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获益与国际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合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自成立以来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论争，其 中第三次论战的双方，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随着两派争论的深入，有朝同 一方向发展的趋势：一是两者的理论基底都是理性主义；二是两者都接受物质主义理论 ，不承认观念的实质性意义；三是两者都坚持科学实证主义的原则，反对任何诠释性理 论；四是两者研究起点都是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它的基本特征；五 是两者都坚持体系理论的研究方向，认为诸如国家和个人层次上的研究无法构成国际政 治理论。[1](P67)但是，两派在国际合作问题上仍有较大分歧。新现实主义强调：无政 府状态(anarchy)下相对获益(relative gains)是国家考虑的主要问题，国际合作很难 实现，即使实现，也很难维持长久。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考虑的主要是绝对获 益(absolute gains)，并确信国际制度的运行可以减弱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从而能 够促使国际合作的经常性发生。可以说，目前两派争论的焦点在于相对获益和国际合作 的关系。那么，相对获益在国际合作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两者之间是否存 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呢?
一、“相对获益”的提出
“相对获益”作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绝对获益”的概念正好相对 。两者的区别在于：假设两国进行交易，甲国从中可以获益X，乙国从中可以获益Y，那 么甲国的绝对获益是X，乙国的绝对获益是Y；而甲国的相对获益是X—Y，乙国的相对获 益是Y—X。
“相对获益”概念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国际社会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在国 家之上没有一个超国家的中央权力机构，不存在一个能够制约各国政府的世界政府，所 以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指出：国际社 会如果有什么本质的经久不变的特征的话，那就是无政府状态。[2](P4)他认为，国内 社会与国际社会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国内政治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各组成部分彼 此处于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他部分要服从；而国际政治组成部分之间是 同等的关系，谁也无权指挥，谁也不用服从谁。因此，国际政治体系是分散的、无政府 状态的。[2](P104)这是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最好注解。新现实主义还认为，在世 界政府出现以前，国际社会就会永远处于无政府状态。
基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事实，新现实主义要求理性国家在处理与他国关系 时，只能从相对获益的角度去考虑，即要求国家关注自身的相对权力、安全和生存，而 尽力阻止其他国家获得相对实力。他们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不去关注相对获 益是不可思议的；而那种否认相对获益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的观点，则是十分愚蠢的 。[3](P281)
二、相对获益是国际合作的阻力
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对欺诈和相对获益的关注是国际合作的 两个主要阻力”，[3](P117)而欺诈问题的产生也是出于相对获益的考虑，因此最终是 出于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导致了国际合作更难实现、更难维持和更依赖国家权势。至于 为何造成这样的结果，他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能否在国际社会中生存，是理性个体国家最为关心的一件大事。在无政府状态 的国际社会中，所有国家都是独立无援的，彼此视对方为潜在的敌人，国家只能依靠自 己来保障安全(即所谓“自助”)。在这种环境下，国家总会感到不安全，担心被实力更 强的其他国家征服或者消灭，从而导致国家不仅要考虑绝对获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考 虑相对获益。正如吉尔平所说，民族国家沉浸于永不休止的提高或者维护相对地位的斗 争中。[4](P35)对此，肯尼斯·华尔兹作了很好的注解：当面临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时 ，那些对此心存疑虑的国家肯定要问，各国将如何对共同获益进行分配?这些国家不急 于问“大家都能获得利益吗?”而是要问，“谁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两国以2∶1的 比例在对一份预期获益进行分配时，其中一国就会使用不均衡的获益，来执行一项旨在 损害或摧毁对方的政策。只要双方担心对方会把增加的实力用于权力扩张，那么，即使 双方同时拥有大量绝对获益的前景，双方还是不愿合作。[5](P91)因此，国家被看作以 追求相对获益为目标，由此而阻碍国际合作。
