9页。
(16)Barry Naughton,Growing out of the Pla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23.
(17)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indexch.htm。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indexch.htm。
(19)本文数据皆来源于“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文中部分数据的分析工作由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陈芳协助完成。
(20)体制外就业比为本研究根据需要构造的指标，主要参照国家统计年鉴“城镇从业劳动者”相关统计数据计算而得，即将在国有和集体部门就业的劳动者视为体制内就业，其他部门就业为体制外就业，由此可以计算出体制外就业人数与全部城镇从业者之比，此即为本研究中的“体制外就业比”。由于统计年鉴数据以省(直辖市)为地区单位，因此，对于那些非直辖市的城市，我们主要参考其所在省的相关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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