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市场取向改革以来学术界相关理论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学术界论文,取向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背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 经济理论是人们对于一种社会经济运行的机制、制度和规律的探讨。如果说计划经济理论是对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探讨，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则是在1992年中国确定市场取向改革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制度和规律的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有改革开放时代特征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中最为重要的方面，直至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需要坚持的改革方向，而其正式的确立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因此，1992年成为中国经济理论探索的分水岭。早在1992年之前，理论界便开始对市场机制、商品经济进行探索，但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才真正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融的“教条”，从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在领导人民实践中总结出的科学理论，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之一，那么反映在经济学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多体现的则是学术界孜孜不倦的探索。当然二者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都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从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①直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时无刻不在呼唤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的指导和解释。而中国的经济学者确实也担负起了这样的重任，改革开放至今的历次重大决策背后，也都饱含着经济学者的辛苦工作结晶，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否为商品经济的争论，1987年关于经济改革如何推进的三种代表性主张，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探讨和酝酿，20世纪末围绕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的争论等等，不胜枚举。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又将其总结为各种经济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按劳分配和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中国式经济增长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渐进式改革理论等，并将其合并在一起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张卓元，2012)。这种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与成果的梳理不仅极具理论意义，同时也为进一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甚至是行动指南。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呢？不少学者对此问题给出了答案，那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仅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与继承，同时也应对其突破与发展。②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分支发展前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且是相比较而言更具科学性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虽然也揭示了社会和经济中的某些真理、某些规律，却只是以少数人的利益和价值为目的，因此具有较多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的是创造财富主体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劳动人民的财富创造活动是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因此这种经济学必然具有最强的科学性和最大的包容性(裴小革，2008)。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虽然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及方法，但基本的指导思想却只能存在一个，那便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出现指导思想的“二元论”或“多元论”。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不能因为亚当·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和霍布森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阐述了某些正确的道理，我们就直接提出用他们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驾驭和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而应该用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成分并创新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驾驭和指导这一伟大实践；同样，在现阶段，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扬弃和超越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来驾驭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程恩富，2004)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应凸显国内经济学者的创新品格。有学者认为这种创新品格应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主体，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二是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不再照抄照搬以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子，更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三是力争全面系统地梳理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和演进历程，辩证地理清坚持、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四是在理论建树上不断提出新论点，为中国经济学提供新鲜血液，而不要有教条气息；五是把意识形态与分析工具有效地统一起来，既鲜明地强化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又精巧地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将二者紧密地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上(刘国光，2009)。不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创新绝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根基，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其理论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刘灿等，2011)。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代化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定是一个整体的经济理论，既包括生产关系完善，也包括生产力科学的发展，还包括优化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研究，杨承训(2009)称之为“整体经济学”。同时，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又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在此原则下进行探索与发展，所形成的各个理论方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才真正可称为“理论体系”(顾海良，2011)。 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及归纳便是建立在上述三点原则的基础之上。 (三)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作为当今被世界公认经济发展最快，甚至在金融危机中仍能保持稳定增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日益提升。但是，伴随而来的一些理论认识则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模糊的符号诠释。这意味着，今天重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国特色”，不仅从引导国内政策实践的角度具有意义，而且有助于澄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外理论界的模糊认识。 按照传统方式总结而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很明显是在探索和归纳一种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所不同的新“特色”。事实上，社会主义思想最早源于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的否定和反抗，可以追溯到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设想的财产共有制度，追溯到墨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先哲关于“理想国”的社会理想。列宁认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合理因素，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及其组织方式——共产党及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马恩的著作虽然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但其主要分析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也仅仅提出一些原则性构想，并未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在国际上较具影响力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由巴罗尼、泰勒、兰格等人阐释的，他们构成了当时社会主义大论战的计划经济支持方。