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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11-0117-08
北宋画家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卷，亦称《石渠宝笈三编本》，以下简称《清图》)，描绘了北宋末年开封汴河沿岸的繁华景象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场面，是我国古代绘画宝库中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不朽之作。作品自问世以来就深受文人、画家、学者的喜爱，对其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河南大学学报》在20世纪80年代开辟了“《清明上河图》研究”专栏，对《清图》的研究功不可没。数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清图》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各种研究论著就达200多篇(部)。除对《清图》的命名、描绘的景色、所反映的地理位置、绘画传统、版本、作者等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外，对画面内容也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探讨，涉及到图中的酒店、药铺、广告招牌、房屋建筑、交通等。对《清图》的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远远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2005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召开了“《清明上河图》及宋代风俗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和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港、澳、台地区37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美术史学者、建筑学专家云集一堂，就《清图》的传承、著录、定名、作者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将《清图》的研究推向高潮。为使读者了解该专题研究的现状，笔者不揣浅陋，对近20年以来的讨论情况予以简要评述，期望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些许帮助。
一 关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季节探讨继续深入
《清图》所描绘的季节，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皆主“春季说”。1981年孔宪易先生《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1]一文，对这一传统观点进行挑战，认为《清图》描绘的气候当为秋季。一石激起千层浪，学术界围绕《清图》所描绘的景色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邹身城、孔庆赞等先生支持孔宪易的观点，主张“秋季说”，不过邹、孔二先生在一些细节的论证上也存在着分歧。孔文对邹文提出图中描绘的秋季来源于汴水秋声论点提出了质疑。[2～3]周宝珠先生力主“春季说”，80年代后期先后发表了3篇文章进行论述。[4～6]苏宁先生对80年代中期以前史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即图中描绘的景色是春景还是秋色给予了概述，[7]在此不再赘述。近20年来，此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日本造船史学者山形欣哉先生对《清明上河图》中的25艘船只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他在6号船(作者对图中船只的编号)上发现一座临时搭设的用来祭祀的台架，台面上摆放有两只花瓶以及烛台、香炉一类的物体。认为祭台是漂泊在外的船员们在清明时节为了祭祀祖先或亲人而临时搭设的。[8]其实，仅依据船上建有祭台，摆放供品，就断定是清明时节未免有些牵强，因为按宋人的风俗，船出航时一般都要祭祀，在船上摆放供品不足为奇。台湾学者萧琼瑞指出画家既以“清明”为画名，又画有烧饭的场景，此当表明所画之日，非“禁烟”之清明节当日。[9]周宝珠先生治宋史40余年，是造诣颇深的宋史研究专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他通过大量阅读宋代文献，潜心研究，提要钩玄，用大量的史料为“春景说”提供了许多有力依据，成为近年来“春景说”的领军人物。他的专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堪称《清图》研究的集大成者。[10]在书中他逐一驳斥了“秋景说”的论据：
