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针对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模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中国企业论文,走出去论文,跨国公司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孕育出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伴随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加深，许多企业开始走出国门，积极探索国际化战略，在世界范围内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为了适应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当前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最优国际化战略问题，为当前的外经外贸工作、企业实际经营提供参考和指导。本文梳理、分析了迄今为止有关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成果；重点剖析了 Yeaple（2003）和Grossman与Helpman（2005）等学者关于跨国公司最优一体化战略的相关理论；突出强调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差异性，以中国企业目前的国际化经营环境为理论研究背景，通过构建一个非对称的“三国模型”来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最优国际化战略的选择问题，并与Grossman等学者的研究和结论进行比较。研究表明：由于经营环境和国际化诱因的不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尽管基本遵循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般原则，但是并不能照搬发达市场环境下的经验和做法。
一 理论回顾
一般认为，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是当代西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起源，但是最先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是Ve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随后Buckley、Casson和Rugman等人提出的“内部化理论”，从中间产品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直接在比较优势的框架内构建了企业跨国经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Dunning的“生产折衷理论”则是对之前主要理论观点的一个综合， 利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解释了企业针对出口、许可证贸易、直接投资等多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行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Dixit（1980）、Krugman（1980、1981）等在市场不完全和规模经济假设下，将产业组织理论引入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问题研究，利用所谓“新贸易理论”来解释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垂直一体化（水平一体化）分工理论与贸易、投资理论的结合是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其成果见诸于Helpman和Krugman（1985）、Markusen（1984）、Brainard（1997）及Markusen与Venables（1998、2000）的有关理论模型。然而，联合国贸发会议以及Feinberg和Keane（2003）等各类研究结果均显示，跨国公司约有70 ％的国际经营既不属于单纯的垂直一体化战略也不能归为单纯的水平一体化战略，而属于复杂的一体化战略。
为了弥合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的差距，Yeaple（2003）首次建立了一个内生性模型来分析跨国公司最优国际化战略，并将复杂一体化纳入其模型框架进行分析。该模型的理论价值在于首次在一个较为严格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复杂一体化投资模式”的概念，同时也首次建立了一个内生性的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理论模型，集中反映了跨国公司在不同外部环境下最优国际化战略的选择问题，并将运输成本、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产品的要素密集度等因素作为模型参数纳入分析框架，量化分析了厂商不同的模式选择行为，类似的成果还包括Ekholm等人（2003）的理论模型。
