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看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构建和谐社会论文,作用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06)02-0005-06
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为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服务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统一战线有着独特的政治优势和重要作用。本文拟从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角度，来研究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在讨论国家与社会分离的问题时，首先要明确“市民社会”的概念。“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含义的变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在古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是同一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三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所谓市民社会，往往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其含义与政治社会并无不同，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野蛮)社会的概念。现代市民社会概念反映了近代欧洲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现实。黑格尔在吸收了众多思想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现代市民社会概念。他认为，市民社会是在西方近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的、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实体社会，它以利益追求、需求满足，以及与这种追求和满足相联系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伦理为核心。市民社会包括家庭、与家庭分离的经济组织、财产权、规范市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和契约制度、与合理化的利益追求相关的行为规范，以及其他各种具有专门化功能的社会组织和职业群体，如各种行业组织、雇主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各种公共服务机构等。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合理内核，纠正其缺陷，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非国家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秩序、结构和过程。具体来说，市民社会应包括“两个层次三个领域”的内容：个人或私人层次，它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和目的所在；团体或组织(应含经济组织)层次，它是市民社会活动的一个基本单位；经济生活领域，它以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为目的；社会生活领域，它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或交往需要为目的；文化生活领域，它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目的。在从事满足自己利益和需要的活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将形成三方面的关系，这就是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关系(意识形态结构)，它们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些结构的作用或功能在于，保证物质的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文化的再生产，以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方式顺利进行。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一批学者(如帕森斯、葛兰西、哈贝马斯以及柯亨和阿拉托等人)对市民社会概念作出了新的阐释。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应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他们的理论和主张，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同时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市民社会的形成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公共生活提供了一个自由而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由于国家与社会分离，社会得以组织化，从而使得公民可以有序地通过民主途径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公共政策制定。没有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近代的资产阶级宪政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是主导方面，是基础、根源。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一，引起人性的分裂。社会的现代性发展引起人性的分裂，过去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相融合的社会形式逐渐被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分离所取代，国家与个人之间从过去的紧密结合演变为二元分裂。随着市民社会中各种公共服务职能的日益专门化和市场化，随着政治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不断发展，个人对于市民社会的疏离感也开始显现。市民社会本身具有一种无限的现代性发展趋势：个人日益独立和自由，人性则日趋分裂，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第二，造成合法性危机。政治革命将政治功能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之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也处于一种疏离的关系状态。虽然宪政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这种疏离状态，但是，随着个人在现代世界中的无能为力感日益增强，个人对于公共事务日益冷漠、参与意识趋于下降，从而动摇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政治参与，形成了政治社会的“合法性危机”。第三，国家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人权)相对立，国家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成为压制社会、侵犯人权的祸首。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矛盾，是其经济基础、经济关系的必然反映。第四，人沦为“经济动物”，导致国家对社会的失控。国家与社会分离带来这样的危险：国家权力越是“強大”，越能保证公民更好地追求经济利益和“自然权利”，而公民就越是沦为“经济的动物”，他们的离心力也就越大；市民社会越是扩大，国家权力的影响和控制力就越是微弱。一旦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完全失控，那么，在外敌入侵和内乱等极端状况发生时，整个民族必然陷入毁灭性的灾难。
近现代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带来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提出或采取了以下办法：
第一，保持国家的力量。国家主义认为，国家高于社会，市民社会是由追求自我利益和需求满足的、具有特殊性的个人所组成的，而个人特殊性的独立发展将导致道德蜕化；市民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匮乏和贫困也会带来混乱，而只有国家才能结束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国家是普遍道德的源泉和制止贫困的积极力量。这种混乱状态只有通过有权控制它的国家才能达到调节。因此，它们主张，必须将社会整合、防止社会失范的功能赋予政治国家，在赋予个体以权利的同时，国家应该保持足够的力量，使个人的特殊利益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要求统一起来。
第二，用民主程序来加以衔接。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用民主程序来加以衔接。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对立，而更可能是一种互补。社会成为公民和国家之间的中介，在许多方面，国家通过社会对公民进行管理；同时，社会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国家的不正当侵犯，公民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社会这种渠道合法、平稳地表达。一定的权力和利益均衡具有微弱的规范意义，这种规范意义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法治国家的补充。
第三，建立权力分立的体制。许多学者认为，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情况下，市民社会须通过立法权的机关来参与政治国家的事务，政治国家则要通过执行权的机关来干预市民社会的事务；前者通过立法机关实现自己特殊的私人利益，后者则通过行政及司法机关维护普遍的共同的利益。要完成上述任务，只有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才能达到目的。