其次，国家关注自身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迈克尔·马斯坦丹诺认为，即使民族国家 不担心它们本身的生存，它们也担心本国权力、能力的衰减和政治自主权的屈从别国， 或将自己暴露在他国的影响之下，最终削弱与盟国或者对手政治谈判的能力。[3](P255 )在国际社会中，理性国家希望在目前合作中获得比对方更多的收益，以便在以后的竞 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担心合作伙伴可能从中获得比自己多的利益，从而在以后 的竞争中利用这种优势打击自己。国家的位置性造成了合作中的相对获益问题，也就是 说，如果一国相信它的伙伴国会实现或者可能实现相对多的获益，那么该国就将拒绝参 加或背离或限制它对合作安排的承诺。[3](P127)如肯尼斯·华尔兹所说，这是因为“ 国家的首要关注并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确保本身在体系中的位置。”[6](P126)因此 ，如果能阻止其他国家实现更多的获益，有时国家会放弃增加本国绝对获益的合作机会 。
三、相对获益阻止不了国际合作
通过上述分析，似乎相对获益真的使国际合作的实现变得非常困难。然而，现实生活 中无处不在的国际合作现象，不得不使人怀疑这一论断的准确性。事实上(尤其在人类 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多数情况和多数领域内，相对获益已无法阻止国际合 作的大趋势。
(1)相对获益并不总是“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所谓“零和博弈”，也指一个 国家的获益是另一个国家的损失。实际上，真正的零和博弈的发生概率很小。约瑟夫· M·格里科认为，国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相对获益，但这种关注是变化的。[3](P32 2)而随着相对获益关注的变化，国家之间实现某种程度和范围上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 。
(2)除了相对获益外，绝对获益也很重要。如同市场中的企业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 ，作为理性个体主义行为者的国家，也总是追求本国绝对获益的最大化，有时并不太关 心其他国家的获益。如果站在绝对获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么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就会 大大提高。正如大卫·A·鲍德温所指出：“政治学中相对获益可能是重要的，但在研 究中，绝对获益也很重要。”[3](P23)
(3)在特殊情况下，正是出于相对获益的考虑，反到促成了国际合作的实现。国际合作 并非一定需要在个体利他的动机和行动下才能展开，其实，它在利己动机和行为主导的 世界中也是可行的。另外，国际合作的出现与进步，在没有中央集权机构存在的条件下 也是可能的。[7](P61)比如，有甲、乙、丙三国，甲、乙两国是激烈的竞争对手，丙国 是中立的第三者，甲国(或乙国)会出于相对获益的考虑，加强与丙国的合作，从而增强 与乙国(或甲国)对抗的相对实力。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表现尤为明显。超级大国之间 出于相对获益的考虑很难进行合作，小国却容易与其中一个大国进行合作，而超级大国 也竞相与小国合作，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
(4)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相互依存度加深。新现实主义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过 分夸大了无政府状态下相对获益的重要性，忽略了相互依赖，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识 到了这一点。在日趋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导致全球对公共问题的关注，而公共问题的解 决，客观上要求国际合作。当然，合作不是相互依赖的唯一，相互依赖也会产生冲突。 如海伦·米尔纳所说，“和谐并不是相互依赖的结果，相互依赖的结果是冲突与合作。 ”[3](P166)同时，相互依赖的存在也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合作的出现。但是无疑，相互 依赖的存在，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比新现实主义更为乐观的前景。
(5)国际制度的存在。国际相互依赖导致国际制度的产生，国际制度对管理相互依赖关 系和加强全球公共问题上的合作，是有积极意义的。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 赖的世界中。然而，“我们同时也是生活在一个国际机制的世界中”[7](P284)尽管国 际社会缺少一种人人敬畏的公共权势，但并不能阻止建立某种联合控制国际环境的有效 安排，恰恰相反，正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各个自治的国家的自我利益促使它们建立起国 际制度。[9](P324)国际制度的建立，为国际合作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一种保障。环境的 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备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是合作进步的障碍。 [7](P109)而国际制度的建立，却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改善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降 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国家间实质性的合作。
当然，国际合作不可能是完美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相反，合作的存在总是 对冲突或潜在冲突反应的结果。没有冲突，也就没有合作存在的必要了。合作不等于和 谐，和谐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行为者在执行追求自我利益政策的同时，也会自动促进 其他人利益和目标的实现，即和谐意味着利益的融洽、行动的一致、结果的美满。而合 作却总是与争端联系在一起。
四、相对获益影响国际合作的差异性分析——以美国为例
如前所述，相对获益是国际合作的阻力，但又不能完全阻止国际合作。实际上在不同 情境下，相对获益对国际合作的影响程度有很大差异。
