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辩的证明 深刻的启示
——论盘县会议的历史原因和重大作用
高学栋，宋毅军
(山东省行政管理软科学研究基地，山东 济南 25001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17)
〔摘 要〕 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召开的盘县会议雄辩地证明：组成一个坚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并实行正确领导，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贺任关萧王组成党政军领导机构并坚持集体领导，是盘县会议顺利召开的基本保证。贺任关萧王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为成功召开盘县会议提供了正确思想指导。盘县会议在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历史节点，作出非常正确的“渡江北上”战略决策，对推动三大主力会师、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图谋、红军开赴抗日战场，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红二、六军团；盘县会议；坚强领导集体；“渡江北上”战略决策
一、引言
组成一个坚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并实行正确领导，这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这已为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召开的盘县会议所雄辩证明，其历史启示是极为深刻的。
回望红一方面军跟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长征初期，由于领导决策层“左”倾错误指导没能得到纠正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和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路争吵”，导致了整个长征中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的严重失利。经过以遵义会议为主要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党中央正确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此后，党中央同心同德，领导坚强有力，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坚决北上，并最终指导党领导的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地区胜利会师。而反观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策应红一方面军长征直至实现会师之后，却拥兵自重，同党中央分庭抗礼，把持领导权，欺骗、蒙蔽带领四方面军执意南下，给红四方面军带来重大损失。经验教训，一目了然。
关于红二、六军团(后组建成第二方面军)长征问题，毛泽东等在三军会师前就电贺：“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会师以后，毛泽东更是称赞红二、六军团在极端艰苦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几乎没怎么减员，由会师前的一万人到会师后仍然保持了一万人，认为这是值得认真总结并学习借鉴的大经验[注] 转引自《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192页。 。那么，被毛泽东强调“要总结，要大家学”的这个“大经验”是什么？为什么？这涉及到一次重要会议——盘县会议。
1936年3月底，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以贺龙为主席的军分会，在贵州省盘县(现六盘水市盘州)召开了极为重要的盘县会议，实现了两军团的历史性转折。会议作出的战略决策及其实施，保存了革命骨干，为直接团结、推动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并迅速形成全面抗战时期我党所领导的坚强抗日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促动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的画龙点睛之笔，也是毛泽东所讲“要总结，要大家学”的“大经验”之一。
那么，为什么盘县会议能够胜利召开？其重大的历史原因是什么？笔者集30多年来所搜集的相关资料和所积淀的研究基础，并根据沿红二、六军团长征线路进行部分实地考察的所得所感，在此就该问题进行一下历史脉络的梳理，谈一点粗浅看法，并以此缅怀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诞生作出卓绝贡献和牺牲的红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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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贺任关萧王组成党政军领导机构，是顺利召开盘县会议的基本保证
(一)任弼时成为两个军团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这在关向应的长征手稿中有清晰的记载，他写道：“省委及军分会团结在国际及中央路线下，坚决地为创造新苏区而斗争”，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并发展壮大红二、六军团，“领导机关中建立了集体领导，正确地分析我们在湘鄂川黔所处的环境，所担负的重大任务，灵活地运用国内战争的战略战术，各个击破进攻之敌。此外，由于全体指战员在省委及军分会领导之下，团结象一个人一样，发扬为苏维埃而奋斗的牺牲心，英勇善战，忍苦耐劳，上下级的互信，以及指挥机关指挥的灵敏，计划的周详，情况判断的正确等等”[注] 大连史志办编：《关向应纪念文集》，大连：大连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85页。 。
第二，遵义会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导，两军团表示坚决拥护和积极接受领导。此前，党中央就责成书记处与军委，要加强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对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领导，保持与他们的密切的通讯联络[注] 李林、宋毅军：《红二、六军团是如何创造性地贯彻执行遵义会议精神的》，《福建党史月刊》2017年第1期。 。193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电示湘鄂川黔省委、军分会等：“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此萧克曾回忆：因“军委这个提法和过去不大一样”，为解除疑惑，任弼时于2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盼速告”遵义会议精神[注] 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接到任弼时关于尽快告知有关遵义会议情况的电报后，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电示，比较详细地通报了有关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4月5日，中央书记处又就红二、六军团渡长江意图问题电复任弼时，作出指示。据此，两军团向团以上干部简要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并全面展开了创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注] 王超、宋毅军；《长征：壮丽的军事史诗伟大的革命转折》，《中国民族报》2016年10月21日。 。