为了强调跨国公司在面临多种一体化战略选择时的决策机制，Grossman与Helpman（2005）提出了一个更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尽管这一框架的分析思路源于Yeaple（2003），但侧重点各有不同。Yeaple（2003）的主要目的是提出标准的复杂一体化模式，并运用一般均衡方法分析其对南北方国家要素收入的影响，而Grossman与Helpman（2005）更加侧重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分析在多个参数的综合作用下厂商针对各种最优国际化战略的选择行为，其模型框架可以作为研究此类跨国公司理论问题的“研究母版”，但这两个模型均是站在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讨论跨国公司最优国际化战略问题的。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成为国际经贸领域各方关注的焦点。以中国为例，截至2004年底，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达6298家，协议投资总额为113.6亿美元，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贸易、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加工、交通运输、旅游、承包工程等诸多领域。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尝试建立一个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推行国际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模型，我们突出强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差异性，以中国企业目前的国际化经营环境为研究背景，探索性地讨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最优国际化战略的选择问题。
二 模型基本框架
国家间要素禀赋不同导致要素价格的差异和生产成本的差异，节约生产成本是跨国公司实施垂直一体化的动因。而规避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关税等贸易壁垒是跨国公司实施水平一体化的动因。因此，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关税以及贸易壁垒等是影响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现实的发展和理论的推演都显示：当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不明显，并且交易成本与运输成本也较小时，厂商一般选择直接贸易的国际化战略；当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明显，但交易成本与运输成本不大时，厂商偏好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当要素禀赋差异很小，但交易成本与运输成本很大时，厂商偏好选择水平一体化战略；而当要素禀赋差异居中，且交易与运输成本等也居中时，厂商可能会采用复杂一体化战略。此外，规模经济与跨国公司本身的技术水平也是其国际化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建立一个统一且综合的有关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内生性模型，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定义两类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类型的国家：两个完全对称的南方国家（代表发展中国家）：本国H和S国均为劳动丰裕型国家；一个北方国家（N国）为资本技术丰裕型，代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位于本国H，定义E[,j]为j国要素总收入（j＝H，S，N）。
抽象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涉及两种生产要素：劳动L与资本技术复合型生产要素K，① 其要素报酬分别表示为W[,j]与R[,j]（其中W[,H]＝W[,S]，R[,H]＝R[,S] ）。由于H与S国为劳动丰裕型，N国为资本技术丰裕型国家，因此R[,S]／R[,N]＞1且W[,N]／W[,S]＞1，② 为了简便起见，令R[,S]／R[,N]＝W[,N]／W[,S]＝λ＞1。
