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室论文,气体论文,目标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了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进一步昭示了应对气候的紧迫性，也显示了对大气中温室气体危险浓度水平和长期减排目标认识的强烈意向，使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2007年12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路线图”，其核心是要在2009年制定出发达国家2012年后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以及确定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有实质效果的具体的国内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行动。在今后两年围绕上述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将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在巴厘岛会议上通过的确定长期对话进一步行动安排的“巴厘行动计划”案文中，虽然没有按照欧盟意愿将一个明确的全球减排长期目标列入案文，但仍将其列为一个要素纳入下一步谈判中(UN,2007)。IPCC报告中关于未来不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温升关系以及实现各种减排目标的成本与潜力的评价，将会成为国际社会谈判全球减排长期目标的最权威依据。
全球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的选择直接涉及各国的根本利益，它将考量各国先进能源技术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甚至有可能改变世界的竞争格局。如果全球确定了一个量化的长期减排目标，发达国家按《京都议定书》模式一旦确定了其量化的承诺，实质上对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限定了排放空间，这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为发展中国家规定量化的减排义务，很可能远远超出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从而危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对全球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的选择，既有其科学性问题，又有技术、经济和市场的可行性问题，更有各国根本利益的竞争和平衡。对IPCC报告中的相关评价和结论也需要全面分析，深入理解，避免在国际谈判和世界舆论中被片面发挥或有意误导。
一、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对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的认识和结论
IPCC第二工作组评估报告显示，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暖对全球水平的自然和生物系统产生了可识别的影响，并预计全球升温3℃-4℃对世界主要自然和经济领域的不利影响可能明显增加(IPCC,2007)。第二工作组评估报告草案中曾意欲把升温3℃和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550ppm作为危险气候的临界水平，虽然由于中国等国家科学家的反对未能通过，但最终报告中仍显示不同温升水平对自然和经济领域的不利影响大都在3℃-4℃范围内达到严重程度。如果把未来平均温升控制在3℃-4℃，第三工作组评估报告显示，其相应温室气体浓度需稳定在550ppm-650ppm
当量的水平。依据其相应排放轨迹，到2050年全球排放量需比2000年的排放水平略低或稍有增加(IPCC,2007)，表1即第三工作组评估报告给出的对应值。
第三工作组报告根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类模型研究成果，对未来全球减排成本与潜力做出评价，并对各种减排目标下全球的宏观成本进行了估算，见表2、表3和表4。
在短期和中期减缓（至2030年）中，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类研究均表明在未来几十年对减缓全球GHG排放有着相当大的经济潜力，这一潜力能够抵消预估的全球排放增长或将排放降至当前水平以下。长期减缓（2030年后），通过部署一套技术组合能够达到如表4所示的稳定水平范围。
多种温室气体减缓朝着稳定在445ppm和710ppm当量之间水平发展的全球平均宏观经济成本，与实现各种长期稳定目标的最低成本轨迹基线相比，到2030年处于全球GDP降低3%和有小幅增长这一范围内，到2050年处在全球GDP下降5.5%至增长1%之间，对GDP年增长率的影响均不高于0.12%。
IPCC报告所引证的模型研究表明，到2030年碳价升至20美元—80美元／teq，到2050年升至30美元—155美元／teq，其减排效果即可将温室气体浓度在2010年稳定在550ppm的水平。其技术减排的边际成本到2030年也将不高于100美元／teq。第三工作组报告还显示，按目前发展趋势，203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还将比2000年增长25%-90%，其中能源利用的C0[,2]排放将增长40%-110%。排放增量的2/3-3/4将来自非附件I发展中国家，而上述经济减缓潜力大约2/3也来自发展中国家(IPCC,2007)。二、对IPCC报告相关结论的分析
IPCC报告显示，温升超过3℃-4℃将对自然和经济领域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其相应的温室气体浓度为550ppm到660ppm水平，而全球具有稳定该浓度水平的经济减排潜力，且其成本和代价是可以接受的，以此作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长期目标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推论可能形成误导。IPCC报告中讲的经济减排潜力考虑了社会成本、效益和社会贴现率，假定市场是透明的，排放交易被普遍采纳，市场效率因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而得到改善，障碍得到克服或削弱，无交易成本和政策执行的代价，并使用技术上可行的总成本最低的方案，以此得出的是在特定政策驱动下优化技术组合的理想化结果，而没有考虑实施过程中的各项现实障碍，因此经济减排潜力远非可实现的市场减排潜力，特别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实现的减排潜力将会远远小于经济减排潜力。
