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会话在日本：明治早期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汉语论文,在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与中国的近代政治往来始于1871年。众所周知，在几乎整个江户时期，日本实行了锁国政策。除了与朝鲜仍然保持定期往来活动，锁国政策下的日本与外部的接触几乎依赖于其唯一对外贸易港口——长崎。为收集海外情报，服务于长崎奉行所的通事，必须通过与来航的中国商人或荷兰商人有意识的交往，把他们从商人处得到的信息，以报告的形式定期向幕府提交。日本人对汉文并不陌生，然而就中国语会话，似乎是唐通事们的专利，对一般的日本人而言，并没有实用价值。这个状况直到日本被美国打开国门后才发生变化。
据记载，在日本幕府统治末期的1862年5月27日，首个幕府访华使节团乘坐千岁丸离开长崎，6月3日抵达上海。6月5日，幕府使节团拜访了上海道台吴煦。6月20日，作为回访，上海道台吴煦在荷兰驻上海领事馆与使节团成员进行了会谈。①这是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事件。自此，日本重启与中国大陆间的人员交往活动。而人与人之间欲要展开交往，共通语言是必不可缺的中介工具。为此，中国语会话的学习在日本悄然兴起。
本论文中列举的调查对象——《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是日本明治时期刊行的一本中国语会话教科书。该教科书系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编写，由庆应义塾于明治13年(1880)4月活字印刷出版。在其序言中，明确指出编写出版该书的目的在于为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的学生提供一本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②。《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大约是日本明治时期印刷出版的第二本北京官话教科书。而第一本北京官话教科书则为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广部精所编写，题为《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卷一）》（“散语四十章”部分），出版于明治12年(1879)6月。有意思的是，因当时日本缺乏中国语会话教科书，无论是《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卷一）》，还是《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均是对英国人威妥玛编写、发行的《语言自迩集》进行改编的产物③。因此可以说，这两本教科书的内容几乎是重叠的。不同的是，《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其后又陆续刊行了六卷，共七卷；《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却仅此一部而已。广部精于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成立不久后接手该校的中国语教学工作，而在其编纂的《增订亚细亚言语集》（明治35年11月刊）序言中述及《亚细亚言语集》曾作为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的教材被使用④。在中国语会话教学中，姑且不论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究竟使用了哪本教科书，该校即便使用了广部精所说的《亚细亚言语集》，因《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卷一）》与《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在内容上的大致雷同，笔者通过对《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研究，依然能够观察到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的中国语会话教学状况及其对日本明治早期中国语会话教育所带来的影响。
由前述我们可以得知，日本在1862年即重启与中国的人员交往活动，为什么迟至1879年才有首部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的诞生？由此又产生出一个问题：在这部北京官话教科书诞生前，日本保持着怎样的中国官话学习传统？紧接着，《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卷一）》与《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编纂者为什么均与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有密切关系，并且兴亚会支那语学校为什么将北京官话指定为中国语会话学习的对象？《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又是一部怎样的中国语会话教科书以及对日本明治早期中国语会话教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关于上述问题，在国内的各类研究著述中，尚未发现有所触及者，而日本方面的相关研究却过于笼统，缺乏连贯性。本论文旨在解决上述问题，以填补研究空白。