存在两种最终消费产品生产部门：完全竞争的Y部门，生产同质化产品Y；垄断竞争的X部门，有无数差异化厂商构成，生产水平差异化产品X[,i]（i＝1，2，…，n），每个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厂商均拥有一定的垄断优势，因此跨国公司只能在X 部门出现。差异化产品X[,i]均由两种中间产品装配而成，其中中间产品M[,1]为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中间产品M[,2]为资本技术密集型，M[,1]和M[,2]均由L和K两种生产要素生产而成，中间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③
其中，C[,Xi]为产品X[,i]的单位可变成本。假定在本国进行中间产品生产和装配活动均不存在固定成本，④ 但是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会产生一定的固定成本，如对分支机构的管理、通信、联络等。用F与G单位的R[,S]分别表示在海外建立装配与生产分支结构的固定成本。每个X[,i]产品的生产厂商具有一定的垄断竞争优势、拥有相应的技术水平，用θ衡量，θ可以视作对最终产品单位可变成本的一种抵补C[,xi]／θ，即技术水平高的厂商可变成本相对较低，因此，技术水平也代表厂商拥有一定的相对垄断优势。
消费方面，与Yeaple（2003）的模型设定不同，我们假设南北方国家的居民均可消费X和Y产品。我们认为，虽然南方国家消费水平没有北方发达国家水平高，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国民收入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很大，即使只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较高，也会拥有相当的市场规模，因此南方国家同样有能力消费具有较高档次的差异化产品X。为此，南北方国家居民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形式：
三 不考虑运输成本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的选择
在不考虑运输成本的情况下，用于生产X[,i]的中间产品的生产活动和最终产品X[,i]的装配活动均不会在与本国平行的S国进行，因为在S国进行生产和装配活动具有同本国H相同的单位可变成本，却需要承担额外的固定成本。 本国生产中间产品M[,1]具有单位可变成本优势，并具有所有生产和装配活动的固定成本优势；北方国家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M[,2]具有单位可变成本优势，同时需要承担G单位R[,S]的固定成本。因此，在不考虑任何运输成本情况下，只有两种国际化生产模式：本国生产两种中间产品并装配（HH－H模式）与本国生产M[,1]、北方国家生产M[,2]、本国装配（HN－H模式）。同时，对于技术水平为θ的厂商向3 个市场提供的X[,i]产品具有相同的生产模式，即一旦确定哪一种模式是最优的，则厂商会采用该种模式同时向3个市场销售产品，不会出现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生产的水平分工。因此，在不考虑任何运输成本时，本国厂商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选择生产模式，并采用国际贸易的形式向S国与N国提供最终产品。将上述两种生产模式的单位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代入（8）式，得到两种生产模式的均衡利润分别为：
图1显示了不考虑运输成本情况下，不同技术水平的厂商国际化战略选择。当厂商的技术水平高于Θ（HH－H，HN－H）时，企业采用HN－H国际化战略，低于这一技术门槛时，厂商采用HH－H一体化模式。显然，Λ的增大会降低厂商对外进行垂直一体化投资的技术门槛。⑤
图1 简化条件下的技术利润分布
相对于Grossman等的分析和结论，由于讨论问题的立场和模型假定存在很大差异，在不考虑运输成本时本文的结论似乎与Grossman等的分析差异很大；但是，结论所揭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在不考虑运输成本的简化模式下，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完全由自身技术优势、单位可变成本（国家间要素禀赋优势 ）以及固定成本（中间产品及装配的区位优势）来决定，因为在不考虑运输成本时，无论是Grossman还是本文的模型几乎都退化成了两国模型。然而，一旦加入运输成本后，我们的分析和结果就将和Grossman与Helpman（2005）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了。
四 仅考虑最终产品运输成本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的选择
仅考虑最终产品运输成本时，两类中间产品的生产活动仍然不会在S 国进行，但为了规避向S国提供最终产品时的运输成本，装配活动仍可能在S国进行。资本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M[,2]可能在本国或北方国家生产，因为其分别具有固定成本或可变成本优势，同时为了规避运输成本，装配活动也可能在北方国家进行。因此，M[,1]只可能在本国（H国）进行生产，M[,2]可能在本国或N国进行，但不可能同时在上述两个国家分别进行生产。为了规避最终产品运输成本，本国（H国）、S国与N国均可能从事装配活动，并且对于一个厂商来说，可能同时选择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进行装配活动，由此导致复杂一体化战略。