（一）对“自上而下”模型的分析
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各减缓方案的潜力，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关减缓方案的综合信息，并抓住宏观经济反馈和市场反馈。以经济学模型为出发点，以能源价格、经济弹性为主要的经济指数，给出宏观经济变化引起的能源系统供求关系变化，能够较好地描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作用，以及资源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适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和能源政策规划方面的研究。自上而下的模型包括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等。在众多经济分析模型中，CGE模型逐渐发展成为该领域的主流分析工具之一。
CGE模型是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其理论基础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Walras一般均衡理论，描述经济系统中各主体的行为特征，在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同生产者的供给之间达成平衡的过程中对市场出清价格的形成进行模拟。通常CGE模型中将能源系统简化为一个或者几个与其他经济部门同质的生产部门，而它们生产的能源产品则看成是与资本、劳动力一样的生产要素，彼此具有替代关系，且与资本、劳动力也有替代关系。由于CGE模型基础理论清晰、结构规范、代码公开，能够进行多种政策分析，许多国家都开发了自己的CGE模型用于本国和世界的环境及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研究，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模拟功能促使它广泛地应用于气候政策的定量分析（Weyant,1985:548-563; Bhattacharyya,1996:145-164；王灿等，2002:435-438）。但这类模型也存在诸多局限和可能的偏误；
1.微观经济学的理性假设。CGE模型中的需求和供给条件建立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分别寻求福利或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基础之上。也就是说，CGE模型假设家庭和企业最终都会有效率地对任何政策变化做出响应。这一假设同样回避了现实的情况。
2.比较静态分析。CGE模型反映的是各种均衡状态，一般认为适合于长期比较静态分析，而不能给出由一个状态调整到另一均衡状态的具体过程。
3.技术组合的表达。自上而下模型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资源生产和利用技术描述比较抽象，资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变化原因不够清晰，不能对能源系统内重大技术进步进行模拟。虽然可以通过在CGE模型中，用技术组合的形式描述能源部门的生产过程，替代原来的生产函数，但该类模型中嵌入的自底向上模块只在部门内部进行技术间的替代，而且对于数据搜集工作要求也过高。根据这几年实际应用，这类模型更多的是用于对某个具体的能源部门进行研究分析，例如分析电力部门的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影响等(Schafer et al.,2005:1-24; Sue,2008:547-573)。
4.关键参数的可获得性。CGE模型中参数数量庞大，关键的替代弹性和效率等参数需要外生，这使得分析结果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Wene,1996:809-824)。模型中的大部分参数是通过校准得到，其可靠性受到计量经济学家的质疑(Jorgenson,1984:139-203; Harrison et al.,1993:99-115)。
5.模型的稳定性。一些研究还表明，模型的稳定性普遍不理想，受基准年(Roberts,1994:189-210)、参数(Alberetal.,1999:75-94)、函数形式(McKitrick,1998:543-573)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总之，“自上而下”的模型一般假定市场是透明和完善的，信息是对称的，各项减缓措施的实施不存在障碍，对于激励减排的碳税等财税政策，市场均能自动响应并迅速反馈，而且碳排放贸易得以普遍存在，且无交易成本。模型所给出减排潜力是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经济成本和效益的最优减排方案组合，也可以说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值。而现实世界要复杂得多，不仅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差异很大，而且各项政策的实施和新技术的推广都存在诸多非经济因素的障碍。特别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经济不完善，缺乏完善的政策法律体系和激励机制，企业竞争力低，经济体系比较脆弱，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多，社会矛盾复杂，其经济政策往往需要在多个目标间权衡，而实施过程中又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目前发展中国家一般技术比较落后，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维持其经济竞争力，不可能采取大力度的经济杠杆手段来促进减排。即使增加20美元／teq的碳税，其每吨煤炭的价格也要增加近40美元，相当于目前煤炭价格翻番，过急和过激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超出经济体系的承受能力。终端能源价格的上涨也会使低收入家庭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从而影响社会的公平和稳定。推进减排的宏观政策需要综合的研究并实施各项配套政策，也需要较长时期的渐进过程。模型中的假设条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情况的适用性可能本身就存在较多的问题。
（二）对“自下而上”模型的分析
