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政治学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人们赞同与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中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来，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党校系统成立了专门教学和研究机构，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学科队伍，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翻译了大量国外译著，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这些，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学理论方面是有成就的，这也是我国政治学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诚如许多学者所言，我国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研究对于西方的学术思想经历了模仿——反思——自觉的过程。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政治学学科处于重新恢复时期，由于长期缺乏政治学研究的学术积累，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因而当时不得不从西方政治学汲取营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过程。但是必须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也形成了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为坐标系的盲目倾向。学术活动中简单套用西方的学术立场、学术观点、学术话语的做法到处充斥，以西方的学术观点为研究起点和评定标准的学术思维一时盛行。这种“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研究框架的存在在一定时期内是难以避免的，但其确实不能长久解决中国自己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当学界简单地用西方理论分析和说明中国的现实问题时，人们就不难发现，西方的学术话语与中国现行实际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无法顺畅对接。在这个问题上，具体事例可以说举不胜举。 譬如说，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与西方的两党竞争制和多党竞争制有着很大不同。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中，迫切要解决好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如何适应民主法治的发展需要问题，而不是用西方的政党竞争理论简单图解和分析中国的现行政党制度。中国社会的一党领导长期执政是中国政治系统的核心所在和主要特点，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国情，离开这一点去谈民主法治，无异于闭门造车。 还譬如，抑制当前中国的消极腐败现象是中国政治学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中国式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但无法照抄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平台。“一府两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真正发挥其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权威和作用，而不是将其推倒另起炉灶。如果照抄照搬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衡方式，人民代表大会地位就会下降，中国的政治架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同样，中国式的国家治理是执政党领导下管理国家事务的现代途径和现代方法，不能与西方的治理混为一谈。如果不切实际地完全应用西方的治理理论，就会在治理实践中产生尴尬的困境。中国式协商民主有着自己特有的内容和优势，应当朝着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向广泛多层地发展，这是我国政治学界应该有所贡献的责任，但是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如果一味地以西方协商民主的话语体系为观察认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基点，那在实践中就难以避免地产生知行之间的困惑。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国情差异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使然。由此，人们不能不思考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华人圈的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主张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由台湾和香港的学术圈发起的，后来逐渐在大陆学术界获得响应。在政治学界，赵宝熙、王惠岩、徐大同等前辈和许多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进入本世纪后王绍光、葛荃、贺雪峰等人也专门撰文给予论及。但遗憾的是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赞同。不少人觉得西方的理论还没有学懂弄清时，倡导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无异于异想天开；还有人认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左的学术思潮表现，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不仅使得政治学研究本土化问题难以深入，更为研究中国现行政治问题带来困境。当“西方理论、中国经验”在分析中国问题手足无措时，必然陷入这样一种窘境：由于“自由派”离开国情过分强调“西化”不可避免地被政治主流所抵制，而“极左派”则乘虚而入兜售其奸。凡此种种，都说明政治学研究本土化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在研究中国经验上总是纸上谈兵，有气无力，不仅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有害无益，甚至影响国家民族健康发展。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实现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最终目的应该是建构中国式的政治学学科话语体系，但这首先要做好清理地基的工作即真正廓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在此基础上才能构造诸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 譬如“政治”的概念，古往今来人们见仁见智，不一而足，看法林林总总，但始终没有形成共识。当下人们能够接近的看法是人类的政治活动是基于经济利益围绕公共权力的产生和运行的活动和行为，这比较接近政治的本意。但是仔细推敲恐怕还不是完全准确。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点是经济利益，那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而政治虽然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但它对经济的反映是折射的，政治应该是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益于自身的权利和权力)而围绕着公共权力展开的活动。还譬如政治与经济、文化的内在关系到底是什么。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政治关系及其一般发展规律，但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应当是什么也都要认真研究。 还譬如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范畴，都有一个重新考察和再认识的问题。一般地说，自由通常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摆脱控制和实现自主的发展状态；而平等则是人们在获得资源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实现相对均衡的程度。在政治社会中，自由是专制的对立物，而平等则是特权的对立物。有人说社会主义不讲自由，这至少是对社会主义缺乏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追求自由并且将其看成是实现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最终将会使所有人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劳动人民实现真正的自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最大的可能。毋庸讳言，由于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成的，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社会主义自由在发展的进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都有待于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逐步地解决。但是，社会主义应当高扬起自由的思想旗帜，而且要逐渐比资本主义做得更好。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在依法保护个性自由的同时倡导公共自由，并且注意将个性自由与公共自由统一起来。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期，为了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给中的决定作用，我们应当不断扩大公民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同时也不能忽略公共自由。 关于平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说过，平等是一个古老的观念，也是近代以来各种理论派别都在坚持的一个原则。平等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不仅对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起到了巨大的鼓动作用，而且也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的鼓动价值。[3]社会主义与平等紧密相连，平等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平等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只有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才能实现社会平等。所以共同富裕是社会平等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内容。没有共同富裕，就谈不上社会平等。坚持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价值目标，就必须坚持整个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原则。当然，平等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同步富裕，需要通过提高效率来为实现平等创造物质基础，但是效率提高以后却绝不能忽略平等问题。这一点，就连西方社会主张“积极自由”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平等问题资本主义就难以为继。 再譬如民主和法治的范畴，更是政治学研究本土化上要廓清的重要范畴。 民主在当今世界是被人们搞得最为混乱的问题。在西方的主流话语体系看来民主就是多党竞争、“三权分立”。而学者们关于民主的看法更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民主”这个词汇在古希腊是与“城邦”和“公民”联系在一起的，后来转义为“人民的权力”和“多数人的统治”。突出是主权在民的理念，这是关于民主内涵的正确理解。然而，现代西方民主理论流派普遍关注的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因此出现了林林总总“带修饰词的民主”，[5]这种所谓“带修饰词的民主”其实就是民主的外延。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通病是将民主的外延混淆于民主的内涵。民主的核心理念是人民主权原则和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决定。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为了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在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地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多数人的意愿进行决定的社会活动机制。而选举、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协商、代议制、权力制约等，只是民主的外延即具体实现形式。民主的内涵与外延当然有联系，共性(内涵)总是通过个性(外延)来体现的；但民主的外延绝不等于民主的内涵。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精英民主、多元民主、社群主义民主、协商民主等等其实都是民主的外延，可是他们自己普遍地将自己对民主的看法(其实只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即外延当成内涵，并且到处推销，这本身就是理论上的混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持和探索一条中国式民主发展道路是正当的、合理的。 