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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近年来我国哲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应当引起重视。为了进一步推动哲学研究工作，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应当强调：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研究新问题，概括新成果，要认真读书，要沉下心来坐冷板凳。
[关键词] 哲学 学风 马克思主义
目前国内哲学研究的状况常常令人慨叹。人们可以随手列出许多外界因素的干扰，分析各种客观原因，我认为关键还在于哲学研究本身。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首先应当反省自己，认真分析哲学队伍和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应当说，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大哲学工作者认真贯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甚至有不少是突破性的进展。尽管有些问题尚未达到共识，但问题的提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讨论本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进展。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影响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同样也是不应当忽视的。其中，我认为学风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1.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毛泽东同志倡导、邓小平同志着力恢复并加以发扬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我们的哲学研究无疑应当坚持贯彻这一原则。毛泽东同志50多年前讲到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时就批评了“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①]的现象，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②]。现在各方面的情况与50多年前相比，当然发生了许多很大的变化，但是哲学研究应当理论联系实际，应当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这一点作为一条基本原则仍然是正确的，应当遵循的。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使命决定的，并不会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改变。
然而，近一些年来，我们的哲学研究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自觉不自觉地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哲学研究者中，热心研究西方哲学的多，热心研究中国哲学的少；热心研究哲学历史的多，热心研究哲学理论的少；热心研究抽象理论问题的多，热心研究现实理论问题的少。不是说西方哲学、哲学史和抽象理论问题不应当研究，而是客观的需要恰恰相反，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更多的热情和精力研究中国现实的理论问题。
人们之所以对西方哲学、哲学史和抽象理论问题的兴趣高于现实理论问题，除了各有各的具体原因之外，恐怕不少人是认为前者比较远离现实生活，发表意见比较自由，没有什么风险。这种想法，严格说起来是不科学的，是与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活动的本性不相符合的。实际上，任何学术研究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实际生活的需要，都是为实际生活服务的，否则，所谓学术研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哲学虽然是比较地更远离实际生活而耸入云端的最为抽象的科学，但也因其最高的抽象性而使它具有最广泛的普遍适用性。它的“远离现实”正是由于它研究的恰是现实的根本，恰是最深入现实的。无论哲学家们如何的自命清高，而哲学始终无法摆脱现实。因此，从根本上说，寻求脱离现实的哲学问题，是不现实的。只要对各种力图摆脱现实的具体想法做一点具体分析，就可以发现它们根本没有摆脱现实，它们不过是对某种现实的一种很现实的反映。我们研究哲学，无论是研究哲学史还是研究哲学理论，说到底，不就是要帮助人们（也包括研究者自己）肃清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的影响，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吗？研究哲学史不就是要帮助人们（也包括研究者自己）总结人类思维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思维传统吗？哲学研究的价值和生命力不正是植根于这一现实需要之中的吗？
一说起研究现实问题，为现实服务，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过去有一个时期不恰当地对待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把哲学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把哲学的功能归结为单纯地为党的某时、某地的某一具体政策做论证的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由纠正这一偏差而走向另一极端，希图使哲学脱离政治，使哲学放弃其改造世界的使命。马克思在讲到他所创立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区别时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把哲学研究当作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方面，一个重要的环节，一个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党员哲学家更应当在这方面做出表率，把自己的哲学研究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能否自觉地实现这一联系当作衡量自己党性的一个标准。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④]很明显，“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是同义语。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就必须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付诸实践，用唯物主义世界观去指导改变世界的实践。换句话说，只有把唯物主义世界观付诸实践，才算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努力研究现实问题，不仅是党的事业对哲学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不仅是哲学的使命对哲学工作者的要求，而且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众所周知，理论要靠实践来鼓舞，来推动。实践的需要是理论发展的最深刻的、归根到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以及它在哲学领域中所实现的变革，不正是由社会化大生产、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阶级斗争的舞台和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这些实践促成的吗？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的发展，以及它的无限的生命力，也都是由于它始终与社会实践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从对于社会实践中提出的诸多实际问题的研究及其哲学概括中不断获得的。我们今天从事哲学研究，要推动哲学的发展，就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荣传统，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认真观察、及时提出、科学分析、正确解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并做出应有的哲学概括。实践的飞跃必将推动哲学的飞跃。我们不应错过这个促进哲学飞跃的大好时机。
