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理性主义哲学权威的挑战——评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主义哲学论文,理性论文,哲学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叔本华是现代西方最早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哲学家之一。早在19世纪20年代，当黑格尔哲学处于顶峰状态、黑格尔本人的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叔本华就敢于藐视权威挺身而出公开向黑格尔哲学发起挑战。他在柏林大学的课堂上与黑格尔对垒，谴责黑格尔等哲学家是“诡辩家”，“他们用野蛮神秘的语言使时代的思想力量疲倦”，“使大家失掉哲学的信仰”，并大声疾呼应该取消他们的“哲学家资格”，“像古时一样，牟利的人都要赶出庙宇”。（注：转引自陈晓南：“叔本华生平及其学说”，载叔本华：《生存空虚说》，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除此之外，叔本华更多的是在其著作中不断地对黑格尔进行激烈的攻击。他丑化黑格尔哲学是“赤裸裸的胡说、拼凑空话无意义的疯狂的词组”，是“只有在疯人院里听到过的最大的狂妄”（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85页。）；斥骂黑格尔是“最厚颜无耻的”、“臭名昭著的骗子”（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4页。）；还将他比作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丑鬼，称他是“精神上的珈利本”。其言词之尖刻为思想史上罕见。叔本华所以对黑格尔及其哲学采取如此仇恨的态度，根本缘由在于他的哲学思想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尖锐对立，他坚决反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下面我们将着重论述叔本华如何在理论上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
一
叔本华与黑格尔在哲学观点上的对立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康德哲学的态度上。
康德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康德哲学博大精深，但也包含众多矛盾。它是一种二元论哲学。它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作为感觉源泉的客观的物自体，和根据先验认识形式整理感觉而形成的主观现象，它认为人的认识只能达于现象而不能达到物自体。康德哲学的内在矛盾，为从它出发的后世哲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
黑格尔哲学渊源于康德哲学。黑格尔高度评价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并加以继承，同时又对康德哲学进行批判。批判的重点是关于物自体的学说。黑格尔指责康德“自谦不能认识物自体的批判主义”为“缺乏深思”的一种“浅薄作风”。（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页。）在他看来，康德所说的那种独立于意识之外、不可知的物自体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实际是“一个极端抽象、完全空虚的东西”，“不过只是思维的产物，只是空虚的自我或不断趋向纯粹抽象思维的产物”；（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既然如此，物自体就没有超出思维、自我之外，就不是不可知的，甚至可以说“再没有比物自体更容易知道的东西了。”（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6页。）其次，与康德关于现象与本质（作为物自体）绝然对立、通过现象不能认识本质的观点相反，黑格尔认为本质与现象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本质性在现象中出现，所以，现象不单纯是没有本质的东西，而是本质的显现。”（注：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28页。）“当我们认识了现象时，我们因而同时即认识了本质”。（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6页。）可以看出，黑格尔对于康德物自体学说的批判，是要清除其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和不可知论，以建立其以理性为基础的绝对唯心主义同一哲学。
叔本华哲学同样渊源于康德哲学。叔本华公开声明他的哲学“是从康德哲学出发的”。（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页。）但是，他对于康德物自体学说的态度却不同于黑格尔。他称赞“康德的最大功绩是划清现象与自在之物〔两者之间〕的区别”。（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69页。）他接受了康德把世界二分化为现象与物自体的观点，承认在现象之外存在着理性认识所不可及的物自体，并将这一观点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
叔本华之所以对康德的物自体学说采取上述态度，是因为在他看来，按照康德的这一学说，现象是由认识主体所构成的，因而说明它是虚幻的，相反只有理性所达不到的物自体才是真正的实在。这一学说揭示了理性的局限，以及单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现象界的虚妄，告诉人们要对虚幻的现象界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理性所蒙骗，努力去寻求现象背后真正的实在。
叔本华根据自己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对于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态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责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没有能力来评价康德的伟大的功绩”，（注：Authur Schopenhauer,On theBasis of Morality,The Bobbs-Merill Company,Inc.1965,p.21.）他们对康德哲学的了解“不过是一些凤毛麟角以及纯粹的外表”，（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3页。）他们“误解了康德的体系”，（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94页。）他们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是“胡扯”，“没有能够有力地反驳”，（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8页。）只是“笨拙而粗鲁地攻击”，“就像是野蛮人在向他们所不熟悉的希腊神像掷石头”。（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页。）叔本华告诫德国青年千万不要通过黑格尔的著作去学习康德哲学，那样只会使他们“扭伤了、损坏了头脑”，而不能“追随康德那种意味深长的探讨”。（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页。）
