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低我国劳动力供给与提高劳动力需求重要途径的若干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重要途径论文,需求论文,建议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以来，我国城镇下岗职工激增，出现突发性失业高潮，1997年底实际失业人口规模达1100—1300万人，真实失业率在6%左右， 创建国近50年来的最高记录，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降低城镇高失业率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解决：一是从供给方面降低劳动力供给量，逐步降低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率；二是从需求方面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劳动力总需求量。
为此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第一，对城镇初高中毕业生一律实行强制性2—3年职业培训，延续他们进入就业队伍的时间。城镇15—19岁青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由60%减少至30%，可减少500万新增劳动力供给。
目前我国15岁—19岁青年人口就业比重过高。1994年日本15—17岁人口就业比重为4.6%，就学比重为93.8%；18—19 岁人口中就业比重占32.4%，就学比重为62.1%，而我国1995年15—17岁人口就业比重高达41.27%，比日本高出37个百分点，就学比重为48.23 %， 比日本低45.6个百分点；18—19岁人口中就业比重占73.3%，比日本高出4.09个百分点，就学比重为17.98%，比日本低44.1个百分点，全国15—19 岁就业人数约4648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6.73%，其中城镇约105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5.32%（见表1）。 如果该年龄段劳动参与率降低一半的话，全国劳动就业供给量可减少2300万人，其中城镇可减少500万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就业压力。[2]
表1 全国和城镇15—19岁人口就业状况
年龄(岁) 全国
占总人口 劳动参与就业人口
比重(%)
率(%) (万人)
151.62 24.70490
161.43 42.04736
171.50 57.07
1048
181.37 68.98
1157
191.27 77.56
1207
15-19
7.18 62.50
4638
年龄(岁) 城镇
占总人口 劳动参与 就业人口
比重(%)
率(%)
(万人)
151.36
161.22 45.10 198
171.32 54.01 256
181.26 62.64 284
191.19 73.96 316
15-19
6.34 58.781054*
注：*1054万人就业人口中不包括15岁就业人口，第4—12 页， 第54—58页。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
对于进入城镇正规部门（国有经济单位、集体经济单位和其他经济单位）的正式职工应做年龄限制，即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方可录用，以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职业培训的权利[3]。 对这部分青年人口增加职业培训时间，推迟进入就业队伍的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各方面分摊这部分人口的费用，国家负担部分职业培训费用，家庭负担他们的主要生活费用，青年人口可以参加非正式部分和非规部门的有偿劳动（如植树造林、城镇道路建设、城镇市容清理、商业与饮食业小时服务工作等）。这既将部分劳动力由就业转为就学以缓解就业压力，也提高了未来劳动力的教育素质和职业技能。
为此，应当：1.继续增加教育投入；2.增加职业高中在校学生规模；3.扩大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提倡实行走读生制；4.积极发展2—3年学制的城市社区大学；5.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社会、私人办学；6.继续大力发展成人教育，职业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现行大学在吸收城镇高中毕业生，从事短期职业或专业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我国大学教育师资效率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从不同类型国家的每个大学教师负担学生数看，发达国家在10—20人之间，不发达国家在20—30人之间，这反映了前者更注重提高大学生的质量，后者更注意扩大学生的数量。世界平均水平为16.2人，而中国每个大学教师负担学生数为5.1人，[4]即中国每个大学教师效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的1／4—1／2，发展国家水平的1／6—1／4。
