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媒介形象研究初探——由大批判到盛赞的逆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08)06-0027-05
美国把1980年到1995年间出生的人称作“Y一代”。在它之前的分别是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和紧随其后的X一代。婴儿潮一代被认为是“生活是为了工作”的一代人，他们尽力维持工作和家庭间的平衡，这代人创造了美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而X一代则高举“工作是为了生活”的鲜明旗帜，他们为了个人兴趣和理想而去工作或辞去工作，追求生活的质量，遵从内心的指向。而Y一代则是放弃了寻找的一代，他们个性更为张扬，只想做自认为有意义、有用处的事情。
我国则以年代为划分标准，有60后、70后、80后、90后之分，有人把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人合称为“80后”。“80后”这一概念由一批80后少年写手如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等的崛起而逐渐进入媒体和大众的视野，也就是说先是由文学领域的一种现象发端，进而延伸到了文化和社会领域。自那时起，关于“80后”的报道时常见诸于各类媒体，这些报道或隐或显地都对这一群体持批评和质疑的态度，久而久之，“80后”被媒体塑形和建构为负面的媒介形象，成为了一种刻板成见。他们被媒体贴上这样的标签：娇生惯养，不能吃苦，自我中心，感情淡漠，缺乏责任心，高分低能，依赖性强，自理能力差，心理承受能力差，易沉迷于网络，迷恋洋货，耽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而缺少行动能力等等。“80后”成为放纵青春，反叛传统的代名词，特别是媒体放大了对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负面报道，丑化了他们的形象，而在2008年的藏独事件、圣火传递海外遇阻事件特别是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媒介对“80后”的表现大加褒扬，使“80后”的媒介形象有了一个大的逆转。由大批判到盛赞，这一逆转值得我们去研究其中的社会背景与传媒运作机制，去反思我们的媒体对“80后”的报道是否秉承了客观、平衡的原则。我们的社会是否应以更为冷静和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一群体。
一、“80后”被媒体聚焦的开端和缘起
“80后”被媒体聚焦缘起于《萌芽》杂志社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由上海市作协主办的《萌芽》杂志创刊于50年代，是全国最早的青年文学月刊，它曾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而走向辉煌，市场经济兴起后文学的式微同样也使它生存艰难。1996年《萌芽》进行改革，向“反映都市青春风貌”的校园杂志转型，读者定位为大、中学生。但这次改版并未使它彻底走出困境。1998年2月《萌芽》杂志社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7所重点大学共同发起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聘请王蒙等著名作家、学者担任评委。这次作文大赛一方面使处于文学刊物整体困境中的《萌芽》杂志销量大增，走出低谷，使一场大赛救活了一份杂志。另一个结果就是它使一批“80后”写手从中脱颖而出，韩寒、郭敬明、蒋峰、张悦然分别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一、二、四、五届一等奖获得者，他们及其他少年写手们通过图书出版策划人借助于大众媒体的宣传和包装，直接获得了鹊起的知名度和可观的经济效益。韩寒的第一部书《三重门》卖了100万册，春树的《北京娃娃》在美国出了英文版，郭敬明的《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则创造了出版界的神话，发行量每本都突破了120万册。这就使“80后”文学、“80后”现象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
当今大众传媒已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消费的链条中，“80后”写手的闪亮登场其实是大众传媒配合图书出版市场的造星运动的产物。由少年写手开始，出版社和刊物为了自身利益利用大众传媒对其进行宣传和炒作，大众传媒也为了吸引眼球而迎合，尽管绝大部分作品对于成年人来说是莫名其妙的胡言乱语、肤浅狂妄的自我呓语，是难以登上被他们视为神圣的文学殿堂的。但是这些少年写手的作品却受到了年轻读者群的追捧和欢呼，名列图书排行榜前列且销量惊人。
2004年2月2日的《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使用了中国的少女作家春树的形象作为封面，并将春树和韩寒等人作为中国“80后”的代表，文章还创造了一个从中文借来的英文词“linglei”（另类）来形容他们的崛起。这对中国的媒体来说又是一个新闻点，很多媒体对此进行了采访报道，如《中国青年报》的《中国另类少年上〈时代〉封面“80后”受关注》，《南方人物周刊》的《春树〈时代〉封面上的中国女孩》、《上海青年报》的《韩寒：我被〈时代〉骗了》、《中华读书报》的《少女作家春树叛逆形象登上〈时代〉封面》等。
