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效用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视角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2-0014-06
高增长和投资消费失衡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对中国宏观经济这些显著特征的形成机理的系统性研究还不多，从财富效用的角度出发，考察这些特征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文献还很少。基于此，本文将考察包括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政府转移支付的CIU模型①，分析财政政策和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等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财富效用、财政收支结构和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财富效用就是将财富引入效用函数，主张资本或财富能和消费一样为经济个体带来效用满足。在中国，对资本的过高追求已使财富效用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特殊性的关键前提(邹卫星等，2008a，2008b)。Zou(1994)和Bakshi等(1996)分别从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地位的角度，系统地论证了为什么财富应该被引入效用函数。国内研究中，庄子银(2007)将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引入效用函数，讨论了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的影响。邹卫星等(2008a)将个人财富引入效用函数，分析了中国高增长和投资消费失衡形成的经济机制。邹卫星等(2008b)还研究了财富效用和生产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和消费资本比的影响。房林等(2008)研究了财富效用和资源约束对于经济均衡和消费资本比的影响。
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增长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一个重要方向。Arrow和Kurz在1970年最先将公共资本引进效用函数，将政府投资作为生产性资本考察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效应。Barro(1990)将政府公共支出引入AK模型，认为政府的公共投资具有生产性，提高了私人资本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阿尔弗雷德(2000)比较系统地讨论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当增加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时，经济增长率下降；当增加公共资本投资时，经济增长率提高。Tomljanovich(2004)认为，高税率对于经济增长在短期具有负面影响，在长期内没有影响；政府支出则是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没有显著性影响。
国内学者也作了一些相关研究。马拴友(2001)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投资通过提高私人部门资本的收益率而促进私人投资。刘溶沧等(2002)考察税收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消费税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庄子银等(2003)认为，预算内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各省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很小。
对于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存在着很多争论。Alesina等(1994)认为，财富和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税率越高，经济增长越慢。Murphy等(1989)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会促使财富过度集中，进而限制市场规模，妨碍经济增长。Perotti(1996)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负相关。Li Hongyi等(1998)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尹恒等(2005)认为，经济均衡时经济增长率和税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税率上升，经济增长率起初上升，然后下降。
本文通过建立模型，研究经济个体的行为决策，分析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的影响，结合争取中间投票者的策略，探讨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的影响。同时，运用计量检验分析收入分配和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检验理论模型在中国经济中的成立性。
二、模型分析
本模型主要研究在要素禀赋上呈异质性的经济个体。这里的要素禀赋包括积累性要素资本和非积累性要素劳动。经济发展由资本存量的累积性扩张来推动，在长期中的经济增长是内生的，总量生产函数可以看作资本和政府投资的函数，政府开支全部由对国民收入征税来实现。
(一)理论假设
假定经济中只生产单一产品，这种单一产品既可用于消费又可用于投资，这种产品的价格始终为1个单位，总产出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政府投资的函数。为了叙述方便，这里将不标出各变量的时间期数。参照Barro(1990)，选取生产函数为
假设劳动供给是无弹性的，设经济中总劳动资源为单位1；假定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以要素的边际回报率来确定要素价格，这样，要素的使用价格将都由要素使用的边际产品价值决定。于是由式(1)可得资本价格和劳动价格分别为
这里，社会平均资本存量一定，但是每个不同的经济个体所拥有的资本存量和劳动量是不同的。不同的经济个体使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来进行生产并根据投入得到自身的生产产值。
