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和谐世界与两种社会制度和谐相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论文,两种论文,社会制度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讲坛上，郑重地提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问题。这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原创性的崭新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深刻认识，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深邃把握，基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深透理解，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历史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能够和谐相处的新理念。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中国政府对内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延展，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最新的外交宣言。和谐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其要义是：和睦协调；配合得匀称、精当；和解，和好相处。它强调“和为贵”与“和而不同”；主张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因此，承认和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坚持各种文明兼容并蓄，当是“和谐世界”理念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内容。
（一）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世界上共有60多亿人口，近200个国家，2500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以及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在内的多种宗教和包括不同“主义”在内的多种政治信仰。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所以，我们十分重视不同文明（包含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和谐相处，并视之为直接影响世界安全、稳定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若要使不同文明与社会制度和谐相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倡和发展包容精神，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束缚。不同文明和社会制度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借鉴，相互包容，这样人类才能和睦，世界才能和谐。胡锦涛说得好：“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他提出，要“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他说，“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他强调，“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1]
和谐世界的基本内涵，应包含全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和谐。共建和谐世界的主体是世界各国，但世界大国应负有更多、更大的责任，因此大国关系是关键。实现国际关系的和谐，是当今共建和谐世界的基本任务之一。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要实现和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当今世界的近200个国家，就其社会制度的基本类型而言，不外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如何认识、对待与处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能否使分别属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和谐共处，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和睦与世界的和谐。我们经常批评的“冷战思维”，说到底，就是不能正确认识与对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的理论，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但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两极对峙的世界，这种“和平共处”只能是“斗争”中的“和平共处”，是在相互防范与对抗过程中的“和平共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和平共处”还不是“和谐相处”，还不能实现世界的和谐。只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谐相处”，世界才能和谐。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理论，为当代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谐相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愿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生产力极大提高，全球经济继续增长，各类全球性和区域性合作生机勃勃，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而且可以和谐相处。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2] 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改变了过去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关系的一些传统论断，清楚地表达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谐相处的思想。这个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和平共处”的思想，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崭新理念。
（二）
过去我们常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并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在世界两极对峙的时期，这种理论观点的宣传，对于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应。实际上，这种理论成为两极对峙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对立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今天我们认真研究起来，这种理论观点是缺乏依据的。
从实践层面来说，上个世纪初，列宁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俄国人民群众通过十月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俄国落后的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等十几个国家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在各自的国家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那里的资本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种“代替”，有其深刻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代替”没有成为一条普遍的发展规律。从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来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具备“代替”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格”。
从理论层面来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命题缺乏经典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 这可以看作是“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经典论述。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分阶段的，列宁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问题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吗？《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显然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著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按笔者的理解，这个阶段只能是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第一个阶段；尽管在这个阶段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治统治，同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但这个阶段（即后人说的社会主义阶段），却“代替”不了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 也就是说，“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代替”资本主义社会。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主要是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而没有主要讲社会主义制度。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在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说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奥托·伯尼克准备做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1890年8月16日致恩格斯，请恩格斯回答，在社会各阶级的教育、觉悟水平等等方面目前存在差别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改造是否适宜和可能。恩格斯在回信中写道：“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它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有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6] 恩格斯在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上下文的意思看，这种社会制度应当是过渡时期或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制度。因此，列宁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是有根据的。
从上面我们引证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几部主要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论证的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就能“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况且，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的发展阶段，离马克思所论证的那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相距甚远，更谈不上“代替”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研究和宣传过程中，应当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讲“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为好。这种提法，符合实际，又忠于老祖宗；同时有利于在当今处理好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国的关系，有利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和谐相处。在国际关系中不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但并非不受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影响。实际上，我们过去的一些提法，已经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中共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十六大新党章在论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时作了重要的修订。在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还保留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的论断。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对这个问题作了全新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种新表述真实、客观、科学，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勇气，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三）
笔者认为，科学地认识与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是共建和谐世界的一个理论前提，也是我们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有利于我们从深层上批判冷战思维。
社会主义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代替不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必然要实现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也代替不了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终将被共产主义社会代替。从理论上讲，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当今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归宿。如今，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最佳选择应当是像胡锦涛所宣示的那样：“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然而，在当今世界上，仍有很多不和谐的音符。2006年2月3日，美国国防部对外公布了自1997年以来的第3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这是“9·11”事件以来美国推出的首份《评估报告》，是美国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集中体现，也是美国国会要求提供的最高军事文件，因此备受关注。这个文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延续了冷战思维。《报告》将中国作为未来能与美国进行军力竞争的最大对手。纵观全报告，冷战基因随处可见。
冷战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抗”和“遏制”。当今世界上一些人的冷战思维，是共建和谐世界的一种杂音，很不合时宜。在中国共产党关于两种社会制度和谐相处的理论与观点正式表达之后，在中国一再表示和平发展并倡导共建和谐世界之后，这种杂音就显得格外蹩脚。针对类似的一些议论，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一文中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当然，现存国际秩序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但是中国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别的什么办法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7]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表明我们从自己做起的决心。中国一再表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国情与发展的推动；二是历史文化传统的推动；三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推动。由此可知，我们提出共建和谐世界不是为了“对抗”什么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
中国领导人关于共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呼吁，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回应。2004年10月8日，在法国总统希拉克抵达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法国政府发言人明确表示：“我们在国际公认准则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8] 在2004年10月14日，中俄联合声明中也明确提出“为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和谐的世界，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2005年9月初，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中国倡导的“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理念被写入了该会于9月9日通过的《上海宣言》。
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期间进一步阐述了共建和谐世界与两种社会制度和谐相处的思想。在美国西雅图午餐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与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形成了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局面。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设施的发展，使世界上的重要信息都能够在瞬间传递到全球的各个角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必须用广阔的全球视野来审视周围的一切，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这里，胡锦涛进一步阐释了共建和谐世界与两种社会制度和谐相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必然，并强调，“这是当今时代发展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9] 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他说：“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美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而存在着差异，这有利于我们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10]
共建和谐世界，是自古以来有识之士的美好理想。中国古人追求的大同盛世，就是一种和谐、美好的世界。如同胡锦涛所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11] 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和谐世界，那将是一种最崇高的社会境界和最理想的世界蓝图。因此，中国提出的共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汇集了古人的智慧、近代人哲理和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理念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又包含着当今处理国际关系的现实原则；既有理想性，又有现实性；具有可操作性，是完全行得通的。因此，胡锦涛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呼吁：“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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