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俄罗斯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俄罗斯论文,差异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客观存在的地理现象。它是指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一些区域比另一些区域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致使空间上呈现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并存的格局。作为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地域辽阔，各地区间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也表现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在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经历了大起大落，地区差异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诚如俄经济学家A.格兰贝格所说：俄罗斯各地区在自然、社会经济、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差别巨大，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社会经济空间的不断分化和解体，涌现出大量的危机地区和萧条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及其社会经济区域规划提出了特殊要求[1]。近年来在俄罗斯的有关文献中频频出现关于“区域不平衡”的讨论与研究，并认为其严重性已经越出经济范畴，影响到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局。
1 俄罗斯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特征
从自然条件的禀赋和经济分布的空间格局出发，俄罗斯存在着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地带、基本经济区、联邦区和以一级行政区为界的联邦主体经济地域组织形式，构成了国家经济的宏观区域空间架构，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也集中体现在这四个层面上。从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以来，一般将其发展阶段分为1990年代的经济转型阶段以及进入新世纪后的经济转型及发展阶段。经济地带、基本经济区在90年代变动很大，而联邦区则是新世纪出现的新生事物，受资料所限，故对研究客体选择的时间段和指标也有所不同，但仍能反映其区域差异的特质。
1.1 东西经济地带之间的经济发展空间差异
经济地带是指在一个国家的较大地域范围内，有明确的劳动地域分工，有密切的经济联系，有大量产品交换的地域单元[2]。经济地带是俄罗斯地域规模最大的宏观经济地域组织形式，以乌拉尔山为界传统上分为东部经济地带与西部经济地带。俄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集中体现在东西经济地带的差异上。对此，俄区域经济学家斯捷潘诺夫认为，“这两个大区在自然资源和人口条件上差别非常大，原则上已经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地区。”[3]
从表1可见，西部经济地带紧靠欧洲，是俄罗斯现代经济的发祥地。面积占全国1/4，集中全国人口的79%，人口密度是东部地带的11倍多。长期以来，俄罗斯经济建设的重心始终在西部，并根据西部各地区的资源、产业优势建立了区域内的地区分工体系。西部经济地带是俄罗斯的精华地区，经济发达，现代化水平高，人口稠密，科技力量雄厚，工农业生产占全俄的4/5，是国家核心地带。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部分属俄罗斯东部经济地带，面积占全国的4/5，人口仅占1/5左右，地广人稀。东部经济地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源宝库”，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多种金属等地下矿藏，还有浩如海洋的森林资源和水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4]。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西部资源的枯竭，东部丰富的自然资源显示出巨大的开发潜力，吸引当时苏联生产力的东移。战后，东部地带的大开发成为国家建设的重点区域和西部发展的物质基础。俄罗斯成为新生国家后，加快了对东部地带的开发进程。从90年代初期和后期基本经济指标的变动可见，西部地带工农业所占的比重出现下降，但投资比重不降反上升了4.3个百分点[5]。东部地带的经济指标中工业比重有所增长，显示出工业发展的因素在加大，但投资比重的下降说明了其投资环境不容乐观，更突出了东部资源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特征（表2）。尽管从发展的眼光看，东部地带的资源优势是俄罗斯恢复经济、加快发展的保障，发展潜力巨大，但要改变经济西重东轻的态势绝非短期可达到的目标。
1.2 基本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空间差异
基本经济区是全俄一级经济区划的地域单元，也是俄罗斯渊源最久远、发展比较成熟的宏观经济地域。基本经济区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苏联时期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但从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后日益走向式微，目前俄境内的11个基本经济区（不包括加里宁格勒区）的骨架仍保留至今。经济区的分布特点是西多东少，即西部地区8个，东部地区3个；从发展水平上看，可以将其分成三种类型：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由核心区向边缘区的发达—次发达—发展中的梯度衰减。
属于核心区范畴的中央区、西北区、伏尔加河流域区和乌拉尔区的4个基本经济区都分布在国土西部，总体上社会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城市化水平高、现代化程度高。4区总面积占全国11.9%，但其人口、总产值、工业产值、基本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50%；属于次核心区范畴的中央黑土区、伏尔加—维亚特卡区、北高加索区、西西伯利亚区4个基本经济区位于核心经济区的外围，总面积占全国18.9%，人口却占全国的1/3，总产值、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1/4，农业地位重要，几乎占到全国的40%；属于边缘区范畴的北方区、东西伯利亚区、远东区3区位于国土的北部和东部边缘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总面积占全国69.1%，但其人口、总产值、工业产值、基本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不到20%，尤其是远东经济区，面积占全国的36.4%，但其人口、总产值、工业产值、基本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仅为5%左右[6]。