自下而上的研究是基于对减缓方案的评估，突出强调具体的技术和规定，一般是针对行业的研究，这类研究将宏观经济视为不变，将各个行业估算进行综合累计。在IPCC报告中所有的稳定情景一致认为，全部减排中的60%-80%应当来自能源和工业行业，目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更多地集中在这些行业。该类方法对以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为基础，通过系统内的各环节的流量投入产出的均衡分析进行详细的描述和仿真，并以能源和工业生产方式为主进行供需预测及环境影响分析。这类模型中各种政策分析功能的最终结果都是通过技术路线选择来体现的，在选择方式上，占主流的模型是基于优化模型思路，在完美市场假设下根据能源系统总成本最小化来进行技术路线选择，以能源供应、转换为中心，用于分析高效能源技术的引入及其效果的模型，目前较著名的有以IEA为核心开发的MARKAL模型和IIASA开发的MESSAGE模型等。少部分模型没有采用优化思路，而是完全由模型操作者根据方案想定技术选择路线进行情景分析，以能源需求和能源消费为分析对象，对各部门由于人类活动变化所引起的能源需求和消费方面的变化，进行详细分析计算的模型，例如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开发的LEAP模型(Manne et al.,1979:1-37)。
MARKAL和MESSAGE模型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筹学的多目标规划理论、线性规划和混合整数规划方法，给出了以底层单元的技术经济微观变化引起的综合效应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利用分散的数据对各种技术、工艺流程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在评估资源生产技术的替代效应上有较高的可信度，清晰地说明了资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变化的机理，以及技术的引进导致了资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的变化和能源系统成本的变化等（IAEA,2002; Richard et al.,2004；魏一鸣等，2005:159-170）。但这类模型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
1.完全信息和严格理性的假设。此类模型并没有模拟在特定情景下人类会如何行动，而是假定在成本最小和可行性约束下，各决策主体掌握充分的信息和对全期优化的洞悉，严格理性进行决策。这在实际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产生的成本和代价也被忽略了。
2.客观数据的可获得性。自下而上的模型虽然擅长对能源系统进行模拟和仿真，但是由于很难收集到能源技术的数据，只能用关键技术或虚拟技术来代替其他技术的作用，对于真实系统运行的模拟往往过于简化。如MESSAGE在SRES和第三、四次评估报告中的应用也主要得益于IIASA构建了包含3000多种能源技术的数据库C0[,2]DB（包含技术参数、经济参数、环境影响参数等）的支撑，但如此庞大规模的数据库的代表性仍然有限，而且目前使用的数据相对陈旧，更新同样是很大的问题。
3.伪优化的可能性。所有动态线性规划方法求解，结果往往是一种终端需求只采用少数几种甚至一种终端技术满足需求，需要添加约束条件。但是，添加过多约束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技术优化模型蜕化成为核算模型。
4.技术进步的复杂性。几乎所有的情景都假设在本世纪内将会发生技术和结构上的变革，虽然能源技术是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但是在能源系统的建模和分析中，能源技术却始终是最薄弱的环节。自下而上的模型虽通过引入学习曲线，让技术的成本随容量的增加而逐渐下降，增加了对技术改进和先进技术开发的动态特性的描述，但学习曲线的系数基于历史数据或参照通用技术发展的轨迹，其有效应用只局限在少数技术中，而且往往人为判断的作用较大(Weyant,2004:501-515; Riahi et al.,2004:1309-1318; Leon et al.,2006:409-424; Seebergts et al,.1999; Zwaan el al.,2002:1-19)。技术进步与自身技术系统上游和下游技术的相应进步，以及其他技术如通用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密不可分。自下而上的模型对R&D研究和技术溢出效应（技术变迁的系统性）也缺乏有效且充分的量度，基于规模递增和R&D研究的双因素学习曲线(2FLC)尚在开发中(Gritsevskyi et al,.2000:907-921)。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过程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耦合作用，其结果是不可预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在自下而上的建模过程中被逐级放大。而针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的描述目前引入了Monte-Carlo方法，其改进的程度也待评估，一般往往高估了技术进步的潜能(Barreto,2001)。
5.系统间反馈作用的影响。自下而上的模型假设能源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系可以忽略，只关注能源系统内部细节，没有考虑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只将包括生产、转换和消费的能源系统作为研究边界，经济系统只被看作是提供外生变量——能源服务需求的外部环境，忽视价格变化对技术成本的影响，从而缺乏对一般经济和非技术市场要素的反馈作用(Tobias,2000； Wilson et al.,1993:249-263)。软连接构建混合模型MARKAL-MACRO和MESSAGE-MACRO解决了能源—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但前者的MACRO模块过于简单，虽然能够表示经济系统总量，但是没有细致到系统内各部门，从而使模型整体无法描述各经济部门与能源部门之间的微观关系和对经济结构变化进行分析，这限制了模型的研究深度，使得这类模型在实际中的应用仍然仅能关注能源系统，不适于研究综合系统问题（IAEA,2002；陈文颖等，2001:103-106,2004:342-346）；后者通常会因为两个模型的能源流、价格和技术结果不同，在重叠区域内产生连接噪声，控制噪声是很困难和复杂的，因为噪声的来源并不在重叠区域内，也正是因为噪声的存在，重要变量的不确定性分析就很难，从而影响模型结果的可靠性。此外，仍有相当部分外生变量，必须由其他模型预测得到(Messner et al.,2000:267-282)。
