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研究现状及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状及论文,趋势论文,养老保险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1年智利改革公共养老金制度，将原有的现收现付制改为基金积累制，国际上掀起了养老制度私有化风潮。世界银行于1994年提出三支柱模型，并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7年国务院发布《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但正如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过程受到了历史负担的阻碍。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产生的转轨成本没有得到解决，个人账户实际上成为名义账户，且“空账”规模逐年增大。90年代末期，瑞典推行的名义账户型现收现付制开始受到关注，此模式避免了向积累制过渡的转轨成本问题，并在国际上掀起了新的潮流。中国学界也开始关注瑞典模式，并主张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也可采用名义账户制。① 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进一步确定并完善部分积累的养老模式，从而给学术界关于养老保险制度之争划上一个暂时的句号。
纵观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学界有关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政策主张不断交替，而这些主张深受国际养老金制度改革浪潮的影响。国际上，养老金制度改革与理论发展密切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新古典主义学派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取代旧的政治经济学派占据主导地位。新古典主义研究更注重养老金制度对各种经济变量的影响，如劳动力市场、个人储蓄和国民储蓄以及财政预算等。它更强调养老金制度的经济效率，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学派的贡献使得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更加丰富和完善。而国内学术界对养老保障体制研究的内容相对贫乏，方法也较单一。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收支
在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养老金收支平衡一直是首要问题，如何维持养老制度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成为改革实施的政策导向。蔡昉和孟昕利用相关数据从老龄化角度对中国的养老体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现收现付制无法应对中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完全积累制可以大幅度降低养老金支付危机，中国必须实行养老保险体制转轨。② 程永宏提出相反的观点，他建立养老负担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放弃现收现付制的合理依据，相对于基金积累制，中国推行现收现付制还具有明显的优越性。③ 王新梅则认为，基金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都不能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财政困难，这个问题只能靠经济增长来解决。④
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支付中，如何解决制度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重点，具体涉及到由谁承担转轨成本、转轨成本规模以及如何解决转轨成本等。
1.由谁承担转轨成本。中国在设计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时，并没有采取专门方式处理转轨成本，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加大企业统筹费率的方式将其逐步消化。但有的研究则提出，转轨成本由现有企业来完成（1997年养老保险体制的设计思想）是不现实的，它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承担。⑤
2.转轨成本规模。世界银行对中国隐性债务进行了详尽地模拟测算，按1994年人民币现值计算，中国隐性养老金债务规模达19176亿元，占GDP的46％－69％。⑥ 宋晓梧等按照5种方案和3种投资回报率进行测算，得到15种不同的债务规模，具体数额从18301亿元到108260亿元不等。⑦ 何平将测算方法分为匡算法和精算法，测算的隐性债务分别为57204.2和28753.34亿元。⑧ 王晓军则提出，把1996年作为旧制度中止年份，1996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滚存结余578亿元，隐性净债务额为36118亿元，约占GDP的53％。⑨ 总的来看，由于测算基点、测算范围和方法、假设条件等的不同，研究者对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的估算有所差异，大致范围在18301－108260亿元之间。一般而言，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隐性债务在3万亿元左右。
3.解决转轨成本的途径。国内学者大多提倡一些国际通用办法，包括使用政府经常性收入，出售国有资产，发行特种国债，发行福利彩票等。其中，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部分转轨成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⑩
二、养老保险制度的适用性
在理论上，更多学者利用经济模型从宏观角度对现收现付制、部分积累制和完全积累制进行比较。利用最频繁的是经典的迭代模型，其次是近几年兴起的一般均衡模型。这类文献相对比较丰富，观点也有较大分歧。
第一，利用世代交迭（overlapping generations）模型研究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的适用性。世代交迭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用来分析养老保障体制的主要理论模型。袁志刚利用世代交迭模型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在中国的可适用性，他认为，短期内，由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过渡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现收现付制在我国仍具有可行性。(11) 柏杰根据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实践建立世代交迭模型，考察了不同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和帕累托效率的影响。(12) 他认为，现收现付制比基金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并能够在代际实现帕累托有效配置。
第二，采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不同制度的适用性。柏杰等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以GDP、失业率、部门产出、政府赤字、固定资产投资等作为指标，评价养老保险改革对经济系统的整体影响，他们认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在制度安排上是可行的。(13) 王燕等从养老金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的角度，利用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各种改革方案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14) 他们认为，针对现收现付制的政策调整在财务上是不可持续的，养老体制改革必须向完全积累制过渡。此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提出，从激励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积累制优于现收现付制。(15)
三、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效应
在理论上，学术界把再分配功能作为选择养老保障模式的取舍依据，强调体制自身的再分配功能也成为一些学者主张现收现付制的原因之一。封进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着手，认为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相混合的养老保险体系存在一个最优的混合比率，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应该以现收现付制为主，它具有广覆盖、消除贫困、再分配、免受脆弱的资本市场的冲击以及较低的管理成本等优点。(16) 但郑伟分别从总体福利和分代福利两个角度，对养老保险的制度选择进行了经济福利的比较研究，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究竟孰优孰劣依赖于一些具体的参数条件，而这些参数值的确定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进行估测。(17)