第二，严格执行劳动法，凡超过劳动工作年龄且在正规部门从事就业者，一律实行离退休制度，减少老年人占有青年人的就业岗位，今后三年全国城镇可增加工作空缺约1200多万个，可极大地缓解就业供需矛盾。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比重过高，与新增劳动就业人口形成竞争关系，人为扩大了劳动力供给量。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是不断下降的，例如1976年香港60岁以上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为29.1%，到目前已降到12.6%。[5]1996年我国60 —64岁人口有一半人口仍从事就业平均劳动参与率为49.7%，就业人数为2218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3.22%，相当于我国3 年新增就业人数总和；其中城镇60—64岁人口，平均劳动参与率为44.0%，就业人数为683万人（见表2）。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3.45%，接近我国城镇每年新安排就业人数总和，若计入55—59岁女性就业人口的话，这一比例还会更高。预计今后三年后正处在57—59岁就业人口，全国约1872万人，其中城镇为561万人（见表2），陆续进入法定退休年龄，可腾出大量的工作岗位，仅城镇就有561万人。加上已超过60 岁以上就业者腾出的工作岗们，总计有1244万个岗位。因此，按我国劳动就业有关规定，凡已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领导干部、业务骨干（指教师、医生、科技人员）、高级专家应实行退休离休制度，除特殊情况之外，[6] 不予延长退休时间，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退休离休手续。少数高级干部和专家已超过规定退休年龄时，如工作需要，应按中央有关部门在办理退休手续后，由需用单位按照政策规定予以聘用，但不列为在编人员。使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在职劳动者（包括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退出正式部门就业岗位或就业队伍，既不在岗，也不在职，除非自愿工作，而不是自愿就业。除非从事非正规部门就业，自我就业，家庭就业者之外，只要这部分已达到退休年龄人口退离工作岗位，在不扩大新增就业需求的情况下足够安排更多的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
表2 全国和城镇57—64岁人口劳动参与率与工作空缺
年龄(岁)全国
占总人口
劳动参与 就业人口
比重(%)率(%) (万人)
570.71 67.4586
580.81 66.0654
590.77 62.3587
57-59
2.29 65.2
1827
600.80 56.1549
610.73 51.7462
620.72 48.9431
630.75 47.0431
640.65 43.4345
60-64
3.65 49.7
2218
年龄(岁) 城镇
占总人口
劳动参与 就业人口
比重(%)率(%)
(万人)
570.86 58.4181
580.95 58.8201
590.92 54.0179
57-59
2.73 57.1561
600.93 48.9163
610.87 42.1132
620.87 42.1132
630.89 43.1138
640.76 42.3116
60-64
4.31 44.0683
注：工作空缺是指已经超过和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自然减员所提供的工作岗位，本表是用57—64岁人口就业人数来表示，并按每个年龄人口进行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第4—12页，第54—58页。
为了减少退休人员再就业与新生劳动力之间就业竞争，国家应严格规定国有经济单位和集体经济单位等正规就业部门不得聘用退（离）休人员，而他们在非正规部门再就业则不做人为限制。
第三，鼓励部分下岗职工从正规部门就业岗位中退离出来，实行阶段性就业，工时就业，或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导致总人口就业率和妇女劳动参与率逐渐下降，降至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相适应的水平上。
我国总人口就业率和妇女劳动参与率在世界上处于较高水平。1996年我国就业人口规模达到68850万人，总人口就业率达56.3%。 总人口就业率下降对缓解劳动供求矛盾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指标每下降1 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减少约700万劳动力供给。从长期趋势看， 我国总人口就业率降低至80年代末期50%左右比较适宜，即中国仍有一半总人口就业，即使如此，到2000年也将有6.5亿人就业，到2010年也有7亿人就业；但是仍保持目前56%高水平总人口就业率的话，那么到2000年将有7.3 亿人口就业，到2010年将有7.8亿人口就业。 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当就业需求和选择是由市场机制决定，而不由政府“大包大揽”时，必然会导致总人口就业率和妇女劳动参与率出现下降趋势。我认为，政府没有必要提出较高的下岗职工再就业率目标，如70—80%，估计约1／4—1／3下岗职工（约300—400万人）将离开正规部门（指城镇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包括自我就业、家庭就业、阶段性就业，工时就业、家务劳动等。
允许在职女职工保留公职，实行分阶段就业，如怀孕、生孩子、照顾年幼子女、照顾家中病人或老年人；鼓励失业青年和下岗职工非全日制的计时或计件工作；实行灵活工作时间制度。
第四，以劳动密集型方式发展基础产业。所谓基础产业指农业、林业、水利、农业基本建设和乡村道路。我国是一个少林国家，需要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工程，有效的吸纳农村劳动力和城镇下岗职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森林资源评估报告》统计， 我国森林面积占世界总量的3.9%，森林蓄积量为2.5%[7]， 中国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面积总数比重为14%，1994年日本为66.4%，印度为23.0%，印度尼西亚为61.7%，俄罗斯是45.4%，美国为32.3%，巴西为57.7%[8]。
水利设施建设大大滞后于农业生产发展。1978—1996年间我国农业附加值增长145.6%，同期灌溉面积仅增加了6.3%，水库容量反而减少了1.9%，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仅增加了3.9%，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34.3%，盐碱耕地增加了2.5%，防堤保护面积增加了2.1%[9]。