(1)“秋景说”提出在图中发现了切开的西瓜，图中所绘景色当为秋天，因为清明时节开封是没有西瓜的。周先生用大量的史料证实北宋时期中原和江南地区尚未种植西瓜，图中所画当为饼类或寒瓜(冬瓜)。(2)“秋景说”提出图中拿扇子的有十数人，证明不是北国春寒的清明，当有几分“秋老虎”的余热。周文引陈元靓《岁时杂记》云：“都城寒食，大纵蒲博，而博扇子者最多，以夏之甚迩也。”指出清明时节临近夏日，市民利用扇子蒲博(赌博之类的游戏)正是推销扇子的一种方式。(3)“秋景说”认为图中画有一面悬挂写有“新酒”的酒旗，这正与《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中秋前后，诸店皆卖新酒”的习俗一致。对此周文引用大量史料驳斥道，宋人喝新酒、卖新酒的日子特别多，不独秋天才有此物，可谓切中肯綮。(4)“秋景说”认为《清图》中市郊部分农场中场内光光，只放着三个带架的石磙，看样子好像刚打过秋庄稼，这有“报秋成”之意。周文指出，若是“报秋成”，场内绝不会仅三个石磙，农家场上应当是堆得满满的。光光的场地恰恰证明清明前后，场上堆放的柴草已经用完，如果不是用过未取，那就是重新安好，用以夏季碾场。其实，按中原农村习俗，一般是碾场前几天才将石磙上架，否则时间太久，风吹日晒雨淋容易毁坏，绝不会在清明前后安好，等着夏季使用。周文此说有待商榷。(5)周宝珠先生还对图中170多棵树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现许多柳树已吐嫩绿，部分杂树有的刚吐嫩芽，有的还是光秃秃的，正是清明节前后的景色。[11]这条论据是最具说服力的，因为树木的生长最能反映气候的特征。本世纪初，还有不少学者在文章中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景色“春景说”和“秋景说”展开争论，但多数没有新意，无论是论据的广度还是论述的深度都难超过周、孔二位先生。
关于《清图》描绘的景色，还有少数学者标新立异，提出“四季景说”，认为该画不能归结于某一个具体季节，而是一幅四季混杂的无季节之分的抽象风俗画。[12]此是一种折中说法。关于《清图》描绘的季节争议，既然目前没有足够的史料为某一说法提供确证，让大家都能够接受，那就不妨求同存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有利于《清图》研究的深入。
二 关于《清明上河图》题名的争议
1.有关“清明”的解释
关于“清明”一词含义的争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成为一个热点。周宝珠、邹身城、孔宪易等先生各抒己见，他们的观点可归纳为三种：1.节令，清明时节；2.地名，清明坊；3.颂词，政治清明。近年来此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除大部分仍支持“春景说”之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孔庆赞先生指出：“他(指张择端)不取‘清明’表示清明时节的俗意，而采撷‘清明’表示‘秋容’、‘秋韵’、‘秋景’的别解，从而深化主题，达到‘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效果。”[13](p4)宁恩宝先生认为，画家“站在清明坊画清明节，‘清明’二字，可谓一语双关，具有清明坊和清明节两层含义”[14](p49)。有些人甚至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清图》描绘的“清明”，“不是为宋朝唱赞歌，而是面对呼啦啦将倾的北宋朝廷而慨叹”[15](p50)。周宝珠先生在近年的文章中指出，《清图》画的虽然是清明时节，但“决不是一幅政治图，寓意于什么‘政治清明’，而恰恰相反，在风俗画的妙笔下，部分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贫富悬殊，暴露了统治者的某些危机”[16](p123)。文章从画中描绘的贫富悬殊与穷苦的乞丐、守门者的懒散之态、税务与商人的争执不休、城墙似有而无等几个方面，来论证北宋末年京师开封表面繁荣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周先生结合宋徽宗统治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的时代背景，对“清明”一词进行解释，论据充分，见解独到，令人耳目一新。
2.有关“上河”的争议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上河”二字的解释有诸多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上河”即上河市，与上街、上集、赶会、趁墟同义。周宝珠、王开儒、刘益安等人皆主此说。不过，关于上河的地点存在着分歧，刘先生认为是上一般集镇之河市，王、周二人则指出是上汴河之河市。[17～19](2)“上河”即“汴河”。庄辉明、何延喆、包柏成等研究者如此解读。[20～22]何、庄二人在著作中未阐明做此解读的理由，包柏成从文字学上进行考证，认为“上”是一种尊称，如同古代称京都为上京，图中所绘既然为汴河，那么“上河”二字即为汴河之尊称。其实，“上”在这里作动词，“到”、“去”“往”之意，既通俗易懂，又能符合作者画图的原意。(3)“上河”是一个地名，如中原地区“上蔡”、“上街”之类，孔庆赞先生提出此说。[23]孔氏的依据就是元人戴表元对《清图》的题跋解释“上河乃古汴州地”。显然，孔氏的解说大有问题。汴州指开封，而《清图》描绘的汴河沿岸的繁华景象只是京师的极小部分，并不是开封的全貌。除此条史料之外，尚未发现其他文献记载上河乃古汴州。(4)“上河”指河的上游或逆流而上。[24]此种看法与画面表达的主题思想不符，因为《清图》所绘内容是北宋时期汴河沿岸的繁华景象，主题思想是清明时节去汴河游玩之意。此外，单炯先生把“上河”直接解释为“汴京”[25]，也是一种曲解，从画面内容看所画仅是开封城东南汴河沿岸，而非整个城区。