③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接受的则是来自苏联的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中国学者的“启蒙读物”。但即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学界也并不拘泥于苏联教条，而是或多或少地致力于从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道路。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确立，为国内加快借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给国内的经济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可以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本身是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时代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理论也需要不断地中国化。因此，如果仍然拘泥于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计划经济理论相比较而谈“中国特色”，那么今天几乎所有的经济研究都是具有“特色”的。这样的比较显然失去了意义。所以，本文的视角是探讨与国外主流经济理论相比较的“中国特色”，并在依此梳理和归纳国内经济理论的主要发展脉络。 那么中国经济理论的特色体现在哪里？从内容上看，由于中国不同寻常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研究的问题必然具有独特性，事实上从本文各部分来看，综述内容上确实多是关于新体制如何建立和体制转型如何成功的研究和理论认识，而不是如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研究那样，更多关注的是成熟市场经济中的各种活动和现象。但是站在国际视角上看，对这种独特问题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具有多大的可借鉴性，仍然有可商榷的余地。从方法上看，我们一方面秉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经济学论文已经在借鉴和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毕竟面对市场经济这个研究对象，相比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提供了具一定规范性并且更具体的实证分析工具，也更易切中改革中遇到的实际经济问题。④本文认为与主流经济理论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主要的特色体现在理念上。在经济领域，任何尽量客观的研究背后也难免包含着其特定的价值理念，不同的理念会指向不同的研究方式和分析结果，只要继承社会主义的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使分析工具是西方经济学的，我们的经济理论也完全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而在研究中体现出的从中国实际出发，扬弃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优秀思想，则为我们的经济理论增添了“中国特色”。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些国内学者主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综合来说，本文将我国经济理论中的“中国特色”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并且在后面梳理1992年至今国内经济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具体展现这些“中国特色”。 1.分析思路 (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最本质的区别。(2)更加强调制度与结构。不仅强调制度与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强调主动的制度与结构调整。(3)更加认可经济中的非均衡。包括变量非均衡但行为稳定的广义均衡。(4)中庸之道。与西方经济分析中所强调的“最大化”不同，中国传统思想更加强调适度为佳和过犹不及，方法上强调“有扩有收”。 2.政策方案 (1)更加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以及国有经济)通常被认为肩负更重要的经济使命，而不仅仅是解决市场失灵和实行宏观调控。(2)立足国情。一方面中国特殊的实践产生特殊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国内许多内容和空间结构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研究对象往往需要更加细化。(3)具有更强的政策导向。这充分体现出中国经济研究的现实主义色彩，相比主流经济理论也更加倾向于比较与归纳。(4)渐进化的调整思路。包含试错的理念和稳定的策略。(5)多目标取向。与中庸之道密切相关，并不试图追求单一目标最大化，而是追求多个目标的协调适度。 3.价值理念 (1)公平正义取向。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以人为本原则。(2)效率与公平兼顾。出于对计划经济教训的吸收，以及社会建设不能落后于经济建设的考虑，研究中体现了效率和公平二者不能偏废的思想。⑤ 二、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讨 本部分通过梳理中国学者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诸方面的探讨，总结某些关键性的理论成果。这些基本经济制度的探讨包括市场经济制度、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体制改革和转轨问题等。在这些方面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拥有不同的研究理念。事实上，前三部分理论本身就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得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成果，无论从研究内容上还是研究范式上都与西方主流理论大不相同。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认识，也由此引发两场争论。一是董辅礽(1998)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市场经济只是资源配置方式，本身不具社会属性。这引发了关于市场经济是否具有社会属性的争论，持相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张朝尊(1999)，他认为董的概括有“两张皮”的危险，市场经济形成的客观条件的不同必然决定了其社会属性的区别。二是卫兴华(2000)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这是其在另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战中得出的总结，论战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是否等同。事实上，这些理论概念争论的背后却极具政策方案导向：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理论支持。例如，董辅礽坚持其理解的原因之一便是担心人们对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办法进行“姓社姓资”的追问。不过，有一点在学界基本是达成共识的，即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其实早在党的十四大之前，便有学者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解决短缺与公平问题，强调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即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同时强化国家宏观管理，不可只迷信计划或只迷信市场。 若如董辅礽所言，市场经济并不具有社会属性，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何处？这引出另一个问题：建设怎样的市场经济。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很能反映中国经济理论的特色。最主要是公平取向，正如有学者所言，“社会主义从来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但是如何做到呢？很多学者强调政府的作用，即认为政府应承担比主流经济理论中所描述的更多的职责。例如，陈东琪(1999)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处理“如何加速”(发展速度、结构调整、制度转换等)的问题，而且要考虑“不平等竞争”的问题，政府承担更多的职能将加快市场的发展；而程恩富(1998)则更是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形态”。不过在解释政府应如何发挥作用上，钱颖一(1999，2000)认为政府应秉承“增进市场论”而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进一步，他又提出两个具有争议的概念，即“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产生“坏的市场经济”的首要原因在于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对此，一些学者表示赞成⑥，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市场本身无好坏，但有缺陷，因此需要对其校正。虽然对此问题存有争议，但双方落脚点都一样，就是制度，强调主动地推进制度建设以增进绩效又是中国经济理论的一大特色。进入21世纪后，尤其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提出以后，对于建设怎样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不管学界是否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现实确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评价市场经济活动效果便与评价政府绩效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传统的以GDP排座次的模式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有学者建议应逐步改GDP增长单一指标为多方面指标，诸如社会、环境、经济、制度等，以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张卓元，2004)。这体现了中国经济理论的多目标取向。 (二)所有制理论 周叔莲(1993)曾说所有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事实上，对于所有制的研究同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有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结构问题，并且是国内学者最为关注的结构问题，其中对于非公经济的认识又是重中之重。这种认识是渐进的，从党的十二大确认“个体经济”是“补充”直到党的十五大形成“基本经济制度”，历时15年。与之相伴，学界对于公有与私有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董辅礽(1994)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便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保持多种公有制占主导的条件下发展多种非公有制”，即后来的“八宝饭”理论；晓亮(1996)指出私有制与公有制经济是协作而不是对立关系，它们能够共荣共进；范恒山(1998)则进一步强调二者可以结合和转换。直到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不是对立的，才彻底打消人们对非公经济剥削性质的顾虑(魏杰，2002)。