叔本华对黑格尔的上述批评有许多是违背事实的。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态度并不是像叔本华所批评的那样。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既有批判，也有继承。他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主张思维与存在、现象与本质的同一，在哲学发展史上是有功绩的，叔本华对此却全盘否定，这是错误的。而叔本华本人对康德哲学的态度也包含着错误。他肯定康德的自在之物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是为了给理性加以限制，为他确立非理性的意志这一精神性的自在之物奠立理论基础。但是，由于黑格尔所主张的是以思维为基础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叔本华为了肯定自在之物，批评这种同一学说的虚妄，深刻地揭露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错误本质，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二
叔本华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前者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后者是理性主义哲学，叔本华站在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批判。
理性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理性占有绝对统治地位，“除了理性外更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理性是绝对的力量”。（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94页。）黑格尔所说的理性不仅指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也即“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在人和自然界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0页。）而世界不过是理性的外化。但是，他又指出，理性外化为世界要经历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理性自我实现、同时又是它自我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理性以纯概念的形式自我发展，第二阶段理性外化为自然，第三阶段理性又通过人的精神自我认识，回复到自身。对于理性这三个阶段辩证运动的论述，分别构成了无所不包的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三个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黑格尔的这套理性主义哲学，对于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来说不啻是一个神话，他根本无法理解。叔本华对于理性自有他的另一套看法。在叔本华看来，人的认识不过是由非理性的意志所派生、并为它服务的工具。他将人对表象世界的认识分为两种：直观认识和理性认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理性的功能只是在直观的基础上“构成概念”。概念是一般，它是直观的复写，它的内容全部来自直观，是对于同类直观认识共同属性的概括。根据上述两种认识产生的过程，叔本华指出，只有直观才是“真理的源泉”，而理性的作用只是保存知识、传达知识、运用知识。
叔本华根据自己对理性的看法来审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他认为后者完全歪曲了理性，是“在一种完全虚构的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7页。）
在叔本华看来，概念既是个别认识的普遍概括，其内容应少于个别认识，并且概念愈抽象、普遍，其内容愈少，据此，黑格尔哲学中那个最高、最一般的绝对观念其内容应是“最为空洞的和最为贫乏的，最后成了纯粹的外壳”。（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2页。）但黑格尔却将这个绝对观念看作具有无限内容、包含一切、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绝对，叔本华指出这样一个“不受条件限制的〔绝对〕简单是不存在的怪物”，（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57页。）他嘲笑黑格尔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个怪物的存在根本无法证明，他们只能像下面所说的那样，声嘶力竭地叫喊、虚张声势地吓人：“绝对，该死的！它必须存在，否则一切都将不存在！”“绝对是从哪里来的？‘多么愚蠢的问题！难道我没有告诉你它是绝对吗’。”（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页。）
其次，这个绝对观念又是如何创造出世界呢？叔本华指出，黑格尔哲学是“把宇宙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演绎法，从绝对中推演出来”，（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2页。）而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而也是错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叔本华认为认识主体理性与客体认识对象（世界万物）二者相互联系，互为存在的前提，“与客体同时，主体已立即同在，相反亦然”，（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5页。）在它们之间，“既不能在客体对主体、也不能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上安置从后果到原因这一关系”，（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5页。）不能说一方作为原因产生另一方。黑格尔哲学的错误恰恰在于不懂这一道理，误将理性作为客体产生的原因。
第二，叔本华指出黑格尔所论述的绝对观念演绎世界的过程是对于人类正常认识过程的颠倒。在人的认识中，概念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而产生的，但黑格尔哲学“不但不将概念认作从事物抽象来的思想，反而使概念成为原始的东西而在事物中只看到具体的概念”，这是将“颠倒了的世界作为哲学上的一出丑剧搬到墟场上上演”；（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91页。）是“把一个普通的理智——大自然的单纯制品——当作掌管人类精神、奇迹和圣物的东西而呈现给了判断力尚未成熟的、最诚实而又易于轻信的年轻人”。（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页。）
叔本华还将黑格尔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进行比较，指出它们的哲学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黑格尔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宗教神学，它的全部内容就是为下列宗教信条“提供一个哲学基础”：“存在着一个上帝、造物主和宇宙的统治者，一个被赋予知性和意志的人格的，因而也就是单个人的存在，她从虚无中创造出了世界，并且用她那崇高的智慧力量和仁慈统治这个世界”。（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7页。）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观念实际上扮演了基督教中上帝的角色。根据上述状况，叔本华把黑格尔哲学称作“故弄玄虚的神秘主义”，说它是经院哲学的“单纯的模仿”，是“应当能代表基督教的一种怪物”，（注：Authur Schopenhauer,On the Basisof Morality,The Bobbs-Merill Company,Inc.1965,p.15-16.）“而且和经院哲学一样注定是为神学服务的”。（注：Two Essays By AutharSchopenhauer,George Bell and Sons 1907,p.210.）