三 关于图中广告行为的研究
宋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京师开封乃“八方争凑，万国咸通”[26]之地，商业极为发达。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广告布满街头巷尾，这在《东京梦华录》和《清图》中均有反映。近年来，随着《清图》研究的深入，图中林林总总的广告行为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郭天昊先生认为《清图》中许多店铺采用牌匾广告的宣传形式，具体地介绍经营范围，突出自己的经营特点，是宋代专营店铺招牌广告内容的一大特色，对后世店铺的影响也非常深远。[27]彭景荣、肖红对图中各种广告形式进行了概述，指出宋代的广告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呈现出了繁荣景观，这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充分体现。[28]郑传斌对宋代店铺广告的装饰艺术，尤其是招牌和幌子广告进行了深入探讨。[29]谢洁对图中所显现出来的广告行为及其使用手法进行了简要论述，着重指出印刷广告、店堂装饰、工艺展示等广告形式在北宋时期被商家应用得异常活跃。[30]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图中的广告行为进行了探讨，倘能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广告密布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必将有力地推动《清图》研究的深化。
不少学者还对图中的招牌广告进行了研究，研究中最大分歧在于对“解”字和“饮子”招牌的理解。
1.有关“解”字招牌理解的分歧
《清图》中闹市区十字路口的一家店铺，屋檐下伸出一个广告招牌，上书一个大大的“解”字，非常醒目。数十年来围绕“解”字招牌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界对此有3种理解：1.“解”与“廨”同，大概是官吏办公的地方；2.代办运输的店栈。3.解库。周宝珠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上述三种观点已予以归纳。近20年来，研究者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1)“当铺”。朱家溍先生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提出“解”为“解库”(当铺)[31]，作者依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江北人谓以物质钱为解库，江南人谓为质库”等为据，立论太显单薄。近年来，刘坤太、周宝珠等先生结合清明时节东京开封的民俗习惯、画面内容，先后引用了《东京梦华录》、《春渚纪闻》、《能改斋漫录》、《湘山野录》中的史料，用大量翔实的论据进一步充实了该观点，[32]论证精到，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此观点遭到了李合群先生的质疑。[33]
(2)“解盐”。河浚、彭景荣、肖红等持此种看法。他们认为“解”字招牌是解盐店的招牌，这是用产品的产地名称取代产品名称的一个典型例子，显示它为官府行销解州池盐。[34]诚然，当时开封一带确为解盐销售区，城区西部还设有都盐院，作此推测当有一定的合理性。
(3)“解夏”、“解会”。孔庆赞先生倡导此说。孔氏认为，按照佛教习俗，从阴历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禁止僧尼外出，应在寺院内坐禅学习禅法，称为“坐夏”、“度夏”等。到了七月十五日，“坐夏”结束，称为“解夏”。“解”字招牌，就成了“解夏”、“解会”的标志。[35]这种观点令人困惑：“解”字招牌在闹市区的十字路口，并非在寺院里面，“解夏”是寺院内部事情，无需对外宣传，况且佛门讲究清净，悬挂招牌不是多此一举吗？
(4)“书铺”。李合群先生标新立异，提出此说。其根据是科举考试与“解”字密切相关。宋代诸州、府、军的考试称为“解试”或“发解试”；录取的指标，称为“解额”；解试合格称为“得解”；第一名称为“解元”。李氏进而推测“解”字招牌的店铺与为士子办理审验资格的书铺有关，并断定开封这种“解”字书铺一定不少。[33]李氏的想象力尽管比较丰富，但却有不少破绽。图中“解”字招牌的店铺较为狭小，门前冷落，如果是士子应举时户籍办理的公正机构，应当比较繁忙，因为办理公正手续具有时间的限制。其次，李氏文章中还提出开封这种“解”字招牌的书铺一定不少，却没有提供任何论据进行佐证。
2.有关“饮子”招牌含义的争端
《清图》中有几处卖“饮子”的摊铺，“饮子”究竟为何物？不少研究者试图予以解读。周宝珠先生用功最多，他旁征博引，对于什么是饮子、饮子的种类、做法、用途等都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论著中征引了大量的史料，无疑是很费工夫的。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宋代的饮子多种多样，基本上以治病为主，当然也有防病健身的，为清热、防暑、去湿等。某些饮子具有后世饮料的功能。[11]孔庆赞先生认为，饮子是一种凉水的冷饮。[35]李祥林解释饮子即为汤药。[36]谢洁则主张饮子是中医汤药的一种。[30]从以上对“饮子”含义的争议看，周宝珠先生的解释最为全面，也更令人信服，因为仅从画中几处有限的“饮子”招牌无法判断为冷饮还是汤药。