令最终产品运输成本指数为δ（δ＞1），即运输δ单位的X[,i]产品，只有1单位X[,i]产品到达目标市场。⑥ 由于装配活动不增加最终产品的单位可变成本，且不涉及中间产品运输，厂商提供到某一市场上的最终产品，其单位可变成本有4种，其中2种涉及运输成本，分别为：
由于厂商可以针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国际化战略，并且每个厂商均要同时向3个市场提供产品， 因此厂商的总利润函数存在多种组合形式并对应于多种国际化战略。通过计算共有32种可能的利润形式，综合比较国际化战略的组合模式，其中有6种潜在模式是可行的，其相应的利润形式如下（其中Δ＝
厂商分别在销售地建立装配的分支机构，并且在N国建立生产M[,2]的分支机构，然后将本国生产的M[,1]与N国生产的M[,2]一起运往销售地装配后销售。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15）～（17）式所表示的国际化战略模式分别与（12）～（14）式所代表的模式类似，不同的是在（15）～（17）式表示的国际化战略下，M[,2]在N国生产，即厂商拥有北方国家分支机构。（15）～（17）式3个利润函数的斜率分别大于与之对应的（12）～（14）式3个利润函数的斜率（A＞1），其中（12）式利润函数的斜率最小，（17）式利润函数斜率最大。因此6种利润函数的斜率有如下关系：k[,1]＜k[,4]＜k[,5]＜k[,6]，k[,1]＜k[,2]＜k[,3]＜k[,6],并且k[,2]＜k[,5]，其中k[,i]表示π[,i]的斜率。
通过比较利润斜率以及比较各自对应的固定成本的大小，可以确定跨国公司在不同经营环境下的具体选择。上述6种均衡利润函数的斜率中均含有Λ、Δ与ζ[3]个参数，并且没有统一的大小关系，如何通过这3 个参数对厂商可能的国际化战略模式进行无重复无遗漏的分类讨论是相对困难的。
我们的策略是：首先采用Λ进行初次分类，⑦ 将上述斜率可能的大小关系分为4个区间，然后利用Δ对每个区间进行再细分，这样便可以无重复且无遗漏的划分各种可能的国际化投资模式所适用的参数范围。由于不同的参数组合代表着不同的外部环境约束，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单纯考虑最终产品运输成本时，本国厂商在各种可能的外部环境中所采用的最优国际化战略，分类情况描述如下：
随着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差异逐渐缩小，最终产品运输成本的大小对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影响越来越大。限于篇幅，我们仅以第一种情况为例，分析外部环境对组合的约束：
当Λζ＞1时，即当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优势差异较大时， 最终产品运输成本的大小不会增加外部环境的复杂程度，即对任意的Δ＞0。恒有k[,1]＜ k[,2] ＜ k[,3]＜ k[,4]＜ k[,5]＜ k[,6]。在此种情况下，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优势差异较大，拥有技术优势的厂商均会优先考虑在北方国家建立中间产品生产的分支机构，但这种优先考虑会随着生产的固定成本G的增大而逐渐消失。比较6种均衡利润，求出两两相等时的技术门槛，整理后发现，其中有6个技术门槛与G无关，分别是
，剩余6个技术门槛函数均含有截距。
图2显示了相对固定成本G／F与厂商技术水平Θ的关系，即不同技术水平的厂商在对应固定成本条件下的最优国际化战略的分布形式。
围成的区域。
图2 考虑最终产品运输成本条件下的技术利润分布
首先，当中间产品生产的相对固定成本G／F小于χ[,1]时，π[,1]、π[,4]、π[,5]和π[,6]并存。当厂商技术水平很低时（0＜Θ＜Θ[,14]），企业由于不具有技术优势，因而很难抵补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的固定成本，通常会采用国内生产战略（HH－H），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向S国与N国提供少量产品。技术水平略高的厂商（Θ[,14]＜Θ＜Θ[,45]）拥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并且由于此时在海外建立中间产品生产的分支机构的相对固定成本较低，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差异较大，因此采用HN－H的国际化战略，即在北方国家建立生产M[,2]的分支机构，本国生产M[,1]进口北方国家生产的M[,2]装配后在本国销售，并通过国际贸易向S国与N国市场提供最终产品。当厂商技术水平较高时（Θ[,45]＜Θ＜Θ[,56]）厂商的技术垄断优势不但能够抵补生产的固定成本，同时能够抵补在海外建立装配分支机构的固定成本，并且由于北方国家市场容量较南方国家大，因此采用HN－H，N国际化战略，即在北方国家建立生产M[,2]的分支机构和最终产品装配的分支机构。本国生产M[,1]，进口北方国家生产的M[,2]，装配后在本国销售，并通过国际贸易向S国市场提供最终产品，而北方国家（N国）进口本国（H国）生产的M[,1]与自己生产的M[,2]装配成最终产品后当地销售。当厂商技术水平最大时（Θ＞Θ[,56]），技术垄断优势能够抵补所有的固定成本，为了规避最终产品运输成本，采用HN－H，S，N国际化战略，即本国生产M[,1]，在北方国家建立生产M[,2]的分支机构，本国进口M[,2]与自己生产的M[,2]，装配后满足本国消费者需求，S国进口本国生产的M[,1]与N国生产的M[,2]当地装配后销售，N国进口本国生产的M[,1]结合自己生产的M[,2]装配后当地销售。
