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危机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6-0046-05
对于这场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读，特别是对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性争论颇多，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复兴奥地利学派的主张，认为危机是由于政府失效造成的，因此，凯恩斯主义不能救经济，只有推行彻底的、完全的市场化改革，才是应对危机的良策。针对学术界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自己的主张，并与学术界同仁商榷。
一、政府失效还是市场失效：危机根源之辩
对于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从国外到国内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给出了众多观点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危机根源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贪婪；一些学者认为危机根源于政府对金融市场风险控制和监管的不力；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低储蓄率、高负债的畸形经济发展模式。其中，国内一些知名学者认为危机根源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造成的市场流动性泛滥，强调危机是由于政府失效导致的。由于美联储实行了低利率和信贷扩张政策，造成市场信号扭曲，资产价格上涨，投资扩张，加上房地产业(房利美、房地美)受到政府保护，使得信用杠杆增加，最终泡沫破灭导致金融危机。
我们认同政府失效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但是政府失效与市场失效究竟谁为因果呢？格林斯潘长期奉行低利率的流动性扩张政策，是因为在本次金融危机周期以前的美国实体经济长期处于增长乏力的状态，如果没有低利率的扩张政策，美国经济衰退是否早就已经发生了呢？
另一方面，市场机制能否纠正政府失效呢？结果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姑且把政府失效作为原因，但是结果并不是市场机制纠正了政府失效，相反市场机制起到了诱导和放大政府失效的作用，最终导致政府和市场的双失灵，于是危机发生了。如果说推行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许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在理论上讲或许是一种学术观点。但是，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纠正已有的政府失效的条件下，国内一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危机，推行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主义的主张，令人费解！
对于货币政策导致金融危机，让我们重新反思以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在经济周期中，衰退与政府调节究竟谁为因果，由于所选择的时间段不同，在经济学理论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政府的干预一方面可以减轻为危机、加快复苏，同时，也有可能制造了下一次的经济波动。对此，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因果关系。但是，对于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我们认为有两点：第一，是政府失效引起市场失效，同时，市场失效又客观上放大了政府失效，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第二，美国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面对迅速创新金融衍生工具变得落后并且失效。市场基础性制度不等同于当局的金融监管，事实上，无论是金融市场的监管者还是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者，都应该在这种基础制度的框架内行为，而过度自由的美国金融市场，缺少的不仅仅是有效的监管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更需要的是与迅速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相适应的基础性市场制度建设，这恐怕才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理论之辩
国内一些学者比较系统地反思了1929年-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认为本次危机与1929年的经济危机有很强的共性，因此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这些学者认为1929年的经济危机同样是由于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扭曲资源配置信号，导致投资过度，资产价格上升，最终当泡沫破灭时，危机就产生了。他们还引用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即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由此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些学者还指出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是因为政府和经济学家也是理性的利益主体，也是利益中人，为了有事可做于是信奉凯恩斯主义，因此，凯恩斯主义大兴其道。这些学者也毫不讳言其认同哈耶克的观点和奥地利学派的主张。
首先，我们认为如果在削减投资与扩张消费的经济学方程式中作选择的话，我们宁愿选择扩张消费，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多数人减轻痛苦，同时经济规模也实现了扩张，而不是像一些学者说得那样，政府和经济学家为了有事可做。
其次，这些学者一直坚持认为政府的干预会造成下一次的波动，诚然，在周期理论中有这样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造成危机的是投资过剩而不是投资本身，因此，这并不是一个要不要政府干预的问题，而是一个政府如何干预的问题。
再次，面对已经发生的危机，这些学者认为应该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被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实行放任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用市场机制纠正政府失效，事实证明市场机制不仅不能纠正持续的政府失效，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性还会诱导政府失效。
凯恩斯和哈耶克对于危机的解释均认识到了危机的本质是投资过剩导致的生产过剩，以及与较小的消费之间的矛盾。但是不同的是，哈耶克责怪政府不应该人为地制造投资过剩，同时政府也不应该接着人为地扩张消费，而应由市场自身淘汰过剩的产能。凯恩斯则认为政府应该扩张消费，使之与过剩的投资和生产能力相匹配。这或许能够回答国内一些学者为什么扩张国内消费可以缓解经济危机的疑问。
对于危机的理解，让我们再一次反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解释。马克思认为经济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组成的系统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产生危机。马克思对于危机的解释是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最终导致上述的循环不能进行下去。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生产是可以自动地创造需求的，不需要调节。马克思用产权的观点给予了反驳，即生产和消费是在不同的产权主体之间进行的，生产不能创造同等的消费，也就是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凯恩斯和哈耶克对于危机的解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政府除了作为经济主体参与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平衡之外，更重要的是设计一套有效的体制和机制，使“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搭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实现一种自身的稳定的循环。
三、挽救经济还是调整模式：扩张内需之辩
