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社会学思考——以湘粤赣边区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党组织论文,农村论文,边区论文,公信力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73（2008）106-0106-06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获得公众认同、信任的程度，它实质上是村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与农村党员之间因互动而产生的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是农村社会关系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这种关系总体上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和谐型，二是疏远型，三是紧张型，不论哪种类型的关系其产生都有复杂的原因，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村民、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党员这三个主体在互动过程中产生这些关系的成因，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立农村社会和谐关系的突破点和着力点。这种和谐关系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快更好地实现农村的小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发展意义。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基本现状及社会特征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基本现状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包含乡镇党委的公信力、村支部的公信力、党员个人的公信力。2005年和2008年的7月，我们对“红三角地区”的湖南郴州、株洲，江西吉安、赣州，广东韶关五市调研发现，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参差不齐。
1.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较强，但少数地方极弱。对乡镇党委54.05％信任，13.51％基本信任，26.22％不太信任，10.22％反感；对村支部43.66％信任，19.44％基本信任，23.33％不太信任，13.89％反感。
2.从党组织层级的比较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普遍比中央弱。对国家意识形态81.08％认可，11.11％基本认可，5.41％不认可，0反感；对党的领袖88.89％认可，8.33％基本认可，0不相信，2.78％反感；对党的业绩91.67％相信，0基本相信，5.56％不相信，2.78％反感；组织归属感方面19.44％相信组织，41.67％基本相信，19.44％不相信，19.44％反感。
3.从组织与成员的比较看，党组织的公信力比党员个体强。在对村民、教师、个体工商户调查中，对现在的乡镇干部21.05％信任，42.11％基本信任，28.94％不太信任，5.26％反感；对村干部23.68％信任，31.58％基本信任，34.21％不太信，10.53％反感。从以上分析说明，村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与农村基层党员个人之间，在基本信任的前提下，其关系已存在疏远、不信任、紧张甚至对立的状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普遍比中央弱，党组织的公信力比党员个体强。据本课题组调查，当前，上访案件中70％～80％是因为干群关系紧张，70％～80％发生在农村。农村部分地区干群关系紧张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不能有效解决，需要整个社会支付高额成本。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思。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社会特征
1.公信力主体一是代表个人利益的群众；二是代表国家和地方利益的乡镇党委；三是代表农村社区和国家合法利益的村支部；四是既代表国家和地方利益，又代表个人利益的基层党员干部。
2.公信力类型一是信任型，主要表现为关系和谐；二是不完全信任，主要表现为关系疏远，这一类型较为普遍；三是完全不信任型，主要表现为关系紧张。
3.公信力产生的领域一是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农民负担的程度；二是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村镇两级基层组织的干部选举、民主决策以及村镇干部的依法执政等问题；三是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冲突；四是社会领域，主要表现为社会整合功能的强弱。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弱的社会学分析
在法理上，党政是应该分开的，职责、职能、职权有相应的界线，但现实中乡村两级党组织中附加了许多“政”的内容；农民也不会把党政截然分开。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尽量避免把乡镇党委与政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公信力混同，但有时又难以截然分开。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弱源于：
（一）社会转型期体制的风险性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
转型式发展是现代中国的发展特征，社会转型最关键是体制的转型，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各类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和变异，使社会发展存在较大的风险。根据本课题组今年对郴州市40多个乡镇书记的调查65.71％的乡镇书记反映中央的制度安排不合理，这显然有失偏颇，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旧体制转型带来的社会风险。一是农村家庭分散经营的经营体制，使集体经济相当脆弱，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已不能很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客观上使农民对乡村两级党组织依赖程度大为降低。在“你想入党吗？”这项调查中，想入党的仅占19.44％，而对党组织不相信甚至反感的均占到19.44％。二是我国现行的行政运行模式是压力型行政运行模式，这种模式与村民自治的民主化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运行逻辑上的错位，作为两种模式联结点的村镇干部集上传、下达两种矛盾功能于一身，不得不时时摇摆于政府“代理人”和村镇“当家人”的“双重角色”之间。