6.国家和区域的差异。模型默认减排可以发生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期，忽视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源禀赋以及减缓和适应能力因国家和区域不同而异。评估中没有充分考虑公平性问题，以及技术转让和相关贸易的壁垒。未来的减缓潜力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地区本身并不具备完善的市场条件(Rahul,2002:97-106)。
总之，“自下而上”的模型一般基于对各个行业的各种减排技术或政策的减排潜力进行评估，将各个行业计算进行综合累计来估算总的减排潜力，对于当前可提供的减排技术，则依据其相对成本的比较度，从经济上评估其市场潜力。对即将实现商业化的技术，则依据其学习曲线对其市场扩散速度给予限制后，即以其相对成本的比较评估其发展规模。IPCC报告中指出减排成本分别小于20美元、50美元和100美元／tCO[,2]eq情况下全球2030年的减排潜力。这种评估结果是在一定减排成本下经济可行的理论上的减排潜力，并不完全是市场可实现的减排潜力。其一，经济发展模式和技术路线具有“锁定效应”，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一般有30-50年的寿命周期，即使有更先进的技术，旧设施也不可能马上淘汰更新，技术升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周期。即使新建能源和工业设施也不可能完全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比如在发达国家已经商业化的成熟技术，由于技术的垄断、商业利益和技术吸收能力等原因，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引进上面临诸多障碍，吸收、消化和在本国形成相当大规模商业化推广的能力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周期（《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2007）；其二，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在存在诸如消除贫困、防治疾病、改善公共卫生等更为急迫和现实的威胁情况下，以20美元—50美元／teq的代价进行减排，在经济上或许是不能承受的。即使存在一些成本为负的减排机遇，也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克服资金、技术、服务等多方面的障碍。综合分析来看，到2030年之前实际上可以实现的减排潜力将是会较IPCC评估报告中给出的经济减排潜力大打折扣的。
（三）关于不确定性处理的分析
对减缓潜力评估方法的信度(Degree of Confidence)的评估是决策者对评估结果取信的重要的关注点。不确定性是对于某一未知变量的表述，不确定性源于对已知或可知事物的信息的缺乏或认识不统一。主要来源有许多，如从数据的定量化误差到概念或术语定义的含糊，或对人类行为的不确定预估。评估模型的结构和技术（如近似计算、程序缺陷等）上的缺陷也是导致结果不确定性的原因(Klauer et al.,2004:124-128)。在此我们姑且不讨论排放量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温升以及引起自然生态变化之间影响的不确定性，只就人类活动（如能源开发和利用）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这一模型模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言，未来各种相关因素不确定性的叠加将使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范围不断扩大（见图1）。
图1 不确定性因素的放大
IPCC报告中提及很多方法评估不确定性，目前主流的评价模型不确定性的方法有十数种，包括不确定性矩阵、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概率分析、NUSAP分析、逆建模、误差传递公式等。根据不确定性来源、性质和分类所构建的不确定性矩阵表明，目前IPCC报告中仅涵盖了极为有限的内容。在对减缓潜力评估中，在知道部分结果但不知道其可能性（概率）的情况下，情景分析是较为重要的一种方法。情景分析是基于对未来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分析方法，可分为基线情景和政策情景，或探索式情景和预期式情景，或定性情景和定量情景，其中定性情景即报告中所述及的“Storylines”。情景能明晰地表述对未来发展的假设，但缺乏对潜在的假设的检验，同时，假设亦不能涵盖现实的各个方面，尤其很多方面很难定量地表述(Brown,2004:367-381; Walker et al,.2003:5-17; Heijden,1996; Alcamo,2001)。概率分析能得出输出结果的概率分布和期望结果，但需要事先给出所有输入数据和参数的概率分布和关系，一般情况下这些数据同样是很难获得的。目前，MESSAGE模型对于技术和资源成本的不确定性分析即是假设其符合对数正态分布(Gritsevskyi,2000:907-921)。
IPCC报告中使用了二维尺度处理不确定性概念（见图2），该尺度基于工作组的作者对文献中某个特定研究结果的认同程度所做出的专家评判（一致性程度），以及在IPCC规则下，符合研究结果的独立研究的数量和质量（证据量）。虽然在评估报告中几乎都采用了“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一致性高，证据量中等”的结果，以及少数“一致性中等，证据量中等”、“一致性中等，证据量有限”的结果，但这只反映了模型模拟结果的频率，并非量化的不确定性概率。而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互相参照和影响的因素，因此该定性定义对于不确定性本身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图2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
关于不确定性的定性定义
（四）对IPCC报告相关结论的分析