当生产的相对固定成本G／F略大，位于［χ[,1]，χ[,2]］区间内时，在海外建立装配分支机构的固定成本减小π[,1]、π[,5]和π[,6]并存，当厂商技术水平很低时（0＜Θ＜Θ[,15]），采用完全国内化生产战略（HH－H）；当技术水平较高时（Θ[,15]＜Θ＜Θ[56]），由于此时装配的固定成本较低，厂商的技术垄断优势能够同时抵补生产分支机构和一个装配分支机构的固定成本，并且由于北方市场容量相对较大，因此如果只能在海外建立一个装配的分支机构，只可能在北方国家，即采用HN－H，N国际化战略，在北方国家建立生产M[,2]的分支机构和最终产品装配的分支机构。本国生产M[,1]，进口北方国家生产的M[,2]，装配后在本国销售，并通过国际贸易向S国市场提供最终产品，而北方国家（N国）进口本国（H国）生产的M[,1]与自己生产的M[,2]装配成最终产品后当地销售。当厂商的技术水平极高时（Θ＞Θ[,56]）， 厂商的技术垄断优势能够抵补所有生产和装配分支机构的固定成本，此时厂商采用HN－H，S，N国际化战略，即本国生产M[,1]在北方国家建立生产M[,2]的分支机构，本国进口M[,2]与自己生产的M[,1]装配后满足本国消费者需求，S国进口本国生产的M[,1]与N国生产的M[,2]当地装配后销售，N国进口本国生产的M[,1]结合自己生产的M[,2]装配后当地销售。
当生产的相对固定成本G／F位于［χ[,2]，χ[,3]］区间内时，生产的固定成本较大，装配的固定成本较小，虽然北方国家的禀赋优势很大，但是由于此时建立中间产品生产的分支机构固定成本较高，因此技术水平较高的厂商会同时考虑在海外建立生产和装配的分支机构，即π[,1]和π[,6]并存。以Θ[,16]为技术门槛，技术水平低于Θ[,16]的厂商，选择国内生产战略（HH－H），高于Θ[,16]选择HN－H，S，N战略。
当生产的相对固定成本G／F位于［χ[,3]，χ[,4]］区间内时，生产的固定成本足够大，已经超过了北方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此时技术水平较高的厂商会优先考虑在海外建立装配的分支机构以规避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即π[,1]、π[,2]、和π[6]并存。技术水平低于Θ[,12]的厂商选择国内生产战略HH－H，通过国际贸易向S国与N国提供少量最终产品。厂商技术水平较高时（Θ[,12]＜Θ＜Θ[,26]），技术垄断优势能够使其抵补一个装配的固定成本，由于北方国家的市场容量较大，因此选择在北方国家建立装配的分支机构，即HH－H，N国际化战略，当厂商技术水平极高时（Θ＞Θ[,26]），厂商选择HN－H，S，N国际化战略。
最后，当生产的相对固定成本G／F极大（大于χ[,4]）时，生产的固定成本极大，装配的固定成本极小，规避所有最终产品运输成本成为厂商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π[,1]、π[,2]、π[,3]和π[,6]并存。技术水平低于Θ[,12]的厂商选择国内生产战略（HH－H），技术水平Θ[,12]＜Θ＜Θ[,23]的厂商选择HH－H，N国际化战略，在北方国家建立装配的分支机构规避运输成本，技术水平Θ[,23] ＜Θ＜Θ[,36]的厂商选择HH－H，S，N国际化战略，规避所有的运输成本，只有当厂商的技术垄断优势极高时（Θ＞Θ[,36]）， 厂商才有能力在北方国家建立生产M[,2]的分支机构，利用北方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即选择HN－H，S，N国际化战略。⑧
我们分析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跨国公司母国的南方国家具有劳动力要素优势和固定成本优势，但北方国家资本技术要素优势也是产品单位可变成本的重要来源。所以，尽管伴随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倚重技术优势来抵补跨国贸易成本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但是我们的分析框架没有像Grossman模型中在技术水平超过一定阙值后就生成了纯粹的国内生产模式，由此也反映出区分跨国公司母国究竟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整个模型构建存在本质影响，由此所引申的策略选择和政策建议也将不同。
尽管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对跨国公司所有可行的国际化战略逐一进行分析，但是通过比较静态分析，⑨ 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当公司经营环境变化（模型中环境参数发生改变）时跨国公司最优选择的变化趋势。