至于为什么要发展非公经济，普遍存在三种基于国情的认识，一是生产力落后，二是生产力多层次，三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董辅礽认为真正原因在于要发展市场经济。⑦其他学者也有相似的观点(高尚全，2005)。 社会主义仍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显得不容置疑，但对“公有制为主体”的标准存有争议⑧，直至党的十五大明确认定“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但这又涉及如何理解“量”与“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量”的核心应是指经营性净资产，而“质”则需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再细分(郭飞，2008)。于是这又变成一个多目标的权衡。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一些学者对公有制经济在今天是否仍然占据主体地位表示怀疑，裴长洪(2014)的研究则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他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营性资产价值量作为衡量主次地位的边界标准，完整估算了三次产业两种所有制的资产规模及其比重变化，发现直至2012年，公有制经济的资产规模仍然占53%，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在增加值和就业规模上则占据明显优势，这不仅证明我国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依旧存在，同时意味着公有制主体地位对非公有制的经济贡献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公有制经济在效率上的劣势似乎被大多实证分析所验证。⑨支持其主体地位的理由主要在公平——防止私人资本的膨胀带来收入的两极分化(马洪，1993)，不过这一点也引起诸多置疑。陈志武(2006)认为现在的国有制和政府管制不是受效率或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而解决之道便是建立依宪治国的民主政治，这又回到了制度上。经验证据研究对公有制的负面影响也有揭示。有认为行业垄断和所有制的结合导致了工资收入差距上升，但所有制的影响更大。陈钊等(2010)则证明所有制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度甚至在逐年上升。事实上，这种研究本身就极具中国特色，因为所有制的企业细分的纬度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才显得重要。 公有制在效率与公平两方面都值得认真研究。公平领域或许可以考虑“有进有退”，即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常修泽，2006)。其实，这不仅是一个结构问题，而且十分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恰如中医所讲“寒热并用、补泻合剂”。效率领域或许更应在实现形式上做文章。邹东涛(1997)认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包括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和公有制的财产组织三个层次的实现形式。不过，学界主要探讨的还是财产(资产)组织形式，普遍认为应探索多种实现形式，并认可股份制为主要形式(高尚全，1998)。不过，对于股份制的性质，学界一直争论至今，这也推进了对马恩原著更具深度的探讨。较早挑起争端的是于光远(1994，1997)，他提出“社会所有制”而不是“公有制”更符合马恩原意，进一步认为股份制属于“社会所有制”。对此学界褒贬不一，较普遍的看法是认可其“社会所有制”而不认可其对股份制的判断。较普遍的看法仍是认为股份制只是一种资本的经营方式(卫兴华，2008)。不过各方似乎都未被说服，争论仍在继续。⑩ (三)收入分配理论 分配问题本身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在新古典体系中，分配与生产是一体的，而在马克思及古典经济学中，则需分开论述在不同的运行环节中。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对于商品化的劳动力不再适用，劳动者是按市场的劳动力要素贡献取酬(高尚全，1993)。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而学界也认可只有按生产要素分配才能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何伟，1998)。但从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出发，如何解释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则是个重要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1)。一种普遍的观点强调要区别看待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这两个问题，(11)但却并未解释按要素分配本身的分配原则。蔡继明(2001，2002)的广义价值论则更进一步，他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承认生产者劳动生产力的差别，并将其看作劳动生产要素及诸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多元函数，进而认为要素依各自(边际)贡献得到相应份额，便不存在剥削。可见，他不仅吸收了主流经济理论的边际分析方法，甚至其抽象函数与新古典生产函数也有类似形式。表面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结合要求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这在逻辑上似乎自洽，实际上，两种分配方式的并存必然带来劳动者收入的非均衡。事实上，在进入市场后，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可能很难衡量。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展开与深入，城市间、乡村间、城乡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均逐渐增大，这引发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否仍然适用的大讨论(赵人伟，1999)。一些学者认为该提法依然适用(赵人伟，2002)，也有学者表示反对。有人认为“优先说”没有注意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一面，也有人认为该提法将公平置于次要地位，已失去时效性。党的文件从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便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七大更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现实中，基尼系数则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其原因不仅在于初次分配环节，如垄断行业的不合理收入(岳希明等，2010)，也在于再分配环节，如社保体系的非公平(朱玲，2010)，甚至还在于灰色收入的过快增长(王小鲁，2010)。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影响经济增长(陆铭等，2005)，分配不公还会带来社会不稳定。2004年开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寄予厚望，不只反映出对于政府顶层设计的依赖，而且突出了制度变革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不过，正如朱玲(2011)指出的，如何在稳定社会的前提下依法改革，防止以新的不公正取代旧的不公正，是对政府和公众政治智慧的考验。 作为再分配的重要一环，中国的社保体系建设承载着多重目标。从长期看，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从中期看，要减轻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巨大社会震动；从近期看，要考虑如何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波动适时调整各有关项目的收支水平(宋晓悟，2002)。但政府长期以来对此似乎不够重视，例如有学者指出2003年SARS灾害发生之前的二十多年间，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远胜于对健康领域发展的关注，由此造成普通居民特别是农民及其家庭成员看不起病的案例日益增多，以至于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影响到社会稳定(朱玲，2004)。随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政府开始对于社会公平正义愈发关注，而学界也对于社会保障，尤其是针对较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研究也日趋繁荣。纵观国内对于社会保障的研究，同样极具中国特色，最典型的是存在大量的比较研究。(12)此外，立足国情的分析、(13)制度设计问题的强调、民族传统的弘扬都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分析理念，这些在关于养老、医疗、低保等方面的具体分析中随处可见。 (四)体制改革和转轨理论 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成思危，2008)。中国改革的突出特点是渐进式，一般认为包括四方面：路径上，从下到上，先易后难；领域上，先经济后政治，先生产后流通；进程上，先试点再推广；利益分享结构上，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这种渐进式体现了国人的一种稳定改革策略，但国内学者却也并不仅仅拘泥于稳定，而进一步强调要“稳中求进”(刘国光，2010)。三十余年改革成绩斐然，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经济决策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一些学者在量化市场化进程方面做出贡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2010)在五大因素基础上通过33个测度指标测算市场化总指数。更有影响力的是樊纲等(2011)的测算，他们的分省指数更适合面板数据的分析。随着21世纪以来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学界展开“第三次改革大辩论”，在总结这次大辩论的基础上，吴敬琏(2008)认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才是出路。对于深化改革，刘伟等人认为应集中在三大方面：财政体制、土地制度及金融制度。(14)楼继伟(2011)则侧重财政视角审视了需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社保、个税、户籍、央地财政关系、资本项目开放以及财政与央行账户关系。 独特的改革路径催生独特的体制转轨理论研究，除经验总结及案例研究(15)外，学者们更是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及假说。林毅夫等(1994)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并将其动态化，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逻辑一致地解释了改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杨瑞龙(1998)在放权让利的背景下，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的作用，突破了自上而下改革的“诺斯悖论”，形成政府主导型向中间扩散型最终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三阶段转换。黄少安(2000)结合转型国家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事实，提出并验证了三个假说，即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以及制度变迁主体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基于中国的实践，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或地方政府)在转轨中将大有作为，但也有人认为，政府行为或政策不过是各种利益冲突与平衡结果的反映。