第一，他们都有着坚强的党性，此前彼此间就比较熟悉。贺龙非常尊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称赞他所率领的六军团的到来使我们二军团“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给我们带来了中央红军斗争的宝贵经验，使我们对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获得了解决”。认为在长征开始及过程中，尽管敌众我寡，但我们却能在打击敌人中不断壮大自己，这是与弼时同志的领导及其艰苦深入的工作密不可分的[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忆任弼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23—24页。 。而在两军汇合后，任弼时则向红六军团的同志们介绍：贺龙是南昌起义军的总指挥，军事指挥经验丰富，熟悉湘鄂川黔地区情况，在党内外均有很高声望，大家应该向他学习，并号召两军团在汇合后应彼此尊重，团结协作，统一指挥和行动。任弼时、关向应曾前后担任过团中央书记，两人在上海、武汉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已彼此熟悉，曾经为革命工作密切配合，协作默契。贺龙则视关向应为“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注] 大连史志办编：《关向应纪念文集》，大连：大连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85页。 。萧王在湘赣苏区就是任弼时的老部下，3人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为中央代表、委员会主席)领导西征。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下，在共同应对凶残敌人的战斗中，结下了纯真而深厚的革命友谊。
第二，有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作为基础。两军团会师后，贺龙对六军团大加称赞，说他们来自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创建的井冈山苏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任弼时称赞二军团创建发展的旗帜是因为有“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的领导。正是因为两军团间彼此尊重，讲求团结，通过互相交流干部、交换武器弹药、分享战斗经验等，使汇合后的两军很快形成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坚强部队，并在此后直至长征胜利的两年里，即便在张国焘继续搞分裂党和红军阴谋的情况下，也未出现过原则性分歧，紧密团结协作，有力地抵制了张国焘的分裂图谋，维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红军的团结。两军团指战员在长期艰苦斗争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必须要有党的坚强领导，必须要有红军的亲密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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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两军团在陈家河、桃子溪两战告捷，实现了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关向应的长征手稿中，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遵义决议案到了，明确地指出创造新的苏区必须经过血战，这一原则，在领导机关及干部战士中，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坚决的灵活地运用这一原则，不怕任何困难，与进攻之敌浴血苦战，到去年八月底，10倍于我们的敌人气势衰竭了，我们取得了战役的全部胜利，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的大举进攻。”[注] 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关向应纪念文集》，大连：大连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二)贺任关萧王非常重视党和红军的集体领导
1934年11月，在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时，以任弼时为书记的省委和以贺龙为主席的军委分会，苏维埃政权机构先后建立。即便在紧张的战争条件下，凡属重要问题，都要经过集体讨论决定，或是在主要负责人交换意见后才作出决定。在讨论决定问题之前，贺任关萧王等都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多方收集材料，为研究讨论重大问题和决策部署提供支撑素材。这使得他们在集体讨论时，能够对敌情和社会情况等提出符合实际、让人比较信服的论据。在讨论中，他们很善于彼此倾听不同意见，一般不轻易作结论。但是，一经集体讨论决定后，大家都坚决执行。
萧克曾总结认为，红二、六军团虽然来自两个不同的苏区，但从1934年10月两军团在黔东会师开始，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下简称贺任关)等为首的两军团领导，就把建立在对形势任务认识一致基础上的团结，看作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共同的认识，共同的革命目标，把两军团指战员紧紧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这个领导集体以任弼时为核心，其重要成员还包括萧克和王震等[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忆任弼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23—24页。 。领导核心的形成，使两军团成为团结的模范，如贺龙所总结的，它确保了会师后的两军部队能够行动协调一致，无往而不胜。对此，张国焘回忆说：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在中共六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为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为核心，“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其他重要领导成员中，贺龙当时也已经成为“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但也不坚持己见”，原是少共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的关向应“不遇着大问题，不轻易发言”[注] 《张国焘回忆录》第3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301页。