首先，当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差异扩大（Λ增大）时，通过将各门槛技术函数对Λ求导，可以确定其随Λ增大的变动方向，从而判断跨国公司最优战略的调整趋势。例如，Λ增大将导致所有不涉及在北方国家从事中间产品生产的国际化战略的分布区域缩小（即HH－H、HH－H，N和HH－H，S，N国际化战略区域均减小），而导致涉及在北方国家进行中间产品生产的国际化战略的分布区域扩大（即HN－H、HN－H，N和HN－H，S，N的分布区域扩大）。这种变化意味着：当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差异扩大时，在北方国家建立中间产品生产的分支机构更加有利可图。
其次，当运输成本增加（δ增大，也即Δ减小）时，通过将各门槛技术函数分别对Δ求导也可以确定其随Δ的变化趋势为：π[,1]和π[,4]区域减小，而π[,3]和π[,6]区域增加。这种变化意味着：当最终产品运输成本增加时，将有更多的厂商放弃采用纯贸易性的战略选择，而选择在海外市场建立装配的分支机构以节约贸易成本。
最后，当南方国家相对市场容量增大（ζ增大）时，π[,2]和π[,5]区域减小，其他区域增大，这种变化趋势意味着：当南方国家相对市场容量增大时，北方国家较大的市场容量优势将被削弱，选择单纯在北方国家建立装配分支机构的国际化战略的厂商数量势必随之减少。
五 加入中间产品运输成本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的选择
假定t为中间产品运输成本指数，代表所有的中间产品交易成本（如运费、物理损耗、关税等），其中1＜t＜δ，即运输t单位中间产品，只有1单位产品到达目标市场，并且中间产品运输成本小于最终产品运输成本。⑩ 考虑中间产品运输成本后，本国生产M[,1]，中间产品具有单位可变成本优势，并且具有各种生产与装配活动的固定成本优势，N国在生产M[,2]中间产品上具有单位可变成本优势，但要承担生产的固定成本。S 国在两种中间产品的生产上均无单位可变成本优势与固定成本优势，但是对于以S国为目标市场的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来说， 可以规避运输成本，因此，S国可能参与中间产品生产，当且仅当最终产品在S国装配并销售。同理，N国在生产M[,1]中间产品上不具有任何成本优势，但可以规避其运输成本，因此N国可能生产M[,1]，当且仅当最终产品在N国装配并销售。
依据中间产品的生产区位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和销售地，我们需要综合分析下述4种情形：（1）当两种中间产品都在本国生产时，本国生产M[,1]具有单位成本优势和生产与装配的固定成本优势，最终产品的装配可能在本国（H国）、S国或N国进行，或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同时进行。（2）当M[,1]在本国生产、M[,2]在N国生产时，最终产品的装配情形同（1），与之不同的是，此种生产方式与（1）相比利用了北方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即具有单位成本优势，但至少要承担生产M[,2]的固定成本。（3）S国进行中间产品生产，由于没有任何优势只能规避运输成本，因此无论是生产M[,1]还是M[,2]或是同时生产两种中间产品，装配地一定是在S国，并在当地销售。（4）如果N国生产M[,1]，无论M[,2]在哪生产，由于N国生产M[,1]没有任何成本优势，只可能规避运输成本，最终产品的装配一定是在N国，并在当地销售。由此，因跨国公司在不同区位安排、组织差异化产品的生产，从而导致不同的生产模式，同时也承担不同的单位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
上述情况对应的单位可变成本形式共有11种：
,
国生产两种中间产品并装配成最终产品，当地销售的单位可变成本为Λ[－（2μ－1）／（1－μ）]，其中Λ[,0]＝λ[（1－μ）（1－2π）]。
从企业的国际化战略选择来看，厂商针对某个市场选择不同的生产模式，其单位可变成本还应与各市场容量相组合，通过将各种单位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带入均衡利润函数（8）式，得到厂商针对某个市场采取国际化战略的均衡利润。 对于一个同时向3个市场提供最终产品的企业而言，其可能的利润组合多达近百种（共98种），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将其逐一列出，以HH－H，S，N战略模式为例，其利润函数为：
通过分析形如π[,HH－H，S，N]的所有98种可能的利润函数，我们发现：其中部分利润函数具有相同的固定成本，因而存在冗余选择，以下我们将借助一类典型的外部环境（如中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来对所有有效的利润形式进行分类讨论。
