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些无谓争论多些务实研究——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中国的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无谓论文,多些论文,经济学论文,少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界的同仁志士都十分关心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曾经讨论过关于“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也有过是否要建立所谓的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的争论，所有这些问题的焦点在中国表现为一个学术上的“主义”问题，那就是怎样对待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而这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又是一个说了再说的老问题，如今对这个问题的“解”仍然是：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既不要盲目排斥，也不要盲目崇拜；要吸取其合理的成分，也要剔除其糟粕。
我想，不会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它肯定是对的！但是叫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说法被提出来的方式。据说，这个忠告大多数是以研究“西方经济学”为职业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因此，这个忠告一定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这些经济学家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在我看来与我们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式正好“同出一辙”。那么这个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常常可以读到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文章提供了一个范例。有很多文章是关于如何搞活中国的国有企业的，不少这样的文章是这样论述的：搞活国有企业，关键要处理好几大关系，一是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三是……；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上，要注意一方面要保持国家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企业的自主权……，如此等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人论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宜太低的问题时是这样的逻辑：第一，因为东亚各国的增长较快，所以中国需要赶超；第二，因为中国的周边国家的发展速度也较快，所以中国更要快；第三，……，等等。对于这些文章，这些话，有谁可以说他们不对呢？我看他们的说法都非常正确，我们也丝毫不能对这些经济学家的能力和水平表示怀疑，他们确实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对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研究经济学的方式（叫“范式”也可以）。这样一种方式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和从事国家重大研究项目的方式，就是中国经济学家撰写和表达其经济理论和思想所遵循的范示，它代表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状况。在这里，我不想说研究的水平是高是低，但是我们都清楚，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很难使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水平向上提高并走向现代化。前面我提到的那几句关于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忠告的提出，其实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思维方式，虽然你很难说他们不对，但是它却什么都没有告诉你。对于以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表达出来的经济理论，我们只知道一个理论的结构是什么，什么前提，逻辑上是否一致等等，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知道哪些东西可以看成精华，哪些东西视为糟粕；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握既不盲目排斥又不盲目崇拜的关系，就像人们在企业改革中不知道怎样才能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关系一样。什么叫排斥？什么叫崇拜？这些话听起来好听，其实则似是而非，让人不着边际。
很多热心于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的人士都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水平要有实质性的进步，必须要在研究方法上更新，要现代化，这一观点是对的。就目前来说，这首先是一个观念更新的问题，需要首先改变对待和评判“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思维方式。“西方经济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关于西方的经济学”，它是现代社会共同的知识存量，相对于我们对它的称呼来说，它更是一种方法，一种独特的研究行为的方法。所以，对我们来说，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就不可能是从“西方经济学”那里“照搬”过来的。国内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在西方，人们研究企业行为时总是假定企业是利润最大化者，但是中国的企业并不一定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以此来证明“西方经济学”并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其实，这些学者头脑中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好像就是一个个具体的理论，根本没有懂得“西方经济学”提供的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原理。如果中国的企业并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这正是阁下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对中国企业的目标函数作出新的设定，研究中国企业的生产行为，这正是理论研究工作所要做的事情，理论研究就是要构造出解释和更好地解释具体经济现象的假说，而在构造过程中靠的恰恰是你掌握的这种分析方法和原理中内含的逻辑。我们的经济学界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好像从不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从不从事具体的实证理论研究，但却总是以为自己最精通现代经济学，只有自己知道怎样研究经济学，好像自己是中国经济学的“局外人”和“裁判员”，随随便便指责别人，说这个是“照搬”，说那个是“生吞活剥”，说这个太西方化，说那个古人早已有之等等。
理论是可以批评和争论的，这正是理论发展的方式。但是对现有理论的批评和争论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要本着求实创新的学术精神，不可随随便便地横加指责。对待“西方经济学”也是这样，我想没有人认为它无可挑剔，否则它就是没有生命力。即使是它的基本理论也在发展着，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为之而努力，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渴望作出自己的贡献。可是，一旦中国的经济学有所前进时，就会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照搬了！西方化了！盲目崇拜了！等等。这样的指责并不是建立在理论之间的相互竞争基础上的，它不是真正的学术争论，指责他人的人并没有可以与他人相竞争的理论发展，而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给别人扣上“帽子”，阻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水平在过去的十多年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多数经济学家已逐步摆脱了从“主义”出发规范性地研究问题的范式，对诸如“什么是商品？”“劳动力是不是商品？”“计划与市场怎样结合？”等这样的问题不再争个是非曲直。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应该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对经验观察作出实证性的理论描述和解释，帮助人们提高认识经验现象的能力。为此，经济学家需要求助于模型的建立，也就是进行理性主义的演绎和逻辑推理，来寻求对经验现象的因果关系的解释，而这个模型既可以是数理的也可以是概念的。在这里面，重要的不是运用了什么理论，使用了什么概念，我们不要老是把眼光放在这里，重要的是解释了什么问题，解释得是否更好。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理论不断被提出来。我想，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只有靠经济学界的同仁志士在真正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的共同努力中才能提高，光靠嘴巴里唱着的“主义”（什么“西方”啊，“东方”啊）是无法实现中国的经济学的现代化的。少些无谓争论，多些务实研究，在今天恐怕具有非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