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极为复杂、艰苦的斗争环境下，这个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一直存续了两年的时间，即从1934年10月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一直到长征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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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35年11月，贺任关萧王等根据遵义会议精神，结合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决定红二、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从决策出动的刘家坪会议，到湘黔边决定继续转进的石阡会议；从准备在黔大毕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黔西会议，到决定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盘县会议，都是集思广益，集体决议，分工负责，坚决执行。长征开始后，在黔大毕地区，贺萧率两军团主力迎击敌人，扼守大门；任关王率一部和政治机关深入后方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1936年7月至9月初，任弼时留在红四方面军和朱德、刘伯承等紧密配合，共同争取团结张国焘同意两个方面军并肩北上。这时，率红二方面军行动的贺关萧王等电告任弼时，表示完全同意其过去对党内斗争所采取的正确立场，并决心要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团结统一而努力斗争。9月上旬，贺任关萧王等齐聚哈达铺，为执行方面军基本命令，关向应于中旬率右纵队第六师行动。1936年10月21日，贺任关刘等在现宁夏西吉县平峰镇同红一方面军的聂荣臻、左权等会面，22日在将台堡召开庆祝胜利会师大会。这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团结会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胜利完成。
三、贺任关萧王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为胜利召开盘县会议提供了正确思想指导
1936年3月底的盘县会议之所以能够胜利召开，成为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的画龙点睛之笔，主要是贺任关萧王等，在此前后坚持并逐步实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军事、组织路线。
(一)随机应变，积极拥护、具体运用、创造性地执行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邓小平对遵义会议后红二、六军团积极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为创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曾给予高度评价。两军团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
第一，遵义会议前夕，红二、六军团都曾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遭受过重大损失，对“左”倾错误有切肤之痛。从1930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贺龙、关向应等先后领导的湘鄂西、湘鄂边革命根据地，都曾得到很大发展，但又因“左”倾错误路线而遭受到严重挫败。夏曦等搞“肃反”扩大化，取消党团组织，使红二军团全军曾经仅剩贺龙等4名党员，红军更是减员严重，以致到与红六军团会师时，二军团仅保存有4400多人。而肩负着为中央红军先遣“探路”任务进行西征的红六军团，虽然完成了任务，但全军团也大幅度减员。军队的大幅度减员，毫无疑问有敌强我弱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这也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有直接关系。例如，部队按照当时军委基于不了解敌情变化而作出的向江口前进的严令行动，导致在甘溪遭遇战中被截为三部分，会师时仅剩下3300余人。这使得会师后两军团和军委围绕统一指挥还是分散指挥、进军方向是湘西还是湘西北问题发生了争论[注] 王超、宋毅军；《长征：壮丽的军事史诗伟大的革命转折》，《中国民族报》2016年10月21日。 。而基于在斗争实践中两军团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都有着切肤之痛，所以贺任关萧王等审时度势，据理力争，使得军委最终接受了两军团的正确意见。
那么，这个坚强有力、亲密团结的领导集体为什么能够形成？为什么能够在艰苦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实践中把握大势、实施了正确领导？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包括：
第三，在当时大敌当前、强敌压境“追剿”的艰苦卓绝斗争环境下，两军团面临着共同的战略任务，如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创建新根据地、完成长征等，团结战斗是两军团的共同要求。只有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亲密合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注] 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因此，两军团刚一会师时，任贺关就提出两个军团统一行动，并由二军团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这是贺任关萧王为核心领导机构形成的初步标志。甚至在当时的中革军委不同意两个军团统一行动的情况下，贺任关萧王坚持一致，一再向中革军委反映实情，据理力争，并最后以大量歼敌的实际战绩为证明而获得批准。
总之，贺任关萧王等根据遵义会议精神，正确对待和逐步纠正了夏曦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逐步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在马克思主义正确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指引和集体领导下，先是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在配合中央红军完成北渡金沙江的任务以后，进一步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扩大了根据地，为盘县会议的胜利召开创造了条件。
(二)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盘县会议正确作出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决策
