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三重意蕴及创新视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指出“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①。深入研究文化范畴的多重意蕴及创新视阈，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认真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颇有必要。
一、广义·中义·狭义——文化范畴的三重意蕴
文化是特有的社会现象，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也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它是人类文明深层积淀之结晶，对文化含义的理解却见仁见智，1952年统计就有160余种，目前多达260多种，涉及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与哲学诸学科。1985年，中美联合编译出版的《大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尽管收入了“文化迟滞”、“文化模式”、“文化漂移”等20多条文化子条目，却偏偏“遗漏”了文化这个独立的母条目，折射出编撰者的刻意回避。在欧洲，文化原指对土地的耕耘和植物的栽培，后转义为培育人参加公共生活的必需品质与能力，即教育、培养人的一定兴趣和智能，含有教化功能。在中国，文化的原意为“人文化成”，取自《周易》“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早明确使用文化概念的汉代人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认为：“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阐明治天下必须文武并用，如果运用文化进行道德教育无功，便需武力诛杀。南朝的《文选·补之诗》进一步阐明：“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即统治者对内进行文化教化，对外依靠武力安边。显然，我国古代将文化侧重视为同武功相对的文治与教化。在加强文化建设成为强国战略的今天，必须对文化的本质内涵进行明晰的界定和把握。
经过多年讨论，我国学界一般将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文化即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狭义的文化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②这种区分将人类数千年累积的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现象同独特的观念形态的精神现象进行了区分，有着清晰的概括价值和现实具体性；但是，对于科技、教育、体育乃至日常生活等领域大量存在的多维文化现象，却无法囊括，不仅使之缺乏“周延性”，也给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带来了某种“不确定性”。显然，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加以析分，使文化的本质内涵更具科学性、文化建设更具“可操作性”。若稍微扩展视界，文化范畴的内涵似可分为广义、中义与狭义三重意蕴。
从广义说，文化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包含器物性文化，即通过改造自然界形成的“人化自然物”和人自身及其实体属性的发展；制度性文化，即在改造客观世界活动中人们之间形成的社会交往规则与典章制度；精神性文化，即将构建器物性文化的过程与成果内化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当然，制度性文化比起器物性文化来毕竟是第二性的东西，可列入意识范畴，本质上仍属精神层面的文化。从中义说，文化指人类思想和知识领域的全部创造物即精神成果，主要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知识体系及风俗习惯等。人类学之父泰勒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③这种精神层面的文化涵盖面广，同物质层面的文化成果有明确界限。再从狭义说，文化仅指人类精神成果中观念形态的东西。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④可见，人类社会可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当作观念形态)三大基本领域；起基础性决定作用者是同生产力直接联系着的经济因素；在承认经济和政治决定文化的同时，也承认文化对经济和政治有巨大的反作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讲的文化，侧重指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李长春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宽泛，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决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把握文化范畴，重点研究部署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相对应的文化建设。对教育、科技、体育等领域，在与文化建设直接相关的问题上也有所涉及。”⑤
显然，狭义的观念形态之文化，主要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和指导的精神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阐明，就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而言，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文化范畴，对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具有重要作用。如果缺少或失却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这个社会的文化必定缺乏根底，不仅无法成长壮大，也会直接导致维系该民族精神纽带的撕裂，使国家和民众不能形成统一意志、无法采取共同行动。对社会进步和发展来说，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从精神文化层面深刻反映和影响着自己的发展模式及发展道路，本质上也必然同上层建筑领域里意识形态不可分离地联结着。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体现。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⑥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处于不同利益地位的社会集团必然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必定是这一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⑦意识形态是统治者团结本阶级和维护本阶级共同利益的观念体系，也是同敌对者展开各种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统治阶级力图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全社会，作为经济支配、政治协调的补充手段，借以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因此，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造就和占有的；同时也必定通过其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凸显出这个社会相对进步的文化理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⑧，不仅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也必定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整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灵魂与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鲜明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深刻动力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伦理基石则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四者内在联结、有机统一，构成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明确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⑨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不仅居统治地位，同时也对社会各种现存价值观具有导引及规范功能，直接规定着中国先进文化的深刻内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于筑就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道德工程，从容应对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挑战，有效抵御资本主义国家“西化”、“分化”图谋，坚守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熔铸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支柱和建设文化强国，意义重大。