哲学家们要研究的领域很宽，问题很多，不能硬性规定必须研究什么或只能研究什么，那是违反科学的；但必须有一个中心，必须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吸引和鼓励哲学工作者积极研究中国当代的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造成我国哲学研究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进一步的普及和提高。
2.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几年前，在一种发行量颇为可观的报纸上登了一篇短论，嘲笑那些言必称马列的人，说他们的文章除了引证还是引证，好像不引证马列就不会说话。事隔不久，在同一报纸上又刊了一篇短论，针对前一篇文章批评了那些言必称萨特、弗洛伊德的人，说他们把萨特、弗洛伊德一类西方哲学家奉若神明，把他们的话当作经典。不知是文章提出的问题没有引起广泛注意，还是报纸编辑不想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此后再无下文。但是，我认为问题至今并未真正解决。
写文章大量引证马列的情况，过去确实存在过，不过说是以引证“代替”论证则有些夸张。在一个时期里，人们思考问题习惯于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找根据，把马列的话当作支持自己论点的最权威的、最有力的论据；同样地，以为只要指出某种观点与马列的话相抵触也就无可争议地驳倒了它。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马列在人们心目中的经典权威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哲学研究中存在的学风问题。据我的印象，这种情况大多存在于五六十年代，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半期。那时国内较大范围的研究哲学起步不久，哲学工作者多数还处在为帮助人们学习马列著作而解释马列著作、宣传马列著作的阶段，出现上述情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说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引证马列的就不那么多了，代之以每论必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开始。那在任何意义上都算不上是科学研究，不在我们谈论哲学研究的学风问题之内。作为一种倾向，我认为，近十多年来，以引证马列“代替”论证的问题并不突出，并不普遍；相反地，引证马列的并不很多，而引证西方哲学家倒成了一种时髦。
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于是否引证了马列的言论，而在于是否贯彻了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王明言必称马列，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话，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毛泽东同志引证马列的话并不很多，但这并不妨碍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并没有真正继承毛泽东思想，倒是推翻“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同志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加以发扬光大，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当代的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言必称马列者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对待马列主义和邓小平同志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榜样，不要把坚持马列主义停留在引证上。
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这个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有许多一般性的论述和说明，但更多的还是表现于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中。因此，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经常告诉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不是记住它的个别结论而是掌握它的方法。这个道理很深刻，可以说是他们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的总结。我们研究哲学也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实际问题并做出哲学概括。立场、观点和方法看似原则、抽象，可它却实实在在地、具体地存在于研究过程之中，表现在我们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实际应用这一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同一个过程。因此，他们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不仅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他们的许多论断都既能为我们研究问题提供理论的根据又能提供方法论指导。因此，我们在进行研究活动时引证马列就是十分自然、十分必要的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完全不必因此而感到不安，也不必顾虑人们因此而嘲笑我们“言必称马列”。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创造的理论财富，正是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特有的优势，是任何其他哲学派别所不可相比的。我们应当为此而感到自豪。抛开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不可比的方面之外，作为一个哲学家，难道有哪个现代西方哲学家能望其项背吗？萨特？弗洛伊德？我看至今还没有。
我并不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就没有杰出的哲学家，更不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之外就没有优秀的哲学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历来都告诉我们要注意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本身就吸取了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以往的哲学思想精华。列宁还曾经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⑤]如果有谁一概排斥马克思主义者以外的其他哲学家或哲学著作，那他就是犯了狭隘的宗派主义，那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封闭、窒息马克思主义。但是对待那些哲学家或哲学著作，应当像对待一切事物一样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像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评的俄国马赫主义者那样见到一个就崇拜一个，像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过的那种“留声机”[⑥]。有一些人不满于对马列的“言必称”，而搞对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言必称，未必就是真正的吸取人类优秀成果。