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总结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仅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我们还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从1935年11月开始长征到1936年3月底的近4个半月中，贺任关萧王率领红二、六军团根据当时的敌我斗争形势，正确采取了逐步转进的军事战略，在湖南中部新化、湘黔边石阡，特别是在川滇边的黔西、大定(现大方)、毕节等地区短暂停留，发动群众，扩充兵员，补给物资，休整部队，计划建立根据地。其中，黔大毕20多天的休整，被认为是两军团的“黄金时期”。可见，盘县会议在很短时间内，正确作出放弃建立根据地，坚持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决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当时时局变化和革命战争战略需要，全局在胸，利弊权衡，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因地制宜，因敌而宜的必然结果。当然，意义重大的盘县会议的召开和作出正确决策，有一个酝酿过程。
1.朱德、张国焘在和贺任关萧王的往来电报中，多次建议红二、六军团西进
1935年11月17日，朱德、张国焘提出：长征开始突围时，你们应以机动姿势在运动中消灭敌之一路或一部，开展局面，行动方向先东南进，相机再转西亦可[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555、557、557—558、557—558、557—558页。 。长征突围后，“可能范围内和适当时机，仍以折向西行动为宜。但不可受拘束”。同时应多找架桥器材、造船工人、船夫水手，准备工具，以克服河川障碍。1936年1月18日，朱张电报提出：你们进入贵州，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势，寻求广大的运动战，取得机动地区[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555、557、557—558、557—558、557—558页。 。10天以后又提出：“建议你们的行动有二：(一)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二)入川，一经滇渡金沙江入上川南；一经毕节入下川南，在泸州上、下游渡大江深入川中，与敌作较大的运动战，均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555、557、557—558、557—558、557—558页。 。当2月8日贺任关萧王报告已经于6日进占大定，另一部前去毕节城，“争取在川黔滇边创立新根据地”，并询问“万一要采取第二方案，则应经何路线，在何地带渡河，盼详告”时，2月9日，朱张及时通报：敌人已经判断你们准备“渡江与我们会合，川军现在正布防。因此，提议你们向西南行动一时为好”[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555、557、557—558、557—558、557—558页。 。2月11日，贺任致电朱张提出：为争取在川、黔、滇地区创立新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暂不向西南运动”，依托已占据的黔、大、毕广大地区活动[注] 《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2月12日，朱张复电贺任关，指出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华北、武力夺取华北五省的严峻形势下，红二、红六军团应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应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区域作运动战，争取建立新根据地[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555、557、557—558、557—558、557—558页。 。可见，此时，朱张和贺任关萧王都是把在川、黔、滇地区创立新根据地放在第一位，而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是第二位的。
3月31日，朱德与陈昌浩、徐向前、张国焘致电林育英等：“二、六军团到盘县、亦资(孔)，在长期作战中极疲劳，拟北进与我汇合。”我们“准备取康定，策应二、六军团。康定地区粮食充足、物质较好”。要求各部队积极“迎接二、六军团”，准备“北上创建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注] 《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561页。 。并告以两军团西进行动策略、路线，以及敌军对二、六军团追击的部署。4月12日，朱张电示陈昌浩：“二、六军北上已成事实，四十日内可接通”，“望努力筹集资粮，完成四、五两月战斗准备工作，必能争取会合二、六军和实现北上的胜利”[注] 《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561页。 。
2.中共川滇黔边省委和军分会在盘县召开联席会议，决策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
萧克曾回忆：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开过几次会议，盘县会议是带转折性的一次重要会议。3月28日，贺任关率领红二军团指挥部进占盘县，“贺、任、关通知我和王震、张子意立即到盘县开会，研究行动方向。我们到盘县后，任弼时主持开会”[注] 《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会议在盘县的武营“九间楼”[注] 指国民革命军第25军第5师师长黄道彬于1928年修建的武营三层楼。后因倾斜欲倒而降低为二层，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因为上下楼各九间，被称“九间楼”或“九天楼”。1995年8月，萧克为会址题字“红军二六军团盘县会议会址”。 举行。
一直以来，在审美活动中人们更重视所谓的精神升华，极少数的学者会从审美地存在、尤其是“诗意的栖居”的角度去阐述自然审美。而“诗意的栖居”定会联系到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并且已然成为曾繁仁生态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我们怎么做能够实现“诗意的栖居”？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摒弃工业时期时对地球的控制和征服欲望，转而建立爱护自然的意识，让人们可以更好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少大自然文学作品中都有详细描绘生态环境和人类与自然友好为邻的场景，很好的呈现了创作者们对“诗意栖居”的畅想和期盼。