农民对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一些政策或做法不了解、不理解甚至误解，他们很难找中央、省里去发牢骚，这样不满情绪必然直接发泄到农村基层党组织身上，在本课题组的调查中对国家意识形态81.08％的农民认可，对党的领袖88.89％的农民认可，对党的业绩91.67％的农民认可，而对乡镇党委、村支部的信任率分别是54.05％和43.66％，对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信任率分别是21.05％和23.68％。三是指令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经常会产生“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就是指人们对既有路径依靠、依恋及其对新的路径的排斥，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深入的农村，沿用指令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已行不通，但新办法又没有，群众对干部工作不满意，严重影响农村基层组织的公信力。
（二）利益受侵害产生的利益冲突损害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强、弱程度与利益直接相关，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弱最根本的原因是群众的个人利益受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侵害，在“近三年，你所在的乡镇群众集体上访的次数”调查中有上访的占54.29％，在“你所了解的群众集体上访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的调查中经济纠纷占31.4％、土地纠纷占42.86％。群众的个人利益被侵害突出表现在：
一是自利性目标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与民争利的不受欢迎的组织。本课题组在农民历年来的负担中发现农民人均负担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平均高达8％，1998年竟高达10％以上，超过了农民的最高负担能力，对每个农民而言，农业税事实上只是农民负担中的一小部分，最多也不过百元左右，更多的是基层政府以各种名目收取的其他费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各自又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社会的转型更加剧了不同利益主体的分化，利益主体相互博弈，利益主体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冲突。在农村，农村基层党组织、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一定程度上拥有分配资源的权力，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均属于“资源汲取型”，乡镇财政包干制度确立以来，乡镇政府的创收渠道五花八门，乡镇政府及乡镇干部，不管是收税还是收统筹提留，或者是搞计划生育，甚至集资搞公益事业，无不将自身的经济利益夹带进去。特别是乡镇政府无法保障干部工资的地方，将收款多少同干部工资挂钩，更使干部形象变差，导致很多群众形成一个这样的印象：村镇干部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要命（计划生育）。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取消农业税的确给农民带来了一些实惠，但实际上这一现状并未根本改观。乐观之余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于农民，还是对于基层政府，旧有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新的问题又增加了。
二是群众对利益分配模式的合法性质疑，突出表现为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譬如计划生育工作，国家制定了奖励政策和处罚规定，有些村镇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只执行处罚规定，不执行奖励政策，群众说，乡镇政府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就既不宣传，也不执行，导致部分群众对政府的号召和宣传并不相信，总要到上级问个究竟，用怀疑的态度对待乡镇政府，本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2007年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规定郴州市农户免费获得2种保险：从2007年起，郴州市将由市、县两级政府对全市农户住房和灾后基本生活救助进行统一投保，统一保险保费由市、县两级财政共同承担，但很多农户并不知情，湘粤赣边区违规的宅基地收费户均1031.36元，占平均收费额的91.64％。计划生育收费中办证工本费、社会抚养费以外的违规罚款户均71.72元，比上年增长18.62％，其他收费户均45.39元，比上年增长1.4倍。外出务工收费中违规的其他收费人均49.84元，比上年增长23.40％。又如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对国家惠民政策的截留，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党和政府“惠农”政策逐渐普及的过程，但是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不能“惠农”（参见表1）。
表1 课题组对农民对各级政府和组织出台和贯彻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农惠农政策的满意度调查表（％）
层级 满意基本满意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中央 28.6 58.0 11.5 1.9
省、市政府15.8 48.4 30.0 5.9
县、乡政府10.6412
37.910.2
乡镇站所 13.7 42.5 36.0 7.9
村民自治组织 16.2 45.9 31.3 6.65
三是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债务多，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信用。突出表现为债务急剧增多，村、镇债务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公认的难题，严重损坏了政府信用。本课题组在今年对本市40多个乡镇书记的调查中发现，乡镇财政困难，负债严重，负债100万以上的乡镇占68.5％。巨额负债的乡镇党委政府、村支两委的承诺已经没人相信了。