第四，建立社区。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情况下，社区作为一种具有“反现代性”的地域性和合作互助功能的微观社会组织，可能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拨重新唤起人们的公共意识。换句话说，市民社会本身具有一种无限的现代性发展趋势——个人日益独立和自由，人性则日趋分裂，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社区则具有由地域性和出自“本质意志”的自然亲情及文化纽带所赋予的反现代性特征，因而可能在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分裂状态上发挥作用。
第五，采用行政吸纳政治体制。有学者提出，“行政吸纳政治”主要指“行政的政治化”，其关键不在“政治”，而在“经济”。也就是说，重建政治权威的途径不是依靠政治(如社会动员或群众运动)，而是依靠经济的发展。统治阶层与其他社会精英的合作，不是基于共同的政治责任和认同感，而是由于经济利益的一致。“行政吸纳政治”的本质在于，政治已经变成一种经济管理，一种地地道道的“家政”。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的理论和观点对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往往是综合性起作用的，即在政府决策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几种理论。政府对社会发展作出的决策，往往是多种理论和观点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分析中，我们应当了解这些理论和观点，不然就不能从理论上认识西方社会发展的政策和主张。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包含着政治文明建设。当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当然，这个过程显示出中国特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与社会分离后成为压制社会的力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我国，虽然也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但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对抗性的。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与社会是同一的，因而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现象，社会结构是集中化、一元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市民社会(也有学者称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并发展(如我国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迅速发展)。这种变化使共产党执政能力面临考验，需要重新协调与社会及个人的关系。过去，国家与社会同一，共产党执政就是直接领导一切；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共产党执政，表现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是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表现在与社会的关系上，是党对社会的领导。国家权力退出了许多社会领域，但这些领域不能失控，一些原东欧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社会失控。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一方面扩大了社会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不和谐的条件。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我国也可能存在，尽管表现形式不同。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社会发展中的两大课题：
一是如何平稳度过社会矛盾凸显期。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其主要表现为“四个多样化”趋势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即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这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带来深刻变化，也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们的精神风貌、思想观念、道德风尚朝着更加民主、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和管理监督等尚不健全、不完善、不到位的情况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抬头，导致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扭曲。改革越是深入，各种深层次矛盾就越是凸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成员、不同的经济组织因竞争能力的差异、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的不等而形成的一定的收入差距是正常的。但是，在利益关系调整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容易引起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激化，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化解矛盾、协调关系，实现大团结、大联合。
二是如何组织有序的政治参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的参政愿望更加强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原有的阶层、集团政治参与意识更强了。比如，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新的社会阶层在发展中会提出政治参与的要求。比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其代表性人物增长了政治参与的意识。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个人都归属于单位，是“单位人”；单位对于每个工作人员，不仅有行政上的领导权，而且负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责。在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许多个人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没有明确的固定的单位)；二是很多单位(如企业、事业单位)的功能发生变化，把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移交给了社会。这种变化使得组织政治参与的情况更为复杂，任务更加艰巨。我国政治体系的容纳能力是巨大的，但由于制度化建设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因而政治体系容纳能力的实现是逐步的。这个过程的存在，就要求组织公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如果不能满足人们政治参与的要求，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必然下降；如果人们的政治参与是无序进行的，就必然会损害政治体系。这些都将造成社会矛盾，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危机。
国家与社会分离，产生了社会不和谐的条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如果在国家权力退出社会领域的同时，党也退出这些领域，就必然造成社会的失控；而如果党在这些领域仍然保持原有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不可能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党如何实现对社会的领导，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课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社会发展两大课题方面，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理论，也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我们应当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发挥我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社会与国家分离后，需要有一个新的结构体系来整合。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就是现成的结构体系。第一，统一战线是范围广泛的政治联盟。在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成为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第二，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根本任务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目前，我国还存在着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所有制的状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沟通感情、联络友谊、凝聚人心的独特优势，广泛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团结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第三，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任务主要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基本战略，是党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一大重要法宝。
