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经贸发展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经贸论文,人民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5年7月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已经接近5％。人民币升值将是一个长期趋势。这对我国外经贸发展既是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我们认为，人民币适度升值从长远看有利于外经贸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对我国外经贸影响的思路
为什么近年来人民币有着如此巨大的升值压力和预期？从外部环境看，因为全球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美元流动性过度增长，中美贸易差额不断扩大，使得人民币成为投机炒作的对象。从自身背景看，因为我国外贸出口和外资流入长期持续扩张，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出现了较大顺差，人民币所代表的商品和资产物美价廉。
外贸出口和外资流入的持续扩张以及双顺差的出现，对于拉动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必须承认我国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增长中存在着能源和资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停留在国际产业链条低端，主要依靠低价位竞争，贸易条件恶化等问题。同时，资源和要素过度地向出口产业集中，国民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而内需，尤其是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用于出口生产的要素，包括能源、资源、劳动力和公共投入品的价格、环境污染的代价等等被低估。
人民币长期盯住美元，减少了汇率风险，增强了我国出口的竞争力和对外资的吸引力。但是，由于贸易和资本顺差越来越庞大，中央银行不得不持续大量地投放人民币吸纳流入的外汇，对货币流通量的调控能力大打折扣。低效益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生产能力过剩又迫使企业竞相以低价位向国际市场寻求出路。这不能不是近年来我国外贸经营秩序混乱，与贸易伙伴的摩擦迅速增多的原因之一。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和适度升值，正是应对这一形势而进行的调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调整，从长期看，一是会强化要素价格的扭曲，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向集约型增长升级；二是使得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国民福利流失；三是中央银行对资金流动性的调控能力将不断减弱；四是热钱必然会以各种形式流入，在我国房市、股市等领域兴风作浪，投机获利。可以说，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不仅授人以柄，引起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而且也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正确运用汇率杠杆，解决或缓解内外部失衡压力，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对我国商品进出口的影响
——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和作用。作为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的价格，汇率的改变将直接传导给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影响到进出口数量。但是，由于决定一个国家进出口数量的因素很多，比如主要贸易对象的经济前景、市场供需、金融、物价情况，本国政府有关贸易和投资政策(退税、利率、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等)的调整，再加上存在着供给与需求弹性、汇率变动的时滞、不完全竞争、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成本等等，因此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看，汇率更主要或更适宜于对进出口增长产生中长期作用。如果汇率频繁波动，进出口商难以控制风险，无论进口和出口都无法顺利进行。
近10多年来，人民币保持了基本稳定，为我国进出口持续、平稳增长提供了保证。人民币汇率在1994年(名义)和1998(实际)有过两次较大的变动。前一次对出口增长产生了有力推动作用，后一次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但是，在其他时段，在汇率变化较小情况下，包括2005年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近5％情况下，汇率对进出口的短期影响并不明显。
——人民币此轮升值对进出口的影响。从海关统计看，人民币升值14个月来，我国商品进出口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与上年同期相比，出口额较为稳定；进口额在人民币升值后增速略有提高。这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国内投资需求旺盛，进口资源性产品价格升高造成的。由此可见，人民币目前这样一种小幅升值对出口影响不甚明显，对进口的刺激作用也比较有限。
近期内，人民币以每年3％左右幅度升值，对我国商品进出口增长总体上应当没有显著影响。首先，近期内需和外需都在强劲增长，其影响远远大于汇率的变化；其次，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中占一半比重，这部分进出口基本不受汇率变化影响；第三，企业和市场对人民币升值已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和消化能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升值导致的成本上升；第四，中国具有的综合竞争力优势使得主要加工出口产业近期内难以被别人替代，在出口产品定价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人民币适度升值对进出口的中长期影响。如果人民币小幅升值持续下去，累积的升值率会越来越大。对此，每个进出口企业都表示关心。
国内一些学者曾经运用几种数学模型研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得出的数据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认为，在升值和贬值幅度较小(5％以下)时，由于存在供求弹性和其他一些因素，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相对比较小。但是在升值或贬值幅度较大时，影响就会相应增大。
人民币适度升值对进出口的影响将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一定程度上抑制出口过快增长，刺激进口增长。根据以往汇率变动(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考虑到供给和需求弹性、加工贸易、生产率提高和管理改善、不完全竞争和市场扩张等等因素的作用，估计人民币每升值10个百分点，出口增长速度受其影响大体上应放慢3-4个百分点，进口增长速度大体上应加快3-4个百分点。