民主从来就是和法治相关联的。“法治”是指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和组织社会的状态和方式。与法治相对的是“人治”。“人治”是指执掌国家权力者主要依据自己个人的判断、好恶去处理国家政务。“法治”与“法制”有联系，但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法制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法律及其相关的制度的总称。它表示的是静态意义上的规则和以规则群表现的制度系统。而法治概念则即包括静态的法律制度，也包括动态的法律制度的运作，如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活动和过程。因此，法治概念具有更丰富、更广泛的含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是共生物。民主是法治的内容，法治是民主的形式。这些年来，学术界某些人奢谈的“先法治、后民主”的政治发展思路与民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是背道而驰的。其他如政治主体、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范畴都有一个重新思考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是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尽管有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要保持独立的科学性，不要成为现实的附庸和注脚。但是，理论来自于实践，反过来又能说明实践。政治学研究不能说明政治发展的实际，这种所谓“科学性”仍然不过是束之高阁的“玄学”。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求。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发展民主还是推进法治，都不能离开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特别是法治化，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切实具有坚实保证。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是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优越性的根本体现。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发展民主和推进法治重视不够，甚至将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对立起来，从而影响了民主法治的发展。提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溶入于民主法治建设之中，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但是，如何科学合理有序地真正实现三者有机统一还是需要深入研究和破解的问题。中国政治学界对此责无旁贷。 习近平强调，“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①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主权在民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具有自己独有的优势和特点。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具体运行机制、操作规范即政治体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使得这些制度的功能、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甚至影响和阻碍了民主法治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为发展民主和推进法治创造条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治学界应当进一步研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具体途径，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献计献策。 此外，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政治上层建筑层面有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如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给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切实承担起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创造法律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处理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辩证关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型模式。还譬如，如何建立健全中国式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让人民群众满意。在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同时，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建立健全一整套科学配置各种权力资源，有效对各种权力进行制约的体制机制，也是政治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推进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绝不是简单和盲目地排斥和拒绝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有益成果，恰恰相反，在推进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西方政治学的真谛，才能真正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学对西方政治学经历了一个仿效——反思——自觉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西方政治学的仿效和借鉴，中国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问题在于，既然是推进政治学研究本土化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不加分析地简单照抄照搬，而必须从国情出发，辩证地汲取西方政治学的合理成果。 众所周知，西方政治学的历史源流是古代希腊和罗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和众多流派在分析奴隶制国家时曾经有过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古罗马时期也曾经有过许多对政治法律问题的探讨，为西方政治学研究开出了历史先河，但那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在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宗教和世俗结合的封建统治中，政治和法律研究成为宗教的奴婢。只是进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和进行时期，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布丹、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发动革命和建立政治统治的需要，开始系统地论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制衡、人类幸福等等关乎人类政治活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应该说，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尽管不乏资产阶级的固有痕迹但含蕴了不少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成为后世研究政治问题的起点。对此，中国政治学界直至今天仍然需要深入地研究，对其思想理论更加历史地、辩证地、客观地给予说明和揭示。 至于现代西方政治学，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东西就更多。19世纪资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后，为了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和面对日益复杂的矛盾与问题，西方政治学研究从革命时期探讨国家的“应然”状态更多的转变为说明国家的“实然”状态，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应运而生。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为基础的传统规范研究而成为主导方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政治学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现代西方政治学形成初期，学者们普遍比较注重于描述和分析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过程，把研究重点放在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法律规范方面，这在当时肯定是合理的，是建立健全和巩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客观需要。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使得科学主义日益盛行，学术界很多人认为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于是，“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研究方法相继问世，这些都为“行为主义”政治学出现奠定了基础。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并且产生较大影响。行为主义政治学将研究重心由以往制度法规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运行或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强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行为主义政治学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的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工具。这一时期，其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行为主义重视跨学科的研究，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行为主义者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政治行为的一般规律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眼界。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学研究现在乃至将来都应当研究和借鉴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合理内核，并且逐步建立有自己特点的研究方法体系。 但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主张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所谓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必然存在理论及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因此，从其产生开始就受到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强烈批评；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正是在批评和反思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和不足的背景下，后行为主义走上了美国的政治学舞台。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抛弃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条，由强调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应该是价值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应该尽快廓清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范畴；另一方面又必须关注和说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重大问题。只有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途径才能在健康顺利的轨道上向前发展。 此外，20世纪末到现在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一系列新变化，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不断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对此，我们应该抓紧研究，分析其发展趋势，揭示其内在本质，吸收其合理之处，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提供养料。 ①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学论文; 行为主义论文; 政治学研究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本土化论文; 经济论文; 法治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