除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公共选择理论外，一些在西方主流理论体系中较为边缘的分析方法同样盛行于国内的体制转轨研究中，如比较经济体制分析(周冰和靳涛，2005)、马克思主义分析(于金富，2006)、非均衡分析(袁志刚，2010)等。无论经验的总结还是理论的探索，目的均为更好地指导进一步改革。 三、关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探讨 本部分旨在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研究进行梳理，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理论、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增长与发展理论。由于宏观经济运行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差异最大，这一部分是国内学者最热衷研究的领域，研究成果最为密集，各子部分间关联程度、交叉程度很高。因此，本文并不试图将此部分研究成果作详细的梳理，而将重点放在展现“中国特色”上。 (一)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理论 国内学者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解，总体上讲是参照主流的凯恩斯或新古典的框架，但有一点是学者们普遍强调的，即基于国情的分析。与西方主流学者的纯科学主义倾向相反，国内学者更重视从零散事实到典型化事实再到一般理论模型的研究轨迹(王诚，2007)，在实际研究中更注意对中国特殊事实的把握。比如，在探讨人民币升值后果时，不是简单地套用经典计量模型，而是在总结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框架(张斌和何帆，2006)。又如，在借鉴西方经典消费理论时会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国情差异(朱信凯和骆晨，2011)。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不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更多地还是落在调控政策上，而对宏观调控本身的比较分析同样得出许多重要思想(刘树成，2004)。事实上，中国的宏观调控与国外相比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特点是结构性调节，这体现在汇率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各个方面，或许这是最值得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借鉴的。但也有学者对结构性调节存有质疑，CCER课题组(2004)就直指结构调整是计划体制的回归，或许短期见效快，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与结构性调节相对应的是我国宏观调控的多工具性，尤其自本轮金融危机以来的情况凸显，这也逐渐为国内外学者所认可。(16)此外，国内学者对宏观调控的一些认识也极具“中国特色”。刘溶沧和马珺(2001)认为宏观调控应是多目标的，要兼顾稳定、发展与平等；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应有压有保，压长补短，这不仅是一种结构性调控思维，且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课题组(1999)认为政策选择应考虑体制和发展的一致性，顺势而为；刘树成等(2005)则认为实现经济波动的高位平滑需进行制度性调整，消除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刘国光(1998)则指出宏观调控要立足于中长期发展格局，同时注意历史经验。从以人为本出发，中国学者对于宏观政策的就业效应也十分关注。蔡昉等(2004)在对较低的就业弹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以扩大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王诚(2012)则更加明确提出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取向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张立栋和周天勇(2006)认为忽视就业的根源在于政府部门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惯性，解决对策应该调整部门权力和利益，做到让利于民。 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不少主流理论体系中难以见到的宏观经济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加深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例如国际收支中的“双顺差”在传统理论体系中就是一个悖论。余永定等认为“双顺差”是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创汇经济”中形成，而由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的调整缓慢使得这种不平衡愈演愈烈，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终于在次贷危机后陷入所谓的“美元陷阱”。其微观基础或许在于发展中的能力缺口与外资依赖。(17)另一个特色的例子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入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裴长洪(2014)从公共品供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对全球公共品的需求特点和供给能力，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增强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而这除了增强国力之外，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更适应参与制订全球规则的需要。还有一个例子是产能过剩，这个概念看上去似乎只能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存在。林毅夫试图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易出现投资上的“潮涌现象”，从而形成产能过剩，而政府则应在引导企业投资中发挥更大作用。(18)不过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他们更相信产能过剩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扭曲市场机制所造成。(19) (二)财政理论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区域差异化日益显著，这构成了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起点，而财政税收体制在推动区域差异化由内生方面实现上起着基础性作用(何恒远和周立群，2005)。分税制改革确立了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基本模式。早在1993年中央明确提出分税制改革时，学界便已经对分税制展开了研究，一方面注意对前期试点情况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注意比较国际经验(中国人民大学“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课题组，1993)，体现出国内经济研究较强的政策导向性。虽然分税制被学界普遍认可，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范围最大的一次制度创新(胡鞍钢，1996)，但其不完善之处也带来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基层财政的困难，贾康和白景明(2002)总结了三点体制性原因：财权与事权划分模式不对称、政府层级过多、财政支出标准决策权过度集中与规则紊乱并存。基层财政困难会引发一系列后果，例如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土地财政，或许“租税替代”机制的分析成立，但“地租”的预算外性质使其更为地方政府所钟爱(黄少安等，2012)，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又将问题进一步激化。再例如地方债务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不足有关，而地方财政的风险最终还是要中央兜底，分税制虽然打破了“利益大锅饭”，却难以打破“风险大锅饭”。(20)此外，由于财力不足导致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执行也会影响中央政策的有效落实。制度性的问题需要制度性的对策。贾康(2002)提出应重点推进实质意义的分税分级财政建设，对财政制度安排进行全局性的优化设计；周业安(2000)则提出更具深远意义的财政民主化建设，而这同样需要实行渐进式改革。 财政分权也是国内学者着重研究的领域。钱颖一等基于MPF理论，深入研究了“中国式联邦主义”，认为地方政府间的分权竞争将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与人民福利和改革推进中的利益关系一致化，有效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发展。(21)不过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该理论忽视了中国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用(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许成钢(Xu，2011)将中国独特的治理体系命名为“地方分权式权威体系”，利用这一概念，不仅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高速发展，也能找到诸多问题的根源。财政分权领域拥有更多的实证研究。例如探讨财政分权对增长的效应，结果大不同，有认为正效应的，有认为负效应的(Zhang & Zou，1998)，还有认为需分阶段考虑(张晏和龚六堂，2005)。结果的不同与财政分权衡量方法的不同不无关系(徐永胜和乔宝云，2012)。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造成地区发展的不均衡，这似乎在学者间更能产生共鸣。(22)为了缓解由此带来的财政不平衡状况，出于公平的考虑，均等化转移支付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23) 公共财政是对应于市场经济的财政，因此成为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安体富和高培勇，1993)。在主流的财政学中，公共财政的最主要作用被界定在提供公共品和调节收入分配，而在中国的理论中，稳定经济等内容也往往被纳入到公共财政范畴中(高培勇，2000)。即便在提供公共品方面，国内学者也更加容易接受软性(制度性)公共品的概念。在公共财政的构建过程中，国内学者更加强调渐进的推进，同时也注意在多目标的权衡中合理掌握财政的分配顺序。 (三)金融理论 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再次体现了国内学者对经济结构问题的特殊兴趣。(24)在大多数文献尤其是国外文献中，金融结构主要指市场与银行的相对重要性。对于未来中国金融结构的选择，学者们看法不一，(25)但银行主导目前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初，一些研究便倡导以建立二级银行体系为基础的金融体制改革，极具政策导向性。董辅礽(1994)提出建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体系，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将专业银行改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李晓西(1994)从银企关系角度论述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刘遵义和钱颖一(1994)则在比较分析他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重考虑如何处理好重建银企关系过程中的呆账问题。