从11个基本经济区主要经济指标的动态变化看，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央区因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工业比重的显著下降而拉低了整个核心区的工业比重，次核心区和边缘区中的西西伯利亚经济区和远东地区虽因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而获得大规模开发，但因其他地区不景气的拖累，导致工业比重在整体上的提高还不足1个百分点。与工业相比，农业变化较小，由于农业结构的变化有利于私人经营，结果非黑土地带的乌拉尔区、东西伯利亚区的农业比重有所上升；投资的地区变化则显示了进一步集中核心区的态势，上升了7.1个百分点，次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投资分别下降了2.5个和5.6个百分点（见表3）。由此可见，三大区域之间原先存在的梯度差异无论在量还是质上几乎都没有得到改观。新世纪以来，在市场经济因素加强的作用下，经济区正在逐渐被其他区域性组织所替代[7]。
1.3 联邦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空间差异
联邦区是俄罗斯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普京总统上任伊始，就签发第849号总统令，决定按地域原则将全部联邦主体组成7个联邦区，分别是中央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北高加索联邦区（1个月后更名为南方联邦区）、伏尔加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西伯利亚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2011年1月19日，新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命令，设立新的北高加索联邦区。北高加索联邦区是从南方联邦区中分离而成，这是俄第8个联邦区[8]。
联邦区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总统对地方的垂直控制，为巩固联邦创造条件。经过1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对于稳定俄政局和经济发展还是行之有效的[9]。同时，联邦区的经济功能也在不断拓展，现正朝着反映俄罗斯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地域组织演变。联邦区之间同样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见表4）。
联邦区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是中央区、伏尔加河沿岸区、乌拉尔区和西北区，其分布与核心基本经济区分布大致相同，位于俄罗斯的西部地带。这4个联邦区包括49个联邦主体，面积占全国仅30.37%，人口却占全国65.54%，区域产值比重超过70%，吸引外资约占70%，工业产值和进出口额更高达80%以上。尤其是中央区，各项指标更是遥遥领先，在仅占全国面积3.8%的土地上集中了1/4以上的人口、1/3以上的区域产值、1/4的外资和一半以上的进出口额。西伯利亚联邦区、远东联邦区位于俄传统的东部地区，南方联邦区位于高加索地区，这3个联邦区共包括34个联邦主体，面积约占全国70%，人口占全国的比重约为面积的一半，近35%，而区域产值只占23%，工业产值不到20%，吸引外资和进出口额占总量的比重均略超过10%。这一格局仍然显示了俄经济重心偏倚西部的特征。
从新世纪以来联邦区主要指标的变动趋势可见，中央联邦区除农业产值外，所有社会经济指标全面上扬，而且上升的幅度都在10%左右；西北区的区域产值和工业产值也有一定比例的上升；伏尔加河沿岸区除人口和农业产值略有上升外，区域产值和工业产值均有一定幅度下降；南方区的区域产值和工农业产值也有所增长；乌拉尔区的工业产值经历了90年代的高速发展后面临着下降的趋势；最差的是东部的西伯利亚区和远东区，所有指标都成下滑态势，由此也导致了联邦区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如2000年，区域产值最高的中央联邦区与最低的远东区之间相差5.96倍，到2008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到了8.35倍[10][11]。
1.4 联邦主体之间的经济发展空间差异
如果说经济地带、经济区和联邦区都是跨行政区的地域组织形式，反映的经济差异在区域尺度上相对显得宏观，那么在联邦主体这一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地域差异可能更为深刻。
联邦主体是俄罗斯的一级行政区。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89个联邦主体组成，经过几次合并，现减少至83个。20世纪90年代，俄经济陷入全面的衰退，联邦主体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使得国家难以正常运转和管理。进入新世纪后，虽然经济在总体上获得较快的发展，但各联邦主体的增长速度却参差不齐，无论是区域总产值还是人均区域产值这两个反映经济水平的最主要指标都呈绝对或相对扩大趋势。如同为联邦主体，2000年时莫斯科市区域总产值是阿尔泰共和国的423倍，到2008年，差距则进一步提高到449倍；若以人均区域产值计算，则从8.56倍提高到8.92倍。放眼至全国，同期人均区域产值超过平均数值的联邦主体从18个减少到14个，而不到平均值一半的联邦主体则从19个上升到23个。俄学者П.А.Кутилин在新世纪初曾按人均区域产值GDP排序分组，将全国的联邦主体分成7个组（自治区的统计在相应的州或边境区内），结果显示分在第一组的10个联邦主体的区域产值合计占全国的47.6%，而第7组的19个联邦主体的区域产值合计仅占全国的4.0%[12]；笔者根据2008年的数据进行排序，结果是区域产值排名前10位的联邦主体合计占全国产值的57.0%，几乎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排名后10位的联邦主体的区域产值合计占全国产值的比重还不到1%，这一结果充分显示了俄罗斯联邦成员之间经济发展的地区分化还在继续加大。