兴亚会与兴亚会支那语学校
编写《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是由兴亚会创办的。兴亚会成立于明治13年(1880)2月13日，被视为近代日本最早的亚洲主义组织。顾名思义，兴亚会的目的在于振兴亚洲。不过兴亚会更为务实的目的却在于收集亚洲情报及学习亚洲语言。明治16年（1883年）1月，该会为消除会员中中国人的不快，决定将会名改称为亚细亚协会。又17年后的明治33年(1900)3月，在日本兴亚组织大联合的背景下，亚细亚协会最终反被成立于明治31年(1898)11月的东亚同文会正式吸收合并⑤。
兴亚会成立之初，日本社会正风行“脱亚论”。兴亚会的组织者与上述潮流形成抗衡，将目光转向亚洲，提倡与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朝鲜进行联合，以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蚕食。需要注意的是，兴亚会会员身份相当复杂，既有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者，又有以收集中国各类情报为职责的日本海军中尉曾根俊虎。兴亚会的此种复杂性反映出即便社会处于一种变革状态，新的总不能完全取代旧的，旧的总会以某种状态固守抑或沉积，因为新旧不仅交织于社会现象中，乃更为强烈地交织于每个人心中。
因为兴亚会的务实性目的是收集亚洲情报及学习亚洲语言，所以兴亚会成立后三天，即2月16日，该会所创办的中国语学校——兴亚会支那语学校也正式开校。其创办人曾根俊虎是位多年从事中国情报收集的日本海军军人。因此，无论该会创会宗旨多么冠冕堂皇，也遮掩不住其收集中国各类情报的内在重要目的。其实在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的办校宗旨里，也毫不忌讳地提到其意在培养从事外交军事情报收集以及通过商业活动去实践兴亚主义的人才的目标。该校课程分为本科生、别科生。其中，别科生专为陆军教导团的学生设置，教授内容为中国现代文、中国语会话。开校当初的教职员由校长曾根俊虎、教员金子弥兵卫、中国人张滋防三人构成。但开校不久，教职员构成即发生变化，曾根俊虎、金子弥兵卫不再担任教职，空缺由汉学家广部精、外务省的中田敬义补进，与张滋防一起担负学校的教学工作。该校营运高峰期间，曾有本科生40人，别科生42人。但因经费问题，开校两年三个月后，即明治15年5月，该校宣告关闭，其在校本科学生随后均被编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人教师张滋防也相应进入东京外国语学校继续授课。⑥在该校学习过的有，善邻书院的创办者宫岛大八、后来的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从事对华贸易的大仓喜八郎等著名人物。
学习何种官话
兴亚会在创办中国语学校时，曾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学校应该向学生传授何种中国语会话。如前所述，日本人与中国官商的最初交往地是上海。而由于明清时期的特殊性，在中国南方，尤其江南地域，流行的是一种带着南方口音的官话，日本人称之为“南京话”或“中州官话”。笔者推测，在上海，日本人所接触到的官话，应该就是这种“南京话”，而不是北京官话。
然而日本人接触“南京话”并不起自同治元年。江户时期，服务于长崎奉行所的唐通事大概讲的就是“南京话”。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南京话”对近世日本语里的汉字音读发音产生过重大影响。明末清初之际，有不少明朝遗民亡命日本长崎，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说南京官话应该不足为奇。其中，有些人加入唐通事行业，与日本社会相融合，成为为日本政府效力的华裔。唐通事多是一种世袭制职业，即出身于唐通事家的子弟多会秉承父业，从小习学汉文以及中国语发音，以便将来成为一名唐通事。这反映出日本传统的中国语会话学习状态：世袭的唐通事从小学习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带的官话——“南京话”。然而随着1862年起日本官商进出中国，中国语会话的掌握不再局限于唐通事的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在日本与中国成功交换《中日修好条规》之前，均不应有日本人出现在北京城内。换句话说，在明治6年(1873)前，日本人基本接触不到北京官话。而当时日本国内的中国语人才非长崎的唐通事莫属。据资料表明，明治日本的早期中国语教育中心——东京外国语学校，在明治9年(1876)9月前，所教授的中国语会话是“南京话”；在此之后，聘得北京人教师薛乃良，改授北京官话。自此，东京外国语学校遂成为北京官话的教育中心⑦。日本东京地区的这一转化，其实也恰好说明，在中日近代条约关系成立之前，无论是南方的贸易城市，如长崎，还是北方政治中心，像东京，日本人按照传统习惯，习学的是“南京话”。而在没有中国人教师受聘前来日本之前，长崎的唐通事无疑是中国语会话的教师主力。明治初期，频繁参与近代中日交涉的日方翻译郑永宁即出生于长崎唐通事世家。郑永宁语言才能卓越，在中日近代早期交涉中，为日方作出非凡贡献，全程参与了《中日修好条规》的谈判、签约、批准交换书，尤其是在助成日本公使副岛种臣觐见同治皇帝一事上，可谓不遗余力。无论是他唐通事的出身，还是他长期从事外交翻译的丰厚经历，郑永宁于日本人应该学习何种中国官话一问题上均有发言权。作为兴亚会的最初会员之一，郑永宁曾就应习学何种官话发表过一个演讲，并被刊登在明治13年(1880)4月21日发行的第三辑《兴亚会报告》上。