谢平(1994)从专业银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等利益主体的角度分析了国家专业银行改革滞后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意见。而张杰(1998)恰恰认为国有银行的过早商业化改革本身并不符合渐进改革的逻辑，不过他同时承认金融改革的滞后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累积。张杰的观点恰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强调“过犹不及”的平衡理念。 金融改革的滞后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政府在金融中的主导作用，而政府控制也为一些学者所认可。张兴胜(2002)肯定了通过金融抑制方式补贴国有企业对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性。而张磊(2010)则认为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是经济起飞时期的阶段性最优金融制度安排。认可政府的金融控制事实上意味着接受金融市场的某种非均衡。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可这种政府主导体制，(26)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王定祥等(2009)，他们的研究是基于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3)基于中国典型化事实的分析认为，金融扭曲在转轨阶段有其合理性，但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其将难以延续，金融制度须向市场配置转型。利率市场化自然是向市场配置转型的一个重点，而这需要渐进的过程(易纲，2009)。 直接融资比例低一直是我国金融领域的一个结构性问题。直接融资有利于分散和控制金融风险，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稳定发展，也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刘鸿儒和李志玲，1999)。有学者认为，为了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国在鼓励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又对其发展采取了与改革目标函数相一致的金融控制政策(王晋斌，2000)。不过这种控制，尤其是股权的流动性分裂造成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和功能的失衡(吴晓求，2004)。这种失衡最终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得以解决。 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虚拟经济问题最被国内学者所关注。这是由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转化而来的概念。成思危(2005)认为有价证券的市场化大大提高了虚拟资本的流动性，为人们进行投机创造了条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转向虚拟资产的价值化积累，同时虚拟资产与所对应实物资产的价值愈发脱离。次贷危机使得学者们对于这种价值脱离更加关注，他们普遍认为应控制虚拟交易，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创新。 (四)增长与发展理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绩效，有学者认为通过相对价格体系的逐步调整来促进资本积累的策略，是使得经济增长潜力得以有效释放的根本机制(刘霞辉等，2008)。从增长核算的角度看，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而不是TFP的增长。(27)事实上，作为对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做出的东亚无技术进步的断言的回应，国内大量学者加入到测算TFP的大军之中。(28)虽然测算方法不尽相同，同时还存有数据之争(王梦奎，2005)，但结论却出入不大，总体看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仅有20%—30%。不过，很多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并非全部体现在TFP中，中国的资本投入本身便蕴含着巨大的技术进步(如赵志耘等，2007)。这种靠资本投入引进技术创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们后发优势的体现，不过有学者却也指出这种方式将有可能带来结构性失衡(袁江和张成思，2009)。不管怎么讲，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的事实被更多学者所承认，甚至有学者认为投资已经“高”得过度了，并导致投资收益率的恶化(张军，2002)。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总体资本积累是具有动态效率的，中国的增长未必“粗放”(吕冰洋，2008)。尽管超过20%的投资回报率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但是一系列诸如产能过剩之类的事实暗示我们中国的资本配置至少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Song & Zilibotti，2011)。对此，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弱于非国有企业；而刘伟和张辉(2008)则敏锐洞察到第二、第三产业间的“反效率配置”。这种对于企业或产业的细分研究恰是立足于中国“非均衡”的国情基础之上。 对投资推动型增长的解释，李扬和殷剑峰(2005)等认为需要关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诚然，这种劳动力结构转化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显著特征(Fan et al.，2013)。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2009)则在归纳了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并与中国相比较的基础上，一方面利用赶超阶段的低成本竞争模式证明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高投资与高增长，另一方面也点出中国正处于从低价工业化转向高成本城市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其他学者同样也认识到了这种发展阶段的转变。例如，王国刚(2010)便指出在通过工业化解决了“吃、穿、用”之后，必然需要城镇化来解决“住、行、学”的问题。 发展阶段的转变固然需要发展方式的相应调整，但前期高速增长积累的种种矛盾更是要求发展方式的转变，如何进一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些矛盾，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提出多年，不少对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一些特色理念：第一，强调制度，例如刘伟(2006)便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本又在于制度创新；第二，强调政府作用，例如有许多人指出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不会自动发生，政府需要在其中发挥扶持作用；第三，多目标的协调，例如卫兴华(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注意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统一，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的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统一；第四，公平取向，例如许多学者强调应加强就业与公平效率的统一，改善收入再分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蕴含的风险，对此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认为最大风险是过快减速，而其原因则在于收入格局再调整、过度无效投资、杠杆率持续拉升以及产业结构服务化。 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微观基础——企业问题的探讨 本部分首先着重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企业理论和国企改革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然后以乡镇企业为重点梳理了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的相关研究，最后结合近来一个焦点话题——与国企改革相关的反垄断问题，分析国内学者在政府规制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企业理论与国企改革 改革是制度的调整，国企改革则指向企业制度。中国的国企改革问题本身便是个特色问题，而对国企改革的研究又极具政策导向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厉以宁(1994)便倡导企业改革主线论，他提出要使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以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存在为前提。使市场主体具有活力除了发展非公经济外，更重要的便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改什么”、“如何改”这些问题催生了学者们对于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国外对于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源自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国内学者无论对该理论接受也好批判也罢，大都受其分析框架的影响。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出发，许多学者对其持批判态度，但不忘将二者进行比较。例如，刘元春(1995)比较了马克思和科斯的企业起源理论，认为科斯的根本问题在于忽视了企业的生产功能；而荣兆梓(1995)则认为科斯的理论不能解决企业组织形式和产权结构的内在统一性，恰恰马克思的理论能做到。林岗和张宇(2000)认为同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更加强调整体性、生产性、历史性和经济性相比，西方产权理论的缺陷在于强调个体性、交易性、自然性和法权性，同时其均衡分析等方法也存在严重的局限。更多的学者选择吸收借鉴国外的主流方法和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争论。张维迎(1995)通过在一个讨价还价博弈的企业模型里引入关于企业家能力的信息成本，阐明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内在必然性。崔之元(1996)试图用“宾夕法尼亚州式社会主义”的案例及随后美国29个州修改公司法的事实，结合赫姆斯特姆的理论，解释了市场竞争与私有制的矛盾。周其仁(1996)更注重从人出发思考问题，他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引入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正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并对“资本雇佣劳动”产生质疑。崔和周的研究对张维迎的企业理论带来冲击，这引来他的反驳。张维迎认为崔没有区分清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并且严重误用了赫姆斯特姆的理论，而周其仁的“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恰恰能够推出“资本雇佣劳动”。