于是“80后”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文学现象，进而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开始在媒体和市场的合谋下逐渐浮出水面并引起社会关注，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焦点。韩寒、春树等人被媒体指称为“80后”的代表人物，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他们的言行被媒体高度关注和频繁报道，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对“80后”的群体印象。
2006年初知名文学评论家白桦与“80后”代表作家韩寒以博客为阵地展开了论战，继而引发了全社会对“80后”一代人的又一轮集体关注。
二、被媒介建构与累积的“80后”形象
从被媒体树立的“80后”代表人物韩寒和春树等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较为叛逆的问题少年的特征，如他们都有学习成绩不佳和退学的经历，都有着张扬不羁的个性，他们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的标准是相悖离的。而媒体对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详尽报道又吸引更多的同龄人去效仿和追随他们，他们和影视、体育明星一样成为年轻人关注和追捧的对象。
在此后的媒体报道和评论中，一些有关当代年轻人消极的或负面的报道很多都被与“80后”这一概念相联系，其中很多关于当代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的报道较为突出，如曾经被媒体热炒的上海女大学生用奶瓶喝水，穿着打扮幼稚化，不愿长大，拒绝成熟；武汉女大学生色情陪侍现象严重等。以叶兵和蒋兆雷的《女大学生媒介形象丑化调查与研究》为例，研究者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全国各大新闻网站以及主要报纸在2006年11月份以“女大学生”为标题的新闻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并证实媒介倾向于选择（甚至于随意放大扭曲）女大学生负面新闻，造成负面报道比重过高，丑化了女大学生媒介形象；不同媒介对女大学生负面新闻的反复炒作，有意或无意识地造成了负面新闻在时空上产生共鸣效果，进一步加剧了女大学生媒介形象丑化。而大学生是“80后”人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媒介形象与“80后”群体的媒介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媒体的不断报道中，啃老族、飞特族、月光族、毕婚族、宅男宅女等一些描述“80后”的新词汇也被媒体生产、扩散与传播。于是在不断地被强化与叠加中，就产生了越来越厚重的累积效应，“80后”的媒介形象就被一遍遍地贴上或新或旧的标签：好高骛远、自以为是、责任感不强、娇生惯养、追求物质和感官享受，心理承受能力差、道德观念弱化、颓废等等。
三、震后“80后”媒介形象的逆转
2008年5月12日，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四川震区成为世人瞩目的中心，全体中国人万众一心，以一种空前的团结共同抵御残酷的灾难，无数抗震救灾的人员冒着生命的危险，奋战在灾区的第一线，一直以来颇受争议的“80后”，在这场战斗中勇敢冲到了第一线，以军人、医务人员等专业救援人员或志愿者的身份成为了这次事件进程中的主角，做出了很多努力与贡献。韩寒在震后第一时间自筹资金和物资去灾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慰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援灾区，并提出了出资建“希望工程”学校的倡议，还提出了建立地震纪念馆的建议，可谓是出钱、出力、出点子，他在他的博客上发表的有关文字客观冷静，其具有强烈建设性的建议和社会责任感令人对这个一向标新立异、另类乖张的“80后”代表人物刮目相看。
而在这场灾难中受灾的人群中也有一些“80后”令人感动的故事被媒体广泛报道，如被救出后第一句话是“叔叔我要喝可乐，要冰冻的”的可乐男孩薛枭、微笑着说“我相信你们会来救我的”勇敢女孩乐刘会、废墟中被埋79个小时仍然乐观幽默的陈坚等，他们面对灾难表现出的坚韧与顽强、散发出的对生命的坚守与热爱的人性光辉，令世人动容。
这一时期媒体上对于“80后”一致是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如《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2008年5月22日发表了评论《汶川地震后“80后”国人感动中国》，高度赞美震后救灾中“80后”的表现：“当我们把很多泪洒给他们，把很多敬意献给他们，不经意间，我们发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符号，他们就是那个首次被用代际命名的群体，他们叫‘80后’。他们……是捐血长龙里最大的构成；是志愿者队伍里最有活力的一群；……原来有情怀，原来很勇敢，原来懂大爱，原来能作为。……于是，‘80后’这个群体，以他们重新自我诠释和定位的共和国公民的身份，以及以公民身份的作为，得到了社会的重新检视和评价，并注定会以此进入2008的共和国记忆。”羊城晚报在2008年6月14日《地震中“80后”用行动证明：他们不是垮掉的一代》这篇文章中，记述了绵竹市城北中学中学生、都江堰市的大学生村官、20多岁的志愿者在救灾中英勇无畏、不怕苦累的故事，用采访中见证的个体的行动来证明“他们都很优秀，非常出色。”“‘80后’垮下了吗？汶川大地震以毫无争议的事实证明：‘80后’没有垮下，他们站得很牢！”在国内“十大感动中国赈灾志愿者”大型网络投票活动中，有数位“80后”入围，成为这个活动的中坚力量，韩寒更获得了高达10%的票数。