在上述演讲中，郑永宁说，“在中国，官话极为普及。凡中国人，若只会说土语（方言），不会说官话，便无法混迹于江湖，且为世人所鄙视”⑧。不过，郑永宁解释说，中国官话并不是北京话，而是历代京话的混合物。在中国，会说官话是一种身份的体现。凡中人以上人士，于会客时，务必会使用官话。⑨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中国官话是历代京话的混合物，那么在清朝都城北京所流行的京话却为什么不代表中国官话呢？郑永宁依据自己丰富的经历如此解说道，“在明末清初之际，官话停留在了南方。南方人不屑讲北方话，北方人对此无可奈何”⑩。他补充说，他在北京时，曾到过南方人入阁的学士堂，看见汉大臣与亲王以下的满大臣相谈，其口音多是南北混合，官位越高，北音越疏；而亲王及满大臣与汉大臣相谈时，并不单单操着京腔。况且，南方人虽然不能操北京口音，却用的是官话，所以北方人很容易理解他们的话。可见在宗庙朝廷内通用的话自是一种东西南北混合的通语，任谁都可以理解，这就是官话，又可被称作中州通语，通行于中国大江南北。(11)郑永宁还举例说，京师的满人官员若去外省上任，其招募幕僚时，多会挑选南方人，尤其是精通中州官话的南方人。为此，郑永宁以为，欲与中国的官、士、商往来，应学习这种混合型官话。郑永宁在结束他的讲演时明确提倡，应到江苏一带去招募精通中州官话的中国语教师。(12)
郑永宁根据他自身的经历，提倡日本应大力推行“南京话”的教育。出身唐通事世家的郑永宁自身习学的也是“南京话”。凭借一口熟练的“南京话”，郑永宁在充当高级外交翻译时游刃有余，不仅与京里的官员，与京外的南方官员亦绝无沟通上的障碍。不过，郑永宁虽然明白北京话并不是中国官话，但却不知带着南方口音的官话亦不是中国官话，流通于北京官场的官话其实应该是具有北方口音的官话。在这种官话里，本应尽量少掺杂北京地方土语，然而这样的情况到底不能避免，正如上海人在说官话时也免不了会掺杂一些当地土语。“南京话”虽然可通行于中国大江南北，但在发音上，到底与流通于北方，尤其北京的官话有一些距离。明治维新，特别中日近代平等邦交关系建立以后，欲与中国政治中心密切接触的日本，在确定究竟应该学习何种官话上，开始有所变更。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日本政府下属的东京外国语学校，于明治9年将中国语会话的教授由“南京话”变成了北京官话(13)。
不过，兴亚会中国语学校成立之初，在东京，并不是所有的中国语教育科均采用了北京官话教育。例如庆应义塾开设的中国语科，于成立当初，即自明治13年1月至明治14年7月，所采用的教学对象为北京官话。然而在中国语教师更换之际，福泽谕吉等却提出，作为商用，与其学习北京官话，不如学习“南京话”。于是，该中国语科同年11月以后开设的课程更改为教授“南京话”(14)。即便在采用北京官话教育的兴亚会内部，最初在选择何种官话教育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只是最后教授北京官话的意见占了上风。这固然与日本政府所倡导的大势不无关联，但更直接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兴亚会中国语学校与日本陆军的关系。据第二辑《兴亚会报告》所载内容称，至明治13年3月31日，在塾生（在校生）9人，通学生（不住校生）12人，别课通学生41人。(15)这个数据显示，该校成立初期，作为别课通学生来校学习的陆军人数，要远远超出普通学生人数。日本军部早在明治初期就意识到培养中国语翻译的重要性。陆军有系统的语言人才培养计划始自明治6年11月。当时，御幡雅文等13名东京外国语学校学生，作为陆军中国语留学生，被派遣到北京。(16)而在兴亚会中国语学校成立之前，东京的军部也已经组织起相关人员学习中国语。学员的老师正是该校后来的主力教员——广部精，而广部精传授的中国语会话是军部要求的北京官话。因此，兴亚会中国语学校推行北京官话教育，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
其二，与学校的创办人曾根俊虎的主张不无关系。曾根俊虎可以说是明治以后首批进入中国的日本人。在明治9年的一次任命中，作为海军在职军人，曾根俊虎在中国收集情报长达两年。在华期间，除收集情报外，他还一直跟随中国人张滋防学习北京官话。换句话说，兴亚会中国语学校的创办人是位精通北京官话的海军军人。而学校里唯一的中国人教师张滋防又恰恰是曾根俊虎的业师。学校成立之初的另一位中国语主力教员金子弥兵卫，曾是日本驻华公使馆馆员，其所习中国语自然是北京官话。金子弥兵卫还编撰出版了学校教学用的第一本中国语教科书——《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这本教科书是在英国人威妥玛所编写、出版的《语言自迩集》基础上改编而成。《语言自迩集》是威妥玛自己为学习北京官话而苦心编写的随身用学习手册，对学习北京官话非常便利，在外国人中间广为流传。总之，上至学校创办人下至具体负责教学人员所具备的北京官话背景，均决定该校将极力主张学习北京官话。