我国出口增长长期快于进口增长。就近一、两年国内外市场形势看，我国出口增长速度放慢一些，进口增长加快一些，总体上有利于缓解经济内外部失衡风险和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同时也不会对国民经济增长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2、强化加工贸易增长快于一般贸易增长的趋势。由于加工贸易产品的相对较大部分原材料来自进口，当人民币升值时，进口中间产品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将下降，从而会降低加工出口产品的成本。从中长期影响考虑，在其他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适度升值将刺激更多的出口企业转向通过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因此，会使得加工贸易增长继续快于一般贸易增长。
我国加工贸易正面临着产业升级和区域转移的双重任务。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加工贸易十分发达，很多地区几乎到了无地发展的饱和状态，需要通过产业和技术升级，提高加工贸易的档次和增值率；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则相对滞后，需要扩大加工贸易规模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总体上将呼应和推动加工贸易的升级和区域转移。
3、对资源性、低附加值商品出口的抑制大于对高附加值商品出口的抑制。人民币适度升值相当于提升了与出口有关的要素价格，对于主要依赖大量的资源等要素投入和低成本竞争，附加价值较低的出口商品，将起到比对于高附加值出口商品更大的抑制作用。同时，它又相当于降低了进口要素价格，对于我国更多的利用国外资源是一定程度上的鼓励。所以，人民币适度升值总体上将有利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出口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1、伴随人民币升值而来的商品结构变化将影响中西部地区的利益。资源性商品、一部分大宗农产品和低附加值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放慢甚至下降，对中西部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农业比重较大地方的经济发展，对一部分以农业为主的农民的收入、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可能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2、运营周期较长的大型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出口面临一定困难。有的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从签约到交付使用需要5-10年，付款时间可能更长。如果人民币长期保持升势，企业很难预测远期汇率水平。金融机构一般也只能提供短期的外汇对冲工具。所以企业承担的汇率风险很大。
3、人民币如果升值过快过猛，将造成出口下滑，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和幅度过大，那么它对进出口增长的影响可能就不那么温和了。一是将造成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回落或下降，那样不仅对资源性和低附加值商品，也会对整个出口加工产业发展以及就业产生较大打击；二是可能刺激一部分商品大量进口，冲击国内市场，甚至引起一定的通货紧缩。
三、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从我国的经验看，汇率贬值确实能够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但并不是增长的最根本推动因素。外商投资增长较快的年份(比如1984年和1992、1993年)，并不是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的年份。汇率基本稳定(即使出现一定的升值，如1995年以后)，则有利于实现利用外资的持续增长。
——人民币适度升值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1、主要投资来源地的投资走向。2005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前5大来源地分别为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和美国。其中，日本对中国投资增幅较大，实际投资额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由2002年的7.94％上升为2005年的10.82％。而美国则由2002年的第二位退居第五位，实际投资额占全国总额的比重由2002年的10.28％减少至2005年的5.07％。2006年1-6月，在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的情况下，来自维尔京群岛的实际投资额和项目数都有较大的涨幅，来自香港的直接投资增长平稳，而美国、日本、韩国的直接投资项目数和实际投资额都明显减少。由于维尔京群岛投资包括了很大一部分跨国公司的投资，也有一部分是来自规避台湾当局政策阻挠的台商。来自维尔京群岛投资的增加，有很大部分应当是从美、日、韩转移过来的。因此，大体上可以了解，人民币的升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来自美、日、韩的外商投资的观望，或者转向通过国际避税地到中国投资，而不一定减少投资。人民币升值对来自香港和台湾中小外商的投资受到的影响并不大。
2、主要投资领域的发展前景。长期以来，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2005年8月以来，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有所下降。2006年1-3月，制造业新设立企业数和实际使用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13％及8.25％。2002-2005年，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在全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呈递减状态，由2002年的26.57％减少到2005年的19.36％，但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来，服务业的投资有所增加。2006年1-3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幅为29.65％，在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上升到20.16％。
3、外商投资项目规模的变化。截止到2006年6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项目的平均规模约为113万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单个项目平均投资600万美元及发展中国家单个项目平均投资450万美元的水平。但2006年1-6月，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为143.9万美元，高于2005年的137万美元及2004年的138.9万美元。这说明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淘汰一些中小型外商投资项目，但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各种投资限制进一步取消，法律法规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外资中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先进、附加值较高的项目投资仍然会被吸引到中国来。
