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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学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差距
1.中国的经济学起步晚。像中国古代有许多重大发明、创造，而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一样，有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经验却没有经济科学。这是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的。众所周知，西方人更善于抽象思维，善于把某一领域里的零星思想材料整理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这点正是东方人所缺乏的。对此，江泽民主席指出：“中国古代科技有过辉煌的成果，但也有不足，主要是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善的学科体系”。我国近代学者夏炎德也说过：“片段之经济思想与政策，散见于历代各家集部，概乏整之体系，且立场多半拘于伦理，鲜有从经济观点出发者。”“在伦理的著作中论经济，且以伦理学的观点论经济，所谓‘为道德而谋经济，非为经济而谋道德’。”还有近代学者认为：以往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只专心于政治的策划，就置经济于附属的地位了。”严格说来，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当然包括经济学）是近代以来，由新一代去过西洋和东洋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欧美或日本引进或“转口”引进的，这之前的中国盛行的是“四书”、“五经”、“子言”、“诗曰”等传统文化，也即“国学”。真正进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启蒙、引进和学习，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目前我国已存在的诸如各代（或曰断代）“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也均是在西方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入以后，以西方经济科学的观点、方法来审视中国古代的典籍之后，系统整理出来的。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成熟于18世纪中叶， 其标志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而该书在我国直到1902年才由严复译成中文（当时书名译为《原富》），时间相隔近130 年，且当时的中译本并未引起国人多大注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近一个世纪里，我国几乎一直处在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模式的经济学）的阶段。关于这一点，著名经济学家李成勋等都作过详尽的论述。
尽管改革开放20余年间，在经济领域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突破，如对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合理性、生产资料的商品属性、多种分配形式存在的合理性、劳动力的商品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可、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但是，这些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突破是相对于极“左”路线的观点而言的，并非世界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突破（不可否认有些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所说：“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教材总是根据政治气候来变，成为上层政策的宣传品和注释”，或是“照抄《资本论》，没有多少新发展”。马建也说过：“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主要是由西方人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尽管中国学者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乏成熟者，但总体上依然是处于学习、研究、借鉴西方各种经济学派的阶段。”也就是说，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广义马克思主义学派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并进行理论创新，经济学的“中国范式”是近10余年的事情。这样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我国经济学要比成熟的西方经济学晚200多年。另外， 现代经济学实际上就是一部市场经济学，无疑，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研究，要比我们早得多，也成熟得多。
2.浓重的意识形态，导致对经济学理论理解的偏颇，使建国后的经济学很大程度上误入歧途。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把企业的管理科学斥之为“关、卡、压”；把当代西方经济学简单归结为“庸俗经济学”，加以拒绝；把经济学完全归结为“政治经济学”，又误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纯粹意识形态来看待，视其为阶段斗争的工具。
首先，企业管理科学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一门大的经济学科，它是适应大工业生产而产生的，因为大工业比起以前的工场手工业，有了革命性变化，它要求各工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有机地配合和协作。研究大工业生产的现象及其内在的规律，就形成了企业管理科学，它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门，马克思说，企业管理“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而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10年“文革”期间，把管理科学斥之为对工人阶级的“关、卡、压”，对其进行全面批判和否定，更谈不上经济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了。
其次，把当代西方经济学简单归结为庸俗和反动的学说加以禁绝和批判，严重阻滞了中国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学习、借鉴的通道。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胡寄窗教授指出：建国后30余年来，基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除了对马克思分析过的古典经济学和早期庸俗经济学尚能基本掌握外，对19世纪末期以来大量涌现的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几乎全无所知，即使有少数涉及它们的著作问世，大都语焉不详并持全盘否定态度。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有所变化，学术界才开始战战兢兢地介绍和引进西方现代经济学说。这之前，完全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在诊断治疗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一些疑难杂症问题所起的巨大作用，更看不到其中有很多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和市场经济机制正常运行的内在要求有着内在联系，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经济学本身具有的这些一般规定性、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并不因为国家或制度的不同而有什么不同。因为资源稀缺及其有效配置是任何社会都要遇到的问题；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也是任何社会的目的。在使稀缺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和手段上，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之间是有相同之处的。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各国经济一体化格局正在迅速形成，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日趋一致，如环境、人口、资源、就业等重大问题都一样严峻。面对这些问题，西方经济学家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学几十年的拒绝，无疑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
