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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欧关系进入调整和转型期
冷战结束后，中国和欧盟作为两支上升的力量迅速接近，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1995年起至2003年，欧盟相继发表了五份对华政策文件，在发展中欧关系上采取了主动；①2003年中国发表《对欧盟政策文件》，对欧盟对华政策做出了积极回应，进一步为中欧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②同年，双方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中欧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美国学者沈大伟将1995-2005年这十年称作中欧关系的“蜜月期”。③然而，中欧新关系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进入2006年后，中欧关系开始出现微妙变化，突出表现在中欧贸易纠纷扩大、欧盟更多地谈论“中国责任论”以及一些成员国对华奉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等。矛盾与摩擦的增加预示了双边关系某种新的动向，用沈大伟的话来说，中欧关系已结束其“蜜月期”而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④
无风不起浪，中欧关系的变化直接源于欧盟对华政策的微调。欧盟在中欧关系“蜜月期”阶段曾经扮演了执著的“求婚者”角色，⑤如今却收敛了热情，执意抬高“婚姻”要价。欧盟对华政策调门的变化，初见于其2006年发表的题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的新对华政策文件。与此文件同时发表的还有另一份题为《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对华贸易战略文件。⑥这两份文件是在欧盟对外关系委员瓦尔德纳和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直接领导下，由欧盟对外关系总司和贸易总司分别起草的，文件的内容已在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等相关机构间进行过反复的讨论、修改，被认为是欧盟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状况最新的总结性评估。文件从政治与经济战略、竞争与合作政策的角度，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评估与展望。文件的主基调仍然是建设性的，欧盟试图使其对华政策与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不断上升的现实相适应，让中欧双方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便于双方在双边和多边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但引人关注的是，文件明显反映出欧盟对待中国的语气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中夹杂着失望和不满。文件严肃地表达了欧盟的关切，并明确提出了对中国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开放市场，确保公平的市场竞争”，“减少和消除贸易和非关税壁垒”，“充分履行世贸组织义务”，“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使用清洁能源技术”，“做一个更加主动和负责任的能源伙伴”，“认可与其经济重要性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更好地保护人权，确保在人权对话方面取得高质量的交流和具体成果”，“批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与欧盟开展正式对话，增加对非洲政策的透明度”，“增加军费支出及目标的透明度”，“遵守所有的非扩散和裁军条约”，“加强对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材料的出口管制”等等。文件中充斥的批评性语调及不乏苛刻的要求与前几份对华政策文件形成了明显反差，以致中国的一些欧洲观察家指责欧盟采取了“对抗的”甚至“遏制的”政策。有中国记者直率地表示，文件中有些内容似乎有美国的影子，给人的印象是欧盟跟着美国跑，恐怕于中欧关系不利。“对抗”和“遏制”的提法虽然有些夸张，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但上述文件所反映出的欧盟对中国的热情下降却是实情。
追根溯源，欧盟对华政策调门的变化有着复杂深刻的背景。近年来国际政经形势动荡不安，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事实，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焦点话题，“机遇论”和“威胁论”兼而有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舆论大谈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从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发展模式等方面渲染中国崛起可能对西方利益构成的冲击。2006年初以来，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对欧盟影响的讨论在欧盟范围内热烈展开。同年5月，欧盟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公开征集意见，鼓励成员国政府、企业、商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积极参与讨论。这是欧盟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征集意见，就欧盟对华关系进行全面评估。7月，欧盟举行了对华贸易政策研讨会，来自欧盟各行各业的代表分成十几个小组，展开了热烈讨论。从讨论的情况看，欧盟对中国的崛起非常关注，主流观点认同中国的发展对欧盟是个机遇，但也存有疑虑，比如中国的发展是否对欧盟既有的利益形成挑战？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公民社会、学术界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以及某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疑虑较深，他们对欧盟委员会关于中国的乐观看法不以为然，批评欧盟处理对华武器禁运问题的方式造成了欧盟的分裂，也给大西洋关系制造了困难。作为欧盟主要政策的发起者，欧盟委员会显然不能忽视这些批评，否则将增加其政策获得通过的难度。在对欧盟的利益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思考后，欧盟委员会最终将其结论纳入2006年新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曼德尔森在多个场合表示，欧洲经济日益感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并称欧盟的经济关切可能会像滚雪球似的扩散，从而有可能带来一系列消极的经济和政治后果。⑦欧盟还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更多地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欧盟欢迎中国近年来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改革、防扩散、解决朝核问题的贡献，总体上也认同中国新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同时对中国的所谓“无价值观外交”及对所谓非民主国家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项目(特别是在非洲和缅甸的项目)表示关切，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能源和原料的努力予以关注。⑧在欧盟看来，中国或许还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但却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行为体，因此它希望中国帮助解决困扰国际秩序的诸多挑战和危机。瓦尔德纳在解释新对华政策文件出台背景时说，其目的在于因应中国作为经济与国际政治大国的重新崛起，从中不难体会出“中国责任论”的意味。