其三，兴亚会会员广部精的教学参与，亦起到影响作用。广部精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少年时期起，即开始习汉学并中国语会话。明治11年(1878)5月，他接受近卫将校团的聘请，成为共同社的教师，担任中国语教学工作。其间，他将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改编成日本人用教科书《亚细亚语言集》。《亚细亚语言集》的第一卷——散语之部与金子弥兵卫的《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基本雷同。在东京，同一时期，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同样底本进行改编的举动反映出两个现象：一是日本当时非常缺乏北京官话教科书；一是威妥玛的这部《语言自迩集》确实影响力非凡。广部精明治11年起开始为军部培养翻译人才，这说明他在此之前，于中国语会话教育，已经由“南京话”转换成“北京官话”。广部精在明治11年以后开始改编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为日本学生提供一本北京官话教科书的举动，也证明了上述说法。较曾根俊虎、金子弥兵卫，广部精是位中国语教育的实践家，充分意识到学习中国官话的重要性。在发行于明治13年11月15日的第十二辑《兴亚会报告》上，刊载了广部精的一篇论说——《官话论》。其中有：
余曾谓清国官话，非但清国，乃亚洲之通话也。（略）闻西洋诸国各异其语，而以英语为通话，故上流之人，皆能解英语云。十八省各虽有土话，而中人以上，无不通官话者，则亦不足深究其小异耳。（略）在今日满洲、蒙古至西域各部落，苟位上流士民，皆略解官话云。安南、西藏之于清国，其往来最久矣，虽未可谓国人尽通官话，而亦远识之人、慷慨之士，盖解其言。（略）由是观之，亚细亚东部无一不通官话之国，则谓之亚细亚通话，亦非虚语矣。（略）欲结亚细亚各国之君子，共乐其太平，则必不可不通其语。(17)
由此可见广部精对于学习中国官话的热情。在兴亚会内部，与广部精一样热衷中国语学研究者亦不在少数，尽管当时日本的主要思潮乃为“脱亚论”。据此，我们看到在日本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趋向：一是要废除汉字，脱离亚洲，全盘西化；一是要固守东方精神，更加仔细观察、研究中国。
总之，日本社会对于中国语人才的需求，引发了日本各界积极推动中国语人才的培养。而怀抱强烈政治性目的的兴亚会，其所培养的语言人才又注定将更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呈现的事实表明，较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毕业生多成为中国语学专家，曾经就学于兴亚会中国语学校的学生，其后多凭借自己的语言才能，投身于中日相关事业，实现他们早年立下的政治抱负。
《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
在明治35年(1902)11月刊行的《增订亚细亚语言集》的绪言中，广部精提到，当初他在执教兴亚会中国语学校期间，他所利用的教科书乃为自身改编的《亚细亚语言集》。不过根据《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的绪言，笔者相信由金子弥兵卫所编纂的这部教科书，在广部精到任之前，必定是该校使用的首本中国语教科书。何况，如前述，《亚细亚语言集》的第一卷内容基本与该书重叠。因此，通过对《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研究，足可观察该校学习北京官话的状况。以下即为对该教科书的整理与分析。
首先，这是一部实用性极强的日常用语手册。《新校语言自迩集》编者将其确定为“散语之部”，可见学会记住基础用字用语是这部教科书的首要目的。而书内所载皆为编者日常起居生活中所日积月累的用字、用语，并且这些日常用字、语均自然出现于各个日常生活场景的对话里，易记易学。在《新校语言自迩集》里，编者将众多散语分为四十章。换句话说，编者通过四十个不同生活场景里的对话，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日常用字、语。具体而言，每章均占据一页纸面，文字竖排，散语与对话以竖线分开；竖线右边为每章所列举的散语，仅一列，其数量或为24字，或为25个字，而每个散语的右侧均标有罗马字注音；竖线左边为每章所列举的场景对话，没有标记注音，占据了该页面的剩余部分，内容丰富。例如，“散语四十章之五”围绕学习话题展开，其散语部分，列出“抄、教、学、请、拿、字典、话、找、看、认、肯、告诉、记、问”(18)等25个字或用语，而这些用字、语将分别出现在竖线左边所排列的情景对话中。现抽取部分对话如下：
找先生，请先生，请教。
口音正，说话真。
请先生教话，请先生拿字典找字。要找什么字？要找“瞧”字儿字。这个字见过没见过？见过了。你告诉我是那个字，我不记得那个字了。还有不记得的字么？那儿没有呢。记得的少，不记得的多。(19)
在上述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编者尽量列举了在学习中国语会话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对话，并将对话中所出现的日常用字、语挑拣出来列在一旁，标上注音，以方便使用者加强记忆。
说其实用，是因为编者并没有以文法来贯串全书，甚至编者丝毫没有导入一丝的文法概念，只是依据自己生活起居中所需用到的字、语进行了一番编排。根据这样的编写原则，使用者似乎除了用暗记的手法将书中所排列的语句背诵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学习方法了。不过这些背诵并不尽是枯燥，编者所精心准备的丰富话语场景，让那些枯燥的字、语活灵活现起来，令使用者可随时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尝试利用它们。而且，那些对话是如此尽显北京官话的特点，确实可成为在京外国人的出门交际助手。