四是村镇选举工作中的不规范使农村基层党组织信用降低。表现为“贿选”现象的存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富人在村支两委换届选举中通过给钱送物的经济手段争取村民的支持，而不是依靠科学完善的治村方案获得村民的信任，这些人一旦当选，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为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着想，所以干群关系不和谐成为其先天性的特征；农村宗族派性干扰选举已成痼疾，根据本课题组今年对郴州市40多个乡镇书记的调查，37.14％的干部认为宗族、黑恶势力已成为影响村支两委换届选举的最大因素。在村级选举中，村干部的位置成为宗族派性代表人物争夺政治、经济权力的目标，出现了各种宗族、利益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他们互相拆台，互拉选票，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贿选和大户操纵选举等问题。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中由某一派别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调和的。如有一个村内分两大派，两派为了各自利益明争暗斗。在两派里党员各占一半，支部召开党员会这派参加，另一派就不参加，很难超过半数开成会议，即使在勉强召开的党员、村民代表会议上，也很难形成决议；历史遗留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在换届选举等关键时机又会诱发新的干群矛盾。
（三）高情感预期与低服务能力的落差减弱了党组织的公信力
社会学中的交换理论认为，当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期待的报酬或者受到了没有预料到的惩罚时，就可能产生愤怒的情绪，也因此会出现攻击性行为，产生交换过程中的不和谐；当个人的行动得到预期的报酬，甚至超过期待价值时，或者没有受到预期的惩罚时，他就会感到高兴。农民获得利益的过程也即是与对方交换的过程，交换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心理感受。农村社会是否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交换（物质交换与非物质交换）能力的博弈态势和交换结果的成功与否。在市场条件下，农民作为单个主体既难以抵御市场的风险，也难以在生产、生活中完成所有的工作，因此，他们需要帮助和合作，群众把大部分的期望都寄予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身上。但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就农村基层党组织而言，生存资源的缺乏、决策权力的减少、部门分割的体制、对上负责的机制，都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一个自利型的组织；无心为民的组织、无能为力的组织；就农村基层干部来说，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高，私心重，干部老龄化，少数班子内部不团结，乡村组织基本上不能提供服务（参见表2）。
一是出现了公共服务缺位。由于村庄集体经济缺失，村庄公益事业难以启动，村干部也很难在发展村庄经济方面有积极作为，根据本课题组今年对郴州市40多个乡镇书记有关本乡镇经费开支的主要项目的调查，其中80％的书记认为用于日常运转，54.29％认为用于人头经费，只有8.57％认为用于项目开发。二是公共服务错位，公共服务错位突出表现为农民需要的，政府无力提供，基层政府提供给群众的并不是农民所需要的。三是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服务不到位是指虽有服务，但服务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以上两项的情况可从表1反映出来。四是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弱的现状，处理突发事件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能力，处理得好是提高党组织公信力可遇不可求的机遇。譬如，同样是洪灾，资兴市昆山村的村妇女主任陈淑秀，深夜挨家挨户敲门，组织群众转移，自己牺牲了，但在老百姓的心中依然活着，村党支部的公信力也进一步提高。但有的乡村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党组织的公信力迅速下降。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不爱、不信、不靠、不敬、不畏。
表2 农民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基本公共服务（％）
选项比例 选项比例
看病难、看病贵70.8 子女上学难、费用高70.0
提高收入63.7
养老46.7
就业42.6
道路39.8
农田水利设施35.6
农业科技推广26.9
社会治安23.3
职业技能培训22.6
农业信息服务22.3
最低生活保障21.7
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低21.4 乡村脏乱差问题20.1
法律帮助16.7
自然环境保护13.0
社会优抚12.6
文化娱乐场所9.8
（四）价值观冲突冲击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说：由于政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各利益的人，因此就有了不可能解决的基于利益的必然价值冲突。社会转型也带来人们思想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群众的自主性、独立性愈来愈强。但是少数基层干部还没有从固有的观念和角色中转变过来，导致群众与部分基层干部价值观的冲突，表现在：宗旨观念不强，群众意识淡薄，缺乏尊重民意、以人为本的理念；权威体制形成少数基层干部的权威性人格，这种权威性人格主要表现为对上的唯命是从与对下的不近人情。因此，在“乡镇党委书记要在老百姓面前有威信”的调查中品德占71％、素质占40％、公正占57.14％。
（五）互动的缺失产生心理冲突减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
冲突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利益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心理冲突，心理冲突实际上是群体心理困境长期得不到缓解和释放产生的，而根据互动社会学理论，互动是缓解心理冲突的有效方法。现在有些乡镇党委和村支部并不是没干实事和做好事，但为什么做了事群众不太了解？原因之一是干部与群众互动交流少。互动的缺失和心理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一是政策、信息不公开。根据本课题组今年对郴州市40多个乡镇书记有关乡镇村务公开的调查，公开正常且内容具体的占27.86％；一般比较正常，但内容笼统的占60％，说明在政策、信息公开中存在选择性公开，有利的公开，不利的不公开，要公开的党务、政务和村务存在内容不全、不及时等问题，使群众不能及时、完全地了解党的政策和有关信息。二是群众不了解干部，干部与群众交流少，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干部深入农户家中与农民谈心少，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生产、生活乃至家庭出谋划策少，有的群众说只有在征收税款、开展计划生育等伸手向农民要钱时才能见到他们，群众也不愿搭理乡村干部，甚至有困难时，除非不得已也不去找干部。在“你认为要使老百姓相信乡镇党委政府，关键是乡镇党委政府”的调查中，“要多与老百姓沟通”占42.86％，而在“你所在乡镇办大事时”的调查中“主要方式是与乡镇干部集体讨论”的占80％，说明很少征求群众意见。三是干部与群众相互有抵触情绪，群众对干部有戒心、看不惯，对干部工作作风有意见，说干部“不像话”；而干部对群众不服从管理又很气愤，说群众“不听话”，埋怨群众素质低，不好领导。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村民甚至说，他们得到的一个规律：越是乡里村里要你干的，你坚决不能干，谁干谁赔钱，谁干谁倒霉；越是乡里村里不让你干的，你越要坚决地干，谁干谁赚钱，谁干谁发财。四是有些地方出现了“绝望者”报复社会的行为，“绝望者”由于对自身受到的某种对待或遭遇不满，特别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却没有组织和干部及时给予化解，导致对社会感到失望，进而绝望，在社会对我不公平的心理支配下，他们因不满而向社会进行报复，从而出现了过激行为。