2006年12月的欧盟首脑会议批准了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新对华政策文件，至此，欧盟对华政策的微调基本定案。所谓微调，主要体现在欧盟对华政策语调的变化，以及欧盟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多地强调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突出利用意识形态问题向中国施压和抬高要价。例如，近一时期在中欧之间诸多的贸易谈判中，欧盟每每不再以发展中国家看待中国，而是有意提高谈判门槛，并频繁对中国出口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在政治上，则频频拿“人权”和“宗教自由”说事、找碴，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虽然微调并不意味着欧盟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但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仍不容忽视。概言之，随着欧盟微调对华政策，以及双方开始认识到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中欧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或者说中欧关系开始经历一个从“热恋”走向“婚姻”的转型期。在中国人眼里，婚姻意味着双方关系的牢固，但同时也意味着锅碗瓢盆的磕磕碰碰。
二、欧盟对“中国模式”的疑虑
欧盟微调对华政策的原因是复杂的，表面上看，贸易纠纷及在民主、人权等一些政治性议题上的分歧增多似乎是诱因，但问题是这些纷争并非近期才出现，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也未曾阻止中欧关系的发展。有一种看法试图对此做出解释，认为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内部市场的诱惑力以及强大的政府采购能力，使西方精英社会暂时忘却了与中国的价值观差异，暂时克制了公开蔑视中国政治体制的冲动。但是，眼前和现实的利益考量毕竟只能作用于一时，只能暂时搁置和掩盖相互之间的深刻分歧和矛盾，一旦出现可以进行政治操作的事态和机会(例如今年3月的拉萨骚乱)，这些深刻的分歧和矛盾就会原形毕露。这种观点看似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支撑该逻辑的基本假定(即中欧在政治及价值观上的根本对立)却有些值得怀疑，因为它与冷战后中欧政治关系发展的基本事实相悖。笔者不否认中欧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双方发展政治关系的障碍。实际上，欧盟微调对华政策的深层原因在于对“中国模式”及其影响的担忧，而这又主要是因为双方政治互信不够和误解所致。
中国和欧盟作为世界上的两支重要力量，发展相互关系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也有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趋势。应该说，这是双方之间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共识，它构成了中欧战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当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差异，双方发展相互关系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想通过发展与欧盟的关系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创造一个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欧盟发展对华关系虽然注重经济利益，但更有深刻的政治考虑，欧盟其实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国家来看待的，它希望通过发展对华关系促进中国的改革，可以说，这是欧盟接触中国的最核心的考虑。欧盟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全面改革的进程，其目标是实现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及政体多元化，而欧盟在这些方面有许多经验可供中国借鉴，包括欧洲福利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冷战后帮助东欧国家实现转型的新经验。很显然，促进中国改革和转型是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正由于此，欧盟同中国打交道时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方式，比如在对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美国几乎完全关注“中国崛起”的对外表现，而欧盟则更多地关注“中国崛起”的内部条件。
然而，中国的发展并未完全按欧盟所期望的“路线图”进行，而是走出了一条颇具本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在改革开放后与外界的对话中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既不完全照搬西方经验，又在无形中对国际体系做了一个整合。具体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先发展经济，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社会文化等基础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步讲求分配和发展民主政治，这种分阶段发展的方式是一个有序的渐进过程。⑨经过十几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也正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7年底推出“2008年世界展望”称，2008年中国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该报告甚至指出，2008年是全球政治经济“脱美入中”的第一年，即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转变为“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元年。⑩对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欧盟虽然公开表示钦佩和赞许，但却难掩其内心深处的失望与落差，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变革。在一些欧洲人看来，一个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中国，其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他们更加担心的是，中国有别于西方传统发展思路的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重视，发展下去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那套模式。