应当说叔本华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错误的分析，以及对其宗教唯心主义本质的揭露，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要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叔本华的批判与后来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有某些相似之处，尽管两人批判的立场并不一样。费尔巴哈在分析黑格尔哲学的错误时也曾指出：“思辨哲学的绝对或无限，……只不过是不加规定的、不确定的东西——抽去一切规定的抽象”。（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颠倒的进程，这样的道路永远不能达到真实的、客观的实在”；（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8页。）他还揭露，“黑格尔关于自然、实在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说，只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物质实体为非物质的、亦即抽象的实体所创造的神学学说”；（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4页。）等等。但须指出的是，叔本华提出类似于上述的判断却要早于费尔巴哈数十年。
三
叔本华在分析黑格尔哲学错误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揭露了它在当时德国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在19世纪的德国，黑格尔哲学统治了当时整个思想教育界，叔本华带着愤懑的情绪描述了这一情景。他写道：“现在已经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当然不得不献身于研究‘黑格尔伟大的精神’”，他们“用全付精力对这些庸才无休止的平淡无奇的作品进行枯燥的研究，滥用分配给他们短暂的、极为宝贵的大好时光，而没有用这样的时光去获得……那些极为稀少的、名符其实的、真正罕见的思想家的……可靠知识”。（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页。）
叔本华认为让学生们耗费大量宝贵的时光去研究“荒唐”的黑格尔哲学，不仅“毒害”了他们的思想，而且带坏了整个一代人的学风。他指出，当时德国学术界缺乏严肃认真的研究空气，既不认真研究前人伟大的哲学思想，也不认真研究现代科学知识，但是“每一个初学者都可以对一些曾经使最伟大的思想家大伤脑筋的问题随便发表意见”。（注：Two Essays By Authar Schopenhauer,George Bell and Sons 1907,p.205.）一些庸俗之辈拙劣地模仿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唱起哲学的高调，把宇宙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演绎法，从绝对中推演出来，这种推演一个比一个更令人厌烦”。（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2页。）
把黑格尔哲学对于德国思想界的影响全部说成是坏的，这是十分片面的，我们在后面将对此进行论述。但是，应当承认叔本华在这里所列举的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当时德国文化学术界所产生的一些不良现象确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也有同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牛皮理论家杜林喜好模仿黑格尔从绝对出发构造体系一事，指出这种现象在当时德国的普遍性：“……‘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页。）叔本华对这种现象的揭露，在相当程度上是切中时弊的。黑格尔哲学在德国为什么能造成那么大的声势，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叔本华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普鲁士政府对它的大力支持。普鲁士政府和黑格尔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叔本华对这一关系中的两方都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学者们是抱着个人名利的目的来从事哲学研究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殚精竭虑地用自己的哲学来为普鲁士政府服务。“他们的哲学感召是来自官府”（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5页。）他们每提出一个哲学观点都要考虑“政府的意向、国教的规程、出版人的愿望、同事们良好的友谊、当时的政治倾向、公众一时的风尚等等”（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页。）因素。而普鲁士政府作为回报便对黑格尔哲学大力扶持。该学派的哲学家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丰厚的报酬和煊赫的地位，他们的哲学被大肆吹捧和宣扬，叔本华称黑格尔哲学是“以工资俸禄、甚至是以宫廷顾问头衔配备起来的哲学”。（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93页。）他不无气愤地责问道：“有哪一个时代像德国近二十年来那样对一种坏透了的东西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吹捧？有哪一个时代有过这样将无意义的和荒谬可笑的东西尊奉为类似神明的？”（注：Authur Schopenhauer,On the Basis of Moral-ity,The Bobbs-Merill Company,Inc.1965,p.25.）在他看来，普鲁士政府的所作所为和黑格尔哲学的辉煌地位确实证明了，“用大笔的钱就可以把一个最坏的权欲狂和一个最坏的哲学家拥上宝座”。（注：Aut-hur Schopenhauer,On the Basis of Morality,The Bobbs-Merill Co-mpany,Inc.1965,p.23.）
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与普鲁士政府关系的分析是极其尖刻的，其中包括一些过激之词。为什么叔本华会作如此激烈的批评？也许与他一个时期受到政府的冷遇，妒忌黑格尔哲学得到恩宠有关，但不论怎样，他指出黑格尔哲学自觉地为普鲁士政府服务，因而受到后者的青睐，这一分析是基本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黑格尔哲学时也经常谈到这一方面的情况。例如，恩格斯在分析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时就指出：“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页。）黑格尔和歌德一样，“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庸人的气味”。（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四
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存在很多缺陷、错误，有些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