因此，今后开展植树造林，兴修水利设施，大兴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和修建乡村道路，既可以改善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又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建议政府部分农业贷款以政府采购方式采取以工代赈来支持农民从事上述基础产业建设。力争在今后十年使全国森林覆盖率由目前的14%提高到20%，林木蓄积量增加30%[10]，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由目前的占水土流失面积38%，逐步提高到50%，不断提高灌溉面积总数，增加防堤长度，扩大防堤保护面积。
第五，以劳动力密集方式发展基础设施。
我国是世界上基础设施较差的大国之一。根据1994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是世界上最稀疏的交通网络之一；人均道路长度或单位可耕地拥有道路长度——公路或铁路——等同于或低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水平。这主要是长期以来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过低的结果，在对交通的需求迅速增长的1981年到1990年期间，中国对交通的投资每年大约只相当于GNP的1.3%[11]。
我国基础设施发展和存量增长大大滞后于经济增长。1978年以来我国GDP总量增长了4.4倍，但是除邮电通讯基础设施之外，主要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相当低下， 例如， 1996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为56678公里，仅比1978年增长了16.6%；公路里程为118.58万公里， 比1978年增长了33.2%；内河运输线路长度为1108万公里，比1978年还减少了18.5%，管道输送里程只有1.93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了1.3倍[12]。我国国土面积大于美国，而美国60年代铁路里程营业达30 万公里，目前约20万公里，各类公路里程约1千万公里，这表明我国基础设施， 尤其是在铁路、公路、内河运输及管理建设需要一个大发展阶段。
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也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新增长点。发展基础设施可以达到如下多种目标：
1.带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估计，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GDP会增长1个百分点。[13]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必须适应于整个社会发展需求格局，因为在基础设施总存量中电力、道路和电讯的份额将不断增长。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大幅度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2.成为未来扩大投资需求的主要部门，更多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从各国经验来看，从事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公共开支，是刺激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依靠劳动密集型方式发展基础设施，能够促进高就业增长。
3.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中央已经决定在中西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这有助于逐步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我们发现各地区基础设施指标相对差距普遍高于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例如1995年各地区百万人口铁路里程数相对差距为114.3%，各地区百万人口公路里程相对差距为110.0%，而人均GDP相对差距为85%。缩小各地区基础设施相对差距是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前提条件，目前中西部地区劳动成本低廉，征收土地费用较低，地方积极性很高，正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有利时机。
4.有利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治理水土流失，大范围植树造林，治理“三废”，发展环保产业，发展森林旅游、生态旅游等。
5.中国成为维持亚洲经济增长，投资增长，贸易增长的“发动机”。1998年2月李岚清副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3年中国将在基础设施投资7500亿美元，被视为中国“新政”的重大举措。这不仅可以刺激国内投资需求，扩大进口需求，而且对亚洲和国际形成新的外资投资需求，贸易需求，设备进口需求。
第六，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