首先，按Λ的大小进行初次分类，并选择环境参数满足ΛΔ＜1＜Λt[,0]＜1的情形进行讨论，此种情况意味着，Λ足够大，即使进口两种中间产品，只要M[,2]是在北方国家生产，厂商当地装配后销售仍比完全当地化生产有利可图。这一条件意味着，最终产品运输成本与中间产品运输成本存在质的差别，即最终产品的交易成本要远远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并且可知1＜Λt[,0]＜Λt[μ][,0]＜Λt[1－μ][,0]。(11) 因此，只要S国或N国市场上所售产品的中间投入品M[,2]是由N国生产的，则本国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其M[,2]也应从N国进口。
与单纯考虑最终产品运输成本影响时的分析类似，相对市场容量与最终产品运输成本指数的大小同样构成了次级分类的标准，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角度考虑，以南北方国家相对市场容量差异较大为背景，(12) 通过对所有98种国际化战略进行分析和比较后，我们发现共有7种可能的国际化战略模式，其利润形式分别为：
图3显示了当南北方要素禀赋差异与市场容量差异较大时， 不同技术水平的厂商在相应的相对固定成本条件下最优国际化战略的选择模式。技术水平较低的厂商（Θ＜Θ[,35]），具有很小的技术垄断优势，但由于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差异较大，且中间产品生产的相对固定成本较低，本国厂商选择在北方国家（N国）建立生产M[,2]的分支机构，在本国生产M[,1]，进口N国生产的M[,2]，装配后在本国销售，并通过贸易的形式提供S国与N国的消费者，也即垂直一体化战略（HN－H）。随着中间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的增加，厂商会放弃垂直一体化战略，采用完全的本国生产方式向3个市场提供最终产品（即HH－H）。
图3 加入中间运输成本后的技术利润分布
技术水平略高的厂商（Θ[,35]＜Θ＜Θ[,56]），会拥有一定的技术垄断优势，此时能够抵补在海外建立生产和装配分支机构的固定成本。当生产的固定成本很低时，厂商选择在N国建立生产M[,2]的分支机构，充分利用北方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采用（H，S）N－H，S，N的国际化战略，即本国生产M[,1]，进口N国生产的M[,2]，装配后满足本国消费者；S国生产M[,1]，进口N国生产的M[,2]，装配后当地销售；N国通过进口本国生产的M[,1]，结合自己生产的M[,2]装配后本地销售。随着生产的固定成本增加，厂商首先会放弃在S国自行生产M[,1]，选用贸易的形式提供S国市场产品，采用HN－H，N国际化战略，即本国生产M[,1]，进口N国生产的M[,2] ，装配后向本国和S国提供最终产品，而N国采取进口本国生产的M[,1]，结合自己生产的M[,2]当地装配并销售。当生产的固定成本极高时，厂商会放弃在N国建立生产M[,2]的分支机构，一旦N国没有分支机构，进口两种中间产品当地装配的成本高于进口最终产品，因此厂商选择完全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战略（HH－H），即本国生产两种中间产品，装配后在3个国家销售。
技术水平在［Θ[,56]，Θ[,12]］区间内的厂商，同样具有抵补装配固定成本的技术优势，因此，当生产的固定成本极低时，仍采用（H，S）N－H，S，N国际化战略。随着生产的固定成本增加，放弃在S国自行生产M[,1]，但由于其技术垄断优势大于前一种厂商，因此，可以保留S国装配的分支机构，采用HN－H，S，N国际化战略，即本国生产M[,1]，进口N国生产的M[,2]，装配后满足本国消费者；S国通过进口本国生产的M[,1]与N国生产的M[,2]，装配后当地销售；N国通过进口本国生产的M[,1]，结合自己生产的M[,2]装配后本地销售。当生产的固定成本极高时，厂商采用完全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战略（HH－H）。
技术水平在［Θ[,12]，Θ[,24]］区间内的厂商，技术垄断优势较强，与前一类型厂商一样，当生产的固定成本极低时，仍采用（H，S）N－H，S，N国际化战略，同样随着生产的固定成本增加，放弃在S国自行生产M[,1]，采用HN－H，S，N 国际化战略，即本国生产M[,1]，进口N国生产的M[,2]，装配后满足本国消费者；S 国通过进口本国生产的M[,1]与N国生产的M[,2]，装配后当地销售；N国通过进口本国生产的M[,1]，结合自己生产的M[,2]装配后本地销售。不同的是，当生产的固定成本极高时，厂商虽然放弃垂直一体化战略，但会选择在N国建立装配的分支机构以规避运输成本（HH－H，N）国际化战略，即本国生产两中间产品，装配后提供本国和S国消费市场，N国进口本国生产的两中间产品，装配后当地销售。
技术水平最高的厂商（Θ＞Θ[,24]），相应的技术垄断优势也最大，当生产的固定成本极低时，仍采用（H，S）N－H，S，N国际化战略，随着生产的固定成本增加，采用HN－H，S，N国际化战略。当生产的固定成本很大时， 虽然放弃了垂直一体化战略，但厂商具有极大的技术垄断优势，能够在S国与N国分别建立装配的分支机构，以规避最终产品运输成本，采用HH－H，S，N战略，即本国生产两中间产品，在本国装配本国销售，S国和N国分别采取进口本国生产的两种中间产品装配后当地销售。
类似于前一部分，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当公司经营环境发生改变时跨国公司最优选择的变化趋势，通过基本的求导运算可以发现：