其二，该教科书所展现的汉字注音法说明日本人已经开始接受并吸收这种创自西方人的罗马字标注汉字的注音法。据说，因直音与反切等中国传统的汉字注音方法不适宜没有汉语基础的外国人学习汉字，所以那些早期来到中国的西洋人开始试图利用西方的罗马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就创建了供西洋人用罗马字（拉丁字母）学习汉语的方法。清末，随着外国使节常驻首都北京的实现，越来越多的西洋人意识到，最具代表性、最适于传播的发音是北京官话。于是，他们开始按照北京官话发音标准创制注音方案。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英国驻华使馆秘书、后来更晋升为驻华公使的威妥玛。他通过自身的语言学习经历，最终创建了接近英文的罗马字汉语注音方案，并实践运用于自己所编纂的北京官话学习用书——《语言自迩集》，在外国人士中广为应用。而兴亚会中国语学校的首册北京官话教科书《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正是利用、改编了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由此可见威妥玛在中国汉字注音近代化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然而，该教科书虽对《语言自迩集》进行了修改，但缘于日本人在学习北京官话方面也没有什么积累，所以对《语言自迩集》里的注音方案不太可能进行大量改动。笔者推测，《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里的汉字注音基本保持了《语言自迩集》的原貌。由此，我们通过观察、分析《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里的汉字注音状况，多少可以了解中国汉字注音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以下便是该教科书在注音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较目前中国使用的国际通用汉语拼音，声母设定少，造成发音含混的现象发生。比如“t”、“d”不分，“p”、“b”不分，“k”、“g”不分，即“t”“d”皆取“t”音，“p”“b”皆取“p”音，“k”“g”皆取“k”音。具体实例如下。“地”、“剃”的注音同为“ti”，“团”、“端”的注音同为“tuan”；“铺”、“不”的注音同为“pu”，“平”、“兵”的注音同为“ping”；“苦”、“古”的注音同为“ku”，“孔”、“公”的注音同为“kung”。又有，目前所通用声母中的“ch”、“zh”、“j”、“q”，均发“ch”音。具体实例如下。“纸”标记为“chih”，“吃”亦为“chih”；“中”标记为“chung”，“充”亦为“chung”；“教”标记为“chiao”，“桥”亦为“chiao”。而“价值”标记为“chia chih”，“轻重”则标记为“ching chung”。更有甚者，“请”、“井”均标记为“ching”。又有，“z”、“c”不分，均发“ts”音。具体实例如下。“最”为“tsui”，“彩”为“tsai”；“参”为“tsan”，“赞”亦为“tsan”；“尊”为“tsun”，“存”亦为“tsun”。又有，目前所使用的“r”音以“j”标记。例如，“热”为“je”，“绕”为“jao”，“扔”为“jeng”，“然”为“jan”，“软弱”为“juan jo”等等。又有，目前所使用的“x”音以“hs”标记。例如，“些”为“hsieh”，“下”为“hsia”，“先”为“hsien”，“雪”为“hsueh”，“姓”为“hsing”等等。其次，与现行的韵母相较，该教科书内所设定的韵母亦有标识不准确的现象存在。其中有，“o”、“e”、“uo”三音不分，往往以“O”音标记“e”、“uo”音。例如，“可”为“ko”，“和”为“ho”，“脱”为“to”，“多”为“to”，“桌”为“zho”，“骡”为“lo”。但也有标识准确的情况存在。例如，“我”为“wo”，“得”为“te”，“国”为“kuo”。这说明，编者知道“o”、“e”、“uo”三韵母的存在，只是不能准确区别使用。又有，以“ung”标记现用的“ong”音。例如，“东”为“tung”，“凶”为“hsiung”，“弄”为“nung”等。又有，以“ien”标记现用的“ian”音。例如，“千”为“chien”，“念”为“nien”，“脸”为“lien”等。另外，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将目前韵母均标记为“ui”音的汉字区分为“ui”、“uei”两音。例如，“最”为“tsui”，“睡”为“shui”；而“柜”为“kuei”，“愧”为“kuei”等。这大概受了北京地方方音的影响。
虽然存在以上种种问题，但该教科书内所记录的注音依然有值得称道的方面。比如，相对问题点中，大部分的注音比较准确；前后鼻音、卷舌非卷舌音的标注亦很准确；且四声的标记基本未发现问题。该教科书最初的编纂者威妥玛因是英国人，所以不可避免夹杂了稍许字母文字圈的注音习惯。比如，有些字的注音还特别标注了重音的位置。例如，“套”为“tào”，“混”为“hùn”，“茶”为“chà”。对会出现儿化音的汉字，在其注音后加“h”。例如，“些”为“hsieh”，“是”为“shih”，“纸”为“chih”，“雪”为“hsueh”等。(20)由此不难看出，在如何准确标记北京官话方面，编纂者真可谓用心良苦。这本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范本，让我们观察到中国汉字注音近代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