当然，少数群众自身素质低，当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或受到损失时，就对村干部不满意，心存怨恨，事事与村干部做对，也影响了村务工作顺利开展。
三、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建议
（一）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转变理念，减少价值观冲突
理念是一个人或组织做事的“灵魂”，因此，基层政府树立一个正确的为村民服务的理念将是非常重要的，它会指导干部的各种行为。干部要树立对村民负责的新理念、平等的理念、民主的理念、法治的理念、廉政的理念。群众要有大局观念、法治观念等。这需要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一是发挥舆论引导机制的作用。二是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要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坚持正确导向，坚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不断增强人民的自我意识。
（二）加快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减低体制性风险
农村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过程，也是利益主体博弈的利益调整过程。制度设置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对社会群体中自发运作的各种冲突实行有效管理与约束，从而充分调动起社会群体内部潜在的资源和活力，以达到群体认可的社会目标系统，减低体制性风险，协调利益冲突。2005年中央提出关于乡镇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定位是“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整个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要建设公开型政府，用制度保障财政公开、政务公开。要建设效能型政府，解决乡镇“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的问题，充实乡镇财权，同时下放部门管理权，让乡镇各部门在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协调高效地运作。
（三）推动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减少干群冲突
冲突理论社会学家认为领袖能够将被统治者的不满动员起来。领袖能够动员被统治者的不满，也能消除被统治者的不满，这说明领袖有较强的号召力，因此，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强弱很大程度取决于村民对党员干部的认同。当前的关键问题是要让老百姓相信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选出群众信任的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乡村民主化发展的模式；严格规范选举程序；注重在选举之外的农村民主建设，这既是乡村实现民主、法治的需要，也是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公信力的需要。
（四）提高村镇干部和基层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减少社会摩擦
社会整合理论认为社会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协调和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整合力尽管复杂多样，但概括起来，从内容上讲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力、政治沟通力、文化导向力、利益协调力、组织整合力。村镇干部有较强的整合能力，就能帮助分散的农民抵御住市场的风险。要提高经济整合力，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走向富裕；提高政治沟通力，做执行政策法规的带头人；提高组织建构力，积极协助农民培育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利益协调力，积极化解当前农村的各种纠纷。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解决“无钱办事”问题，还会取信于民，增强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五）建立农民利益诉求的理性平台，减少心理冲突
互动社会学理论代表人米德认为：“不论是社会的维持还是社会的变迁，都要通过心智和自我过程来实现”，也就是说要在人们之间进行思想交流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互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能换位思考，理解他人，就能增进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因此，角色理论社会学家特纳认为“互动就是角色领会和角色的建构”，而互动主要是通过交谈实现的。要改进决策方式，实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公开决策，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强化行政决策责任制；建立双向信息沟通渠道，让群众知情，公开信息，给群众一个明白，在农村，这种信息公开，主要包括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创造条件，疏通主体间各种意见的表达和沟通渠道；加强思想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收稿日期：2008－10－16
标签：公信力论文; 农村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党组织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