外国媒体也对“80后”的表现赞誉有加，如新华网的一篇综述文章《外媒：中国“80后”的成熟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援引了《朝鲜日报》、美国《纽约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对中国“80后”的评价，认为他们的表现展示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关注，地震重塑了中国“80后”国际形象。
媒体用这些饱含激情的语言、不吝赞美之词，把原来贴在“80后”这一群体身上的贬义词的标签换成了“有爱心、敢担当、能作为、勇敢、坚强、忘我、奉献、关注国家命运、面对困难的无畏和合作”等美好的字眼，这是一个大的逆转，从大批判到盛赞的逆转。
其实这个逆转并不是一个骤变，而是有一个过渡和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转换的过程。在此前的藏独事件和奥运圣火海外传递事件中，从“反藏独”大签名，到MSN上“爱中国”红心大联合，再到创建“ANTI-CNN”网站、抵制家乐福，中国的青年群体已经向世人展示了他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但那两次事件中“80后”的参与主要是通过互联网络，未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而在国际社会上反而因为青年人的过激反应如抵制家乐福等给人以不成熟和仇外的民族主义者的印象。
四、对“80后”媒介形象逆转的思考
不论是国内媒体还是海外媒体，在震后都给予了“80后”以热情的赞美和高度的评价，那么难道是仅仅因为一次大的自然灾害就使“80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吗？“80后”果如一些媒体所言是仿佛一夜之间长大变成熟了吗？“80后”的个体是如何看待突然加之于他们身上的荣耀和光环？对这一逆转我们的媒体和社会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1.“80后”对自己的媒介形象的反应
在2004年2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篇对韩寒的采访中，当记者问他如何描述“80后一代”？他是其中的一分子吗？韩寒回答：“这样的提法实在很愚蠢，因为70年代和80年代没有什么区别。若非要说有80年代，我不得不是其中一分子，因为我是1982年生的，仅此而已。”[1]而在同年的2月12日《上海青年报》对他的采访中，当被问及被《时代周刊》贴上另类标签，有何感想时，韩寒回答：“我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一点都不另类。被贴标签是我最痛恨的事。”[2]
实际上，“80后”本身是不愿意被贴上标签的，他们也不认为韩寒、春树就能代表这一群体，奥运冠军刘翔和13岁就挑起家庭重担的“感动中国人物”洪战辉也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他们身上散发着父辈的刻苦耐劳与坚韧顽强等传统美德。而对于震后媒体的赞扬，他们的内心是复杂的，在网友sharpsun的博客文章《我们这些80后的悲哀》中这样写道：“这几乎是我第一次听说‘80后’受到如此中肯的表扬，不免伤心。……没有这次地震，我们‘80后’能翻身吗？没有这次地震，谁来正视我们？……就为这么一点点的正视，我们损失的太多了！这是我们这些80后的悲哀，也是这个社会的悲哀！”[3]另一位网友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但果如某些媒体所言：‘80后’是因为四川地震才得以成熟的话，这将是这个群体最大的不幸，这将是这个群体最大的耻辱！”[4]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成长，他们的媒介形象得以逆转是以地震中数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的，这个巨大的成长代价是他们难以承担的，他们因此而苦闷和惭愧。
2.媒体制造的媒介现实与刻板成见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所承担的信息传播、环境守望和文化传承功能，使它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青年群体有所反映，然而怎样反映却值得探讨，它既可以产生出以人文关怀和现实观照为主的媒介形象；也可能由于某种利益的驱使，出现标签化、概念化甚至倭化的现象。
媒体对“80后”的报道所构建与形塑出来的“垮掉的一代”，的确是当时某一社会存在的反映，如少年作家韩寒和春树的经历及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是彼时彼地的客观现实，但是媒体所报道的是一种局部的真实，而非总体真实，他们只是庞大的“80后”群体中的个案，绝大部分青少年依然是生活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努力做一个家长和社会期待的好孩子。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来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由于农村青年的生长环境和家庭经济背景，他们中的80后生人绝大多数是无法与媒体所构建的“80后”形象一致的，所以“80后”这一概念仅与中国青年中的城市青年相关性较强。
