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事业论文,党的建设论文,要把论文,结合起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8）07-0033-07
党的十七大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指明“十个结合”的经验概括，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这一回顾和总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中，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作为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阐述，强调我们既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进一步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
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是十七大提出的新时期党的建设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就指明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这就是说，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进行，使党能够胜利实现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他根据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明确规定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他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事业，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探索，使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清晰、成熟，十七大依据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所提供的宝贵经验，要求全党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并指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就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
这就要求全党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及其历史地位，使全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自觉坚持这一正确的发展方向。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胡锦涛在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作了深刻阐述，指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上述的科学定位，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这就进一步解决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使国内外一些人企图使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放弃马克思主义，改变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幻想归于破灭。
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怎样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呢？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关于这一点，在十七大的报告中作了多方面的阐述。
其一，在政治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七大报告又一次重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邓小平在晚年还一再强调，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表明了它们的不可分割性，是支撑人民共和国辉煌大厦的四根支柱，动摇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动摇我们国家的根本和基础。他还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这又一次为我们指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充分指明了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说：“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1](P1363-1364) “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1](P1363) 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其二，再一次重申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重申和坚持，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些年来，一些人打着“人间正道私有化”的旗号，攻击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张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在于国有制改为私有制”；有的人为了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竟然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加市场经济”的公式，用这样连民主社会主义都不主张的模糊话语，来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有的人则主张社会主义就是共同富裕。姑且不谈这些主张的政治目的，从理论上说，这里涉及到对社会性质的判断问题，是必须弄清的一个原则问题。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对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判断，是有着共同的判断标准的。社会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人类社会正是依据这样的标准，依次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必须把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到底，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由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决定它的性质的。如果否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也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样两条根本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深刻原因所在。我们必须按照这样的原则规范和调整我们的工作，而不是抛弃这个原则另找出路，那样的话，就会走到私有化的邪路上去。至于说共同富裕，那确实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但共同富裕是属于分配领域的目标，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如果否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请问：私有化能做到共同富裕吗？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我们要充分重视陈云关于“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2](P366) 这一重要思想。毫无疑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维护中央经济权威的根本保证。我们要自觉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维护中央的经济权威，使我们能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是不能患幼稚病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十七大所阐明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三，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使社会主义在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获得巩固和发展。
其四，在文化思想方面，指明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和批评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指明了正确方向。
其五，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不完善；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是相适应的，因此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通过调整和改革使不完善的方面逐步完善起来，在改革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通过内在矛盾的运动，通过自身的调整改革而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3](P138)
其六，在分配领域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不但保证了全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而且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可能。因此，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显著标志。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在晚年还十分关心分配问题。他说：“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P1364) 他特别强调：“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1](P1364) 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采取多种措施，力求缩小收入差距，体现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原则的要求。
以上列举的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几个方面，正是我们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坚持的原则和方向。同时还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分丰富的，而它的核心内容和集中表现，就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正如毛泽东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总路线一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映了党在新时期的战略部署、战略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指导路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及以后的发展也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内容展开的。因此，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命线，离开了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因此，十七大再一次重申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举旗，如何走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里还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证明，对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在这里，以下两种情况的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一种是倒退到旧体制上去，继续坚持单一的公有制，继续坚持高度集中的、完全排除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没有出路的。另一种是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要求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在近代中国已经失去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历史机缘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中国成为某个大国的附庸，这不但使民族振兴的伟业化为泡影，而且也会失去已经取得的民族独立。很显然，这只能是死路一条。值得注意的是，和这种西化要求相呼应的，是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由于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又冠以“民主”的时尚话语，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以戈尔巴乔夫所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例，他在这里所谓的民主，一是放弃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用所谓“苏共不谋求垄断权”的荒谬说法，轻易地改变了苏联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为“变天”提供了法律依据；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苏维埃制度是“独裁”、“专制”，主张三权分立、议会制；三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公开性、新思维，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四是鼓吹私有化，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为社会动乱开了闸门，这不能不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实质，是为了颠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中增强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