假定经济人的效用函数不仅由消费决定，而且还由其所拥有的资本或财富决定，假定各个经济个体具有相同的偏好，参照Zou(1994)，效用函数采用效用可分性的形式，选取第i个经济个体的效用函数②为
消费者的效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消费商品数量所得到的效用；二是拥有资本所得到的效用。这里，π表示资本在效用中的权重，描述财富效用在总效用中的份额。
(二)模型分析
基于不同的经济个体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不同的效用值、不同的消费和资本量，各个经济个体将根据自身经济实际，各自独立地选择最有利的经济决策。第i个经济个体的效用最大化选择为
这里，政府政策由政府集中决定。由于不同经济个体的要素禀赋不同，故具体到每个经济个体，政府的政策又是有差异性的，这个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对各个经济主体的转移支付各不相同上。
类似对税率的分析方法，可以考察个人的转移支付、政府转移支付总额、政府消费的相应影响，于是可以得到命题1。
命题1：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税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政府对经济个体的转移支付增加或者政府投资增加时，经济个体偏好的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增加；当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或者政府消费增加时，单个经济个体的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将会相应减少。
本命题关于政府投资的结论与其他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转移支付总额和政府消费的影响又和阿尔弗雷德(2000)的结论一致。但是，关于税率的影响和Tomljanovich(2004)、刘溶沧等(2002)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命题2。
命题2：个人拥有的资本和财富越少，个人将会选择越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高的消费资本比；资本进入效用的权重越大，消费资本比越低，经济增长率越高；政府投资的外部性越强，单个经济个体的消费资本比越高，而其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具有不确定性。
本命题资本进入效用的权重π的影响与已有国内文献的结论一致，其对消费资本比的影响则与Zou(1994)和Bakshi等(1996)的结论一致③。政府投资外部性对消费资本比的影响与邹卫星等(2008a，2008b)的结论一致④。
(三)收入分配的影响
现在考虑政府转移支付比率的确定问题。这里参照Alesina等(1994)关于中间投票者决策的假定。在政府只能代表一类经济主体的情况下，一般地，政策会根据多数人所在的中间情况来制定。假定这种经济个体i=m，m为经济个体所构成总体的中位数，于是我们可以按下式来考察政策决策
命题3：在中间投票者决策的策略中，社会财富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消费资本比越高。
Alesina等(1994)、Murphy等(1989)、Perotti(1996)均得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经济增长越慢的结论，而Li Hongyi等(1998)、尹恒等(2005)则得出在一定条件下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经济增长越慢或者越快的结论。本文与这些文献得出的结论均不同。命题3指出，只要按照中间投票者决策，就一定有社会财富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消费资本比越高的结论。
从式(5)和式(6)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政策决策时选取的σ*值越高，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也将会越高。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富人的偏好作为政府决策依据的话，此时σ*值较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也将会比较低；反之亦然。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选取
以实际GDP除以年末人口总数得到人均GDP，然后以人均GDP的每年增长率作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通过每年的资本存量增量计算出当年的净投资，再除以年末人口总数得到人均净投资。实际政府消费为政府消费名义值通过消费价格指数折算得到，再按年末人口总数折算为人均政府消费。政府税收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之和，再按年末人口总数折算为人均政府税收，通过消费价格指数折算实际值。政府转移支付为社会保障支出和政府补贴性支出之和，通过消费价格指数折算得到实际值，再按年末人口总数折算为人均政府转移支付。政府投资为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与科技三项费用加上支农支出，通过GDP缩减指数折算为实际值，再折算为人均值。这里，资本存量取实际资本存量值，数据来源于第一作者博士论文的计算结果，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的基尼系数值，1952年-1980年数据来源于Kanbur等(2004)，1981年-2004年数据来源于程志宏(2007)(其中1991年数据取1990年和1992年数据的平均值)，2005年和2006年数值来源于社科院统计数据。
(二)模型选择及计算
这里考察经济增长率Y1的确定。选择人均净投资X1、人均政府消费X2、人均税收X3、人均转移支付X4、人均政府投资X5和居民收入基尼系数X6作为自变量。为了避免异方差，部分变量取对数得到lnX1、lnX2、lnX3、lnX4、lnX5。
1.各个变量的平稳性与协整分析
通过选取滞后项为10，估计方程中选取截距项或者不选取截距项，选用Schwarz信息标准，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可得包括Y1、LnX1、LnX2、LnX3、LnX4、LnX5、X6的所有变量均为I(1)过程。通过选取截距项不选取趋势项，选取滞后期为1，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显示，Y1、LnX1、LnX2、LnX3、LnX4、LnX5和X6在0.05的显著性水平存在协整关系。这里用EG两步法进行分析。
