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管理的变化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企业管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管理发生了哪些变化？
美国式、欧洲式、日本式，三种模式谁优谁劣？
中国搞现代企业制度，应怎样借鉴西方？
开篇的话
战后西方企业管理的发展变化，正应了我国的一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二战结束后的10年里，美国领导着企业管理的世界潮流。进入80年代，日本又开创了新的企业管理模式，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然而，美国人岂能甘居下风？80年代末，美国的企业管理开始了痛苦的变革。
1992年，日本人还在嘲笑美国人懒惰，没有竞争力。但1993年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些主要行业，如电子、汽车等，美国人开始重新取得优势，到1994年，美国竞争力重居世界首位，日本甚至落到了新加坡后面，位居第三。影响这个变化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美国企业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企业变革大潮，这是二次大战后工业化国家第二次重大的企业革新。这个变革大潮不但把美国几乎所有重要企业都卷了进去，而且影响到日本和欧洲。这个变革有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思想，就是“企业重新构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哈默和咨询专家钱皮合著的《企业重新构建》一出版即被译成日文，不到一年时间里在日本销售25万册，日本和欧洲公司都在重新审视结构、程序、效率、效益以及他们曾经领先的质量和市场问题。
西方企业管理发生了哪些变革
战后第一次大的企业管理变革是70年代从日本开始的，它的核心思想是“全面质量管理”。它从日本传向欧洲，在市场上打败了美国，并借此最后传到美国。虽然“全面质量管理”思想的提出者是美国人戴明和朱兰，但从静态角度看，日本的企业管理变革给日本企业管理带来的高质量仍发挥着作用，特别是汽车、电子、钢铁等行业，每年对美国500亿美元的顺差主要是它们的功劳。但是，从动态角度看，情况正在发生很大变化。9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2.6%，到1994年已高出日本17个百分点；在汽车、电子、钢铁这些日本曾领先较多的行业，美国企业的生产率从1990年落后日本的16个百分点到1994年已与日本持平，不分伯仲。
生产率的比较受币值波动等其他因素影响，也许不能说明更多问题。更重要，更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国企业开始的这个变革发生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这两大背景中。
90年代市场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企业即使在国内市场也必须面临来自国外企业的挑战，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种种多边与双边的协议，各国市场正趋向一体化，国家对企业的保护将越来越弱。市场全球化意味着竞争变得空前激烈，企业必须变得更快、更好、更省，意味着企业必须用信息技术武装起来并进行结构改革，以适应竞争。
美国企业在80年代花了1万亿美元进行信息化装备。1994年，美国商界人士使用计算机的占40%多，而日本只有10%；美国政府规定10人以下的小公司也必须实现财务电子化，这样，美国公司计算机联网率在1995年将达90%，而这个比率在日本很低，大约只有百分之几。英特尔公司总裁葛鲁夫曾用嘲弄的口吻说：“我从来没在日本高级经理办公室看过一台计算机。”
在全球化方面，美国公司正在向所谓无国籍化演变，一方面，推行本地化策略，实行文化开放；另一方面，调整结构，实行横向管理，就像福特、IBM、DEC这些大公司正在做的那样。本地化和横向化目的是在公司内部消除国界壁垒和部门分割，按照新原则重新组织公司，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特点。结构变革是降低管理与产品开发成本，变得更省，更有效益的重要途径。显然，在全球化方面，日本公司要封闭的多。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人经常忽略的，就是企业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发展程度。
从社会产业结构看，美国服务业的产值和职工数早已超过制造业，每年为美国创造几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由于管理先进，90年代以来生产率每年递增1.6%，发达的服务业为进入信息时代准备了条件，而日本的服务业要落后的多。
从社会资产结构看，1993年共同基金已占美国所有证券的50.3%，正走向资产社会化。资产社会化使企业的产权制度发生了变化，为适应信息时代的民主化管理准备了条件，而日本还处于家庭垄断资本的阶段。
从社会知识结构看，1993年美国大学学历以上的占劳动力总数25%，上过1-3年大学的占20%多，总计受过大学教育的占近一半，而日本只有10%多一些。
信息技术正在加快美国社会结构的转化，促进一些新的网络式结构的出现，如沃尔—马特，K—马特，西尔斯等大销售商与供货商之间的公司网络，它使市场、服务、制造紧密地联为一体，打破了行业界限，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
发起于美国的第二次企业管理变革，是建立在第一次企业管理变革基础上的。事实上，许多美国企业是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全面质量管理和信息化、重新构建一起搞，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企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第二次管理革命基本点是什么