欧洲人历来珍视自己的那套价值和模式，并想当然地认为世界各国都应该接受这套价值体系。二战后初期，为了防止刚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西欧的一些政治精英和学者就宣扬带有浓厚“欧洲中心论”色彩的现代化理论，试图将这些国家纳入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轨道。冷战结束后，又有西方政治和学术精英鼓吹“历史终结论”，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模式，试图用“西方模式”一统天下。但事与愿违，许多受西方民主制度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跟不上，在照搬西方模式多年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这就促使它们反思西方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到底是否适合自己，而此时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对它们产生了吸引力，于是它们便转而重视中国经验。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11)欧洲人对此前景感到担忧，德国一位主管亚洲外交政策的官员曾公开表示，自己非常担心中国的价值理论会取代西方的制度。(12)可以说，欧盟想通过接触中国来促进后者的改革，却因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而陷于被动。
除了对“中国模式”的担心，还应提及当前欧盟一体化进程和美国因素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欧洲一体化形势始终是影响欧盟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通常来说，若一体化发展顺利，则欧盟的内聚力强，较易在对外政策上取得一致，1995-2005年中欧关系的快速发展就是在欧盟一体化顺利发展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的背景下发生的。(13)反之，若一体化遭遇挫折，则欧盟的内聚力下降，从而增加外交政策协调的难度。2005年法国和荷兰否决《欧盟宪法条约》，使欧盟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近期爱尔兰又否决了旨在替代宪法条约的《里斯本条约》，使欧盟再次陷入宪政危机。当前欧盟一体化进程正处于一个挫折和困难期，为了保持内部团结，自东扩后就趋于内向的欧盟在对外政策上就变得更加谨慎。反映在对华政策上，欧盟力避提出任何可能会在其内部引发新争议的倡议，这是近年来其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态度趋于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内部一体化进程的挫折限制了欧盟在对华关系上的主动性。
美国因素近些年来在中欧关系中的作用凸显，已成为影响欧盟对华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变量。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欧盟对美政策的调整有关。伊(拉克)战后欧盟将工作重点转向内部整合和消化东扩后果，为此，它需要修补与美国因伊战而遭到破坏的双边关系，加上某些成员国“向右转”，更进一步制约了欧盟在对美关系上的协调与行动能力。美国则趁机向欧盟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并明确表示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美国的压力令底气不足的欧盟难以忽视，这是导致其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态度趋于谨慎的又一重要原因。不仅如此，由于武器禁运问题，也使得“中国因素”在大西洋关系中变得更加突出了，一方面美国不得不更加严肃认真地看待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另一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义务也更加敏感和重视，其结果是美欧强化了针对中国崛起而开展的跨大西洋对话，加强了对华政策的协调。显然，美国因素的介入进一步对欧盟的对华政策形成了制约。
剖析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贸易纠纷和政治性议题上的分歧增多，无疑对欧盟的对华政策具有消极影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分歧都是外在表现，欧盟调整对华政策的深层原因在于对“中国模式”及其影响的担忧。这就提示我们，因应欧盟对华政策的调整，应准确把握其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而制定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三、中欧关系将在磨合中前行
当前中欧关系虽然正在经历调整和转型，但就基本态势而言，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欧盟对华政策的微调固然给中欧关系增加了复杂性，使挑战的一面更加凸显，但双方加强战略借重、关系总体势头良好的基本面并未改变。中欧依然认同彼此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在欧盟新对华政策文件和2007年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都得到了反映。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与欧盟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项既定政策。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视欧盟为中国外交格局中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这与以往中国外交过多偏重于美国的做法有所不同。欧盟也主张继续保持和深化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其新对华政策文件中指出，欧盟的对华政策必须保持当前所实施的“接触”与“发展伙伴关系”的战略。虽然日益感受到所谓的挑战，但欧盟仍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机遇大于挑战，继续视中国为战略合作伙伴。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说，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欧洲的巨大机会；发展对华关系是欧盟的战略目标，欧盟是中国可信赖的伙伴。(14)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也指出，欧洲的挑战不是评判和改变中国，而是同中国建立一种中欧关系，这种关系将是欧洲所要的可以构造全球化的伙伴关系。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既是目标，更是一个实践过程。