这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市场，但却迅速蔓延到中国，对美国和中国经济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危机从美国传导到中国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第一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贸易顺差所积累的外汇储备主要表现为美元资产，除少部分为私人部门资产外，绝大多数为国有金融资产，资产价格的下降，甚至信用评级的下降，就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资产安全。第二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主要表现在中国的贸易出口上，由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美国民众的即期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锐减，特别是在低端的传统制造业产品领域，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重要影响，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的出口大幅度下降。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因此，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呈现出急速的下滑，进而根据奥肯定理，就业大幅下降，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就业人口收入的下降和人们对于危机的悲观预期，中国国内当期消费和消费预期也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失去了出口和消费大幅增长的中国经济走入了一段相对困难的时期。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传导到中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造成中国的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失业？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使中国的经济迅速下滑？这都根源于美国的经济模式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特征就是“双赤字”，即政府大量赤字，贸易领域大量逆差，这是由美国政府和美国居民均过度消费造成的。美国国内的储蓄率很低，依靠全世界的资本流入来维持经济发展，即资本账户补贴经常性帐户；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即高储蓄率和低消费，这样一种生产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依赖对外输出的市场，恰好美国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市场，中国和美国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特别是在中、低端的制造业领域，美国成为中国重要的市场。因此，当美国的市场需求萎缩，中国经济必然出现问题。同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经济增长模式依然严重畸形，即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国内需求不足。正是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放大了危机在中国的影响。中国经济并不是一个由投资—生产—消费—再投资组成的封闭式循环，对国际市场存在严重依赖。这是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国内一些学者看来，中国政府扩大内需是完全的凯恩斯主义行为，只是为了挽救迅速下滑的经济增长，并且认为这种凯恩斯主义行为不能解决问题。在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后，我们认为扩大内需并不是凯恩斯主义行为，而是对中国原有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修补和调整，多年来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扩大内需，只不过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的作用更加明显。
同时，国内一些学者还提出，扩张需求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应该从生产的角度来反思，因为供给创造需求，供给拉动经济增长，并且提出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对于这样一种观点，我们认为这些学者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时代背景。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处于相对短缺的年代，在那时不存在消费不足，那时的问题是生产不足，不能满足需求。而17年后的中国，存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平衡，经济结构失衡，国内消费不足，因此，中国目前的问题不在生产领域，而在消费领域。也就是说供给越扩张，危机就会越严重。与其说中国目前在实行凯恩斯的扩张主义政策，不如说是对原有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建立新的经济运行体制与机制的努力，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但不是忽视时代背景的政策复制，而是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
四、共性还是个性：中国模式之辩
国内一些学者非常认同奥地利学派自由市场主义的主张，但却忽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也就没有看清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中国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这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由政府包办一切向市场配置资源转变，但是政府作为重要的一个市场主体，依然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参与资源配置。第二是这一转轨过程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的，并且还在进行中。这种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比较成功的转轨模式①。这样一种背景为我们思考政府在经济危机中的行为给出了很好的解答。
首先，政府是重要的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和微观主体，表现在政府通过财政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国家大量国有经济的存在。因此，即便从微观市场主体趋利避害的角度，政府也是应该有所作为。事实上，不仅仅是在中国即便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十分成熟的欧盟和美国，政府也频繁出手，例如美国财政部拯救“两房”，花旗银行国有化等等。同时，用“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存在较大的争论，各国的经济调节模式有趋同的趋势，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只不过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政府调节相对少一些，在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大一些，但是事实证明，除了极少数国家，世界上目前极少有完全市场化调节和完全政府管制的经济体制了。邓小平曾经很早就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并且这一观点已经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实践所证明，我们不理解国内一些学者为何如此钟情于哈耶克而厌恶凯恩斯呢？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其特殊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存在，特别是表现在金融资产领域(外汇资产)，这是由国情和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的，也是由目前的经济体制决定的，这必然要求政府作为全民的代言人对资产的安全性负责。我们姑且不讨论国有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效率问题，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既有的事实，在这样一个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政府能够放任不管，任凭全民的资产在泡沫破灭的过程中缩水吗？