四 关于图中酒店、药铺的研究
《清图》描绘的店铺中酒店最多，足以说明宋代东京餐饮业的繁荣及其在诸行业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图中酒店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最早对图中酒店进行研究的是韩顺发先生。1986年他在《〈清明上河图〉中的酒店》一文中探讨了图中新酒的含义，市民饮新酒的习俗、酒店的标识物酒旗与酒帘、“天之美禄”与“十千酒店”名字的由来、酒店的装饰物彩楼欢门与拒马叉子等。[37]尽管文中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如将酒帘解释为“酒肆之家正门或旁门上悬挂的门帘”显然是错误的)，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没。沈天鹰研究了图中的酒店业，认为店铺经济的兴盛反映了城市商业的繁荣，为后人研究东京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提供了非常直观的感性认识。[38]柯宏伟先生从建筑学的视角出发，把图中酒店布局和建筑形式分为楼阁型、宅邸型和花园型，并对酒店的装饰特色进行了研究，[39]视角独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对“天之美禄”酒店招牌的理解是错误的，认为美禄是东京产的一种名酒，在此店销售。殊不知“天之美禄”一词是美酒的代称，最早出自《汉书·食货志》：“酒者，天之美禄。”酒是上天赐给人们的一种美好赏物。韩顺发、周宝珠等先生在其论著中均有详细阐述。周宝珠先生对图中酒店也给予了关注，并对韩顺发“酒帘”一词的解释提出了质疑。韩文认为宋代酒帘是“酒肆之家正门或旁门上悬挂的门帘。”[37](p72)周文指出酒帘就是酒旗，用旗或帘只是习惯而已。[11]
图中众多的药铺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刘顺安先生结合图画对北宋东京药铺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东京药铺具有店面临街，利于服务；分布广泛，遍布全城；处于交通要道，位置优越；门类齐全等特点。[40]计光辅先生对图中的骨科诊所和儿科诊所进行了研究，认为《清图》为宋代中医药卫生事业迅速发展提供了形象资料。[41]此外，周宝珠、郭天昊、沈天鹰等先生对药铺也进行了探讨。
五 关于《清明上河图》绘画艺术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清明上河学”研究的深入，令人欣喜的是美术界也积极行动起来，仅近二十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著就达60多篇(部)。研究者结合本专业更多地探讨了《清图》的绘画艺术。
1.有关《清明上河图》构图方法的探讨
崔延和先生认为图画在构图上有高超的处理方法，全卷画由生动的小场面组成了严谨的大结构。既运用了传统的“远上近下”的画理，某些画面又采用了界画的表现手法。[42]王雪丹先生认为张择端以鸟瞰的角度，不断推移的视点来摄取景物，同时结合大量平行透视的方法，“给人一种俯仰流盼、以游无穷的宏观意识空间，使画面具有一种逍遥自在、意趣高古的色彩。”[43](p320)邵慧良先生提出《清图》采用了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要的景象。不仅如此，他还对画图内容和表现手法进行了探讨，认为图画从“商业、交通、漕运、建筑等几个有代表性的角度，集中体现了20世纪中国都市社会生活的全貌。”[44](p58)邵先生连基本的史实都不清楚，因为《清图》描绘的是12世纪北宋京师开封的繁华景象，而非“20世纪中国都市社会生活的全貌”。郑芳先生对《清图》的构图形式、透视法则和色彩意蕴给予了关注，认为从宋人的绘画中可以看到东方人对自然的关注，其中蕴积的情感完全融入一草一木之中。李忠海先生从构图场景艺术的角度探讨了图画的布局、场景形式、人物刻画、景物描绘的特点，认为《清图》对后世历史风俗画产生了深远影响。[45]杨光先生认为《清图》成功地运用了绘画透视法，获得了画面的统一和谐，局部生动传神的艺术特色，为后来的民族绘画向前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创造天地。[46]袁武先生指出，《清图》不仅采用了中国画散点透视中的平视、俯视，甚至运用了西洋画中的焦点透视，令人匪夷所思。[47]王元元先生认为《清图》作者将现实主义创作思维与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相结合，使画面容量大，达到一种咫尺千里的效果。[48]杨佳黎先生指出《清图》在空间转换上使用“隔”景，从而实现自然转换。图画内容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连接又多得益于“隔”的巧妙应用。[49]此外，还有刘玉、东方一、张炫、侯也、高昂星等研究者对《清图》的构图方法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探讨。总的来看，研究者虽然探讨的角度相同，但在一些细节上还存在着分歧。如关于绘画的透视手法，有的认为是平行透视，有的主张既有平视、俯视，还有焦点透视，可谓见仁见智。
2.有关《清明上河图》艺术特色、审美情趣的探讨