其三，该教科书的特点还在于它不但列举出普通的生活场面，尚由浅至深说及中国，尤其北方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并进而论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官场行为，堪称一本初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的简易读物。比如，说及在中国的旅行：
你走路爱坐车爱坐船？都是看地方儿。南边没有车，那都是看地方儿走，走长路的都是生（笔者按：坐）船。走河路都是小船儿，走海的船大。(21)
遂言及中国山川的地理风貌：
江河湖海是天下大水的总名儿。（略）那长江之流，打西到东。湖北来的船到江西去，一路都是顺流。到了江西，那儿的山水也可以。(22)
最后由南方山水回转至京城：
京城里没有河水，喝的都是井水。京城的买卖铺子，大半都是在大街上。胡同小巷都是住家儿的多。(23)
上述描述可说是对中国的详细考察。在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虽然对缔约国开放了内地旅行权，但该旅行权受到严格控制，一般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仍然困难重重。换句话说，外国人对于中国内地的了解直到19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依然非常有限。日本亦不例外。受条约限制，甲午战争前，日本人虽然有历次乔装为中国人，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调查的经历，但因为缺乏帮助，更因为必须掩盖身份，其收效并不显著。刊行于明治时期的系列纪行多为甲午战争之后的出版物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学习中国话，是为了切身了解中国，而这本教科书首先为使用者提供了一个最初了解中国的途径。
有意思的是，感受中西体制冲突的，起初是西方人，而非中国人，所以中国政治体制、官场行为乃至地方行政成为西方人时刻注意观察的对象，在该教科书中就储存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例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解：
君上，是百官万民的主子。家主儿是底下人的主子。官民就是官长下民，下民也叫百姓。（略）管民的是文官，带兵的是武官。官兵的额数有一定的。(24)
又有中国农本思想的体现：
国家定的律例，是治理百姓的，不是出于暴虐。中国的道理，不教而杀谓之虐。耕耨是小民的本分，夏天人人儿都耕田。（略）天下治乱，总在于官。(25)
又有中国人对于皇家、官府的理解：
皇上、朝廷，都说的是主子家。朝廷随地酌情建立地方官，为临民的官。（略）有事情民人出了力，地方官赏给银钱，那就是鼓舞的意思。（略）赦罪，是人犯了罪，皇上随事的情的宽免了他，那就是皇上的恩典。受恩赦罪之后，再有为匪的，那实在难免死罪。(26)
又有政府处理政事的基本原则：
官事不论大小，都叫差使。本任的官，或是公出，或是撤任，有官来替他办事，那就是署他的任。（略）文书上所论的是官事，家信论的是私事，从下往上报告事件，当用禀帖，用文书的体式不同，（略）平行的官来往用照会。(27)
由此我们发觉，教科书的原编纂者威妥玛，其北京官话教师应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有普通市民，有衙门书吏或差役，有私塾先生，更有政府官员，书内所包含的信息的确是威妥玛通过切身体验而长期积累下来的产物，既方便使用者学习北京官话，又帮助使用者学习如何与中国人交往。该书在外国人士中广有影响，确实有其道理。
即如日本，身为中国邻国，原本自应有一套学习中国官话的途径。但由于江户时期所推行的锁国政策，导致日本上流人士虽识汉文，却不懂、不说汉话，会说中国话的人几乎仅局限于居住在南方港口城市长崎的中国人后裔——唐通事。至开国后，随着中日人员互访的增加，日本从上至下对于中国语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学习中国语的风气蔚然成势，遂有人感叹“余曾学清语，常以国字不合汉音为憾”(28)。而在提倡学习中国语会话，尤其北京官话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北京官话教科书的迫切需求，使得在华外国人间流行的一本北京官话教科书成为日本人争相重新编纂的对象。
余论
兴亚会中国语学校成立的19世纪80年代初，无论是脱亚者抑或是兴亚者，在培育中国语人才方面均无异议。这说明日本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今后无论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都将和中国发生密切联系，而据此则必须大力培养从事中国事业的人才。但在选择教材方面，笔者发现日本，尤其东京的各界人士并没有继续推广唐通事的传统教习方法，兴亚会中国语学校的两个重要参与者——金子弥兵卫和广部精，在各自编纂他们的教课用书时，不约而同地改编了当时在驻华外国人中广为流传的威妥玛编《语言自迩集》。编纂者们相信，通过对《语言自迩集》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习学北京官话，还能初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以便帮助他们在将来走进中国社会后，可以迅速开启与中国人的交往。