由“引证”问题说到“指导”问题，并不是说引证什么就一定是以什么作指导，更不能以几次引证就认定以什么作指导，但如果形成一种倾向，确实可以从引证的指导思想上发现一个用什么思想指导我们从事哲学研究活动的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在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问题上绝对不能动摇。我们可以研究新问题，绝不可寻找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新路线”，可以提出新理论，绝不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去寻找“新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概括新成果，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3.要研究新问题，概括新成果。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立足于它所面临的时代，抓住时代的矛盾，集中反映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都承担着坚持、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倾听时代的呼声，及时提出并认真研究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及时概括各种具体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否则，所谓坚持、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成为一句空话。这个道理恐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没有不同意没有不明白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却与现时代的要求很不适应。
许多哲学工作者在开辟新领域，探讨新问题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写出了一些论著，在哲学界崭露头角。但是也使人感到其中有一部分人由于哲学研究的基本功尚有某种缺欠而显得有点后劲不足，常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难得继续深入。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则仍停留在整理、解释、宣传已有的成果的阶段。这种工作固然也是十分需要的，但从推动哲学发展的全局上看，则需要更多的人进行新问题的研究，尽量避免或减少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等在低水平重复中所造成的浪费。哲学研究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都会推陈出新。研究新问题，一个是研究实践（包括生产实践、政治实践、科学实践等）的新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一个是研究哲学自身按照其固有的逻辑的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后者虽然常常反映前者，但也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以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为对象的研究，对于哲学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以为目前更应着重前一个方面问题的研究，因为一则目前正处在我国实践空前活跃时期，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亟待研究，二则实践的活跃在激发哲学的活跃，应当不失时机地推进哲学的飞跃。目前哲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这当然不是要求哲学工作者去具体地实际地解决实践中提出的众多的具体问题，那不是哲学工作者的任务，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哲学工作者应当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应当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给予哲学的概括和总结，以便使之上升到理论并同时提高人们的思维水平。
哲学工作者只有不断地研究新问题，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活动具有活力。不少老哲学工作者辛勤耕耘，在自己领域里不断有成果问世，相当有力地支撑着我国哲学研究的局面。但也有一些人（包括作者本人）知识结构有些老化而又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及时更新，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们长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在运用这一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问题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我们千万不能像狄慈根那样在关键时刻宣布一下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而对于纷繁复杂的哲学观点却难以进行科学的、有充分说服力的分析。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实践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是与科学性结合在一起的，是以科学性作为基础的。离开科学性的党性是抽象的党性，是没有战斗力的，是不可能完成坚持、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的。
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对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各种具体科学的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应当对于这一发展及其成果做出必要的哲学概括。我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映和研究这一巨大变化的各种具体科学的成果也时常推出。哲学工作者对于这些成果应当进行哲学的反思，做出概括。当然，哲学有它独特的、更高的视角，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具体地参与各种讨论，但它应当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这些讨论，准确地抓住矛盾，并正确地引导人们解决矛盾，时机成熟时加以哲学概括，引出一般性的结论。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工作者大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对具体科学不熟悉，难以进行哲学概括。我们许多哲学工作者确实缺少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又特别是近些年来最新的知识，一涉及具体科学就失去了自由。这就使得一方面大量的最新成果得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概括而听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泛滥，另一方面又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及时吸取具体科学的思想营养而难免变成枯槁的教条。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特别是肩负重任的年轻哲学工作者，应当勇敢地接受这一挑战，下决心钻进去熟悉一门具体科学，获得一点发言权，对其科学成果做出哲学概括，具体落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门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同时也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