二、理论·观念·实践——文化创新的重要着力点
当今世界，文化不仅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建设文化强国已成为国家战略目标，推进文化创新必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也是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制胜之道。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生活、引领人民思想的文化，才能始终赢得人民，才能始终成为社会进步的先导。”(11)
对于全面意义上的社会发展而言，文化创新必定成为推动其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出台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曾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12)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目的就在于提高文化软实力，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翻开历史，秦汉至19世纪之前，我国始终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和综合国力比较强盛的地位，鸦片战争后却一落千丈，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欺负和掠夺过我们，导致国家四分五裂，社会民不聊生。从1840年至新中国成立前，短短一百余年间我国GDP从占世界总量1/3陡降至1/20。近代的落伍，原因众多，其中思想文化理念落后是关键也是最直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自觉擎举新文化运动思想火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积极展开文化创新活动，努力运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断运用理论创造文化建设的新成就，推动了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弘扬者和传承者，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党仍然坚持把文化创新摆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加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推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共发展，使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整体推进，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有效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当然，所获成绩同发达国家比还存在差距，包括文化体制机制僵化、缺乏活力，管文化办文化的手段呆板单一、不灵活，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文化发展与国家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任务不适应、不匹配等。鉴于此，“十二五”规划及时提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要求，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13)；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极借鉴各种进步文化，努力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切实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再次重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党把握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各族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4)伴随文化兴国战略的深入进行，我国的文化创新必将迎来欣欣向荣的又一个春天。
当代中国进行文化创新，围绕文化强国战略承载着多方面的具体要求，蕴含着非常丰富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包括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文化发展环境创新、文化传播渠道创新，也包括文化科学技术创新、文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但最根本、最重要者，还在于坚持思想理论创新这个关键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5)作为人类社会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所有文化创新中必定居于主导地位，其他创新也必定都在它的指导、推动与影响下进行。这不仅是由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在我国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特点所规定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代表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诉求，以永远开放的理论体系成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的意识形态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核心与灵魂。90多年的光辉历史证明，不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动力之源。正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依据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自觉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勇于进行理论创新，产生了两大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各类社会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十六大以来尤为突出。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16)他反复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17)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于新的形势与任务需要，深入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实践创造的新经验，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科学理论指引下为文化创新熔铸灵魂。
正是在理论创新直接驱动下，我们党从意识形态领域积极进行文化观念创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不仅紧密联系着经济、政治基本领域，又对经济和政治有巨大反作用，能动地推动着社会发展。概括来说，文化观念创新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更新文化观念。观念在实践中一旦形成，就有相对稳定性，从思想深处影响与制约着人们的行动。实践的永不停顿，客观事物发展的永无止境，即使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正确思想观念也必须随形势变化而不断更新，才能在与时俱进中充满生机与活力，对各项工作实施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根据不同时代环境变化及实践活动发展，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更新着文化观念，使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崭新观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总结各种经验教训，我们党在更新文化观念中进一步推进了文化创新。比如中央提出的“先进文化”、“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科学论断，就是在文化建设观念方面的重大更新。胡锦涛同志强调：“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支持和参与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18)显然，只有观念新，思路才新，各项工作的方式方法才能跟进。