2.经济增长率的决定
为了克服小样本条件下用EG两步法估计参数时存在的偏倚性，在EG两步法的第一步采用动态回归(DOLS)。用动态分布滞后模型进行协整回归，运用Akaike信息准则和Schwartz准则发现，选取一阶滞后即可，不用选取二阶滞后项。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可以看出，人均投资LNX1和人均转移支付LNX4的增加在第1期和第2期都会促进经济增长，这使得人均投资LNX1和人均转移支付LNX4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人均GDP在长期中增加6％和3％以上。人均政府消费LNX2、人均税收LNX3和人均政府投资LNX5均在第1期会计入GDP，导致经济增长加快，但在第2期会阻碍经济增长，最终会使得LNX2和LNX3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而LNX5的长期效应为正。快速的经济增长率Y1对于下一期经济增长率具有正效应。基尼系数X6会在第1期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第2期抑制经济增长，但总效应为正。
显然，经济增长率的短期波动主要由基尼系数、人均投资和人均政府投资决定，后三者的增加都会促使经济增长更快，而人均政府消费、人均税收和人均转移支付的变动不会显著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波动。
(三)模型结果分析
在前述模型中，
是否大于0直接决定政府税收效应的正负。在我国的现实经济中，由于历来高税率和低政府消费、低转移支付并行，且政府投资的贡献率(1-α)很小，故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这个表达式在中国的值要偏小，我们可以近似认为
小于零。于是，政府税收的效应相应也为负。这样，结合中国的理论结论如下表所示。
结合计量检验结果来看，变量之间关系如下表所示。
对比表2和表1可以发现，模型结论和实证结果仅在政府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上有所差异，在其他所有变量关系上都具有一致性。可以认为，本文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现象。
解释中国的投资消费失衡，可以从资本在效用中权重和政府投资的外部性来考察。由于在中国经济中资本在效用中权重比之其他国家来说要高很多，政府投资效率不高，相应地，政府投资的外部性不高，这是中国宏观经济中资本外部性不高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即使较大的收入差距、较小的政府消费和政府转移支付趋于提高消费资本比，但是，相对消费过高的人均投资和过高的政府投资则趋于降低消费资本比；更重要的是，过高的资本在效用中的权重和过低的政府投资外部性大大降低了消费资本比⑤。结果，在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消费资本比持续下降，消费份额不断下降，投资份额持续上升，投资消费失衡出现并不断加剧。
四、结论
本文基于财富效用、财政收支结构和收入分配研究经济增长和消费资本比，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笔者首先建立一个包括政府消费、政府投资、个人转移支付和总转移支付的CIU模型，以分析均衡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的影响。我们发现，当对部分人增加政府转移支付时，相应经济个体的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增加；当政府对整个经济的转移支付增加或当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时，经济个体的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将会减少；而税率上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财富越少的经济个体偏好越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资本在效用中权重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消费资本比越低；政府投资的外部性越大，消费资本比越高，但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收入分配越不平衡，经济增长越快，消费资本比越高。
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EG两步法分析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在长期中，经济增长率可以由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人均净投资、人均政府消费支出、人均税收、人均转移支付和人均政府投资等6个变量来解释，其短期波动主要可由基尼系数、人均净投资和人均政府投资来解释。综合来看，本文所建理论模型可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
本文的理论分析对于中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在中国，过高的资本在效用中的权重虽然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为了缓解内需不足和投资过高，应该降低资本在效用中的权重。第二，依赖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在快速经济增长得到实现的同时，必然伴随着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损失。这是我们在治理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在未来选择驱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虽然会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也会加剧投资消费失衡。为了缓解投资消费失衡，应该缩小收入差距。
注释：
①参见邹卫星和房林(2008a，2008b)。本文也将资本进入效用模型称为CIU(Capital in Utility)模型。
②在效用函数中进一步引入政府消费，是本模型未来可扩展的一个方向。
③后两篇论文没有讨论经济增长率的大小。
④后两篇论文没有讨论政府投资的外部性，它们讨论的是整体投资的外部性。
⑤邹卫星和房林(2008a)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论证，并就资本在效用中权重过大和生产外部性过低导致投资消费失衡进行了经济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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