马新宇先生从绘画艺术的视角出发，对“秋景说”和“四季景说”提出质疑，认为作者巧妙地寓春意于画理画趣之中。[50]作者能够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艺术的审美情趣，提出自己的见解，新颖别致，令人深思。同时也为《清图》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周峰先生认为《清图》较多地涵有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的成分，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某些向往和爱好。[51]笔者以为，该图是一幅伟大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周氏之说是对《清图》的误解，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郝大微先生以《清图》为参照，探讨了宋代市肆风俗画的艺术特色和审美情趣。[52]刘远修先生讨论了《清图》的情节艺术，认为作者通过一些戏剧性的情节与写实的细节描写，使北宋都城汴河沿岸清明时节的风俗景观生发出活灵灵的艺术图画，表现出较高的情节艺术水平。[53]彭清深先生对《清图》描绘的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概括，认为它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现实主义杰作，画面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具有高度的历史文献价值。[54]
总之，美术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清图》的绘画艺术进行了探讨，将“清明上河学”的研究继续推向深入，给人一种“柳暗花明”之感，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但不少研究者史学素养不高，对基本的史实和张择端生活的社会背景不了解；史料的征引上大多转引或采用二手、三手资料，出现了不少错误，学风的严谨上还有待加强。
六 关于《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争论
《清图》自问世以来，历代多有仿本、摹本、赝品的出现。时至今日，流传海内外的《清图》的著名传本已达30多种。《清图》的真伪长期以来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在众多的传本中，究竟哪一本是张择端的真迹，学术界把目标集中在分别收藏于美国的“元秘府本”、台北故宫博物院《清明易简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三编本”《上河图》。其中北京所藏被大多数研究者确定为张择端的真迹，如徐邦达、张安治、郑振铎、启功、周宝珠等学者均主此说。最近一位多年研究《清图》的著名西方学者、中国艺术史教授韦陀先生在其论著中再次对北京藏本给予了肯定。[55]在对图本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有两大系统：一是北京藏《石渠宝笈三编本》为一大系统，该本在流传过程中保密性强，见之者少，摹本很少。另一系统元秘府、《易简图》、东府同观本等，摹本虽有差别，但共同之处较多。近年来，这一观点遭到了孔庆赞的质疑。[56]
如何辨别本子的真伪，周宝珠先生提出了几条建议：(1)看城墙是土城还是砖筑，宋代内外城均为土筑；(2)看虹桥是否为木结构的单孔桥，这种桥为宋代汴河的一大特色(唐寰澄先生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一致的结论[57])；(3)看有无瓮城，东京外城无瓮城；(4)看画风是否符合宋画风格和笔法。[18]诚然，北宋都城开封的城墙是土筑的，历史记载和考古界均已证实。遗憾的是，元秘府本和《清明易简图》都将其绘成砖墙，显然不是当时人所画，而是后人所作。周先生在开封生活40余年，又是宋史、宋都开封和城市史研究的大家，其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
《清图》本子的真伪，目前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一时间令人难分轩轾。众多复制品和摹本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对《清图》起到了宣传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和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
七 关于作者及作品创作时间的争议
张择端的身世，史籍缺乏记载。长期以来，关于他的生活时代与《清图》创作时间也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问题，直到目前仍未达成共识。就近年发表的论著看，关于张择端生活的时代有以下几种观点：(1)“北宋时期人”，研究《清图》的大家如张安治、周宝珠以及英国学者韦陀等均持此说，也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提出此说者从《清图》画面的内容、金人的题跋、北宋时期的画风等几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2)“金人说”，刘渊临、孔宪易先生等为其代表。[58]这一观点遭到了诸多研究者的质疑。周宝珠先生对“金人说”的论据逐条进行了批驳，指出了该说诸多相互矛盾之处。