创造就业机会与扩大产品出口密切相关，特别是扩大那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等于有效地扩大了中国的就业空间，等于输出了劳动力。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带动了轻工业和纺织业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劳动力资源占世界总数的1／4，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且在不断上升。作者发现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显示的比较优势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例如1965年南朝鲜这一系数为3.207，1980年上升为4.958，1994年降为 2.038 ；1965年台湾为1.711，1980年达到5.240，而后不断下降，1994年降为1 .948；中国1965年为2.475，1980年上升为3.292，1994年为3.561 （见表3）。这表明中国这一系数比1980 年南朝鲜和我台湾省最大值要低得多。中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具有较大的潜在优势，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生产要素成本差异甚大，劳动密集型产品显示比较优势，上升高度较慢，不象东亚国家必须进行跨国产业结构转移，而出现本国各地区内的转移和变化，因而可以发挥长期比较优势。1990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品额已占世界总数的4.4%，到1994年已提高到10.55%[14]。今后我们仍应继续实行出口增长导向战略，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表3东亚地区和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变动
年份 日本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台湾中国
19652.982
7.1293.207 0.75181.711
2.475
19702.141
6.7554.663 0.71613.669
2.502
19751.854
6.9284.853 0.83244.569
2.481
19801.766.6884.958 0.92425.240
3.292
19850.820
5.2414.698 0.61444.313
3.323
19900.605
3.7413.060 0.61772.756
3.019
19940.511
3.3242.038 0.44801.948
3.561
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但是中国仍然保持两大优势：一是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目前，香港制造业周平均劳动报酬相当于中国的14.5倍，印尼相当于中国的1.5倍，马来西亚相当于中国的3.7倍，菲律宾相当于2.1倍，泰国相当于中国的3.4倍，韩国相当于中国的的11.8倍，台湾相当于11.6倍（见表4）； 二是劳动力素质特别是沿海和发达城市较高，超过东亚国家（不包括日本），因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既能刺激GDP增长，又能扩大就业增长。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沿海地区土地、劳动成本迅速上升，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正在向中西部转移，生产这些出口产品的生产要素价格也在相应贬值，这就相应抵销了周边国家货币贬值所造成的不利影响[15]。
表4 亚洲制造业平均劳工报酬比较
中国
香港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劳工报酬(美元)26.9 339.1 40.498.3 55.2
92.5
相当于中国的倍数
1.0
14.9
1.5 3.7 2.13.4
韩国
台湾
劳工报酬(美元)318.5 311.9
相当于中国的倍数
11.8
11.6
注：本地货币计量的劳工报酬包括工资和估计的社会保险费用，然后按1997年6月的平均汇率折算成美元。
引自：胡祖六：“亚洲金融风暴后的中国汇率政策”，《经济日报》，1998年2月17日。
第七，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内外投资，促进就业增长。
开放银行和保险服务业市场。从主要国际大都市来看，金融保险业是主要就业渠道，例如，汉城金融保险业占就业人口比重高达19.9%，新加坡为16.6%，香港为12.1%，东京为8.2%。 我国这一比重最高的地区是广州市为2.8%，北京为2.3%，上海做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也只有1.5%（见表5）。目前全国金融保险业就业人员仅有292万， 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0%，其中国有经济单位人员占全行业职工总数的72.2 %，集体单位占25.1%（见表6）[16]。 为什么金融保险业就业人员比例低呢？主要是这类行业即对国外不开放，也对国内不开放，因此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很难进入这一领域。放开银行和保险业，允许国内外投资者进入，就等于扩大了新的就业岗位。我们这样一个12亿人口大国，金融保险业扩大2、3倍也不成问题，即促进了金融保险业的发展，也会扩大新的就业岗位。
表5 国际大都市就业结构的比较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金融保险业
纽约 1993 11.2
88.8
东京 1991 23.7
76.3
8.2
新加坡1992
0.3
34.1
65.6
16.6
汉城 1991
0.2
42.0
57.8
19.9
香港 1993
0.6
21.1
78.3
12.1
北京 1996 11.0
39.4
49.62.3
上海 1996 10.0
51.8
38.01.5
广州 1996 23.6
34.7
41.72.8
社会服务业
纽约38.1
东京34.9
新加坡
32.8
汉城22.2
香港25.5
北京16.5
上海16.5
广州12.7
资料来源：张明欣：“国际大都市：离我们还有多远”，《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3期，第39页。
表6 全国城镇分行业不同经济类型就业比重（1996 年底）单位：%