通过爱国统一战线，我们党可以有效解决社会发展的两大课题，从而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
一是通过统一战线，可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协调各种关系，实现大团结、大联合，从而平稳度过矛盾凸显期。统一战线具有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的功能，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都凝聚到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上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第一，统一战线可以通过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在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充分照顾到各方面的具体利益，从而为大团结、大联合提供政治制度方面的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成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体现了我国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坚持和完善这些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也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第二，统一战线可以通过协商机制，使有关方面在产生矛盾时，经过协商求同存异，在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增进了解、消除误会，从而防止了矛盾的激化，并使矛盾的化解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通过统一战线，可以使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得以缓和并化解。第三，统一战线可以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使党和政府的决策更加民主化、科学化，从而减少失误，防止一些矛盾的产生。统一战线尊重和维护统一战线成员的合法权益，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了解、掌握和反映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及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二是通过统一战线，可以有效地组织政治参与，组织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在我国，最主要的就是要坚持并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广大人民的意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这三项政治制度，都是与统一战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都体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宗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扩大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政治参与，更广泛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广泛的政治动力。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参与具有双重功能：第一，组织参政，即把所联系、代表的人们组织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在现代社会中，阶级、阶层、集团及各种社会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要通过各种形式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要保持政治局面的稳定，就应使参政在政治体系中进行和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公民的根本利益一致，但由于阶级、阶层和职业、信仰、民族等方面的不同，又各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要求，这就决定了我国公民参政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但不同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政治参与的方式、内容又有所不同。我国统一战线正是适应了这个特点，从而表现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充分实现各方面参政的要求。统一战线要利用自己的组织机制，把分散的、个人的愿望和要求，转换成集中的、有组织的参政。第二，进行政治培训，即让所联系、代表的人们认同我国的政治体系，了解政治参与的规则。政治培训既包含动员组织的工作，如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激发所联系、代表的人们的政治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等；也包含解释、说服工作，如对所联系、代表的人们进行引导，使他们提出的愿望、要求更切合实际，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政治参与是一种有限制的、有责任的行为，必须遵循政治体系运行规律所决定的规则。不遵循这些规则，政治参与就很难进行。如果出现不认同政治体系、要在政治体系外进行的政治参与，必然是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理所当然要遭到人民的反对。在我国，不允许存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组织。政治培训的能力直接体现了统一战线自身建设的水平。自身建设搞得好，政治培训能力就强。经过政治培训，既可以使更多的人认同政治体系，扩大政治体系的社会基础，又可以培育和筛选人才，使他们在政治参与中各展所长。通过统一战线，可以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统一战线组织有序的政治参与，使我国的政治体系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我国政治体系的一大特色。
在新阶段，平稳度过社会矛盾凸显期与组织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个社会发展的两大课题，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而要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必须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两大课题。第二，只有在大团结、大联合的目标下，才能组织有序的政治参与；也只有经过有序的政治参与，才能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从而达到大团结、大联合。第三，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统一战线过去更多的是强调大团结、大联合，组织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相对来讲不突出。但在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组织有序的政治参与成为统一战线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
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这种分离，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并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发展的两大课题：一是如何平稳度过矛盾凸显期；二是如何组织有序的政治参与。如果对这两大课题处置不当，就可能成为社会产生不和谐的条件。党如何实现对社会的领导，是党在新阶段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面临的重要使命，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完成的重大任务。在新阶段，党要实现对社会的领导，需解决社会发展的两大课题。
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从本质上讲是社会与国家分离后，需要有一个新的结构体系来整合。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就是现成的结构体系。统一战线具有大团结、大联合和组织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只有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这些功能，才能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来看，统一战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统一战线可以化解矛盾、协调关系达到大团结、大联合，可以组织有序的政治参与，从而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尽管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由于我们党有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通过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可以使党的执政方式适应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变化，从而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战线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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