4、外商投资区域的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绝大部分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2005年，我国东、中、西部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8.8％、8％及3.2％。2006年1-3月，此比重分别为90.7％、6.2％及3.1％。但是在一些中部省区，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已经开始快于全国的增长，这表明在人民币适度升值情况下，由于沿海地区加工成本升高，一部分加工贸易投资项目将逐步向交通方便，综合环境比较好的中部地区转移。
总体上看，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成本增加，我劳动力价格低廉优势也受到一定削弱。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外商今后更看重的是所投资行业的市场前景。一个更富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促进更大更广阔市场的形成。因此，人民币适度升值不但不会影响外商的投资信心，反而会增加中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有利于我国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四、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我国对外投资起步晚，目前规模还比较小。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5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净额(流量)为122.6亿美元，仅占GDP的0.55％。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投资累计净额(存量)为577亿美元，共有境外企业6000多家。
从投资结构看，2005年我国对外投资中，流向商业服务业的投资约占当年流量的40.3％，制造业占18.6％，批发和零售业占18.4％，采矿业占13.7％。加入WTO以后，面对不断加大的全球化竞争压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加快。2002-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速达到了65.6％。为了缩短进入目标市场时间，许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形式由绿地新建为主转为跨国并购为主。2005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额达到6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一半以上。这些投资对于我国企业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市场、技术和其他优势要素，扩大经营规模，增强国际竞争力，带动出口增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币升值总体上有利于我国企业降低对外投资成本，提高以人民币计算的投资盈利，因此会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去”创业。
由于近中期人民币将是一种渐进、小幅升值的态势，对资本输出的鼓励作用可能还不太明显。近中期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已经有相当规模海外资产企业的货币错配风险。因为现行政策严厉限制国内母公司为海外子公司境外融资提供担保，所以海外子公司资金很大比例来自国内融资。在人民币升值以后，他们的外币计价资产折算成人民币之后要缩水，负债却不变。
如果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较大，国内要素价格上涨较快，对企业对外投资的鼓励作用就会增大。预计今后几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将呈现新的加速增长态势。以跨国并购形式实现的投资将继续扩大。投资结构中能源和资源开发，设立营销网络、加工装配工厂或研发中心等等的比重将增加。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不大，实际上与多数企业缺乏国际化经营的经验和人才、经营机制落后和投资管理能力不强有着直接关系。企业这方面的成长需要有一个过程。另外，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并购活动增多，“中国威胁论”正逐渐抬头。这些都可能影响或阻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所以，我国的对外投资在近中期还很难起到平衡外贸顺差和资本顺差的作用。
五、与当前内外经济不平衡的关系
当前我国内外经济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为：进出口增长不平衡，顺差持续扩大；内外需不平衡，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资源配置不平衡，要素较多地集中于出口产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经济和对外贸易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高物耗、高能耗的增长方式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进出口的大幅增长遇到了国际市场容量和资源能源供给的限制；不断增长的顺差和外汇储备给宏观调控造成越来越大的困难；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的边际成本升高，而边际利益却下降。
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首先，国际背景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要素更自由流动中，世界经济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失衡。主要表现是：其一，在现行货币体制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发行不受约束，全球流动性大大过剩，致使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加大背离；其二，美国持续的高消费与低储蓄率，造成其财政和国际收支账户巨额赤字；其三，历史原因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发展中国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市场成长缓慢；其四，跨国公司全球化配置产业链，造成美欧地区以美国为主的净进口和亚洲地区以中国为主的净出口持续扩大的格局。
第二，国内背景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缺资金，二缺外汇，三缺技术和管理，只有劳动力充足和低廉的优势，并且劳动力大批地由农村转移出来，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这种现实决定了我们只有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加工出口产业，才能扩大就业，发挥比较优势，快速地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
第三，我国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和优惠政策，逐步形成了外向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吸引利用了大量外资，提升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推动了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但是，这种模式长期实行的结果，也造成了偏重出口、偏重外需、在国际竞争中偏重利用低成本优势的倾向。