第二，升华文化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不仅是对存在的反映，也是对认识的深刻反思。人们一旦意识到了某种存在的不适性或可适性，便会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积极从深层次上思考并升华这种意识为一定的理性认知，力图改变不利的存在或进一步完善、丰富之，促进人自身的发展。文化意识既体现了人们对文化重要性的理性认知，懂得文化对个人、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效益，也体现了一定社会群体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的战歌，宣告了“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的现代民族文化意识的形成。这种群体意识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获得进一步提炼与升华，集中形成了当代中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烛照与扩展，结合现代化建设及生活实践发展，我们党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科学总结、概括出了一系列具体而新颖的文化意识，诸如创新意识、开拓意识、进取意识、自立意识、自强意识、竞争意识、互助意识、效率意识、忧患意识、自律意识、诚信意识、和谐意识以及民主法制意识、求真务实意识等，既传承了中华优秀文化血脉，又吸取了世界文明成果，在增强广泛认同中推动着先进文化的创新和社会发展。
由此可见，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观念创新乃至一切文化创新，不能离开实践的基础推动力。实践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实践特色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特色。胡锦涛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19)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与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与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思想和行动符合了各历史时期的国情与时代要求，积极推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前进，不断在理论创新中促进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同时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获得了一系列新的伟大成功。胡锦涛同志强调：“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20)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直接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双向提升，显示了文化创新的无限生命力和不竭创造力。当前，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恪守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导，正确处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在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联动作用下，努力促进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再造新辉煌。
三、求真·求善·求美——文化创新的主体尺度
文化创新要顺利进行，还需把握科学的主体尺度。所谓“尺度”，指标准、准则、规范。真善美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尺度，求真、求善、求美，也必定成为文化创新的内在尺度，从深层次上制约着文化创新的价值取向。
人类认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尺度”范畴者，当属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普罗太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81～前411年)。他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1)后人对此作过诸种阐释，见仁见智。但如果纳入历史方位进行考量，这一命题显然是针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神意”尺度所说，从而提高了人的地位，贬低了神祇的作用，并含有约定论之意义。这里的“人”，并不局限于个体，也可理解为人群集合体，或指大多数人，反映了奴隶主民主派思想，具有一定进步价值。普氏的“尺度”理念，同我国战国初的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年)阐明的“言必立仪”三表法这个认识的检验标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墨子特别强调：“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认为考查某种主张和言论是否符合社会管理等实际情况，应该从给国家、人民能否带来好处为重要标准。普、墨二氏从不同视角，在东西方几乎同时提出了判断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为后世研究和建构科学的“尺度”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养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同构性与时代相通性。
马克思、恩格斯正确扬弃旧说，依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机遇，创立了以求真、求善、求美为核心内容的主体尺度观。这种主体尺度观，阐明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自己内在的尺度”，即人的实践必须适应一定需要和目的，从而为我们正确认识与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在广袤的社会生活中，既存在真的、善的、美的事物，也存在假的、恶的、丑的事物。一般来说，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总是为了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境界。真，是客观事物及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它不依人的意志而独立、客观、真实地存在着，求真就需要人们的实践合规律性。善，是有用或有益于人自身的功利性，符合人们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需要，求善体现了人们实践的合目的性。美，是能引起人们愉悦情感的具体形象，统和反映着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求美是要求人们的实践注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现实中，真、善、美三者作为贯穿人类一切实践与认识活动并共同起作用的必然之则，关系十分密切：真是美之基，善是美之魂，美是真与善之合，人的实践必须在求真、求善、求美的辩证联结中，遵循和恪守主体的内在尺度。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引导文化工作者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神圣职责，坚持正确文化立场，认真对待和积极追求文化产品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把学术探索和艺术创作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22)这也明确提出了真善美统一主体尺度的崭新时代诉求。