如刘渊临承认张择端在宋徽宗政宣以前(1111年-1119年)即游学汴京，并开始画《清图》，在金天辅五年(1121年)《清图》已告成。而天辅五年正是宋徽宗宣和三年，而北宋沦亡是1127年。由刘先生的论据判断也只能得出张择端是宋人的结论。[59](3)“南宋初年人”，邹身城等人主此说。认为张择端为南宋的研究者主要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文集·画禅室随笔》中对《清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的记载。最近，美国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乔纳森先生对当前公认的《清图》的作者为张择端提出了质疑[60]，但他并未提出足够的史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此外，关于作品创作于何时，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创作于宋徽宗宣和年间，不早于宣和二年(1120年)，因为这一年成书的《宣和画谱》对《清图》没有记载。周宝珠先生推测应当是宋室南渡前完成此图。[59]近来，美国威斯理学院艺术系教授刘和平先生将《清图》成画时间定在熙宁三年(1070年)前后，即王安石变法之际。其理由如下：《清图》的绘画风格生动活泼，是11世纪下半叶北宋宫廷绘画艺术的主流风格；《清图》表现的是由汴河漕运带来的城市经济的繁荣，汴河航道春开秋闭正是《清图》的时间和内容；《清图》的风格、题材、内容均与11世纪下半叶北宋宫廷艺术与政治活动有关。[61]邹身城等人认为作品创作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张择端为表达南宋人民思念故都，收复失地的爱国情怀而画。[2]可是南宋人的著述中却无只言片语提到张择端及《清图》，邹身城等人仅凭明人董其昌的记载就大胆推测是缺乏说服力的。总之，由于张择端本人和《清图》研究的可靠文献阙如，导致研究者各以管窥，引经据典，出现了不同的结论。
八 结语
《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尤其近20年来除史学界外，国内美术界、建筑学界、考古界等相关学科领域积极行动起来，国际学界也群起响应，《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拓展与创新的趋势。研究者的辛勤劳动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历史、绘画、考古、建筑、民俗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由于研究者研究领域的自身限制：如不少史学工作者缺乏美术素养，无法从绘画风格、绘画艺术方面去探讨图画的特点；美术界学者缺乏必备的史学修养，对作者、作品特定的时代背景了解不够，史料的征引和鉴别上存在差距，面对“清明上河学”这一博大精深的课题，研究起来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再加之可靠文献的阙如、各学术派别之间视角、占有材料的多寡不同；各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导致不少研究存在着很大分歧，形成了盲人摸象，各持真理的现象。
为了使《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更加健康、更加深入，笔者建议：其一，出版界尽量将《清明上河图》的各种版本，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石渠宝笈三编本》收集整理，采取高科技手段印刷出版，以便更多人从事研究。《清图》虽然印刷出版过多次，但所印本子仍存在不少质量问题。画面上的不少地方多不清楚，增加了辨认的难度，产生了一些分歧。如图中所画的人物和牲畜的数量统计中有很大出入；有人将图中遮阳伞下的“饮子”招牌误认为“饺子”。鉴于此，希望文物部门和出版界联合起来，采用现代高新技术，多出一些高清晰的精品，尽量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争论，扩大《清图》的研究。
其二，大量收集与该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各学科之间实现资源共享。目前关于《清图》的研究之所以存在诸多争论，除了作品本身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阙如。因此，研究者要耐心细致地将有关《清图》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梳理，尽量做到一网打尽。不仅如此，从事该课题研究的各学科，如史学、美术学、建筑学、考古学等要相互沟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将《清图》的研究继续推向深入。
其三，研究方法尚需改进。不少研究者拘泥于传统的史料考证，过分强调作品的真实性而忽视其艺术性。对画中的边边角角都企图以史籍或地图证实，难免把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品考证得索然寡味，尽管专家们的研究颇有成果，但却偏离了绘画艺术的本身。因此，研究方法要敢于革新，才能科学地拓展和深化《清图》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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