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困难是难免的，关键是要保持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并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和处理存在的问题。应当看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欧洲的模式并非完全矛盾、更不是天然对立的，即使是那些对中国经验感兴趣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也并不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西方模式天然的对立面。冷战期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行其道的“苏联模式”是以西方模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且与西方几乎完全没有交叉点。而“中国模式”则不同，它是建立在吸收世界先进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个整合。不可否认，欧洲的确有一些团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依然停留于意识形态至上的冷战思维，他们出于政治考量故意将“中国模式”简单化、妖魔化，但大多数欧洲人则可能是受到了误导。由于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他们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整体大环境的引导。面对有意的曲解和无意的误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总结自己30年来的发展历程，把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形成一套能够和欧洲沟通的话语和理论。必须指出，民主政治并非西方的专利，从经验上看，它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选择。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一直在逐步深化改革。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天津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致辞中，重申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一定要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其实西方国家也是从先经济后民主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它们的谬误在于，以其现在的制度和价值观来判断和衡量其他非西方的制度，这是不公平的。诚然“中国模式”依然在发展和变化，还没有完全定型，但及时总结经验非常重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说法，也有助于让西方和欧洲明白“中国模式”对他们并非只有竞争。(15)今年我国将举行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和庆祝活动，这应是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和模式的一个大好契机。
还要指出的是，在如何对待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问题上，欧洲也并非铁板一块，一些理性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学者呼吁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比如西德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就在其新著《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中指出：“如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权就如何处理民主和人权问题指责中国人，那么，大多是因为对中国在三千年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缺乏知识和尊重。中国的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其政治文明也会进一步发展。”(16)德国《新德意志报》2008年2月7日也刊文指出：“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17)前德国联邦议会副议长福尔默则警告不要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称这是一场针对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的“精神战争”，“如果整个世界都侮辱中国，怎么能希望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对话”。这样的期待根本是妄想。(18)在当前欧盟对华政策出现杂音的情况下，这种理性、包容的声音弥足珍贵，值得欧洲的当政者深思和反省。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已经明确了其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愿意尊重和遵守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模式”决不是要别国去模仿，中国也不会主动推广这个模式。善于反思的欧洲人应当认识到，中欧在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并非是根本性的，从而更多地“容纳”中国及其发展模式。
值得赞许的是，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思考“中国模式”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英国在制定非洲政策时就参考了中国的经验。(19)同时，当前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促使欧洲人重新对“中国模式”进行思考。欧美经济金融联系十分密切，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势必殃及欧洲，为了挽救陷于破产和危机的金融机构，美国和欧洲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国有化措施，这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终结的标志。设在华盛顿的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林说：“我认为这明显损害了我们一直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20)应该说，这种看法不无道理。虽然中国模式中的许多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循序渐进”、“和而不同”、政府的作用等，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模式，它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的演变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21)在金融风暴笼罩全球的形势下，中国由于有外汇管制及市场分割的内外“防火墙”，其金融和银行体系总体上是健康的，而庞大的内需及内生发展动力，也足可抗御外需放缓的影响。