从媒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说，大众媒体所建构的社会图景只是如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是一种媒介现实，是媒介对现实世界中的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对其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展示出来的一个世界，而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因为大众媒体所具有的放大效应，韩寒和春树被树为“80后”群体的代表人物，这些较为极端的个案在媒体的传播中被渲染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逐渐使其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引起学者和各阶层人士的关注。
媒体对社会现实的加工、选择和重构活动是在媒介内部进行的，必然为了提高传播效果、扩大影响力而按照新闻价值规律和传播规律进行运作，那些反常的、刺激的、新鲜的、知名的人或事件因具备易引起受众的关注而被媒体选择、突出和强调，这就容易使受众受媒体舆论的引导，进而产生对某一事物的“刻板成见”。社会学家高夫曼(E.Goffman)曾提出倭化理论，倭化(stigmatize)的原意为打烙印、诬蔑。这一理论指出当我们将自己看作“正常人”，而把他人看作“不是真正的人”(not quite human)时，我们就是在倭化他人。一旦我们倭化他人即将他人视为另类，我们就无礼遇、信任他们的责任，就会非故意却随心所欲地、甚至粗暴地对待他们而不受良心的自责。[5]这种不自觉的歧视对被倭化者的影响是负面的，会不可避免损伤其自尊和自我期待，对其成长和自我发展不利。正是在现代大众传媒巨大的传播影响力下，公众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形成了对“80后”的诸如自私冷漠、怕苦怕累、贪图享受、缺乏担当等等刻板成见，这些负面的评价就被先入为主地强加于他们身上，这样的烙印无形中被打在了他们的一切言行上，成为他们行为的注脚，他们被媒体和社会所倭化，所以有人说“80后”被媒体“妖魔化”了。
而在震后国难当头时，每一个中国人甚至是与我们有宿怨的外国人也加入到这场灾难的救援中来了，这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行动，所有人人性中善的一面、美好的一面都被激发出来了，如古语所云“时穷节乃现”。所以“80后”群体在这场活动中的表现我认为本该如此，是一种自然的人性的体现，而不是所谓的“80后”的觉悟和觉醒，那么媒体对他们的盛赞同样是出于以前的刻板成见基础上对比后的惊叹。
3.我们的“80后”到底是怎样的一代
“80后”的确成长在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作为社会人，他们也必然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会受到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他们没有经历大的自然灾难和动荡的岁月，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他们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得到父母们视为掌上明珠般的宠爱，有与前辈比较优越得多的物质条件，生活在资讯和信息发达的数字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和国际化。与此同时父母和社会对他们有着更高的期望，他们的世界有着更多的竞争压力，有着更多的社会转轨所带来的复杂与变革，更多的躁动与不安。但他们只是生活在80年代之后而已，他们并非从一个模子里被克隆出来的相似体，他们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中每个个体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的个性、有着不同的追求和人生目标，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正如IBM大中华区的人力资源部梁炜陇说：“即便都是‘80后’，但是每个人的个性、追求和特点不一样，我见过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80后’，也见过好高骛远的，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标签可以贴在这些人身上。”[6]每个年代都有堪称中国脊梁的人，他们有确信不自欺，脚踏实地而又勇于创新，在“80后”青年中也不乏这样的精英人才。
总之，对于“80后”不应以一个统一的框架去定义和概括他们，之前对“80后”展开批判和征讨的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生人，他们以长者和过来人的标准衡量着这些80后的年轻人，以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来判定新一代的优劣，这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也是不现实的。由大批判到盛赞，媒体和批评者都是利用了他们的话语权对“80后”所做的鉴定，而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里，不必过早地给某一群体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打上这样那样的烙印，因为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8-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