由上可见，全面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体系，坚持体现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根本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十七大所阐明的这些基本原则上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
二
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就要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这是因为我们是在执政条件下进行党的建设，只有不断加强和提升党的先进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凝聚力、影响力，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样也才能充分发挥党的执政作用；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是包含着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而这都同保持党的先进性紧密关联着。我们应当按照十七大的精神，加强这两个方面的建设。
胡锦涛指出，要深化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高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就为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和进行建设的根本内容。
首先，要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胡锦涛曾经多次以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思想告诫全党，要求在执政条件下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是基于对党的事业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瓴的科学预见，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具备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这不仅是针对党执政后面临的严峻考验而向全党发出的警示，而且其中也蕴含着要正确理解党的纲领的内在要求。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取得政权作为它的终极目标，辛亥革命之后在国民党人中有所谓“革命功成，革命党消”之说，就表现了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无产阶级革命则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夺取政权仅仅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起步的，因而正确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也就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指导原则。毛泽东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4](P276) 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共产主义理想的确立，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选择，但要最终实现这个目标，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要通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才能逐步达到。因而如何处理现实的发展阶段同终极目标的关系，是正确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既要反对超越阶段的“左倾”空谈主义，又要反对那种“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这两种错误都曾给中国革命带来过巨大损失，党正是在同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
在毛泽东看来，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民主革命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而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仍然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仍然要正确处理阶段性纲领同最高纲领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党处在执政地位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都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同时又要明确这一切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目的，是为了将来向更高的阶段过渡准备条件。如果离开了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就会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如果忘记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目的，那就会走上邪路。二者都是不足取的。因此，处在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要牢记毛泽东早就指出的，在为现阶段而斗争的时候，心中总是悬着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目标。
其次，加强理论学习，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武装，而且还要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开国上将张爱萍在晚年回忆自己的战斗历程时，讲述了生平唯一的一次“走麦城”：1936年率骑兵团在陕北青阳岔遭敌伏击，战马损失1／3，因此受到撤职处分，随后毛泽东送他到红大学习。他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在上红军大学之前，我最多只是个战术家，但从那以后，我应该是个战略家了。这不是自夸。毛泽东说，红军将领都要成为战略家，就是一个小小游击队长也是一个战略家。因为游击队是在一个独立的地区作战和发展的。作为一个游击队指挥员，胸中要有全局。正是红军大学，使我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战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就是在瓦窑堡，就是从毛泽东那里，我懂得了这个道理”。[5](P15) 这是富有启迪意义的经验之谈。这说明：只有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战略，才能做到胸中有全局，才能成为一个战略家，才能成为独立领导一个方面工作的领导者。这对于我们今天担负着更加伟大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有理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成为这样的战略家。十七大强调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提出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质的任务。这对增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能力，都有深远的意义。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6](P533) 党的历史表明，只有当我们党掌握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有可能对客观事物作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够把握历史的进程，才能获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就不可能成为善于驾驭全局、运筹帷幄的战略家，至多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这显然不适应党的事业要求。就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说，说到底就是要不断地认识客观规律，自觉地遵循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如果我们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平衡的理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制度同生态关系的理论，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实表明，只有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够深切理解和正确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一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更多地从应付场面活动和应酬活动中解脱出来，用更多的时间学习理论、更新知识，这样才能适应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要求。
再者，要在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牢固树立基本路线要管100年的思想观念。如前所述，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集中表现，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全局的，因此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展开，也是为了保证党的路线得到正确贯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这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十七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这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三者之间的相互相依存、相互贯通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了精辟的深刻的论述，为我们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指明了方向。在党的建设中，要教育党员和干部全面理解、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内涵和要求，充分认识它们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任何割裂党的基本路线，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一个方面，损害党的基本路线的完整性的做法，不但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我们要自觉地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把党的基本路线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和防腐倡廉建设的全部工作之中，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行动中去，真正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最后，要真正树立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观和政绩观。这就是说，要把党的根本宗旨内化为共产党人的执政观和政绩观。这些年来我们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同某些领导干部不正确的政绩观相联系的。他们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营营以求的是个人的政绩、个人的升迁，不顾实效、不计后果地搞所谓的政绩工程，不但浪费大量国家资财，而且祸害一方，殃及子孙。这显然是同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理念风马牛不相及的，反映了腐朽的剥削阶级的特权思想，玷污了共产党人的称号。因此，确立正确的共产党人的政绩观，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关键问题。领导干部要首先树立以人为本这一核心观念，认真解决好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和发展成果属于谁这样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要按照党的要求，真正做到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观点，不但要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体现群众的意愿，为群众谋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内化为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并能认真接受群众的监督，以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