对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区域产值进一步分析可见，其分布呈金字塔型，位于塔尖的莫斯科市独占鳌头，一市产值在全国总量中占到近1/4；位于第二层的联邦主体与莫斯科市不仅级差大，而且数量少，只有莫斯科州、圣彼得堡市和秋明州3个成员，前二者的区域产值占比均不到5%，秋明州虽占9.25%，但包含了汉特—曼西和亚马尔—涅涅茨2个自治区在内；位于塔身和塔底的则是大量的低水平联邦主体。如区域产值在1%～4%的联邦主体有21个，占比在1%以下的却有58个，接近联邦主体总量的70%，其中占比不足0.1%也有9个，占联邦主体总量的10%强（见图1）。如以人均区域产值计，联邦成员间的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异也从2000年的17.3倍上升到2008年的21.1倍。
若以一般衡量区域差异的人均收入为指标，1990年联邦成员之间的人均收入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3.9倍，到2001年，这一差距已达到21.5倍；10%最穷的人口和10%最富的人口收入的差距也从1992年的8倍提高到13.4倍，基尼系数从0.289上升到0.379[13]。可见，无论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整体下降期还是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复苏期，均伴随着区域之间绝对或相对的社会经济发展极化过程。
2 俄罗斯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形成原因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是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不同因素对不同地区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同一因素在不同地区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2.1 成因之一：自然因素
从区域经济地理角度看，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是经济地域形成发展的基础物质条件。俄罗斯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但条件恶劣的区域广大；自然资源虽种类多、储量大，但在地区组合上高度集中，并与经济中心相脱节。早在苏联时期，在全国劳动分工一盘棋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各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单一产业结构。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使国家财政年年赤字，投资大幅度下降，只能将有限的投资集中在少数盈利的部门，导致投资分配趋向于资源丰富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同时，外商投资也反映了同样的特征，使得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成为吸引投资最多、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区域。如东部经济地带中资源丰富的区域，转型后因获得大量投资加快了采矿业的发展步伐，人均收入增长率位居全国前列。但在资源型地区的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源匮乏的区域因缺少投资，陷入发展乏力的危机之中，从而又加剧了资源丰富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新的不平衡。
2.2 成因之二：市场发育因素
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市场逐步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这在联邦主体之间表现尤为显著。正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力度各异，在1990年代就形成不同发展水平的5种类型区：顺利发展的区域有16个成员，发展指数高于全国的平均数；正在转型的地区有36个，平均发展指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7%；走向萧条的地区有17个，经济发展指数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70%；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有15个，其指数还不及平均数的1/3[14]。其中最成功的典型当属莫斯科市，市场转型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也因此带来了巨大的改革效应：2000年莫斯科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俄的13.5%，月人均收入为8000多卢布，到2010年分别提高到占全国的24.6%和41890卢布，并成为上缴中央的利税最多、吸引投资最多、经济结构转换最快的地区，因而被冠以“莫斯科模式”。还有如位于远东地区的萨哈共和国，矿产资源极其丰富，有“俄罗斯宝库”之称，上世纪90年代起利用改革的经济自主权和接近亚太地区的优势，有效开发资源，坚持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以采矿业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在“萨哈模式”的影响下，远东的楚可奇、马加丹、萨哈林等联邦主体也效仿其做法，走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使远东地区的采矿业在全俄的比重上升到近10%，推动地区经济多年持续增长。虽然由于原先的基数低，这些地区的经济总量仍不大，但人均收入已达到全俄水平的1.5倍～2倍[15]。而且，这一外向型发展模式对俄广大的东部和北部具有普遍意义。但同时，在俄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经济停滞和萧条的贫困地区，也是在俄近年文献中常常被提及的“问题区域”。
2.3 成因之三：社会历史因素
