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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4—0054—09
认识论是人类获得自由的方法论。站在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必须结合时代的热点，对人类现代认识活动进行反思，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防止自由向必然的转化对人类产生的危害
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自由的内涵：“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p153]人类通过认识活动， 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实践的目的和方法，并使实践活动改变自然界自在的存在方式，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样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体现着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必然性的统一，从而使主体感受自由。人类在由认识指导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
自由会不会向必然转化？人们一般不提这个问题。黑格尔在批判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把自由和必然认作彼此抽象地对立着的观点时指出：“这种不包含必然性的自由或者一种没有自由的单纯必然性，只是一种抽象而不真实的观点”。 [2—p105]黑格尔在这里不仅认为，必然会向自由转化，从而使“自由中包含着必然”；而且认为，自由会向必然转化，从而使“必然中包含着自由”。尽管黑格尔这一思想的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阐述形式是思辨的，但决不影响其深刻性。
需要揭示自由向必然转化的内涵。人的实践活动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征，“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p53]实践活动无论从过程上看还是从结果上看，都是客观实在的。客观实在与客观存在不同，客观实在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倒过来。精神可以离开主体而具有客观存在性，形成波普的所谓“世界3”，但不能由此说具有客观实在性。 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来理解，甚至可以把客观实在与物质等同起来。正是这种客观实在性使实践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构成了物质世界的必然性得以形成和展开的内在环节，从而使自由向必然转化。可以从两个方面具体地理解之：
其一，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运动体现着自由向必然的转化。在体现人类自由特征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以人的活动作为内在环节，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构成了有着固有规律的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运动。这类规律要求人们认识和掌握之，否则就会作为异己力量发生作用。以本质上自由的实践活动作为内在环节的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规律，表明着自由向必然的转化。
其二，为我之物及其与他物的相互作用体现着自由向必然的转化。为我之物是实践活动的产物，以静态的形式凝聚着实践活动中的动态过程。为我之物作为物质形态的客体遵循着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从而成为必然世界的组成部分；为我之物作为物质形态的客体必然与他物相互作用，且发生着遵循物质运动规律的必然变化，从而也成为必然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都要求人们认识和掌握，否则就会作为异己力量发生作用。体现着自由静态形式的为我之物及其与他物发生作用所形成的作为必然世界的组成部分，表明着自由向必然的转化。
当前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主要与第二方面的自由向必然的转化联系在一起。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不断地化必然为自由，获得丰富的为我之物。但与此同时，“生态危害”、“人口爆炸”和“能源枯竭”等等则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有许多自然灾害，表面上看来是“天灾”，实际上是“人祸”，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祸”。它们表明，由必然转化而来的自由会再度转化为必然，并以现实的异己力量发生作用，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危害，成为人类自己从潘多拉魔盒里放出来的魔鬼。
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向全世界的有识之士敲响了警钟。近百年来，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观一直支配着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这种发展观认为，社会也会象生物一样，通过渐进积累而不断地上升。这种历史向善论在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面前受到了挑战。本世纪6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增长的极限》，认为人类按照目前这种方式开发自然，整个世界必然会变为“凄凉和枯竭”。它表明了一批严肃的科学家的理性悲观主义态度。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向善论者，也不是理性悲观主义者。现实是历史造成的，现实中的一切都应该从历史上人们行为的合理与否中找到原因。现实又谱写未来，为造就一个辉煌的未来，就必须争取有一个在合理性中展开的现实。从哲学认识论上研究人们行为的合理性，不仅要研究必然向自由的转化，还要研究自由向必然的转化。由于由自由转化而来的必然时时闪烁着理性的光彩，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人们陶醉于体现着自由的实践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而不重视自由向必然的转化，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转化为自由的必然还会再度转化为作为主体异己力量的必然。这就使由自由转化而来的必然所具有的潜在的异己性成为可怕的现实异己力量的可能性，极大地增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尤其要重视研究自由向必然的转化。