近日法新社刊文称，在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恐慌中，中国表现出一种帝国般的镇定，它在提供援助的同时确信能够应付。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让—弗朗索瓦·于歇强调说：“中国体制有幸在封闭的系统内充分活动，因此，当局可以进行调节，同时也因为中国各大银行没有过多地向世界开放，从而保留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杠杆。”(22)正是认识到中国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以及基于全球金融危机可能给西方乃至全球经济带来严重萧条的预期，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世界呼吁加强全球合作，特别是呼吁中国参与欧美协调应对危机的努力。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鼓励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帮助世界平息金融风暴。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将“中国：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列为主要议题之一，并从企业家、科技创新、管理全球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等多个角度点评中国经济发展，也希望能够分享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总之，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欧洲的制度不仅不完全矛盾，甚至还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中欧在发展模式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障碍。在当前全球金融动荡、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处境下，中欧双方理应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消除在发展模式问题上的偏见与歧见，并在实际合作过程中相互取长补短。
除了以务实和包容的态度处理问题和分歧外，更关键的是要不断发展共同利益，进一步夯实中欧关系的基础。中欧在经贸、科技、教育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果，当前双方应进一步挖掘和拓展具有潜在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除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国际油价不断攀升、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国际安全面临诸多复杂挑战的背景下，双方还应优先在能源、环境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加强合作。进入21世纪，美国将控制全球能源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并已通过伊拉克战争加强了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使欧洲和中国的石油利益受到威胁。有鉴于此，中欧双方在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安全的国际能源安全机制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具体来说，双方在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方面可以进行更密切的合作。环境问题正迅速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中欧双方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使用清洁能源方面同样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还有，中国和欧盟都主张在国际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中坚持多边主义，这就使双方在促进全球和地区安全方面具备了共同立场和利益。鉴于美国“先发制人”战略隐含的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风险，中欧双方应寻求更大的战略谅解，并就战略性议题形成共同的处理方式，从而在全球和地区(特别是从中东到远东的亚洲地区)安全层面扮演稳定力量。由于同中东存在历史上的联系，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则在东亚、东南亚和中亚有着重要影响，被大部分亚洲国家视为一个天然盟友。近些年来，中国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在寻求解决朝核和伊核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时，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合作框架内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和“三股势力”，以维护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还加强了同伊朗和海湾穆斯林国家的联系，有利于中欧合作限制美国单边主义和反恐战争所导致的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拓展和深化在以上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加强中欧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提升中欧关系的战略合作水平。
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中国和欧盟是两个发展水平和制度差异较大却又彼此互有需求、相互借重的行为体，这一特性既表明了中欧关系的战略性和复杂性，也决定了其本身是一个不断调适和学习的过程。在中欧建交后的头20年里，中国经济上弱小，欧盟在各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更多的是向欧洲学习，欧盟也因此习惯了俯视中国。但后来中国迅速发展，迎头赶了上来，欧盟却渐渐感到不平衡，开始强调维护自身利益，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中国也要求欧盟解除早已不合时宜的对华军售禁令，并希望欧盟尽早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强调各自的关切及对对方的要求，使得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凸显，但这是双方关系调适和转型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属于“成长中的烦恼”。从中欧建交时起，欧盟宣示的对华政策目标是要“让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而中国本身的目标之一也是“与世界接轨”，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融入”还是“接轨”，各方都只走了半步：中国接纳了市场经济，投身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但因为自身的价值观受到威胁，所以对西方试图不断强加的价值体系欲迎还拒；西方世界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崛起的大势，但在政治上始终自以为是和居高临下。