众所周知，生产力布局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俄罗斯现有的经济布局也因此深深烙上苏联时期的烙印，尤其是东西经济地带和经济区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即使是新生的联邦区，其划分的原则也都考虑了原有的历史基础。由于苏联的解体，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统一经济空间的完整性被各联邦主体日益显示的独立性分解得支离破碎，加剧了联邦主体之间的矛盾。如原先区域之间劳动分工只是强调专业化，而忽视了区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导致在市场经济下依靠本区财力无法维持的地区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尤其是对依托计划经济而生的基本经济区而言，几乎失去了运行的平台。尽管迄今为止，经济区并未被废除，但它的弊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暴露无遗。此外，作为社会因素中的人口分布和迁移也是与社会经济和区域开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俄罗斯原本就地广人稀，人口分布疏密不均，东部人口密度还不到西部的1/10。在苏联时期为平衡国家生产力布局，曾进行过人口的东移、北上、南下等运动，但在俄罗斯转型过程中，落后地区的产业成长和市场发育的不利状况，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得人口大量流向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尤其是出现了早期迁移的人口又“回流”现象，很多地区因人口少而萧条，如果没有中央的大幅度补贴，就无法生存[16]。如2000～2008年间，7个联邦区中有5个联邦区的人口呈下降趋势。这些因素必然造成区域之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
2.4 成因之四：体制因素
俄罗斯独立后建立了联邦制的政体，从形式上看，似乎已实现国家政治结构的转换，但实际上仍保留着苏联时代的行政区划结构，离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相差甚远，诚如俄学者所说：“世界上联邦制国家的形成都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相对独立国家的联合而成，而不是将国家分成几个部分，并将其叫做联邦主体”[17]。俄罗斯还是世界上联邦成员最多的联邦制国家。按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共和国、州、边疆区、自治州、自治区以及联邦直辖市六种类型。联邦主体的数量过多，地位不等，财权过于分散，为“诸侯经济”创造了一定条件。受199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俄国内经济秩序发生混乱，合理的地方自治往往发展成各自为政，重视地方特色演变成地方主义，地方独立的倾向趁机抬头，一些联邦成员在自己管辖的行政区域内设关税、发代用券，拒绝向中央缴税，形成经济割据状态[18]。因此，联邦主体合并的呼声不断高涨。经过几次合并，俄罗斯由成立之初89个联邦主体减少至83个，根据计划，俄罗斯下一步地区合并将主要集中在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19]。联邦主体的合并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同时，地区政策作为一种区域利益在分配的机制与手段，对平衡区域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由于俄对市场体制下的区域政策缺少深入研究的先天不足，加上经济转轨进程中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复杂机制的后天失调，使得市场发展的经典理论在俄罗斯的作用十分有限，俄罗斯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命令的落后性，面对市场体系的改革出现的新变化常常显得束手无策。以直接作用于地区经济的投资政策而言，不同的联邦主体在享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方面是不同的，结果导致一部分地区经常获得资助，而另一部分地区却经常“挨饿”，为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央政府往往采取“劫富济贫”，这又不可避免地使富者感到吃亏，穷者觉得受轻视，更加强化了地区间的差异和分离。
3 结论
按区域经济的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条共性规律，是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和辐射演进的空间表现形式，区域经济就是在不断集中与不断扩散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对俄罗斯区域发展的空间差异分析可见，经济转型以来，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始终处于绝对或相对的极化过程，并呈现出大量的经济发展低水平的区域。经济学家警告：过度的区域差异将会导致经济、社会等矛盾冲突加剧，因为财富分布的巨大反差，将会引发不良社会效应。对此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不同地区的居民来说，实际的不平衡已经打破了社会公平的原则”，并成为近年来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20]。对俄罗斯而言，如果要阻止地区间差异的进一步扩大，就必须创造条件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有赖于国家干预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21]。在21世纪，俄罗斯区域政策的核心就是保证和发展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异，2007年6月，俄罗斯出台了《俄罗斯联邦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战略构想》，提出了培养“地区增长极”的构想，希望通过以点带面，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为此，提出了六大任务：一是实现交通运输的联网，以保证地区间人员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二是发展电力等基础设施，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需要；三是促进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经济的平衡与多样化发展；四是在国土北部、东部和南部开发能源项目，改变传统能源基地的单一结构；五是规范劳务移民，形成稳定的安置体系；六是完善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制定在联邦、地区、联邦主体和市镇四个层次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22]。可以说这一构想既具有全国一盘棋的综合平衡，又有对区域倾斜政策的考量，然而，目前的俄罗斯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地区经济管理体系，平等和效率难以同时兼顾。2012年5月，普京再度当选俄罗斯总统，誓言继续实践其“振兴俄罗斯”的构想，并将“建立富裕、没有麻烦的俄罗斯”。毋庸置疑，如何缓和和解决日益尖锐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建立公平社会将是摆在新总统面前的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