杨瑞龙和周业安(1997)认为张、周、崔的结论虽然相去甚远，但都是沿着统一的物权含义理解产权，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区分清产权和物权，同时他们还强调应根据现实发展不断修正理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这意味着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周叔莲，2000)。事实上，能否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关键也在于国有企业能否成为真正的独立产权主体(刘诗白，1998)。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有人指出国有股的“一股独大”是股权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另外有人则认为国有股代表的是政府官员而不是资本所有者。国有企业需要吸引和组织更多的民间资本，形成多元投资主体，即便对于需要国有经济控制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也可实行对民间资本开放的国家控股，甚至国有资本参股。引入非国有资本是国企改制的关键，但产权制度改革并不是国企改革的唯一内容。吴敬琏(1994)很早便指出国企改革需要处理的几个关键问题：界定产权、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处理历史包袱。这实际上也暗示了国企改革的几个子目标。他进而指出，股权换债权或许是个可以尝试的途径，既能将有些包袱卸掉，又能创造出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不过，张文魁(2000)发现债转股在发达国家并不常用，而一些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在采用债转股处理国有企业不良贷款时，效果也不如预期。 通过公司上市来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手段之一。张亦春和周颖刚(1997)认为股份上市公司对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有效防止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不过资本市场也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我国的资本市场本身并不完善，这更加引发了学者对公司治理的研究热情，更多的是从实证检验角度(29)，当然也有理论研究(30)，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擅长的比较研究。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学者们也对委托代理问题十分关注。(31)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应用委托—代理理论时须考虑中国的国情，重视其方法的应用而不是具体的结论。 经过30余年的努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有企业微观基础再造的任务已初步完成(张卓元，2008)。在总结成功经验时，黄速建(2008)指出“尊重事实、允许试错”的基本改革方法、“渐进式”的基本改革路径和“自适应”的基本改革机制最为关键，其中谈到“自适应”时，他指出地方政府积极性、创造性在国企改革中的作用。确实，分税制带来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似乎使其更愿意推动地方国企的改革(朱恒鹏，2004)。不过，金碚(2010)却指出虽然国有企业已基本实现了第一层次的市场主体定位，但是与第二层次的所有者利益(国家和人民意志)评价相去甚远。比如，国有企业是否有助于改善市场运行秩序？前些年热炒的“国进民退”或许是个伪命题，(32)但这种争议恰恰反映了如今的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反而破坏着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再比如，国有企业是否发挥着收入分配“公平标杆”功能？事实是现在的国有企业似乎再次走到了目标的对立面(夏庆杰等，2012)。国企改革确实需要再定位，何去何从需要中国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乡镇企业 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不尽相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外，另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农村工业部门——分离出来，构成一种三元经济格局(陈吉元和胡必亮，1994)。而曾经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代表，乡镇企业在农村工业部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历辉煌，而“苏南模式”作为集体经济的典范，一度为众多学者所津津乐道。是什么使得乡镇企业在那个过渡年代中脱颖而出？有学者从文化角度给出解释，认为乡镇集体企业的高效率是建立在东方式的合作文化基础上(Weizman & Xu，1994)；有学者从人力资本角度给出论证，认为乡镇集体企业在人力资本产权界定上较传统国有企业更具优势(姚先国和盛乐，2002)；更多学者则从政府的角度找原因，认为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凭借其具有的某种相对优势，可以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驱动力，他们保护着乡镇企业，促其发展(田国强，1995；Che & Qian，1998)。 随着改革的深化，民营企业迅速崛起，乡镇企业在民营化的浪潮中逐渐完成改制，乡镇企业的概念越来越与集体所有制的概念无关，甚至乡镇企业概念本身也越来越无足轻重，自2009年起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未出现过。对于这种改制的研究，一些学者强调政府的行为(王红领，2000；支兆华，2001)，也有学者认为改制是政府和企业家的博弈(张军和冯曲，2000)。从客观角度找原因，学者大多认为改制是由集体所有与私人所有的效率差距所决定，例如赵伟(2002)便认为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改制使得产权更加明晰，使其向更具优势的温州模式看齐。不过，洪银兴(2007)强调用后一阶段的发展标准来否定前一阶段的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不能否定苏南模式在初期阶段是制度创新。史晋川等认为苏南与温州发展路径的不同源于初始条件的差异，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无论是苏南还是温州的企业，都在向着更加高效的产权形式转换，同时企业制度在趋同。樊纲和陈瑜(2005)的研究则更能反映中国学者的理念：既不过分强调“最优”，也不过分强调“均衡”。他们认为乡镇企业作为一种过渡性杂种，既非最优制度，也会带来某种不均衡，但这恰是其在企业层面实现转型的最佳道路，而其最终的民营化则意味着其在中国率先完成“渐进转型”。虽然乡镇企业似乎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有人认为它对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建议继续使用乡镇企业的概念。 一般认为，乡镇企业是城乡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以工哺农的先导力量，为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对乡镇企业的总结是：乡镇企业在占有关系上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在经营关系上将土地承包、企业承包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维度的治理机制相融合。它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也充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 (三)政府规制 政府规制是微观领域的重要问题。中国现有的政府管制制度包括在自然垄断等领域的经济性管制，针对企业内部或外部不经济行为的社会性管制，以及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管制(余晖，1998)。不过中国独特的社会性质和转轨路径，使得中国的政府规制问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自然垄断产业，而且强调实践性和应用性。石涛(2007)从要素演化视角探讨了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重构，提出要对有形要素主导型和无形要素主导型垄断产业区别对待，前者以限制性规制为主，后者则需激励性规制。王俊豪的研究则更加系统深入，不仅重视借鉴国外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对于自然垄断产业需要引入竞争机制，甚至在公用事业领域同样可推进民营化。(33)陈学云和江可申(2008)通过对航空运输业的研究发现，该行业从未出现过因自然垄断原因而进行的规制，政府出于其他考虑的规制，使得技术层面上不断下降的自然垄断性反而得到加强，换言之，政府与企业出现“合谋”。事实上，对其他行业的一些研究也可得出近似的论断。(34)由此可见，反垄断的着力点或许应在反行政垄断和放松规制。 有人认为反行政垄断从根本上来说要靠深化体制改革来解决，而常欣(2001)则指出在放松管制的同时，为确保有效竞争的实现，还需要重建规制。事实上，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规制重建，都需要政府或国家的力量，有人指出国家应承担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改革的推动者角色。不过张宇燕(1995)却认为国家作为博弈者之一，其放松管制往往并不见得源自社会成本与收益的考量，而考虑更多的是其自身的财政压力。当然，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杨开忠等(2003)认为对于国家来说，稳定或许比经济效率更重要，这使其选择渐进式的解除管制。政府究竟出于何种考虑或许难以判断，但说它除“公利性”外还具有“私利性”应该能被人们所接受。基于此，张会恒(2005)认为为避免规制目标的偏向，规制机构的设置应由政府规制走向独立规制，而出于循序渐进的考虑，目前则需建立政监分离的准独立规制机构。 对于放松规制，其他一些较有中国特色的看法还包括：戚聿东和范合君(2009)认为放松规制不能一刀切，他们提出极具中庸思想的“有保有压”；而相反观点认为对于中国现实条件下的行政垄断不能一概而论，需分类分析，同时认为“渐进式”反垄断立法是考虑了中国复杂背景后的理性选择；于良春等则认为面对行政垄断问题，竞争政策目标需多元化，此外，还指出基于收入分配公平化的垄断行业改革尤需进一步研究。(35) 五、关于社会主义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探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据相当大比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城镇化不仅利于增长，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特殊的国情与体制使得中国的城镇化问题极其复杂，对此方面研究的梳理将是本部分的第一块内容。但是单纯依赖城镇化并不能完全解决“三农”问题，第二块内容便选取新农村建设这一政策性问题，探讨农村及农业发展的相应对策。作为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城乡一体化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将在最后对此理论进行梳理。 (一)城镇化理论 出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热衷于对城镇化的研究。许多学者在国际经验比较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已到了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而一大批学者呼吁推进城市化，则出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考虑，他们普遍认为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措施之一(36)，更有学者论证了推进城市化是相对来讲更为有效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沈凌和田国强，2009)。