国有经济单位 城镇集体 其他经济 城镇私营
经济单位单位和个体经济
采掘业90.2
8.2
0.51.1
制造业56.4 23.8 12.97.0
电力、煤气及水的 92.1
4.0
4.0 -
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55.8 38.4
2.73.1
地质的勘查业、水 98.3
1.6- -
利管理业
交通运输、仓储、 82.4
16.3
1.4-
邮电通讯业
其中:铁路运输业(a)97.72.3-
公路运输业(a)68.2
30.1
1.7
水上运输业(a)50.0
46.5
3.5
航空运输业(a)93.50.9
4.6
仓储业(a)
90.17.9
2.0
邮电通信业(a)96.42.5
1.0
批发和零售贸易、 32.8
20.9
2.7
43.7
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72.2
25.1
2.8 -
房地产业 76.69.1
4.2 -
社会服务业 44.9
12.1
6.2
36.8
社会体育和 86.3
13.6
0.1 -
社会福利业
教育、文化艺术
98.31.7
0.9 -
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科学研究和综92.45.6
2.0 -
合技术服务业
其他
注：不包括乡村从业人员；以各行业从业人员数为100。
a是按各行业职工人数计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28页；《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102页。
开放建筑业市场。建筑业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也是重要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迄今为止，在全国各个产业部门中建筑业的对外开放度程度最小。据统计，1996年外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占建筑业企业个数的1.9%，从业人员仅有17.3万人，占全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0.8%，固定资产净值占全行业总量的0.85%，总产值占全行业的总量的1.2%[17]。这表明，建筑业对外开放潜力极大，大量吸引外资进入国内建筑业市场，有利于促进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市场竞争，提高建筑工程质量，扩大该部门的就业容量。
开放旅游业市场。旅游业既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是一个发展潜力最大的服务业市场。首先，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之一，据联合国统计，1994年全世界旅游收入为3467 亿美元， 旅游人数为5.46亿人[18]。其次，该产业具有明显的直接或间接产业链带动效应， 所谓“一业兴旺，百业昌盛”。据国际旅游组织资料表明，旅游直接部分创收1元，商业、饮食、饭店、交通等相关行业能增加收入8元；旅游部门每按排一个就业人员能为社会创造5个其他就业岗位。还有， 旅游业是“无烟工业”和“朝阳产业”，有利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再有，旅游业是收入增长需求弹性最大的部门，既随着人均收入不断的提高，人们对旅游消费需求超过人均支出增长，旅游消费支出占各人消费总支出或全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将越来越高。目前我国旅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96年全国旅游人数超过5000万，其中外国人达674万，港澳台同胞4422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超过100亿美元[19]，但是还有极大的发展潜力，1994年美国旅游收入为604亿美元， 法国256亿美元，意大利为239亿美元，西班牙219亿美元，英国152亿美元，德国为111亿美元[20]， 这些国家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旅游资源都不如中国，但中国1994年只有44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特别是我国大中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方向就是要大力发展旅游业，使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也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渠道。因此，放开旅游业市场、规范旅游业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促进旅游业大发展的重要条件。
开放零售、批发和餐饮业市场。就大中城市就业构成而言，零售、批发和餐饮业应当成为主要就业渠道。例如，香港1995年批发、零售和旅店，就业人数高达825万人，占香港总就业人数的27.5%， 成为第一大就业部门，制造业占17.8%[21]。1996年北京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就业人数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比重的14.8%，而制造业占28.1%，上海分别为13.1%和45.5%，天津分别为13.6%和39.5%，重庆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相当于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就业人数的2倍[22]。 这些大城市零售、批发和餐饮业就业比重都大大低于香港的比重，而制造业就业比重却大大高于香港的比重，这说明，这些城市在提高就业能力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只要放开商贸市场才能吸引国内外投资者，从而大幅度提高这些行业的就业比重，使之成为最大的就业行业。放开零售、批发和餐饮业市场，可能会对按传统经营方式的当地企业构成竞争威胁，这并不一定是坏事，既可以有利于市场竞争，迫使国内厂商提高服务质量，改进经营方式，又可以创造许多新的就业岗位，但也可能使不少企业因竞争无力而裁员。