再次，错误地将经济学全部归结于政治经济学，进而又把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误解为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政治”，使经济学完全意识形态化了。须知，“政治经济学”是相对于“家政学”而言的，这里的“政治”，根据经典作家、该词发明者们的本意，是指“国家”和“社会”的意思。由于我们的误解，导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政治经济学，既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反映，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必然发展，它甚至基本没有很好地指导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被完全强化为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工具，仅仅作为一门纯政治理论课。 拨乱反正2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知道经济学是一个包括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部门经济学、边缘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门类，囊括800 多门分支学科的庞大学科家族。所以，那种过分强调经济学阶级属性的倾向，看不到经济学所具有的社会一般规定性，无疑是错误的。
3.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僵化与落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一直处于西方经济学的启蒙阶段，引进和学习的主要是一些入门的基本知识，当时要么还没有达到目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充分运用高等数学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的阶段，要么仅是这种情况的规范性介绍，运用的方法绝大多数是规范分析。而建国后，又一概拒绝现代西方经济学，闭目塞听，几十年一贯制；另一方面，就是把经济学当作纯粹的政治说教，或者至多仅是去诠释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当然在方法上使用的也是规范的定性分析方法。中国经济学表现出的这种过多倚重甚至迷信规范分析方法的原因，其主要根据大多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那句话，即“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我们认为，将马克思的这句话理解为马克思经济学只是提倡和注重规范分析，是不对的。准确地说，“抽象力”，或曰抽象分析并不否认实证分析，因为数学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抽象，是逻辑的最高层次。马克思历来也很重视实证分析的，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凡是了解西方经济学说史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经济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如马克思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分析是相当实证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了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以及众多的统计图表。有人甚至认为，没有数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众所周知，马克思也是一位数学家，他的《数学手稿》就是一部高等数学研究专著。关于数学的意义，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他的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早期运用的有益尝试。时代变化了，计算手段发生了革命，出现了计算机，当代西方经济学已经高度数理化了，经济学甚至还可以进入实验室（当前西方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学实验室，出现了成熟的“实验经济学”或称“实验室经济学”学科）。我国在1994年也建立起了首家经济科学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科学实验室。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有各种复杂多变的比例和数量关系，并且这些关系又是客观的、有规律可循的，它们完全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而高等数学的研究对象就是量和图形的变化，其方法是动态的、联系的、辩证的。所以，运用数学方法分析经济活动，完全能够适应客观经济过程的多变性，用数学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同“经验”的结论相比，特别是在经济体制已定的情况下，要科学和可靠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和颁奖以来30年间的43位得主中，绝大部分是运用定量的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最具应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学科，在我国，不应再抱残守缺，而应打开国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最新研究方法，弘扬马克思运用数学、大量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的好传统。
二、中国经济学如何挑战诺贝尔奖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与19世纪“西学东渐”的时代比较而言，既无内忧，又无外患，我们还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又有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作为借鉴，中国的经济学有条件、有能力自强、自立于世界经济学之林，应当勇于向诺贝尔经济学奖挑战。
1.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划清学术与政策之间的界限，遵循学术研究规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1965年确立的繁荣我国学术和文学艺术的基本方法。“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在学术上，就是强调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其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争鸣和实践来判断，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去判定。这一方针是非常正确的，也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学术研究崇尚自由、怀疑和反思，这是由其品格所决定的。然而，由于在我国长时期里政治过多地干预学术，“双百”方针执行得不好，导致谬误的泛滥和学术的空白。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顾准的市场经济理论等均遭到了野蛮地批判，仅仅是这两方面的错误，导致我国多出生了几亿人口和国民经济的屡遭挫折。因此，在今天和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首先应进一步全面贯彻“双百”方针，在学术上提倡怀疑和反思，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遵循学术规范，真正开展诺贝尔奖精神所崇尚的具有“开拓（Pioneering）意义的经济学研究。
其次，摆正学术与政策的关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学术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学术研究让位于政策的解释、宣传、成了吹鼓手。对此，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很多理论性文章只是去做解释性工作，把自己的理论研究降到仅仅为现行政策做解释的地位。”因此，必须摆正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其关系应是自然科学中的成果开发与推广应用的关系。学术研究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制定和实施政策就是学术成果的推广应用过程，而不是颠倒过来。无数经济学家的无畏探索，得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结论，最终为邓小平同志与党中央所肯定，并成为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思路。这是对商品经济的杰出贡献，也是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我们已经初步尝到了决策科学化的甜头。如何减少从成果产生到应用之间的时间和代价，减少行政干预，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在学术问题上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了很多政治笑话。著名的37位院士曾发出过呼吁：“任何一位领导，即使本人也是有高度成就的科学家，也无法对所有专业的每一个细节问题都了解清楚，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务必坚决避免行政干扰，我们衷心希望各级领导同志能对此严格把关。”经济学作为一门治世致用之学， 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囊括800多门学科的庞大家族，其中更多的分支是研究生产经营管理以及其它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与其它社会科学相比，无疑经济学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财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在经济学的研究上，应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避免马寅初、顾准式悲剧的重演。