还有许多学者更加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城镇化促进要素集聚，带来规模收益，这是其推动增长的基本逻辑，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大却并不总是存在规模收益，这便引出另一个国内争议较大的话题：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大城市论者通常认为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焦效应，从而带来较高的规模收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较大的外部扩散效应(37)，也有人甚至认为“大城市超前增长”是普遍规律。而小城市论者则往往更加关注的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认为发展小城镇对其更为有利(国风，1998；胡少维，1999)，当然也有人从建设资金短缺的角度考虑。不过更多学者则推崇更为符合国情的“多元论”。认为各个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其发展的各种内外条件，因此只存在具体城市在特定时段的适宜规模；刘克崮和张桂文(2003)认为既应充分发挥大中城市的聚集功能，又应充分利用小城市和城镇在城乡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朱铁臻的观点则更能体现中国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城市发展应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大小并举，协调发展。(38) 尽管存在不同意见(39)，但大多数学者还是相信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远滞后于工业化水平。(40)这种滞后缘自所选择的城市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偏向。尤其是政府主导下以“物”为主的土地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甚至会逆转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正常进程，使得人口集聚下降以及“去工业化”(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转变城市发展模式迫在眉睫，最根本的是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城市的发展同样是市场选择的过程，而真正让市场发挥作用，则首先需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调整。陆铭和陈钊(2008)的研究便指出，要素自由流动将使得经济集聚与区域平衡不矛盾，城乡融合与城市发展不矛盾，社会和谐与经济增长不矛盾，也就是说，将会兼顾多重目标的实现。当然，推崇市场的学者们也认识到市场调节在城市发展中有失效之处，因此政府在其中同样有所作为。 关于要素自由流动，最重要也最为学者关注的便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或许早先为了缓解人口流动的“洪峰”，学者们(如辜胜阻，1994)还可以接受制度“门槛”带来的非均衡，但在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今天，理论界越来越强调的则是打破“门槛”，相应的，农民工市民化成为近来的研究热点，除理论研究外，调查研究、政策研究、案例研究(41)等也普遍展开。农民工市民化应该体现的是以人为本、公平对待和一视同仁。其中户籍制度的改革最为关键，因为其抑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不仅加大城乡收入差距(万海远和李实，2013)，而且可能带来低收入的“代际传承”(孙三百等，2012)。许多学者强调农民工市民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过其中大多数往往将关注点放在需求方。(42)长期来看，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终归要落在供给方，蔡昉(2012)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农民工来说可以稳定预期，从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参与率，对于企业来说则减缓工资快速上涨的压力，在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为企业转型升级赢得时间。有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使进城农民在身份上得到认同，并被纳入当地政府的统一有效管理，从而清除诸多社会问题的制度性根源，这意味着减少了社会的摩擦成本，或产生非生产性资本损耗，并认为需在增长模型中加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机制来对此进行考察。 (二)新农村建设 虽然我国农村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存在于农村，但是由于农村人口总量巨大，因此仅靠城镇化一条路来解决似乎并不可行，因此国内学者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后，国内学界则将统筹城乡发展具体化为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43)这再次印证了国内研究的政策导向性。当然，即便抛开对于政策的跟风，也有学者认为在今天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中国的农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农业本身或许便可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抓手(黄宗智和彭玉生，2007)。 从实践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增加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马晓河(2006)认为新农村建设首先便要解决农民最需要、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郑新立(2006)也认为应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他尤其指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对于中西部农村、发达地区农村和城市郊区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当然学者们也不会忘记政府对于制度这种软性公共品的供给，农村市场化改革被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举。(44)此外，也有学者指出乡村文化建设不可忽视，新农村建设的内核应是中国传统的哲学观。 现代农业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2007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现代农业，既涉及生产力的发展，也涉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既要夯实经济基础，也要改进和完善上层建筑，这就意味着需要将科技创新与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很好的结合。“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研究”课题组(1997)探讨了组织与经营制度，并认为其创新需要适应农业的产业特点。有人认为在目前的农村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三权分离”的局面，要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须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明确土地流转利益主体。 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一些学者(45)认为培养新型农民应在新农村建设中占据重要位置，毕竟农民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主体，“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农民现代性得以建构、培育和提高的过程。于建嵘(2006)指出，真正使得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就需要建设真正体现农民意志的农民组织，否则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就难以得到真正的实施。农民组织的建立对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民主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它还会成为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中介，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张晓山等，2002)。有学者建议(周脉伏等，2004)，政府应消除对农民组织成长和发育的限制，供给有利于农民组织发展的制度。 新农村建设在稳步推进，各地方对此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例如有人在调查湖北省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十种典型模式。总体来看，新农村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缓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趋势(王震，2010)。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新农村建设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困境，尤其在解决新“三农”问题——农民工、老人农业和空心村——时存在局限性，因此需要与城镇化尤其是农村城镇化紧密结合(程必定，2011)。 (三)城乡一体化理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两大支柱之一的城乡二元体制并未被实质性的触动，出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变得越来越迫切(厉以宁，2008)。十七大后，党的文件开始越来越多的提及城乡一体化，这为国内学者对于城乡发展的研究指出了方向，也掀起了对城乡一体化的研究热潮。事实上，学者们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关注由来已久，例如费孝通(1993)很早便在比较不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认为城乡一体化才是使整个中国富强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有学者继续向前追溯，指出城乡一体化事实上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从概念定义出发，学者们认为，作为目标的城乡一体化，指的是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的协调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消除城乡差异，甚至搞“城乡一样化”。 学者普遍认为城乡一体化涉及多个领域，政府在制定规划和政策时应强调城乡统一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的构建，而不能只是针对某一领域。不过，针对其中某一特定领域进行研究往往更加深入。例如，迟福林(2009)探讨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他认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扩大农村消费、保障农民自身发展权益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不仅事关城乡一体化进程，更是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有人则聚焦于土地利用，提出科学估算需求量、逐步逼近、综合协调的城乡土地规划新思路。