在我国经济总量、进出口规模、资源和环境压力还不那么大的时候，上述问题和矛盾还不那么突出，对进出口的持续增长还不构成威胁。今天，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4位，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5年的约5％，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进出口贸易排名世界第3位，许多商品的产量和出口量、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量等都已经居于世界前列。出口占GDP比重已经达到1/3强，外贸顺差占GDP比重达到4.6％。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外经贸形势的影响。在这样一个新阶段和新形势下，经济的内外平衡就变得非常重要，问题和矛盾也就凸显了出来。
如果按照近几年的增长速度，三至四年内中国外贸就可以超过德国，在不久以后的将来还可能超过美国。这必然会对世界经济格局、贸易结构和市场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对全球经济和国际市场的不平衡造成新的冲击。
如果我们不能主动调整自身的进出口、内外需、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增长与环境等的关系等，不能调整好进出口与国际市场容量和资源供给的关系，那么可以预见，今后的增长必然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更硬性的约束，被迫进行更大、更剧烈的调整。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适度升值是主动调整的内容之一。但是汇率改革却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一下子解决失衡问题。因为：第一，解决全球经济的不平衡需要各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努力。我国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持续的高消费与低储蓄率，是造成其巨额国际收支赤字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中美贸易巨大顺差的深层次原因。在全球经济不平衡没有解决，中美顺差深层次原因还存在的情况下，我国进出口不平衡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第二，国际间产业转移的趋势正在继续发展，我国仍然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地区之一。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产业进步和贸易升级都是新的机遇。我们应当利用好这样的机遇，总体上还是要积极吸引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所以，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一定程度的贸易顺差、对外资和出口的较大依赖、资源和要素向外向型经济的倾斜等还将是客观存在。第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只是造成内外失衡的原因之一。单靠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而不调整其他政策，不根本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就不可能纠正我国长期以来偏重出口、偏重外向型经济、偏重利用低成本优势的倾向。而这些政策的调整只能渐进、稳健地进行，不应当期望它们一步到位。
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有利于缓解当前较为突出的内外失衡问题。第一，人民币适度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将抑制出口过快增长，鼓励扩大进口，缓解外贸顺差不断增大的压力；第二，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出口要素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将改变资源和要素配置较多地集中于出口产业的现象；第三，出口成本的增加，将推动国内、国外投资转向服务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优化；第四，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减少将缓解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第五，进出口适度和平稳的增长将缓解我国与贸易伙伴的争端和摩擦；第六，进口成本的降低和进口商品结构的改善有利于推动我产业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的增长；第七，进出口不平衡矛盾的缓解将减缓外汇储备增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压力，减轻因国际金融动荡而使我国外汇资产大幅缩水的风险。
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适度升值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我国将改变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加重视进口与出口、内需与外需、内资与外资以及其他对内对外经济关系的平衡。这对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对外经济贸易的创新型、效益型和可持续发展，改变长期以来单纯依赖低廉价格取胜的倾向，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可以说，人民币的适度升值，一方面对于我国外经贸发展是一个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又是我国外经贸跨上一个新台阶的有利契机。
六、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挑战
根据以上的分析，基本的政策选择应当是：
第一，正确认识汇率改革给外经贸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努力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下实现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根据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平衡要求，循序渐进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改革汇率形成机制。
第二，更加重视协调好出口与进口、外需与内需的关系，促进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清理和废止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各种歧视进口的做法，实行更“中性”的贸易政策，逐步做到进出口大体平衡增长。
第三，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外贸和外资政策要由一般地对出口倾斜转向更多地对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能够带动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项目、带动较多就业的项目和加快中西部发展的项目倾斜。
第四，积极推动金融体系和企业经营制度改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建立和完善各种避险机制，切实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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