据IPCC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减排潜力2/3左右源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低，相当多的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有几十年的差距。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比较，其减排潜力是巨大的，但是这种技术差距的缩小如同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一样，都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中国自1980年到2005年，能源系统效率提高了10%左右，能源效率提高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但距世界先进水平仍低约10%，主要高耗能工业产品的能源单耗比发达国家仍高30%左右，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仍需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2007），技术进步有其渐进的规律，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存在着极大的障碍，发达国家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履行《气候变化公约》中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或优惠提供技术的义务，而仍将商业利益放在首位，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过高的技术使用费用，使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升级上面临诸多困难。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优惠和便利的得到先进技术，其低效率、高排放的能源利用状况将难以很快改变。
发达国家已完成了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趋于内涵式增长，在人均排放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采取技术和政策手段，逐渐实现排放量的下降。而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在其人均能源消费和相应排放仍处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势必会有持续增长。在未来几十年内，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反映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共同规律，减排技术的推广应用也难以抵消能源消费增长带来的排放增长的趋势。随着其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和技术进步，其人均排放在攀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后将会趋于下降。由于减排技术和政策的实施，发展中国家未来人均排放的最高值会低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会较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提前实现逐渐减排，但是从总体上不可能逾越这个发展阶段（《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2007）。
IPCC报告侧重于对气候变化领域科学及技术和经济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强调客观性和平衡地反映各种观点，而不提供政策处方。由于较多地汇集了减排潜力和成本评价的结果，而对实施障碍和解决途径等政策领域的评价较少，其结论可能对国际社会产生误导，对于大多数不熟悉各类模型机理的非专业人士而言，会误认为经济减排潜力都是可以轻易实现的，而且以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达到目标，从而助长国际社会制定过急和过激的减排目标。此外，IPCC报告选择使用的模型结论和执笔专家，大都来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了解和反映不够，较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的情况、观点和利益诉求。这也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三、全球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对我国的挑战
2007年以来，发达国家围绕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长期目标纷纷发出倡议。欧盟极力倡导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550ppm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并在2007年6月G8+5峰会上由德国政府提出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半的减排目标，在12月巴厘岛会议上欧盟也试图将此目标列入“巴厘行动计划”案文。日本和加拿大政府也提出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目前减半的倡议，西方G8首脑同意认真考虑这一目标。这一目标比IPCC报告中的倾向更为激进。
尽管发达国家在2012年后的减排机制问题仍存在较大分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与欧盟之间对立仍是当前气候变化领域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其相互间的共同点就是强烈要求发展中大国参与减排行动，有可能出现发达国家间相互妥协而联手向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施压的局面。如果发达国家就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达成共识，紧接下来将是实现该目标的各国减排义务的分摊，如果过激地确立过于严格的减排目标，那么不论按什么原则分配减排义务，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将是极其严峻的挑战。
减排温室气体最主要是减少能源利用过程的排放。如果按欧盟倡导的到2050年全球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0%作为长期减排目标，那么到2050年全球的排放限额仅为104亿吨，而非附件Ⅰ发展中国家2004年的排放量已达115亿吨，我国2006年已达57亿吨。即使2050年附件Ⅰ国家比1990年减排80%，非附件I发展中国家也要比2004年减排33%（IEA网络数据库），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按上述目标，即使届时按人均排放量相等测算，我国最迟到2020年之后就必须进行较大强度的绝对减排，2050年的排放量要比2006年减少约2/3，比预测的2050年的排放量减少80%以上（《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2007；IEA网络数据库）。