首先，会议“认真研究了”朱张3月23日关于两军团下一步战略行动的长电。来电内容主要为：一是通报了西北地区的红一方面军、康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情况，通报了四川省的敌情；二是肯定了“因你们善用机动战，已将你处敌军陷入严困状态中”，他们或者伤亡过半，或者疲劳叫苦，请求休整，大部似乎都落在你们五六天后，如果你们趁这样的机会渡过金沙江是很有可能的；三是建议红二、六军团在“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为此，提供了5个渡口，而“到华平(坪)永北(胜)一带更为稳妥”。这样“到雅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或者“可到巴安与我们会合”。这是长电的中心思想；四是行军中暑天亦应多备冬衣，过金沙江后即可休息整理缓进，并提出了二、六军团作出具体渡江决定后江北红军对其的接应布置问题；五是“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显然，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建议之二了。
其次，会议研究讨论了两军团面临的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就地建立根据地和渡金沙江会合的可能性，从战略上明确国内外时局的必要性。鉴于上述来电发生在数天以前，此时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因军委无肯定之指示，我们不只是因战略上的要求必须渡江会师北进，或恐主力将来北进后二、六军(团)在南岸活动过于孤立困难，而要我军及早北渡，或是军委估计我们现在处境很难战胜敌人，而要我们北上”[注] 《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具体而言，会议研究讨论的内容主要体现在3月29日24时贺任关萧王给朱张的请示电中。该请示电一是报告了部队现状：“我军自离开毕节后”进入云南，“因粮食缺乏，气候奇寒，居民房屋稀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部队已相当疲劳，减员亦颇大(总共在二千人左右)，惟近日又在恢复疲劳中”。“我军于昨二十八日进占盘县，集结在盘县亦资孔之线”；二是关于就地建立根据地和渡江会合可能性问题，认为在目前敌我力量对比态势下，于滇黔川广大区域内在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革命根据地，是有可能的。这样，他们又一次地面临着是否就地建立新根据地战略计划的抉择。这显然是预案。关于渡过金沙江会合问题，会议及请示电都分析认为，虽然“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涨之前末不至感到大的困难”；三是关于战略行动必须要依据国内外时局变化，请示电中表示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变化“不甚明了”，对我军的行动战略也难以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显然，会议于29日召开，并于深夜24时以贺任关萧王署名报告了会议主要内容，“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决定。
3月30日，盘县会议的与会同志等来了朱张的复电。复电共4点，简洁而明确：一是回答了贺任关萧王对国内外时局变化的关切，认为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而蒋介石反动集团及其军队虽有所削弱但也很难预估其何时崩溃；二是指明了红二、六军(团)最好的战略发展方向，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军委汇合后一同北进；三是提出了在特殊情况下的次要选择，先“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四是授予了贺任关萧王因时、因地、因敌的灵活处置权，“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式中σH=MbH-MoH，σS=MbS-MoS，σr=Mbr-Mor，σg=Mbg-Mog。参数λ 决定了对隶属度函数对前景和背景的区分能力，λ 值越小，区分能力越高。最终的隶属度可以定义为：
与会同志认真仔细地研究了30日的指示电，认识达成了一致。任弼时手稿记录了贺任关萧王等当时经过慎重研究后的判断：“军委复电虽未肯定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最后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注] 《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对此，萧克也回忆：会上任弼时讲，鉴于一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已经到了陕北，全国革命大势已转到西北，现在总部又来电报说要我们汇合在四川的四方面军一起北上，故二、六军(团)无疑应实行北上与主力会合，因而“讨论结果，同意总部的意见，并立即执行”[注] 参见中共盘县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三过盘县》，2014年版，第12、20页。 。当日晚23时，贺任关萧王致电朱张报告：“我们决经华坪之线北进，四月一日前后向滇西方向移动”，望“在适当时机派队接应”[注] 《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这是两军团长征途中适时把握大局并执行遵义会议后中央战略决策而第三次放弃就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计划，也是最后一次。
事情在2月14日发生了变化。当天，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张：关于我军的战略方针问题，“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第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这一方针自是上策”[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555、557、557—558、557—558、557—558页。 。接到2月14日电报后，有关党和红军领导人很快在宝兴县灵宝关开会，专门讨论该指示电，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等纷纷表达了对中央北进方案的赞同和支持，而受南下失利、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北上靠近苏联等原因影响，张国焘也表示同意北上。与此同时，贺任关萧王率领的两军团面临的敌情也严峻起来：继黔西县城14日被袭占后，敌人又向毕节围拢过来。遂于2月27日主动撤离毕节。随后，转进至乌蒙山区转战。1936年3月23日，朱、张根据党中央指示电精神，为贯彻落实灵宝关会议决定，给贺任关萧王发出长电。但是，从3月23日至29日没有朱张和贺任关萧王往来电报的情况分析，当时两军团在乌蒙山区的大迂回战极为艰苦，两军团首长贺任关萧王等又不在一起，自然是无法认真仔细地研讨这份长电的。只有在二军团指挥部于3月28日进占盘县，两军团集结在盘县、亦资孔之线，面临着留还是走的抉择时，才有了召开会议讨论决策的可能。正确决定两军团战略发展方向的盘县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召开的。
四、盘县会议战略决策的重大历史作用
在当时既艰苦又极为复杂的斗争环境下，根据朱张电报和部队处境，贺任关萧王等着眼全局，经数次讨论，反复权衡去留，多谋善断，成就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盘县会议。当时与会的萧克后来在回忆主持这次会议的任弼时时讲：“现在看盘县会议，接受总部指示是正确的，对二、六军团同四方面军会合，进到陕甘宁，这是带关键性的决策。”[注] 参见中共盘县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三过盘县》，2014年版，第12、20页。