开放电信服务业市场。电信服务业既是未来增长潜力最大的市场，也是吸引国内外投资最有潜力的部门。1998年2月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下，66国达成电信市场自由化协议，将使未来几年内国际话费下降4／5，全球电迅市场规模将增大1—2倍。我国邮电通讯业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几乎是独家垄断。1996年全国邮电通讯业职工为115.4万人， 国有经济单位比重高达96.4%，集体经济单位和其他经济单位分别为2.5%和1.0%（见表6）。无论是对内或对外开放程度都是最小，除了邮政之外应当坚决打破独家国有通讯企业的市场垄断。应允许国内国外投资者进入电信服务业市场，允许建立各种电信公司，参与公平竞争和公开竞争，这本身会成倍地扩大该领域的就业规模。
开放教科文卫服务业市场。这些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人们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服务形成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以往我们都是按照计划经济模式来处理超过基本公共需求的属于市场需求或属于私人需求的服务，大大限制非国有经济和国外投资者进入这些行业，因此国有经济占同行业就业总数比重太高。1996年全国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就业人员约2152.6万人，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约2050万人，占就业总数比重为95.2%，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为98.3%，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为92.4%，卫生、体育和社会副利业为86.3%（见表6）， 这些国有经济单位还成为国家财政支出巨大包袱，集体经济单位占就业总数比重为4.5%，其他单位仅占0.25%。开放这些服务业市场， 允许非国有经济和国外投资者从事非义务教育以上阶段的中高等教育、职业培训、专业培训，非公共卫生服务的私人医疗和护理、特种疾病治疗，各种文艺演出、体育表演和竞赛，以及其它许可的文化市场，大规模削减这些行业中的“财政供养人口”，大幅度地减少国家财政支出用于养人费用。
开放市场或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纠正过度干预，转向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市场竞争。通过市场发展，扩大就业。
开放服务业和建筑业市场既是大中城市“退二（第二产业）进三（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也是扩大就业需求的主要途径。放开市场和外商投资如同技术进步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会产生新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可能摧毁旧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它可以为新生的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提供较高收入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可能威胁文化程度较低的、适应程度较差、年龄较大职工的“饭碗”；一方面它引入了新的经营方式和竞争机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冲击旧的经营方式，打破原有的垄断格局。这必然产生新老人员、新老企业、新老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从短期看，会造成失业人口规模扩大；从长远看，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日益开放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市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国内市场是等于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之中，获得更大范围的比较利益，使我们在处理和解决国内的重大挑战有了更多的手段和选择空间。所谓对外开放，就是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国内市场，而不是半开放半保护，也不是有的部门开放，有的部门不开放。开放市场特别是服务业市场意味着引入国际竞争机制，迫使我们“与狼共舞”，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坏事，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总之，作为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大幅度减少劳动力供给既是缓解就业供求矛盾的临时性措施，也是长期性政策。就全国城镇而言，如果能够采取上述有效措施，在今后三年内减少劳动供给量超过2000万人，其中延迟15—19岁青年就业人口500万人， 退休人员约1200万人，下岗职工中离开正规部门300—400万人。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以及开放各类服务业市场，有可能在今后三年中产生1500—2000万新增就业岗位，这对于缓解本世纪末全国城镇就业供求矛盾、降低高失业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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