据测算，我国2007年排放量可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人均排放量也将达世界平均水平，且仍会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研究表明，依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节能优先、优化结构的能源战略，其增长趋势将持续到2050年之后。特别是2020年之前，能源消费和相应排放仍将较快增长，2020年的排放量将比2005年增加约60%，2030年将比2005年增加近80%（何建坤等，2007:75-83）。即使当前加大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与清洁煤发电相结合的捕捉埋存技术的力度，其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并在能源领域中发挥显著作用也要到2020年之后。无论实施多大力度的减排技术措施和政策导向，我国在2030年之前也难以实现排放的零增长，这一点是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合理的排放增长是实现现代化过程所必需的排放空间。我国2005年的排放比2000年增长了59.8%，比1990年增长116%（国家统计局，2007）。即使采取强有力的节能和能源替代战略，到2050年的排放也要接近2005年的2倍，约为2000年的3倍，而相应GDP则可达2000年的20倍以上，单位GDP的强度2050年可比2005年下降80%以上，年下降率长期保持世界罕见的3%以上下降幅度，已极大地挖掘了可实现的各种减排潜力，只有在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经济趋于内涵式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的绝对减排（《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2007；何建坤等，2007：75-83）。如果进而再过急和过激的限制排放，势必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导致现代化进程的夭折。
面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紧迫性，我国在对外努力争取碳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也要积极应对。减少排放与我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完全一致。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技术创新将体现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前要抓住我国和平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在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的同时，争取10-15年内，尽快掌握核电、风电、生物质发电和液化以及煤炭清洁利用相结合的捕捉和埋存等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核心技术，并形成大规模、超常规产业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为未来承担减缓碳排放义务打下良好基础。
四、对全球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机制的探讨
在当前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情况下，欧盟等发达国家政府出于政党利益、国家相对竞争优势和国际形象等多方面的考虑，甚至为了迎合国内外舆论的呼声，推进比较激进的减排目标。当前发达国家关于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倡议中，都是单纯强调减排、淡化适应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在减排问题上，则强调发展中大国参与减排行动，而不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目标措施的实施方面，注重碳税、碳排放交易等市场机制，而且回避《气候变化公约》中规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和帮助进行能力建设的义务。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长期目标的选择要体现“公平发展”的原则，统筹和权衡减缓、适应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何建坤等，2007:75-83）。严格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大气温升的幅度，可以减少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损失，但同时极大压缩了化石能源消费的空间，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除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灾害外，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其他自然灾害、贫困、卫生及教育等同样急迫和重要的问题及现实威胁，这都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发展中国家持续、健康的发展有利于增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采取积极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可以减少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损失，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因此要强调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也只有发展才能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和抵御气候变化的影响，才能更有效地发展和实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和对策。