毫无疑问，作为人类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化创新必须坚持真善美统一的主体尺度。从本质上说，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需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进步文化的多样化资源在推陈出新、借鉴吸收、扬弃转化中熔炼出崭新的文化形态，即创建具有“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引领中国社会阔步向前。创新重在实践、重在探索，不仅要有脚踏实地的作风，更要有求真务实的精神，遵循求真、求善、求美的和谐统一。文化创新求真，要求创新思维必须坚持主观符合客观的原则，根据全球化时代背景和我国当前具体情况，深入把握文化的科学本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实追求先进文化发展的真理所在与探索先进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创新求善，要求创新成果必须具有效益，无论是内容上的丰富还是形式上的多样，都应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有价值，自觉体现建设文化强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诉求。文化创新求美，要求创新活动通过对生活真实性与发展规律性的自觉运用，在无止境的创新实践中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达到“尽善尽美”。鲁迅指出：“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它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23)可见，求真、求善、求美三大尺度各有规定，既不能相互取代，又内在联结着，它们尽管表现形式主观，其内容却具客观性，集中凝结为文化创新的实际社会效益。文化创新坚持求真、求善、求美三大尺度的有机统一，从根本上判断就在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及发展需要。我们党要求“把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评价作品最高标准”(24)，规定了在这种统一中映现的最根本的主体尺度。
由此进一步揭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恪守求真、求善、求美统一尺度的科学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阐明，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自己需要的外界物关系中形成与发展的。价值是个关系范畴，映现出人类以实践为基础的对象性联系中的基本内容，折射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特殊联结。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基本内核，决定着人们一定的利益选择，为其在实践上提供具体方向。党的价值取向是衡量一个政党性质的重要标准，也是立党宗旨的直接根据。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科学的价值取向必定同党的性质与宗旨相一致，一切理论和实践都必须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坚持以人为本。胡锦涛同志阐明：“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5)这种对以人为本根本内涵的科学揭示，诠释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伟大宗旨的连续性和发展性。根本上说，文化创新坚持求真、求善、求美三大尺度的内在统一，价值取向就在于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发展的精神文化需求，从价值观上直接映照着党的宗旨。我们党多次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26)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实质在于追求人的素质全面发展，文化创新则从观念层面成为影响人内在素质的性质及发展方向的重要途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求真、求善、求美相统一尺度的引领，文化创新才能真正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在提高人的素质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然也要看到，文化创新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一劳永逸，必须把握求真、求善、求美统一尺度的与时俱进。唯物辩证法阐明，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以至无穷的长长系列过程，体现了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文化创新也定然如此。阶段性，表明某种文化创造成果，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主体尺度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完成，有着相对稳定性；连续性，表明这种文化创造成果又是随实践的推移而需要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反映了主体尺度的动态变化性，绝不能使之凝固化、静止化与绝对化，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误区。任何先进的文化创新成果，虽然在特定时段中会呈现出某种稳定状态，但不可能完全停滞，这种稳定状态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丰富、完善的要求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此，文化创新必定在实践基础上随着主体尺度的变化，即依据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人们求真、求善、求美内容与形式的充实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永葆活力。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培育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旺盛的文化创造力，善于在继承前人文化创造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文化创造，而且要勇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新的文化创造。”(27)这就要求我们，文化创新既不能搞教条主义、懒汉主义的“照搬”“照套”和“移植”，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均无法奏效；同时也不能搞经验主义、关门主义的“独尊”“自负”和“自大”，井底之蛙和闭门造车也徒劳无益。我们要认真贯彻文化强国战略，自觉坚持中国与世界的联结，历史与现实的烛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扬弃、升华与创造中使文化创新成果具有科学的丰富内容及高洁的表达方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因素。这种实践、创新，再实践、再创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是文化创新与时俱进的生动展现，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繁荣发展的力量之源，更是求真、求善、求美相统一的主体尺度的内在价值实现。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②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85－686页。
③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0-51页。
⑥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181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⑩《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摘编》，北京：学习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
(12)转引自蒯大申：《大国崛起的核心是文明的崛起》，《文汇报》2011年10月17日。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页。
(14)胡锦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7月24日。
(1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16)胡锦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7月24日。
(17)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18)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3日。
(19)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20)胡锦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7月24日。
(21)北京大学哲学系等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38页。
(2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8页。
(23)《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63页。
(24)《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8年，第31页。
(26)《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27)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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