传统认识论主要研究必然向自由的转化。当前全世界对于全球问题的研究，在实际上已经涉及到防止自由向必然的转化对于人类产生危害的问题，但没有自觉到从自由向必然转化的哲学高度。认识论的重点要有所变化，要研究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更要研究自由向必然的转化。对于后者，要研究的问题是：自由是以何种方式或途径向必然转化的；由自由转化而来的必然的特点和形态；尤其是，如何通过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防止或减少这种再度转化而成的必然对于人类所产生的现实异己力量。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自觉地对待自由向必然的转化，从而使由自由转化而成的必然再度转化为自由。
二、从知识论转向认识论以揭示人类认识的完整内容
自17世纪开始，特别是18世纪，认识论在哲学中占了中心地位。认识论研究的内容越来越集中于知识及其确定性的问题，提出了寻找绝对可靠知识的任务，并试图把这种知识作为一切知识的出发点。哲学家们为解决这个问题，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结果导致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分歧。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看到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片面性。康德企图用“先天综合判断”来解决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黑格尔则努力从绝对理念由自在到自为的辩证发展，来说明知识必然性的根据。他们的这种努力主要也是围绕着寻求知识的确定性而展开的。近代认识论把知识的生成看成是认识的唯一结果，把达到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知看成是认识的唯一目标，把认知关系看成是认识论研究的唯一对象。在他们眼中，认识论就是知识论。
传统认识论，即前苏联和我国解放后在大学讲坛上讲授的哲学认识论，较多地继承了近代认识论的上述特点。它在关于认识论研究的内容上，主要地研究认知活动而不涉及评价活动和审美活动；主要地研究知识或真知问题而不研究意义和美感问题。当然，这并不否认传统认识论的贡献，传统认识论深入研究了主体对于客体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了作为认识成果的真知的本质及其辩证发展，研究了实践在认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所有这些研究，对于当代认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种认识论把认知关系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全部复杂关系中剥离出来，撇开了认识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因而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极其狭小。这就决定了这种知识论形态的认识论需要进一步发展。
主体不断地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是永恒的规律。为此，主体必须在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前提下去实际地支配和占有外部世界，也就是主体必须改造客体，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马克思指出，在实践创造对象世界中，“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4—p96～97]为了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决不能违背客观事物的规律，必须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对于客观规律的运用则必须围绕着实现主体的目的”，即“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这样的实践活动也就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为我之物，在人类理性面前被剥去了黑格尔所说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5—p235] 体现了“真”；为我之物是人的目的的外化，而善就是目的的实现所“具有某种外部的存在”，[5—p230]体现了“善”；为我之物是真和善的统一， 作为“人的现实性的实现”，“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4—p124]， 体现了“美”。为我之物是真善美的统一，它能够满足主体超越和发展自身的需要。
这种真善美的统一要在人们的实践中得到贯彻和实现，就必须首先在实践主体的观念中得到贯彻和实现。人们用观念的方式掌握和建构客体的正确性、合理性和可感受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如何用实践方式掌握和建构为我之物的真善美。因此，在观念方式上对于真善美及其统一的追求和把握，就成为认识活动的基本内容，也就成为认识论必须予以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主体对于真善美的认识分别通过认识活动中的认知活动、评价活动和审美活动来获得。在认知活动中，主体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即事物的“种的尺度”，从而达到对于真的把握。在评价活动中，主体以自身的需要，即“自身的内在尺度”来看待客体属性对于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从而实现对于善的把握。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感受主客体之间的和谐，从而实现对于美的把握。
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我国认识论已开始突破把知识作为唯一研究对象的传统模式。其中评价论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评价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要研究评价活动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问题；要研究评价活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要研究很可能成为评价论“晴朗天空中的一朵乌云”的评价成果的真理性和合理性问题；要研究评价活动的思维形式问题，等等。在50、6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的争论曾成为我国美学界的一个热点。进入新时期以后，美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虽然有写在《辞海》里的“审美活动是认识活动”的经典提法，但至今并没有认真地从认识论机制上对审美活动进行过分析。要研究美的认识论规定问题；要研究审美活动的认识结构问题；要研究审美活动中的形象思维及其诸形式问题等。当然，还要揭示认识过程中真善美具体统一的实际形式和内部机制，尤其要研究在认识活动向实践活动转化过程中，真善美在形成推动实践的目的和指导实践的方法中的具体机制。从真善美的统一中来揭示人类认识的完整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发展方向。