尽管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有了进一步认识，但科学上仍具有不确定性。对大气中温室气体危险浓度水平及长期减排目标仍存在较大争议，对实施减排对策的成本、潜力及各种障碍的分析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因此，当前最迫切的是各国都“自下而上”地采取切实的适应和减排行动，而不急于“自上而下”地确定全球减排的长远目标。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减缓气候变化是全世界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在未来几十年，即使全球做出最急迫的减排努力，也不能避免气候变化影响的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近期的负面影响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现实而紧迫的任务，因此要在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协调减排与适应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促使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合作共赢，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的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要体现《气候变化公约》的各项原则，最主要有两项：其一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要全面履行《气候变化公约》中规定的义务，率先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帮助进行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其二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得到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行动。这也是“巴厘行动计划”案文中进一步明确的原则。
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可归纳为：多重目标，综合机制，统筹行动，公平发展，合作共赢。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不应是单一的减排目标，应是统筹权衡减缓、适应和发展三者之间关系的综合目标，在“巴厘行动计划”案文中，已将适应与减缓并重，在其原则部分，也重申了各方对经济发展、减贫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原则性关切。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要促进全球保护气候和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双重目标的和谐与共赢；在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建设上，不应是单一的减排承诺机制，而应是统筹技术转让机制和资金机制在内的综合机制。“巴厘行动计划”案文中已将资金和技术与减缓和适应并列，被概括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四个轮子”（苏伟等，2008:57-60）。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这既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具体体现，又能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赢；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上，不是单纯实施减排对策，而是统筹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对策，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
就全球减排机制而言，其核心在于体现“公平发展”的原则，尊重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能源消费和相应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律，区别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减排承诺方式。“巴厘路线图”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京都议定书》下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谈判，在2009年最终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后的减排指标。“巴厘行动计划”案文中也提及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下，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取适当减缓行动。上述支持和减缓行动应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发展中国家这项承诺，是与得到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挂钩的。当前发达国家在人均排放量很高的情况下理应按照《京都议定书》模式继续实现绝对减排，并接受国际监督与审议；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要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采取切实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实现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单位GDP碳强度持续下降的相对减排，可以自定目标，自主行动，不进行国际监督与审议；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主要是适应问题，可以不参与减排，国际社会要加大对其资金和技术援助，要强调减排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侧面；对占世界人口80%左右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前最紧迫的是适应，而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要在这三者之间进行权衡，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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