由于第一次企业管理变革，以日本公司为首，给美国公司以巨大的冲击，市场压力迫使美国公司开始变革，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美国公司去日本学习。但是，80年代美国公司以日本公司为样板进行的变革，总的看并不成功。虽然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公司，但整体生产率提高不多，除了文化差异这个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同时开始的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
信息化和全球化根本改变了企业的内外关系：企业必须快速、准确地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做出反应；企业必须在内部建立合作、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过去那种信息需要一层层反映上去，再一层层布置下来的结构和程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信息化要求彻底改变工业化时期的生产管理模式，变大规模生产为灵活生产，变分工和等级制为合作与协调。这样，人的问题和结构、程序的问题同时提到企业面前。你要快速、灵活地对市场做出反应，要压缩管理层次，减少内部摩擦，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你就要放权，调动人的积极性，同时要提高人的素质，以使积极性不被滥用；反过来，你要提高人的积极性，就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这样，第一次企业管理变革很自然地在美国企业中过渡到第二次企业管理变革，着重点从人和质量回到了美国人所擅长的结构和程序问题。
“企业重新构建”很准确地说明了信息时代需要重新构建不同于工业时代的企业模式。但是，这是个长期的任务，因为企业构建的完成有赖于社会的重新构建。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网络型公司，它在市场中的行为模式会完全不同于单独在市场中拼杀的公司，在信息社会结构完成转变，稳定下来之前，公司重新构建的探索不会完结。就目前阶段来说，着重点在结构和程序，这是美国公司兼并、联合、裁员、精简组织、调整结构的原因。所以，人们常常把这次变革称为结构性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从企业本身说，第二次企业管理变革的两个基础是企业信息化和知识化这两个基本建设。
第二次企业管理变革的三个中心是：以市场为中心的明确的目标和策略；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以效率和效益为中心，不断变革的制度和程序。
第二次企业管理变革的两个方向是开放与合作，因为开放是信息时代的本质。
西方两次管理变革给我们什么启示
在第一次企业管理变革中，日本和欧洲从美国引进管理思想，结合自己的国情、文化特点、发展阶段，创造了自己的管理模式，在市场上打败了美国人，这对我们中国企业很有启示意义。
50年代，中国曾有过很好的机会来建立自己的企业制度或称企业模式。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曾热切期盼，并被他认为是科学管理核心的“和谐与合作”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企业中始终没有出现。但在50年代的中国企业中实现了。郝建秀、倪志福等劳模的工作法，实际上就是泰勒通过工时研究提高生产力的做法，他们也就是泰勒所说的“头等工人”。后来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其它一些管理革新，本质上就是对梅奥的“社会人”以来管理学理论一系列发展的具体实践。如果50年代我们能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能借鉴所有的管理科学和实践，从而使中国企业的探索进一步走向科学，建立起科学的基础，就像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做的那样，那么中国早就会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制度，第一次企业管理变革就会发生在中国。
实际上在一个国家的企业有没有可能完全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企业制度问题上，列宁早有精辟的论断。他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他还说：“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么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可惜，那种拒绝“向资本主义第一流专家学习”的左的思想至今仍有市场，它不单使我们丧失了50年代的机会，而且很有可能使现在正在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像50年代那样终究不过是一场运动而流于形式，从而再丧失一次机会。
两次企业管理变革的提法对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一般的说，企业管理是以行动为中心的，而管理研究则以概念为中心。我们看管理思想史，看孔茨的所谓“管理理论丛林”，里面甚至没有全面质量管理的一席之地，当然也不会有“重新构建”，不只是它很新，刚刚提出来，根本问题是，“全面质量管理”和“企业重新构建”都不是一种概念明确的哲学和思想，它们是一种方法，它们都选择了一种时代性的主题作为锲入点，作为改造企业、变革企业的突破口。但是，在这些方法中，我们看到了几乎所有管理思想的折射，这是一种取精华、集大成、非学究地、自然而然地把思想成果和企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架设了管理者和学者、行动和概念中间的桥梁。实践证明，这样的桥梁更值得重视，因为它本身体现了效率和效益的原则。