三、在科学主义潮流中通过人格研究体现认识论对人的关怀
恩格斯称18世纪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到19世纪，对理性的崇拜进一步得到发展。黑格尔的《逻辑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是19世纪建立起来的三座理论大厦。理性的运用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人们运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人们对科学充满了信心，科学主义在欧洲弥漫。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的万能，强烈追求物质财富和肉欲享受。马尔库塞为之惊呼，整个社会有可能变为一架机器，人有可能成为“单向度”的人。[6—p116]
早在18世纪，康德针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物欲横流，冷静地提出了“人是目的”的命题。这个命题内蕴着重视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的思想，反映在认识论中，就要揭示主体的能动性。康德认为，在认识活动中，主体象一炉火，销熔和并吞对物自体刺激感官所获得的一切“感性资料”，以形成作为认识内容的现象。黑格尔描述了实体不断增强能动性而向主体转化的过程，指出“主体本质上就是具有能动性的实体”。[7—p231]但是在当时的“理性至上、科学万能”的潮流中， 他们把理性从活生生的主体中剥离出来，从而把主体抽象化为理性。于是，主体的能动性就成为理性的能动性，哲学“开始憎恨起人类来了”。[1—p383]
马克思奠定了实践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作为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注重“以整个身心”[1—p383]投入实践之中的作为主体的人， 要研究主体能动性就要研究完整的认识主体或认识结构。汤一介在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时，把人的认识能力分析为与真善美相对应的知意情三部分。[8]与知意情的认识能力相对应的就是主体的认知结构、 评价结构和审美结构。这些知意情的认识结构相互作用，形成了主体的总认识结构。它是人类漫长的创造真善美的实践活动及其基础上所进行的认知活动、评价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内化和积淀。
冯契认为，“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一个‘我’——自我意识或群体意识（‘大我’）”。[9—p8]自我在本质上要求自作主宰， “它是一个统一的人格”。[9—p8] 人格是贯穿于人的意识和行为之中的“我”，即自我意识。主体在客体向主体的转化中，即在关于客体的意识中意识到自我；主体也在主体向客体的转化中，即在为我之物中意识到自我。主体的自我意识体现着客体和主体相互转化中的主体的本质力量。因此，人格就是主体的本质力量或主体能力。主体的能力体现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改造世界是认识世界的基础；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提供目的和方法的指导。一般说来，主体的认识能力越强，主体改造世界的能力也越强。关于认识方面的主体能力可以作为主体能力的一个标志。这就是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从认识论方面来分析主体能力的原因。而人的认识能力与主体的认识结构直接联系在一起，由此就可以理解主体的认识结构集中体现着人格。
从认识论上来分析，人格的全面发展就是主体认识能力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主体的认知结构、评价结构和审美结构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主体认识能力在知意情方面的全面发展。人格中知意情的全面发展，就是理想人格的培养。
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就讨论人能否成为圣人即理想人格的问题。《论语.宪向》里有“子路问成人”。孔子的回答是：“若臧武仲之知， 公倬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亦可以成人矣。”有了智慧、廉洁、勇敢和才艺，还用礼乐来美化，这才是完美的人格。孔子的这段话里就包含有要求人格在知意情方面全面发展的合理思想。而说“亦可”，乃是未足之辞，真正的理想人格应该是圣人。刘向在《说苑.辨物》里记载孔子的以下一段话：“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完美的人格是一种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格，知天道，行仁义，还文之以礼乐，从而可达到“穷神知化”的境界。这就是孔子心目中比知意情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更高一层的圣人。
马克思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把人的发展理解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自由的王国就开始了。”[10—p927]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在作为主体自我意识的人格中，也就是知意情的全面发展。主体能力的提高，即主体在知意情方面的全面发展，意味着外部必然性与内部必然性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相结合，从而主体就能在行为中表现得更加自愿和自觉。自由表现在主体上是自愿和自觉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人格也就是自由人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及其基础上的认识对于主体自身的改造。培养理想人格，首先要求主体进行创造体现真善美的实践活动；其次，要求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注重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具体地说，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在实践基础上的认知活动、评价活动和审美活动，把关于真善美的认识内容与主体中的认知结构、评价结构和审美结构相结合，使人格中的知意情不断地得到丰富。正是在创造体现真善美的实践活动中和把握真善美的认识活动中，主体的总的认识结构才得到全面发展，从而使人格的知意情得到全面发展。