在敌对情况下，相对获益影响不到国际合作。或者更确切地说，影响国际不合作的原 因主要不是出于对相对获益的考虑。从中、美关系来看，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 年代初，中、美两国无论是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科技领域，基本没有往来 。两国之间产生的只是不断的矛盾、冲突，基本谈不上相互合作。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 两国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而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两国进行合作，对方是否会从 中捞取更多的相对获益。美国对华政策中考虑最多的是如何限制、包围新中国，最终达 到扼杀新中国于襁褓之中的目的；而中国对美政策中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自保，进而消灭 美国这只“纸老虎”。
合作对象不同，相对获益对国际合作的影响程度不同。利普森曾指出：“国家对相对 获益关注的程度和范围是变化的，变化的原因取决于涉及的是盟友还是对手……。”[1 0](P12—18)这就是说，根据合作对象的变化，国家对相对获益的考虑是不同的。1.合 作对象是一大国，而且与美国是盟友关系，那么相对获益影响国际合作的程度较小。例 如美、英关系，由于两国之间特殊的盟友关系，无论哪一方，在合作中很少考虑相对获 益的问题，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安全等方面实现了广泛的合作。2.合作对 象是大国，但与美国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则相对获益影响国际合作的程度较大。例如冷 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因为双方相互担心对方在合作中获得相对强势，会给自己带来不 必要的麻烦，从而美、苏之间除了在极少数领域内有着少许的合作外，更多的还是不合 作。3.合作对象是一小国，即与美国是一种非对称的合作关系，而且美国认为它根本不 会对本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任何威胁，那么美国在与这类国家进行合作时就很少考虑、或 者根本不去考虑相对获益。
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合作，相对获益的影响不同。基欧汉指出，“随着行为者数量的增 加，合作中相对获益的影响衰减。……随着许多行为者的介入，关注相对获益可能对合 作产生促进作用，而非阻止一定形式的制度性合作。”[3](P277)可见，行为者数目的 多少，相对获益对国际合作的影响程度是有差别的。如果是双边关系，则相对获益对国 际合作的影响程度大些，不容易实现合作；如果是多边关系，则相对获益对国际合作的 影响程度小些，更容易实现合作，甚至会起到促进作用。
合作领域不同，相对获益对国际合作的影响程度不等。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 看，经济事务领域比军事安全领域更可能实现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在国际社会这样一 种自助体系里，国家优先考虑的是其安全，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这是因为“经济事 务中的博弈通常涉及的是相对简单的协作或共同的利益交换，相反，安全事务存在固有 的冲突并缺少稳定的均衡。”而且“在世界经济中孕育着规则、原则和政治体制发展的 战略合作的可能性，而在安全事务领域，这种可能性较小。”[3](P76)迈克尔·马斯坦 丹诺通过考查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三个领域对日本工业政策的反映，充分论证了上述问 题：在卫星研制领域，美国采取了一种完全反映相对获益的政策计划；在飞机研制领域 ，美国相对获益的关注没有对最后政策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在高清晰度电视研制 方面，相对获益只是适度地影响了美国的政策。[3](P251-252)
对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合作，相对获益的影响也不同。如从美、中关系看，在20世 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很少关注对中国的相对获益，原因有二：一是美国更为关心对苏联 的相对获益；二是中国自身实力还十分薄弱。然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冷战结 束以后，追求相对获益的行为开始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究其原因：一是随 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梦想称霸全世界；二是经过20年改 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实力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逐步引起美国的关注，将中国看作世界 上“唯一一个能够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性公共问题层出不穷，如跨国犯罪、环境污染、经 济危机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可以说，全球性公共问 题的出现，客观上要求所有国家的通力合作。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国际合作成为国际 政治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如今，人类社会已跨入21世纪，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而这正是国际 合作所要追求的目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各国能够平等相处，真正实现国家间的友好 合作。到那时，相对获益将不再是国际合作的重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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