再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称之为“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看清了这个本质，就更有利于理解政府在经济危机中的行为和作用。这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打破原有的体制和机制，推行市场化的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二是建立新的体制与机制，即在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基础性作用之上，设计和建构新的制度。因此，政府需要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体制机制与完善制度设计，绝不仅仅是凯恩斯意义上的刺激经济，单纯地改变宏观经济学的方程式。
国内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彻底市场化的改革主张，只看到了打破旧有制度的束缚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市场机制对于新的制度设计的需求，认为市场制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得出了复兴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因此，这些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给出的政策建议完全是政府破除原有的制度，大力推进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这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即便在市场经济发展几百年的欧洲和北美，市场机制自身都存在严重的缺陷，都需要体制的建立和严格的监管，何况在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尚未完成的中国呢？第二，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新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尚未建立，就推行完全的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打破原有的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完全让市场去矫正和调节一切经济行为，最终是否有效在学术界尚有争论，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五、问题的焦点与走出危机的对策
我们与国内一些学者商榷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是经济危机根源于政府还是根源于市场；第二是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是否有效，会不会引起下一轮经济波动；第三是市场化改革是否等于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主张。
一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政府还是市场。首先让我们来反思宏观经济学的方程式，在方程式中，政府本身就是宏观经济的一部分，是市场重要的参与者和微观主体，同时政府还是公共物品的供给者，也是制度与体制的设计者和供给者。因此，政府和市场是永远无法分割的！即便是在斯密和萨伊的年代，政府也是重要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因此，任何一轮经济波动必然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究竟是政府失效引起的危机，还是市场失效引起的危机，我们认为政府的当期经济政策根源于市场前期的表现，因此无法判断谁为因果。我们认为根本的原因不在于美联储前期的流动性过于宽松的政策，而在于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不适应迅速发展的衍生工具的要求和美国低储蓄、高负债的经济模式，货币政策只是部分诱因。
二是凯恩斯经济政策是否有效，会不会引起下一轮经济波动。对于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上个世纪70年发达经济体滞胀危机后，理论界颇有微词，核心是认为扩张性政策不能使经济走上自身发展的轨道，相反由于政府的投资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波动。我们认为，在短期内，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尤其是在抑制经济下滑方面，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经济转轨尚未完全完成的国家。但是，中长期经济发展不能依靠凯恩斯的扩张政策。同时，政策是否有效，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波动，还在于政策实施的领域和是否过度。因此，简单的否定凯恩斯的刺激政策是我们不认同的。
三是市场化改革是否等于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主张。这是我们旗帜鲜明反对的。我们认同并且坚定支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并且也同意目前在相当多的领域，我国市场机制的作用还不够充分。但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绝对不是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对经济实施必要的、适度的、恰当的调节，同时要求政府提供外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供给。政府对经济必要的干预并且提供制度供给已经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我们要打破旧有的体制，但是绝对不是放任不管的自由市场主义，而是以市场机制自身的规律为基础，建立新的体制和机制，并且适度的调整发展模式，避免经济大幅波动，实现稳定增长。
针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首先，在短期内，我们主张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经济政策，这对于抑制经济下滑，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后续支撑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一方面要注意扩张性政策的领域，应该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后劲和扩张消费领域进行投资，扩张性政策只是缓解危机的“药”，并非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要注意政策的力度和时滞性，防止引起下一轮的经济波动，在经济数据充分表明经济企稳时，果断结束扩张性政策。
其次，在中期，我们主张打破束缚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机制，拓展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深化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不可逆转的方向，目前，在下游消费品领域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得已经比较充分，但是在生产要素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仍然普遍存在，因此，必须大力推动市场化改革。但是，必须注意市场化改革决不等于放任自由，完全交给市场调节，而是在打破原有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设计和完善新的制度体系。否则，必将陷入拉美等国家盲目市场化、私有化造成经济混乱和衰退的困境。
第三，在长期，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对危机是短期行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模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才是防止经济危机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治本之策。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决不是政府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只是在危机的特殊时期，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的短期行为，当经济企稳时，必须果断结束；市场化改革，也绝对不是奥地利学派放任自由的完全市场主义，而是在微观上推动市场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在宏观上，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30年来经济改革与发展历程和世界各国经济模式已经充分证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主张，都必须建立在国情和经济发展的时代性特征之上，中国只有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才能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注释：
①杨瑞龙主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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