在崇尚科技、追求物质财富的时代，认识论不能只研究认识主体的理性结构，而且要研究以“人的整个身心”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人格的变化，要研究与真善美相对应的人格的知意情的发展等问题，由此实现对人的关怀。
四、以符号为中介在认识的个体形态和社会形态交融中揭示认识的内在机制
认识活动总是直接地以个体活动为基础而展开的，研究认识活动的内在机制就必须研究个体的神经生理心理机制。从感知一定对象的外部刺激起到输出关于该对象的某些思想观念止，其间要经过人体内部的一系列的神经生理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人们致力于研究这些内在活动，但至今知之不多。认识活动的内部机制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不仅有生理心理机制，而且有社会文化机制。要研究每一时代的社会文化结构如何内化为个体的认识能力以及个体的新鲜经验如何外化为社会的成果等问题，但这方面的进展也不令人满意。
卡西尔说，人“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人的符号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就相应地退却多少”。[11—p33] 符号是通过意义来指称对象的东西，符号、意义和对象构成了一种三元关系。符号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是符号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从符号、尤其是从语言符号的角度进行研究，可能是揭示认识过程内在机制的有效途径之一或中介。
个体的认识活动在本质上是思维活动。思维活动观念地抓住和改变对象的内在机制，这可以从语言符号的操作中得到一定的说明。在认识活动中，首先是通过感觉器官从外部世界输入关于对象的信息，获取感性材料。在思维中，感性材料转换成为语言符号材料，又变成信号，引起大脑神经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一个生理的电化学过程，思维活动就以其为载体。思维过程实际上就是语言符号的编码过程，即信号化的符号元素按照内化了的逻辑规则组合和再组合的连续过程。离开了内在的符号运动或操作，就不可能有人的思维认识活动。
认识活动的内在机制还必须从认识的个体形态与社会形态的交融和转化机制中揭示。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对这种交融和转化机制的揭示作了尝试。从语言符号的研究来理解，波普的世界3 实际上是客观化了的符号体系。个体主体与世界3之间进行着双向的运动：
其一，主观认识成果的客观化。人们的认识成果借助于物质的符号体系离开人脑而独立。这种客观化了的认识成果（注意，不是对象化了的认识成果）虽然具有物质形态，但在本质上仍属于意识范畴。这是因为符号体系的物质形态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它所携带的意义信息。无论有关营养的认识多么深刻，人们决不能用记载营养知识的书籍来填饱肚子。由于个人认识成果的客观化，就可以被社会的其他人理解和运用，从而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如果说个人是主观形态认识成果的主体，那么社会就是客观形态认识成果的主体。
其二，客观认识成果的主观化。个体直接以符号体系为认识对象，实现客观认识成果的主观化。这种认识活动与一般的认识活动虽然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即都以一定的物质形态为直接认识对象，但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在一般的认识活动中，进行着客观事物在观念形态上向主体转化的过程，即“物质变精神”；但在客观认识成果主观化的认识活动中，则发生着关于物质符号体系中的意义信息由社会主体转化为个人主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质上没有“物质”向“精神”的转化。
物质符号体系由主观到客观，再由客观到主观的过程，可以理解为认识的个体形态与社会形态的交融和转化，由此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认识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思维模拟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
不能不承认，现代西方哲学对于语言、符号的哲学研究已进展到相当深刻的程度。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以符号的研究为中介，把对个体思维的微观研究和对社会文化的宏观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认识的个体形态和社会形态交融和转化机制的阐释，揭示认识活动的内在机制。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五、在认识论的发展中研究邓小平认识论思想
邓小平认识论思想是当代中国的认识论。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在当代认识论的发展中研究邓小平认识论思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进一步予以研究。
（一）以实践为基础，重新恢复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已经解决了的观念能动性的实践基础问题，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又以新的形式提了出来。从50年代后期起，精神力量发挥作用的客观基础开始被忽视了。一旦把观念的能动性夸大，尤其是与以个人崇拜为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结合起来，伟大人物的观念与群众实践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颠倒了的虚幻形式。这样，“拜观念教”就产生了。在文化革命中，教条主义在“拜观念教”的宗教形式下到处弥漫。粉碎“四人帮”后，把“两个凡是”作为指导方针，表明在中国大地上还是弥漫着“拜观念教”的氛围。
要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就要破除这种思想上的禁锢。1978年，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尔后，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概括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12—p117]坚持和贯彻这一原理，就是坚持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也就是重新确立实践在党的思想路线中的地位，从而把理论和实践之间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邓小平认识论思想由此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以实践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和主线。
（二）认识以解放思想为前提