在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效应方面，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的限制，较少研究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任若恩等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账户在城乡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状况，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也存在代际不平衡状况。(18) 如果对现有制度进行局部的政策调整，如延长退休年龄，以及推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体制改革，代际不平衡状况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何立新利用中国统计局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定量分析。(19) 她的研究认为，与改革前相比，1997年和2005年改革方案使得逆向收入转移得到改善，但同时，1997年改革方案的代际不平衡大于2005年改革方案，且2005年改革方案下各代人的养老金纯受益都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在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过程中，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功能开始被减弱。
四、养老保险制度对要素市场的影响
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中，不同制度安排对要素市场的影响也成为制度选择的依据之一。养老保险制度会对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改变一国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供给状况，会影响一国在短期和长期内的经济增长。
1.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
从我国的改革状况看，建立新的养老保险体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国内的研究中，养老保险体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性的讨论。在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的不可携带性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一大难题，而建立养老金个人账户就使得养老保险具有可携带性。(20) 在这一情况下，为了吸引非国有企业职工以及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以解决养老保险体制的支付危机，也成为国内学界呼吁实行部分积累制或进而向完全积累制转变的重要因素。
在养老金支付的压力下，国内学界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呼声也非常高。但退休年龄的延长意味着年轻人就业机会减少，从而使年轻人失业问题更趋严重。因此，养老保障体制所引起的提前退休问题也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衡量。何立新和金子能宏利用对国有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考察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发现，养老金给付金额和企业的养老保险负担有可能诱发中老年职工提前退休的现象。(21) 但他们也提出，在现阶段导致提前退休的众多因素中，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可能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由于受到城镇地区就业形势的强大压力，是否要延长退休年限来缓解养老金支付的财政危机也成为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两难选择。是否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仍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论证，我国目前所要做的是谨遵法定年龄退休。尽管中国决策者关心未来几十年预期的养老金负担，但他们更关注目前年轻人口群体的就业问题，期冀通过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解决这一问题。蔡昉和孟昕提出，提高退休年龄不是解决养老金支付危机的唯一出路，而要利用这个手段减去社会养老负担，还需要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束缚。(22)
2.养老保险制度与储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最关心的莫过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其原因是经济增长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为未来的养老金需求提供更多的资金。在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仍更多地关注养老保险体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很多学者也从这一角度对中国养老体制改革进行研究。在涉及不同养老制度对私人储蓄和国民储蓄的经济效应时，多数人都引用了国际上的相关理论，几乎没有研究对中国养老保险体制的储蓄效应进行定量分析。
总体来看，学术界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如何解决养老保险制度的支付危机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养老保险体系在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并不是权衡实施何种制度改革的唯一依据。另一方面，国内有关养老保险研究的理论研究内容单一，对养老保障改革的研究大多处于宏观理论分析、框架体系设计，定量分析相对较少。但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实践需要学术界进行更多的定量分析，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国情有特殊性，而且国际上理论研究本身也因各国实证分析的不同而存在分歧。令人欣慰的是，随着2005年新决定的出台，学界对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开始逐步转向更多的定量分析。
注释：
① 郑秉文：《“名义账户”制：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理性选择》，《管理世界》2003年第8期。
②(22) 蔡昉、孟昕：《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比较》2003年第1期。
③ 程永宏：《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④ 王新梅：《全球性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中国的选择——与GDP相连的空帐、比与资本市场相连的实帐更可靠更可取》，《世界经济文汇》2005年第6期。
⑤ 孙祁祥：《空账和转型成本——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效应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⑥ World Bank,1997,“Old Age Security:Pension Reform in China,”Washington D.C,pp:32－33,38－53.
⑦ 宋晓梧等：《解决隐性债务问题，深化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5月9日。
⑧ 何平：《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报告》，《社会保障制度》2001年第3期。
⑨ 王晓军：《中国养老金制度及其精算评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3－132页。
⑩ 刘遵义：《关于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基本构想》，《比较》2003年第6期。
(11) 袁志刚：《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
(12) 柏杰：《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和帕累托有效性的影响》，《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13) 柏杰、席酉民：《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评价及对策：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当代经济科学》1998年第6期。
(14) 王燕等：《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15)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激励与增长》，《金融研究》2000年第5期。
(16) 封进：《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17) 郑伟：《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经济福利比较分析》，《经济科学》2002年第3期。
(18) 任若恩等：《中国代际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研究》，《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19) 何立新：《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20) 赵耀珲、徐建国：《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期。
(21) 何立新、金子能宏：《中国国有企业职工的退休行为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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