(23)因而，要消除彼此间的认知距离和落差，仍需要双方共同学习，学会在复杂关系中生活。通过共同学习和相互包容，不断增进相互信任与了解，逐渐缩小分歧直至最终达成共识。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近期中欧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在全球金融动荡、欧洲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欧盟进一步认识到了保持和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而中国则在发展对欧关系上继续保持积极态度。今年4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率欧盟大型、高级别代表团(包括九名欧盟委员会委员)访华。这是一次“实质性访问”，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修补近几年来中欧关系的裂痕。在此之前，双方领导人从中欧关系发展大局出发，决定建立中欧(副总理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以便为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巴罗佐访华期间，双方共同启动了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讨论中欧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战略，协调双方在重点领域的项目与研究并制订规划，这显示出对话将更具前瞻性和战略性，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铺路。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将成为双方增进互信、实现互利共赢的又一个重要平台。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和分歧。只要中欧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相互借鉴、合作共赢，双方关系就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综合而言，中欧关系是建设性关系，更是战略伙伴关系，它同时也是世界事务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一对重要双边关系。正由于此，双方在任何时候(而不仅仅是在出现困难的时候)都应给予中欧关系以特别的重视，细心培育和呵护，并通过不断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使之成为真正可持续的长期“婚姻”。今后中欧关系中仍会出现摩擦和分歧，但共同利益的纽带将把中欧双方聚拢在一起，从而彰显中欧关系的韧性和张力。中欧关系将在磨合中继续前行。
注释：
①这五份对华政策文件分别是：《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1995年)、《欧盟对华新战略》(1996年)、《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实施情况及进一步加强欧盟政策的措施》(2001年)和《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之共同利益和挑战》(2003年)。
②参见《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4日，第7版。
③David Shambaugh,"China-Europe Relations Get Complicated",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7/05china_shambaugh.aspx.
④Ibid.
⑤Ibid.
⑥关于这两份文件的内容，详见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EU-China:Closer Partners,Growing Responsibilities",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site/en/com/2006/com2006_0631en01.pdf;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A Policy Paper on EU-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Competition and Partnership",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october/tradoc_130791.pdf。
⑦按照曼德尔森的说法，欧盟主要的经济关切包括：对华贸易赤字增加，法德意等国的失业率上升，地中海沿岸国家的第三产业“空心化”危机，以及新入盟成员国的经济相对缺乏竞争力。
⑧David Shambaugh,"China-Europe Relations Get Complicated".
⑨郑永年：《西方模式无戏可唱却为何惧怕“中国模式”》，http://news.ifeng.com/mil/4/200804/0410_342_484277.shtml。
⑩[韩]《朝鲜日报》：《2008，是中国主导世界的元年吗？》，http://bbs.tiexue.net/post_2397512_1.html。
(11)《国外热议“中国模式”及其启示》，httpL://news.ifeng.com/mainland/200803/0327_17_464930.shtml。
(12)郑永年：《西方模式无戏可唱却为何惧怕“中国模式”》。
(13)这一时期，欧盟在建设经货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推进欧盟制宪进程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4)《为中欧经济“机遇论”叫好》，http://www.cycnet.com/cms/2006/2006youth/xw/gjnews/200712/t20071205_618815.htm。
(15)郑永年：《西方模式无戏可唱却为何惧怕“中国模式”》。
(16)《国外热议“中国模式”及其启示》。
(17)同上。
(18)《福尔默警告：西方不要对华发动“新冷战”》，http://finance.ifeng.com/fhgcz/200804/0416_2178_493945.shtml。
(19)郑永年：《西方模式无戏可唱却为何惧怕“中国模式”》。
(20)《金融危机重创英美模式》，http://hi.baidu.com/shichangren/blog/item/f75245f99913a95f252df2fa.html。
(21)《日内瓦大学学者：中国模式回应世界挑战》，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1/08/content_7383200.htm。
(22)《中国在金融风暴中展现帝国般的镇定》，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hwkzg/20081009/174649.shtml。
(23)杜平：《奥运政治：两个世界的碰撞》，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zp080411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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