4.要认真读书。做学问的人应当认真读书，这是根本用不着说明的事情。然而，近些年来明显感到哲学工作者中认真读书的风气不是很浓，不少人真正认真读过的书也不是很多。我认为，这里边潜藏着一种更为深刻的危机，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
前边提到曾分别有人撰文讥讽那些言必称马列的人和言必称萨特、弗洛伊德的人，其实还有一种人也并不更好一些，那就是只会说“我认为”。我不主张用讥讽的方法，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引起人们反感，互相之间产生思想感情上的隔阂。这里所说的只会说“我认为”，不是指那种凡事都有自己见解的人，说话写文章本来就应当有自己的见解，一味简单重复别人的观点对推进哲学发展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有一种人在谈论一个问题时，根本不知道别人或前人对于这一问题已经进行过什么研究，提出过什么见解，也不想去知道，抱着一种“别人怎么说的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科学研究中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很不严肃的态度，以这种态度对待严肃的科学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很难能使人抱以严肃的态度去认真对待。这种貌似“善于思考”、“敢于发表见解”实际上却掩盖着一种学习和研究中的懒惰作风。比起认真读书广征博引来，说句“我认为”确实是最省力的，最“便捷”的。实际上，任何哲学问题都有它的来龙去脉，都有它的历史，它的提出以及对它的分析都离不开这个历史的背景，都有别人或前人所付出的劳动做铺垫。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不能割断这个历史，撇开这种联系。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伟大思想的提出都不是从他头脑中凭空产生的“我认为”，而不过是在别人或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飞跃。在所有的问题上只凭“我认为”去随意驰骋，有时也许会有一些思想的闪光，但这个可贵的闪光也常常难免由于其缺少坚实的基础而被泯灭。实际上，有不少的“我认为”只不过是由于不知道别人或前人已经这样认为而误以为仅仅是“我认为”罢了。哲学工作者如果沾染了这种学风，是很难指望其在学问上有什么大成就的。
经常听到一些哲学工作者说什么什么观点是他第一次提出的，或者研究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种说法也常在一些书评中见到。特别令人肃然的是其中不少是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时这样说的。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进一步探索真理开辟了道路；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囿于时代，囿于实践，囿于他们的认识，不可能穷尽一切问题，而为后继者留下了极为宽阔的余地；诚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尽的义务，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没有提出的问题，解决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的理论勇气和气魄。但是，也应当看到，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哪一个人凭一时的灵感所能实现的，而要靠长期的实践经验的积累，靠艰苦的理论创造，靠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智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典范。我们千万不可仅仅凭借自己的一得之见就轻易地使用大字眼，宣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什么发展，填补了什么空白，不能因为自己不知道就说马列过去没有讲过。
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读的书实在太少了，认真读过的书尤其少。过去应该读的书很多还没有读，现在新出的书更多，任何想读书的人恐怕最后都会多少留下一些遗憾。但是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都应当熟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至少要选一两本像读“子曰学而时习之”那样，钻研得深透一些。这应当说是一项基本功。近些年来，人们花在这方面的功夫真是太少了。他们以为这些书自己早已熟知，其实它的思想内容自己未必真知。我认为，现在应当及时补上这一课，使自己的根基更扎实一些。俗话说：学而后知不足。我们常常不知自己的不足，就是因为自己学得还不够。
5.要沉下心来坐冷板凳。近些年经常听到人们有关一些学者治学中的浮躁作风的反映。这种作风在哲学工作者中也有表现。在研究中不注意掌握大量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往往图省事，使用的多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而且也不注意核查，以致常有以讹传讹的情况。读书时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常有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情况。写作时急于求成，不认真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不认真反复推敲，不讲逻辑，不注意修辞，对自己对读者不负责任，常有粗制滥造的情况。现在出版物的差错率很高，专职校对固然负有责任，我们的作者在写作或校阅时如能认真一点是否也可以减少一些差错呢？这些都是人们经常提到的。我认为，应当特别提出注意警惕的还是要努力使自己的心沉下来，沉下心来读书，沉下心来研究，沉下心来思考，沉下心来写作，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苦，不急于出成果，不急于出大成果，不急于出名，不急于出大名。要知道成果和名声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不是急求可得的，而是功到自然成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徒具虚名是很不舒服的。哲学家向来以冷静、沉思著称。不仅不应为名利所动，而且也不要急于在自己未曾认真研究的问题上轻易发表意见。
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过：“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⑦]本文所谈的学风问题虽然在一些方面不同于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学风问题，但对于哲学工作者来说，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中所论既是有感而发也是自己的反省。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们都应当自觉地端正自己的学风，特别是党员哲学工作者，更应当把它与自己的党性锻炼联系起来。
注释：
①②⑥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802、798、813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75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