当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扩大（Λ在前述有效范围内增大）时，最优战略的调整趋势为：π[,1]、π[,2]、和π[,4]区域缩小，即不拥有北方国家分支机构的厂商数量绝对减小；而π[,7]区域的扩大意味着Λ的增加或多或少地降低了技术门槛，从而使得更多的厂商能够选择更为开放的国际化战略。但是，π[,3]、π[,5]和π[,6]区域的变动尚不确定，因为尽管π[,1]、π[,2]或π[,4]的减少导致π[,3] 、π[,5]和π[,6]区域增加，但是π[,3]、π[,5]和π[,6]中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厂商可能选择更加开放的国际化战略而使得π[,3]、π[,5]和π[,6]的区域减小，因此，最后的变化不定。
当最终产品运输成本增加（δ增大，也即Δ减小）时，π[,3]区域绝对减小，即对于选择充分利用禀赋优势且涉及国际贸易的厂商，随着其生产固定成本的增加，δ的增大将促使这类企业逐步放弃在北方国家建立分支机构，转而选择国内生产方式；当然，也会有一部分技术水平较高的厂商选择更加开放的国际化战略（π[,5]所对应的国际化战略）。相比较而言，只有完全规避最终产品运输成本，并且在北方国家建立生产型分支机构的国际化战略才具有更大的吸引力（π[,6]和π[,7]区域绝对的扩大）。(13)
六 结语
本文尝试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最优国际化战略选择问题的内生性模型，并以当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环境为背景，重点考察了要素禀赋优势、贸易成本、市场容量以及企业自身技术水平等因素对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模型的分析框架和结论尝试性地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有关研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在考虑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的环境特征后， 由模型分析所得到的跨国公司最优国际化战略的分布形式与Grossman等学者以发达国家为基础的分析结果存在明显不同。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经营环境和国际化诱因的不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尽管基本遵循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般原则，但是并不能照搬发达市场环境下的经验和做法。
注释：
① 这里所指的资本技术复合型生产要素类似于小岛清的经营资源（熊性美、戴金平，2004）。
② 因此本文所指的南北方国家分别具有的要素禀赋优势为绝对优势。
③ 为了计算简便，对中间产品的生产函数做出了对称性假定。
④ 这一假定是相对于在国外设立生产和装配的分支机构产生较高的固定成本而言的，即使假设在本国生产和装配存在一定的固定成本，我们也可以对此做一种平移，因此，这一假定不会影响此后的分析结果。
⑤ 也即λ增加意味着南北方国家要素禀赋差异加大，从而比较优势明显，企业对于依赖技术降低成本的压力和动力都减轻。
⑥ 在此最终产品运输成本代表所有最终产品的交易成本（如运费、物理损耗、关税、贸易壁垒等）。
⑦ 起初曾考虑选用Δ作为确定上述6种函数形式斜率大小的初次分类参数，但在随后的分析中发现，虽然选用Δ作为初次分类参数，能够初步确定4个区间，但区间内部接下来的分析比较就不能无重复的划分。
⑧ 剩余的9种情况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和思路进行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⑨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提醒我们在此采用Crossman与Helpman（2005）使用的比较静态分析。计算过程和结果备索。
⑩ 这一假设基于如下考虑：此处的中间产品运输成本涵盖了实际运输成本、运输过程中的物理损耗以及中间产品关税等，而本文中最终产品运输成本除了涵盖实际运输成本和物理损耗外，一般还有相对于中间产品较高的关税及其他贸易成本。因此，可以认为中间产品的“广义运输成本”较最终产品小。
(11) 根据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产品特征，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比例较大，因此假定μ＞1／2。
(12) 南北方市场容量差异较大，意味着（1－2ζ）／ζ＞t[1－μ][,0]（1－Δ）／（t[μ][,0]－Δt[1－μ][,0]）。
(13) 中间产品运输成本指数t和相对市场容量指数ζ的变化对厂商的国际化战略选择的影响有赖于t和μ更加精细的取值范围分类，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暂不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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