再次，遵循学术研究规范，杜绝学术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科学崇尚的是创新，须知，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崇尚的“开拓”不仅仅是创一种新观点，更主要的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和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却严重缺乏这种精神，经济学界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还在注释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大部分的经济学著述很难谈得上有真正的新进展，似曾相识的官样文章比比皆是，缺乏一定的学术规范。我们应当明确，一个经济问题在确认其成为问题之前，在研究、写作之前，应当首先考察该问题的学术史、学术领域范围、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等。
2.经济学在主流上必须由定性的规范分析研究转向定量的实证分析研究。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表明：在经济体制和理论模式还未成熟时期，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依赖规范分析（当然并非一点数学也不用），而当理论模式趋向确定，经济体制已经确定（市场经济已经成熟），主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确定理论模式或经济体制模式，而是要研究给定体制下的特定变数，这时更多地应是采用定量分析。在发达国家，由于经济体制和理论模式已经成熟，经济学研究主要依赖的是实证分析方法，在那里，任何新经济理论的提出，都需要计量分析的支持和证明，否则，只能被当作“假说”，没有人能接受这种理论。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已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已开始建立，且有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模式作借鉴，我国加入WTO的谈判已经全部结束， 社会经济很快就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因此，我国的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变主流上的泛泛定性分析为更易操作的实证性定量分析。我国的经济学家不应惧怕经济学的数学化，而应努力补好这一课，跟上时代的步伐，使自己尽快融入国际经济学的主流中去，为我国经济学挑战诺贝尔奖打下坚实的基础。相比之下，我国的经济学在这方面有很大差距，绝大多数著述只有文字说明，没有数量和经验上的实证，因此，往往陷入概念上的争论不休，逻辑上的混淆不清。提出的政策主张也只有方向性的意见，而没有具体的量化。可见，以量的分析来补充质的分析，是使我国经济学界提高研究水平，更好地指导经济改革和发展，使我国的市场经济走向成功、走向世界，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必然要求。当然，矫枉不能过正，任何时候都需要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中也有这方面的获奖者，如制度经济学派的得主缪尔达尔、舒尔茨等就是例子。
3.加大与发达国家经济学界尤其是诺贝尔奖得奖率较高大学经济学系、所的交流。中国的近代历史表明：“西学东渐”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肇端，经济学发源于欧洲，发达于欧美，并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定量和可实验的阶段。相比之下，我们无疑大大落伍了。这种情况在其它学科中也大致如此。所以，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量向欧美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大量引进、消化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文化，派遣了大批考察和留学进修人员。当然，这主要还停留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认为，发展我们的经济学，急需要借鉴、学习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学，其措施应有以下几个方面：（1 ）大量翻译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著述，特别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述；（2 ）大量派遣经济科学方面的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学及其方法；（3 ）中青年经济学者要进行经济数学方面的进修、补习和深造；（4 ）参照发达国家大学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加大我国高校经济类大学生、研究生数学课的广度和深度；（5）经济学专业的招生也要面向理工科考生， 以改变现在“文科”气息太浓的状态，还现代经济学文理渗透学科特点的本来面目，更好地适应经济学数理化的大趋势，适应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需要；（6）宣传和普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及其意义、程序等知识， 引导经济学人勇攀科学高峰。这一点过去我们做得很欠缺，如我国最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三大卷竟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词条，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4.立足中国，找准切入点，尽快在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我国的经济学经过百余年的引进、消化和吸收，特别经过近一、二十年的大量借鉴，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基础，社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有了长足地提高，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指日可待。我们有自己的世界级经济学课题——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以及如何相容等问题。这些课题我国学者已作过大量探讨，也引起了世界经济学界的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说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也只是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证明其能否可行，如果在公有制制度的基础上也能建立起市场经济，则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这一被我国学者称作“新瓦尔拉斯之谜”的解决，就足以使我们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此，《经济学消息报》总编高小勇赴美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有好几位表示，如果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成功，能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对接起来，并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说明，他们一定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推荐。我们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这一难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地解答。
其次，我国夺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有了一些具有相当知名度和理论贡献的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预言：“在 21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家会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再次，不可否认，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富丽堂皇的数学模型下也掩盖着其哲学底蕴的贫困。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在哲学上进展不大，仅有的进步不足以将西方经济学带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近百年来除数学以外的成就，缺少哲学意义上的飞跃。不可否认，现代经济学面临危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对我们而言，这恰恰是一个好机会。谁能认清方向，为现代经济学找到出路，谁就有可能领导世界潮流，从而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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