面对更为残酷混乱的社会现实，春秋末年孔子的温柔敦厚、“即之也温”，一变而为孟子更为激烈的发奋救世、“道济天下之溺”的决意。孟子的武德思想便必然突破了孔子所设定的原则继续前进，形成了自身的理念而与孔子之间出现分疏。
在护理部的领导与支持下,分批次的开展跨科宣讲活动,做到每个科室、每个医护人员无缝覆盖。设置消毒供应中心开放日,邀请各临床科室的护士长和业务接口人员参观、体验。树立和培养“内部客户”的服务意识,全科培训和演练CICARE标准化沟通模式。
在盘县等地短短的3天中，在召开会议的同时，两军团还做了大量工作：传达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大纲，并通过党活动分子会议、支部小组会议等途径进行讨论；进行了扩大红军的动员(个别扩大与争取游击队共约七百人)；整理组织医治伤病员，打草鞋进行战斗准备；在城市中组织抗日义勇军和抗大同盟，发动打土豪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收集了一批资材、现金，等等。这为此后贯彻盘县会议精神，实施北上战略作了必要的准备，创造了条件。
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未免过于消极保守，不过其时人均寿命只有四十来岁，此说在他那个时候或许还有些市场，拿到今天则完全失效，三十岁后嫁娶的男女比比皆是，有些大叔比小伙子还受欢迎，七八十岁后还进入婚姻殿堂的也屡见不鲜。而四十来岁由企业家、学者改走仕途的官员也大有人在，且干得正欢，前途一片辉煌。人们更服膺一句西谚：“人的生活在四十岁才开始。”
盘县会议后不久，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任弼时和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最终推动红四方面军实现了北上，促成了红军一、二、四三大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一伟大壮举，这证明了盘县会议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这一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甘孜会师：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盘县会议作出北上重大决策后不久，1936年6月下旬，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红二军团与红四方面军部队，分别在甘孜的普玉隆、甘海等地相继会师。7月5日，奉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会师后，贺任关萧王等通过与朱德等秉烛长谈，了解了张国焘拥兵自重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以及党中央对张国焘分裂活动坚决斗争的具体情况，充分认识到拥护党中央领导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从斗争中争取团结的正确举措。此后的几个月中，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下，贺任关萧王坚决拥护党中央领导，为反对并挫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图谋，推动红四方面军并肩北上抗日，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注] 宋毅军、陈松：《义无反顾——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党史博采(纪实)》2016年第8期。 。
首先，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张国焘拉拢二方面军的企图不能得逞。这具体体现在坚决抵制张国焘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错误行为，坚决抵制张国焘企图分化和并吞红二、红六军团野心，坚决反对张国焘试图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六军团图谋等方面[注] 宋毅军、陈松：《义无反顾——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党史博采(纪实)》2016年第8期。 。其次，在同张国焘斗争中既坚持了拥护党中央领导又有利于维护团结的原则。会师后，任弼时通过新获取的电报密码本与在陕北的党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并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活动作坚决斗争的同时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使任弼时在张国焘心目中形成了原是“富有青年气味”的“小弟弟”、“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等印象。所有这些，为后来任弼时及其他同志参加洮州西北局会议时坚持正确主张作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再次，任弼时从维护党和红军坚强团结的良好愿望出发，分别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反复交谈，做了大量耐心的思想工作。除和张国焘数次交谈外，他还分别和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四方面军领导人谈心，做思想工作。对此，徐向前回忆说，当时任弼时“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注] 任远芳：《任弼时在长征途中》，《百年潮》2017年第2期。 。正是在上述细致工作基础上，任弼时于7月10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注] 王国宇：《任弼时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党史纵横》2012年第2期。 。两天以后，张闻天电复任弼时并致电共产国际：“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特别是朱德“是不会赞助国焘的”。为进一步遏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图谋，党中央继7月初决定组建红二方面军之后，又于7月27日决定成立西北局，由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及西北地区党的工作，指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这是从组织方面加强党中央领导的有效措施。此后，根据组织安排，作为西北局副书记的任弼时从甘孜出发时开始随西北局、红军总部行动，暂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分别时，他于8月9日在救济寺(求吉寺)留下了给贺龙、肖克、关向应等人的一封长信，信中回顾了他从事团结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工作的过程和向党中央报告的主要内容，表示“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认为“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顺利的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给二方面军领导以极大鼓舞[注] 转引自：宋毅，陈松：《义无反顾——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党史博采(纪实)》2016年第8期。 