上举数端，是从大的方面说的，但这些是体现了十七大对党的建设要求的基本方面，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
毛泽东在1939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提了出来，这不仅表明党的建设的系统性和艰巨性，而且也表明党的建设的过程性和连续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战略性任务，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指明了方向。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是为了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要求。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为了更好地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又好又快地发展，党就要富有远见，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善于在理论上、在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上创新，以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自己更好地承担起为民执政、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这里有必要指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是为了党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也是为了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而决不是与此相反。我们所说的改革创新，决不是要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社会职责，也不是要改变党的奋斗目标、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和传统作风，如果离开了这些基本点而侈谈创新，就会走向错误的道路。时下有些人打着“政体改革”的旗号，要求实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否定和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鼓吹所谓“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反对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企图把共产党蜕变为全民党；有些人甚至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要把大陆纳入所谓的“台湾模式”。应当说，这些错误思潮的出现，是并不奇怪的一种历史现象。应当看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及其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的市场有所扩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把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像邓小平所预见的，国内外都有这样的势力，要利用我们改革调整之机，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它们借着“解放思想”的名义，在思想理论领域提出“告别乌托邦”、“告别主流意识形态”，鼓吹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进行理论误导，制造思想混乱，以实现其“改向”的目的。以“告别革命”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正是作为同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主张相呼应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而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这股错误思潮的核心问题。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决不可掉以轻心。因此，我们强调的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既要反对骄傲自满、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又要敢于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坚持改革创新的正确方向。在这里，正确处理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就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针，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进一步做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和目的要求，体现了继承、创新和发展的统一。
比如，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贯穿于其他各项建设之中，同时又把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这是对党的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党的建设的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制度建设是一项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作用，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保证。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毛泽东曾提出要从制度上加强和完善党的监督工作，他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P19) 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时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8](P333) 他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健全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非常重要而深刻的思想，对党的建设有重大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的制度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实际中发挥了良好作用。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提出试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等。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举措，对于加强和完善党内组织制度和民主制度有重要的意义。
这里还要指出，我们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作用，但又不认为制度是万能的。因为制度是由人制定和由人执行的，而人又是会发生变化的。这些年来一再发生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令难行、禁难止的情况，以及党内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和蔓延，都说明这一点。就后者而言，党内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党员理想信念的缺失。失掉了人生精神的支撑点，失掉了对崇高目标的追求，就必然营营以求的只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3](P137) 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是这一崇高理想内化而成的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这种奠定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科学的信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共产主义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毛泽东也一贯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正是这一崇高的人生目的和社会价值的追求，铸造了真正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乐于奉献、勇于牺牲，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等等。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十七大继承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强调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使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并有机地统一在党的建设过程之中，这对于党的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又如，完善和发展党内民主，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陈云曾经从党内民主重要性的角度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他说：“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9](P237) 但是，“从一九五八年起，特别是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9](P237) 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特别强调：“这关系到民主集中制。”[9](P237) 这首先是指党内民主受到破坏，因而也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会议决定，必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2](P239) 他强调，“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2](P240) 从这里可以看到，党内民主是否得到发扬，同党的事业是前进还是停滞甚至倒退，关系极大。这是对党的历史经验非常深刻的总结，对我们正确理解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富有启迪意义。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既坚持党内民主建设的优良传统，又科学总结新时期发展党内民主的新鲜经验，规定了完善党内民主的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拓展了党内民主的内容、渠道和形式，并且提出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这是富有创新意义的重要规定。事实表明，党内民主和党员的主体地位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如果党员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保障，党内民主也就无从谈起；如果党内没有民主讨论的风气，党员的主体地位也难以确立。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要保证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即涉及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方面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证和尊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更好地贯彻党的政治路线。
此外，十七大关于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努力开创党的基层建设的新局面，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作为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等重要思想和措施，对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都有重大指导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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