首先，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是片面的。我们知道，尽管黑格尔哲学是一种错误的唯心主义哲学，但它内部包含着巨大的精神财富。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哲学时正确地指出，“……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如果人们不是停留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脚手架前，“而中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在这些珍宝中最具有价值的就是它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所包含的“合理内核”，即“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注：《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0页。）这是黑格尔对人类思想史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叔本华无视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财富，对辩证法一窍不通。他在其著作中很少谈到辩证法，偶而谈到也只是将它当作“逻辑学的同义词”；认为它仅是一种“争辩的技能”或“精神格斗的技能”。更有甚者，他还将全部黑格尔哲学贬为“胡说八道”、“瞎吹牛”、“令人作呕的废话”。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严重歪曲，这种歪曲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叔本华的无知和他顽固地坚持非理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
其次，叔本华虽然在理论上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总的说来，正如俄国学者贝霍夫斯基所说：“叔本华多半不是同他们（指德国古典哲学著名代表）争论，不是对他们学说作有根据的批驳，而是满腔愤恨地指责和痛骂他们。”（注：贝霍夫斯基：《叔本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不仅在现在，就是在叔本华生前，他的这种粗暴态度也为当时的人所不满。丹麦皇家科学院就为这一原因而拒绝给当年该院科学奖唯一的申报者、叔本华的著作《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授奖，批评在该书中“好几个近代哲学家被不得体地提到，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恼怒和不快”。（注：Authur Schopenhauer,On theBasis of Morality,The Bobbs-Merill Company,Inc.1965,p.13.）
叔本华的批判不仅是粗暴的，而且有些批判是“无中生有”，硬将原不是黑格尔的、甚至是他所反对的观点加到他头上。例如，叔本华批评黑格尔所以主张取消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是因为他虚构了理性有一种神秘的认识形而上学本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天生地存在于我们之中”，它是“一种‘超感觉的’能力，或者说一种‘理念’的能力”，是“对于绝对的直接的直觉”，（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5-116页。）并指出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来自耶可比。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诬陷”。黑格尔从未赞成过耶可比的直觉理论，而是一贯反对。黑格尔认为，一切认识都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纯粹的、无需中介的直接认识（即直觉）不可能获得真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叔本华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唯物主义。在叔本华看来，唯物主义也是一种错误的哲学，唯物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犯了同样的错误，它也不懂得主客体二者是互相联系、互为存在前提的，主体既不能独立于客体并产生客体，客体也不能独立于主体并产生主体。“须知‘没有一个客体无主体’就是使一切唯物论永不可能的一条定律。”（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1页。）由于唯物主义与理性主义唯心主义犯了同样的错误，因此叔本华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流行也助长了唯物主义的传播：“当今一代学者的头脑被黑格尔的胡说搅乱了：他们不会反思，既粗俗又胡涂，完全沦为一种从蛇妖的蛋里爬出来的浅薄的唯物主义的牺牲品。”（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早就埋伏在那里的唯物主义便昂起头来，与它的伙伴、有时也称作人道主义的兽道主义手挽着手大出风头。”（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6页。）叔本华在这里所说的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他对于这一哲学特别痛恨，他在写给弗劳恩施塔的信中表示了对这个“被人们供上神几的复活了的德谟克里特”的忿恨之情。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实际是“一箭双雕”：既射中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又射中唯物主义。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建立他自己的、其错误荒谬不下于黑格尔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扫清道路。
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已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并未能建立起符合理性主义原则的公正合理的社会，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却充满各种矛盾和危机，在残酷的现实的面前，理性主义哲学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它在理论上的缺陷也愈益暴露，这种情况表明，原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已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继续存在下去了。资产阶级需要新的哲学。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正是适应了这种历史的需要。因此，尽管这一批判存在着各种缺陷、错误，尽管叔本华所要建立的非理性主义的意志主义哲学也是一种错误的唯心主义哲学，但叔本华在哲学理论方面所作的一切毕竟代表了未来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促进了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转化。叔本华在黑格尔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敢于最先向它提出挑战，这种藐视权威的理论勇气是值得赞扬的。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以及其意志主义哲学的创立，使他在1848年后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名声大振，确立了他作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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