。与此同时，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时也谈到任弼时对反对张国焘分裂图谋与维护党和军队团结的贡献，指出“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与许多四方面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注] 转引自《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页。 。西北局成立后任弼时和红二方面军的这些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不少原本赞同张国焘主张的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转变了态度，如陈昌浩同志在思想行动上就有了很大变化，他后来态度明确，坚持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西去主张。
第二阶段，争取张国焘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9月8日，贺任关等在哈达铺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随即率红二方面军按计划兵分三路迅速挺进。9月中旬，西北局召开了第一次洮州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否决了张国焘提出的西渡黄河错误主张，制定了北上的正确战略方针。但张国焘固执己见，执意西渡黄河，这遭到了积极拥护党中央路线同志的抵制和反对。9月26、27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两次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吁请红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听候党中央在“陕北之决定”，尤其是建议中央尽快实现对三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如此，根据中共中央明确电令，27日西北局在洮州再次举行会议，最终否定了张国焘西进青海的错误主张，坚持了第一次洮州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在此期间，任弼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副书记，在两个多月随红四方面军共同行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对促成红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从而实现了三军主力大会师，进而迅速进入全面抗战阵地，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贺任关萧王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为整个红军长征胜利所作出的历史性的贡献。
对于红二方面军盘县会议作出北上战略决策的重大作用，我党我军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给予充分肯定。毛泽东认为，红军三大主力能够胜利会师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红二方面军的贡献，得到了红二方面军的赞助，因此，“要写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朱德认为，“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在三大主力会合后，“二方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注] 王超、宋毅军：《壮丽的军事史诗伟大的革命转折》，《中国民族报》2016年10月21日。 。邓小平也充分肯定指出，“张国焘搞分裂以后，红二方面军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要正确评价红二方面军，尤其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写遵义会议之后，红二、六军团是拥护毛主席北上路线的，他们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长征；二是写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红二方面军推动了红四方面军北上”。这其中，特别要加重“红二方面军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的作用”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走毛主席北上路线”的分量[注]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47页。 。这说明，盘县会议作出“渡江北上”战略决策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对推动三大主力会师、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图谋，以至开赴抗日战场，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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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红二、六两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在与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径进行坚决而巧妙斗争，进而推动红四方面军并肩北上、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以至开赴抗日战场的过程中，红二、六两军团的领导人贺任关萧王等形成以任弼时为代表的两个军团领导和团结核心，坚持遵义会议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尤其是盘县会议作出非常正确的“渡江北上”战略决策，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历史节点。盘县会议彪炳史册，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作用为中国革命历史所雄辩地证明！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2019)04-0049-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2019年创新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高学栋，男，山东省行政管理软科学研究基地主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政策、中共党史；宋毅军，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谭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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