史亚荣和何泽荣(2012)则更关注金融生态，他们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带来机遇和挑战，应推进两者互生互长。 在对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中，中国特色的研究理念仍是随处可见。王忠武(2012)认为重构城乡关系需要调整城乡关系的结构整合机制和制度规范机制，再次展示了国内学者对于制度和结构的重视。有人强调渐进化调整思路，将促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同样看作是一个系统渐进的工程。而刘家强等(2006)则贯彻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成都的实践为例，探讨了人本主义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和路径选择。更多学者的研究则是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例如，有人着重关注区域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城乡一体化只有坚持差异性发展才能取得局部最优与整体最优的平衡；有人则强调中国与国外的差异，他们认为中国不再是传统理论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是形成包含农村就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城市现代产业部门的四元结构，要实现从四元到一元的转型，不应仅仅关注城乡一体化，还应关注城市内部一体化和农村内部一体化。 六、总结与展望 中国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它支撑着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华夏文明的传承，这本身便意味着中华文化的特性和某种程度的优越性。面对近现代的落后，我们要做的不应是对自身文化的全盘否定，而应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西方不同，中国学者在历史上分析经济问题时，不是倾向于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而是对于经济现实问题有感而发或者就经济政策而论的片断思想；中国学者更重视从一事一例甚至故事之中得到感悟，而少用逻辑严密的推理过程；中国学者更讲究五行相生相克、阴阳平衡、多元共存，而不是对某个极端或最优状态的刻意追求……继承着这些思想的中国经济学者必然会在研究理念上与西方学者有所不同，而今天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又会为中国学者提供与西方不一样的研究背景，这两点共同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 本文从经济体制、宏观经济、企业改革、城乡发展四个方面综述了国内经济理论的发展，在力求较完整地反映经济理论研究发展脉络的同时，着重选取更具“中国特色”的研究内容。重要的是，本文从分析思路、政策方案、价值理念所涵盖的诸多角度中找寻“中国特色”，各部分综述基本上围绕着诸如“马克思主义”、“制度”、“体制”、“结构”、“非均衡”、“中国思想”、“中国哲学”、“中庸”、“政府”、“国情”、“差异性”、“政策导向”、“比较分析”、“渐进”、“多目标”、“公平”、“以人为本”等关键词而展开。 从与社会主义早期理论对比的角度，以及从中国具体问题研究内容的角度找寻“中国特色”，将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极少的国际借鉴性。相反，本文认为无论采用何种工具，分析何种问题，只要秉承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能够提出一套与其他理论体系有所不同的理论分析，对于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提出具有国际视野的理论分析和概括，都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按照这种思路进行总结，不仅可使得整个理论体系比较完整，也可涵盖更多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具有贡献的优秀成果。有太多的学者呼吁创建中国经济学，但真正对中国经济学进行归纳总结的并不很多，本文的归纳仅仅是一个尝试，粗糙之处自不必说。重要的意义在于抛砖引玉，唤起更多学者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作者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领导的支持，感谢裴长洪研究员、张卓元研究员、刘树成研究员、朱玲研究员以及其他诸位学者和同仁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1987年10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建设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已基本实现；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②代表性文献见邱海平(2008)、黄泰岩(2009)，等等。 ③当时大论战另一方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如维塞尔、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否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但是洛桑学派的经济学家如瓦尔拉斯、帕累托和巴罗尼则倾向于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巴罗尼从一般均衡分析出发证明了纯粹的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像纯粹竞争市场经济一样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从现实的角度讨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不合理。认为，经济运行必须要有合理的成本核算，而这必须先有成本要素的价格和反映这种价格变动的要素市场。泰勒论证了巴罗尼提出的以试错法评估各种生产要素相对重要的设想，迫使奥地利学派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从而成功地回应了米塞斯的挑战，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够通过试错法进行经济核算。“兰格模式”则提出：第一，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不废除小私有制。第二，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但这种计划经济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可以有一个消费品和劳务的市场。第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不再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消费者的偏好是生产和资源分配的标准，因而保持消费选择和职业选择自由。第四，价格是由中央计划当局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决定，通过生产要素配置和企业会计的规划，达到商品供求的平衡。 ④如同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正在逐步完善一样，国内学术界对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也有一个过程，尤其是在引入西方经济学内容和分析方法的过程中始终不忘保持独立和审慎甚至是有所批判的态度。不过，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目标出发，更重要的是从正面总结和肯定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的成功经验，而不是抓住其失败或不成功的地方不放，从负面角度进行扣帽子、打棍子。 ⑤例如，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强调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公民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明显包含效率与公平兼顾的价值理念。 ⑥相关的报道可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12月31日。 ⑦相关的报道可见《董辅礽：为什么发展民营经济，理论上必须说透》，《开放潮》2002年第9期。 ⑧相关的报道参见《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的学术观点综述。 ⑨如姚洋(1998)、刘小玄(2000)、吴延兵(2012)，等等。 ⑩争论双方代表性观点，见王成稼(2010)、卫兴华(2013)。 (11)相关的观点见逄锦聚(2001)。 (12)相关比较研究如周弘(2011)、林义(2006)、穆怀中(2007)，等等。 (13)代表性文献见李铁映(1999)：《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载徐滇庆等(1999)。 (14)相关观点的集中反映，见王伟光等(2010)。 (15)如张曙光(各年)。 (16)相关的文献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2013)。 (17)相关文献见余永定(2010)、陆风和余永定(2012)。 (18)相关文献见林毅夫等(2010)。 (19)该观点的代表性文献见巴曙松(2004)、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 (20)相关的代表性文献见刘尚希(2003)。 (21)相关的文献见Qian & Weingast(1996)、Qian & Weingast(1997)、Qian & Roland(1998)。 (22)代表性的文献如殷德生(2004)。 (23)代表性文献如马骏(1997)、贾晓俊和岳希明(2012)。 (24)相关的代表性文献如樊明太(2004)、白钦先(2005)。 (25)相关内容的报道见《推动银行主导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融合》，《中国证券报》2005年1月17日。 (26)代表性文献见周业安(1999)、钟伟和宛圆源(2001)。 (27)代表性文献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 (28)代表性文献见Wang & Yao(2001)、Wu(2011)。 (29)相关文献如白重恩等(2005)、徐晓东和陈小悦(2003)。 (30)代表性文献见程新生(2004)。 (31)代表性文献见冯根福(2004)。 (32)代表性的观点可见韩朝华(2010)、胡鞍钢(2012)。 (33)相关的研究文献见王俊豪(2001)、王俊豪等(2013)。 (34)代表性文献见张维迎和盛洪(1998)、陆磊(2000)。 (35)相关文献述评见张伟和于良春(2010)。 (36)代表性文献见张红宇(2004)、陈宗胜等(2008)。 (37)相关观点的文献见王小鲁和夏小林(2000)。 (38)相关观点的评述见《我们离城市现代化有多远》，《光明日报》2003年1月7日。 (39)相关分析见“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 (40)代表性文献见盛来运(2008)、周其仁(2013)。 (41)相关的综合报告见潘家华和魏后凯(2013)。 (42)代表性文献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 (43)相关报道和观点见《新农村建设开局良好、任重道远——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中国社会科学报》2007年2月27日；以及陈锡文(2010)。 (44)代表性观点见王珏(2004)。 (45)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见黄祖辉等(2009)、姜长云(2006)。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公有制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 所有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