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即内蕴着解放思想的涵义。认识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就主体方面而言，认识能否如实地反映认识对象，关键在于如何发挥主体认识结构的功能。正确地发挥主体认识结构的功能，就必须正确地选择对象和正确地整合认识信息，以实现对于对象的如实反映，否则就必然产生谬误。错误地发挥主体认识结构的功能，具体地说，就是导致主体认识上的主观性、思想上的封闭性和思维方式上的僵化性。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主体认识结构中凝固不变的东西往往会被社会套上一圈神圣的光环，变得崇高而不可侵犯。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就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因此要解放思想。从认识论上来分析：解放思想，就要树立实践的权威，批判主体认识上的主观性、思想上的封闭性和思维方式上的僵化性，从而使主体认识结构不断地保持在优化状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的认识论思想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形成的，这就使它一开始就具有解放思想的显著特点。邓小平于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以极大的毅力进行拨乱反正的整顿，其名言就是“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12—p35]。1978年，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直接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命题。总结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的情况，他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解放思想”。[12—p141]邓小平理论正是在全国人民通过改革实践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三）以事实为出发点，从事实中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核心命题，邓小平在重新恢复实践权威的基础上，赋予了“实事求是”许多新的内容。“实事求是”也就成为邓小平认识论思想中具有特色的核心命题。
在马克思看来，必须把对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13—p16]。 事实就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事物通过感官的直接呈现。邓小平明确地把“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即事实与实践联系起来。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14—p382]在这里，邓小平则把“实践”与“实事求是”对应了起来，实践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邓小平还把事实与实践检验机制联系起来。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12—p251]这里的“事实证明”，就是实践检验。
由于意识不能超出主体范围直接与客观事物相接触，作为认识出发点的只能在意识领域内，这就是事实。于是通过事实这种形式，客观事物转化为意识的直接呈现，这就是事实所具有的直接性。同时，事实作为感性的呈现是感觉的直接综合，而“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这就是事实所具有的可靠性。哲学史上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史上就表现为，认识到底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的争论。
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且从事实中求是，就成为邓小平认识论思想中富有特色的基本内容。尊重事实，这是对事实的一个基本态度。邓小平在讲到坚持党的领导时，列举了在党的领导下所做的几件大事后说：“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12—p266]尊重事实，尤其体现在“拿事实来说话”[12—p155]。尊重事实，就能使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在讲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说：“事实上不够格”。[14—p225]这就决定了搞社会主义必须从这个“不够格”的“事实”出发。如果说“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对事实的态度，那么“从事实中求是”就是认识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
（四）认识和实践必须讲究实效
认识论必然包括实效思想。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5—p34] “为我关系”就是人与外部事物之间的价值关系，即实效关系。主体发动认识活动是为了获得关于认识对象的真理。真理就是认识活动的实效。在实践活动中，体现着目的的方法使客观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目的就实现在其中。实践结果中实现了的目的，就是实践实效。真理必然通过形成实践理念的目的和方法，转化为实践实效。
实效思想是邓小平认识论思想的特色。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说过，“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6—p323]这一思想尽管遭到了毛泽东的批判，但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对实效观念的阐述中，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后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邓小平认识论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邓小平认识论思想是当代中国认识论发展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然而哲学界对邓小平认识论思想的研究是相当不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认识论的发展中研究邓小平认识论思想，即在用邓小平认识论思想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之。
[收稿日期]19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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