依据前述，在兴亚会中国语学校，金子弥兵卫所编纂出版的《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似乎很快被广部精编写的《亚细亚言语集》所取代。随着中国语教育，尤其北京官话在日本社会的进一步普及，《亚细亚言语集》成为日本明治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中国语教科书。总之，尽管兴亚会中国语学校创校规模有限，经营时间亦仅仅两年有余，但它所倡导、推行的北京官话教育无疑对日本明治早期的中国语会话教育起到不可忽略的导向性作用，尤其它所推出的中国语会话教科书——《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抑或后来取而代之的《亚细亚言语集》，均为明治时期日本的北京官话教育提供了最初的教科书范本。
注释：
①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编辑委员会编：《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日）岩波书店2006年版，第80页。
②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编写：《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序言，（日）庆应义塾1880年版。
③④(14)鳟泽彰夫：《〈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解说(2)——兴亚会の中国语教育》，复刻版《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日）不二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28、25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黑木彬文：《〈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解说(1)——兴亚会·亚细亚协会の活动と思想》，复刻版《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解说文，（日）不二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13)没有资料表明东京外国语学校在早期教授北京官话方面用了何种教科书。这说明即使当时有教科书的存在，也是很不成熟的读物。最有力的佐证就是广部精在自己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一直苦于日本没有一套好的北京官话教科书，所以自己编纂了前后共计七卷的《亚细亚言语集》，该书对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语教育起到巨大影响。
(15)(16)《兴亚会报告》第六辑，复刻版《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正文，（日）不二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6页。
(17)《兴亚会报告》第十二辑，复刻版《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正文，（日）不二出版社1993年版，第77～78页。
(18)(19)《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散语四十章之五，宝庆义塾1880年版。
(20)上述所列汉字注音均出自《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
(21)《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散语四十章之十五，宝庆义塾1880年版。
(22)(23)《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散语四十章之三十，宝庆义塾1880年版。
(24)《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散语四十章之十九，宝庆义塾1880年版。
(25)《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散语四十章之二十，宝庆义塾1880年版。
(26)《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散语四十章之三十，宝庆义塾1880年版。
(27)《新校语言自迩集 散语之部》散语四十章之三十八，宝庆义塾1880年版。
(28)《兴亚会报告》第十二辑，复刻版《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正文，（日）不二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