第一次管理革命全面质量管理如何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开始起步时，发现他们面对的市场是美国资本和美国货的一统天下。日本和欧洲在基本生产要素上，如资本、资源和技术都不占有优势，在劳动力的素质和熟练程度方面也不占有优势，唯一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日本和欧洲实际上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利用自己的成本优势在市场上拉开一条口子挤进去。办法是提高质量和适销对路。这两条靠的是管理改进，它不像技术创新那样需要很大的成本投入和很厚的技术储备。提高质量、适销对路，主要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实现的。这样，日本和欧洲的企业同时把眼光落到人，也就是企业职工身上。
但是，企业面对的问题很多，需要确定一个明确的方向，把人的积极性，人的素质的发挥，把有限的生产要素集中到主要方向上，以确立一个高效体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种强劲的需求中，“全面质量管理”思想被选中，成为第一次企业革新运动的指导思想。因为全面质量管理提供了通过全员参与，给工人权力等调动人的素质和积极性的办法，实行生产过程中全面的动态质量监控，从而达到了低成本下的提高质量，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性能价格比。“全面质量管理”实质上是通过质量问题把外部市场需求和内部效率成本问题在效益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它使企业在内、外两方面都获得成功，同时建立和稳固了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企业制度。
“全面质量管理”是美国人提出的，但受到美国企业的冷遇，原因是美国企业已经建立了一套管理模式，突破这个模式的框框是很困难的。美国模式建立在分工和大规模生产上，是本世纪初经济学家泰勒等人和企业家斯通等人共同模索出来的，是工业时代高效生产的样板。这个模式把着眼点建立在组织结构和程序上，人只是这部高速运转的巨大机器上的标准化了的螺丝钉。大规模生产模式虽然高效，但却是不道德的，最终会使它丧失活力走向低效。“全面质量管理”并没有从结构和程序上根本改变大规模生产模式，而只是改良它，使它合理化。它虽然改变了人在这个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不是根本的改变，金字塔式的官僚结构没有变，分工和部门制条状分割的结构没有变。也就是说，人们所处的环境没有变，变的是在特殊文化背景下人们之间的关系。
以“全面质量管理”为核心的第一次企业管理变革有两个重大功绩。首先，它证明了，发展程度落后的国家，如果能够发挥自己的文化特长，就能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高效企业机制，实现经济的超速发展，并能在某些领域战胜强大的对手。它使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因素突现出来，使那些建立在数学模型上的、机械的、公式化的经济理论变得不合时宜了。第二，它给第二次企业管理变革准备了基础，提供了新思想、新观念和操作经验。
西方现代管理哪些值得借鉴
现在谁都不否认在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借鉴国外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国外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时从何处入手呢？我的看法是，从“桥梁”入手是最符合效率原则的。我们看工业化以来企业的历史，真正能够形成一种企业制度，并且相对稳定下来的，一次是20年代美国的“科学管理”时期，它吸取了工业化几十年的经验，并条理化成为一种基本的企业制度；一次是70年代日本和欧洲的“全面质量管理”时期，它吸取了20年代以来大量思想成果，结合日本和欧洲的文化，形成了日本和欧洲的企业制度；第三次就是90年代“企业重新构建”时期。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次革新的结果将创造出信息时代企业管理的一些基本制度。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产权制度，财会制度，用工制度，人事制度，物料管理制度，以及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协调的过程管理等等，大部分都是在这三个时期定型下来的。特别要注意的是，许多管理制度虽然还沿用过去的名字，但具体内容已随着时代发展发生很大变化，反映了信息时代的新要求。人们经常会问，你建立的制度是不是体现了市场为中心的原则？是不是体现了尊重人的原则？是不是体现了效率和效益的原则？是不是体现了灵活性的原则？你那个制度是不是真正现代的，需要用这些尺子去量一量。
许多人认为信息化离我们还远，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信息化和信息时代是两回事，信息化是个过程，是从无到有的发展。从历史看，信息化和工业化从来没有分离过。纸和印刷术对工业革命的促进，邮电、通信对工业化的促进，可以说没有信息化也就没有工业化。当然，没有工业化也不会有信息化。什么是信息化？我认为信息化就是信息生产的规模化，或叫工业化。
就像我们常讲的：“没有车的路是死路一条，没有软件的计算机是废铁一堆。”如果管理跟不上去。信息化的硬件投资将成为最大的浪费。因为信息技术发展极快，信息设备平均每年降价30%，如果设备投资后因管理问题一年不能发挥效用，那么投资的30%就白白浪费掉了。如果三年不能发挥效用，那么全部投资就基本上打了水漂。
中国完全有可能缩短这个适应期，关键是打破封闭，解放思想，真正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我认为，我国的企业界、学术界和新闻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目前在工业化国家正在发生的这场变革的意义，关注不够，研究不足，信息不通。这种状况会损害我国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