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时代中西体育文化价值冲突的形式及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中西论文,冲突论文,形式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全球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时髦话语，随着全球化作为一种物质实践进程的不断深化，其中日益显现出的价值差异与冲突也开始更多地为人们所关注。可以说，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偶然的历史过程，而其变动的方向也是不确定的：它在分裂的同时也在推动着整合，在产生合作的同时也在引发着冲突，在实现普及化的同时也在形成着特殊化。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普及的文化现象——西方体育文化（奥林匹克文化）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各个区域与领域。它以无以伦比的威慑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以更为宽广的胸襟和魄力接纳了这一文化现象，并使之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两次申奥把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热情推到了顶点，政府、普通百姓都以最大的热情和最具体的行动向全世界证明着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土地上，会使奥林匹克具有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这种汹涌之势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原有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二者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年轻的国度里，一次次发生交流、碰撞，尤其是随着中国逐渐和世界的接轨，这一趋势也就日渐突出和尖锐起来。对此，本文对两种不同体育文化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作出一种理性的分析，准确概括出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揭示其特殊蕴涵，旨在为建立中国体育文化统合价值冲突的机制。
1 中西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中心与边缘”
在前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cultural transaction）通常是极为有限的，有时候是受到地理与生态条件的限制，有时候则是主动地抵制他者的互动”[1] 。所以这时的西方体育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品质，加之其被政治利用，逐渐成为一种工具的时候，它就被人为的圈养在少数人的利益当中。而此时的中国，各个领域尚不具备向世界看齐的资本和品质，在这个时代，体育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还淡漠得很，大众在勒紧腰带过日子的煎熬中，哪有精力和资本去奢侈地关注体育，享受体育。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西方体育只有很少数的项目被中国为数不多的人接纳、参与。到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开始走向“世界文化”，“现在，所有的人第一次开始分享着同一个历史。”[2] 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联系空前地加强了，跨越单个或几个社会系统的频繁互动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在全球化时代的初级阶段，随着许多国家封闭的文化体系闸门的洞开，西方体育文化就具备了走向世界每个角落的契机和品质。它凭借多年所蓄积的落差势不可挡地冲击着不同国家、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体系，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长、发育的土壤上正式向其“宣战”。这时二者的“中心—边缘”模式还不是典型的、纯粹的，即单一中心及其所辐射的边缘模式。因为在这一时期，西方体育文化毕竟“初来咋到”，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还占有深厚的本土根基，它们之间的文化价值在等级上的差异还没有被“抹平”。但是，随着西方体育文化不断的强势冲击，以及四年一度奥运会逐渐成为人类欢庆的大舞台，西方体育文化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土终于“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张、影响到国家的各个领域，这时的西方体育文化逐渐形成了自我为“中心”，并向周围不断辐射的模式。传统体育文化就此被排挤到边缘位置上。这一趋势在我国尤为明显。因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就是东方体育文化的代表，二者在中国出现的价值冲突也最尖锐、最具有代表性。具体而言：
1.1 中西体育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
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制度化与普遍化了的价值观念体系的碰撞，它是价值冲突的一种集中体现，一旦形成，又会固化人们以往的价值冲突。沃勒斯坦曾特意指出：“不过，有一点倒是清楚的，那就是，人们和群体的确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判断其行动是否正当。”[3] 从广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包括哲学、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等观念体系，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中西体育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演化。
意识形态是中西体育精神文化的核心要素，它集中概括和反映出二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不同年代、不同母文化、不同阶层对它们所形成的认识、观念等的集合。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的根基是几千年封建农业社会，始终是以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母文化作为主要的发展基线，并在“以夏变夷”文化模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通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逐渐具备了一种“内敛”的价值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以儒家和道家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一元说、阴阳五行说等基本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了整个传统体育之中。在这些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观念的引导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始终强调整体，始终突出精神或以其旋转为轴心，始终注重解决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因此，中国的体育文化始终贯穿着“仁、义、礼”，强调的是通过意识活动和肢体动作的演练来“悟道”，逐步达到“澄悟天机”的意境，进而“天乃通，道乃久，段身不殆”，这些都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内涵，一种境界，一种以实现道德和精神的升华作为最高的境界。另一方面，几千年稳定是封建农业社会，造就了传统体育文化的超稳定形态，“中庸为本”，“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人格是体育精神的主旋律，体育行为恪守“中正平和，敦厚温雅”的理念。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顺应自然、共性至上的价值意识形态，以及和谐统一、中庸守常、内向含蓄的文化特质。而西方体育文化产生的根基是几百年的宗教工业社会，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三种文化传统”作为发展的基线，始终贯穿着自然科学的严谨和规则，并在“融合递进”文化模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它逐渐具备了一种“超越”的价值意识形态：一方面它强调的是“人的精神”——突出和实现人的主体性，即通过体育的规则、公平、公正等合理形式和内涵把隐藏在人们内心中的各种欲望释放出来，以实现“自由”的境界。另一方面，受近代工业文明和民族性格的影响，使得“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和各方的互相往来和各方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 在这种扩张的过程中，文化发展的动力空前强大，西方体育也在这场文化变异中被他们内心炽热的竞技追求而变得更具有竞争性和超越性。而正是这种强烈的竞争性和超越性造就了西方体育文化始终注重个性的发展，以个人生命力的张扬为主体的自由的价值意识形态。
二者价值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中国是尖锐的，也是最根本的。西方体育文化是以身体的物质形态为本体，注重外部知识的获得，属于智性文化范畴，它更多的是讲竞争、超越——完成身体或生理极限的超越，“骨骼强壮”、“肌肉发达”是人们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一个标志；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则以感性或以“生命之树”为本体，注重自身生命的享受，属于情性文化范畴，从本质上说它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所谓“以生命为本”，就是指它的一切功能都指向人的生命的安乐与长久；它是以感性为本体，是把理性融入感性，把灵魂归为肉体。虽然它也讲超越，但这种超越是要完成道德、精神、意境的超越，对身体的练习只是为了摆脱它们对人的精神升华的桎梏作用。从这两种文化的母体文化来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智与情，理性与感性，知识的获得与生命的安乐都被看作两个相互对立的“极”，获得其中一极总是要以牺牲另一极为代价。在这对立的两极中，西方选择了智，选择了理性，选择了“知识之树”，将知识的获得作为西方人生命的动力和目的，作为衡量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所在，这也逐渐养成了西方人严密的逻辑思维、机械论的科学模式、纯客观的写实艺术倾向和超越性的真理观念等等。与之不同，中国选择了情，选择了感性，选择了“生命之树”，这也逐渐形成了中国人与感性体验分不开的直觉思维，功利主义的科学动力机制，充分展示生命律动的艺术倾向，离不开身体感官和具体形象的认知模式，具有强烈现世精神的享乐意识等等。因此，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就是一部浩瀚的养生文化的发展史，而西方体育文化可以说就是一部西方理性或智性文化的发展史。中西体育文化价值形态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两种不同母体文化的价值形态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是最本质的，也是最深刻的。它将反映出中国面对这种冲突将怎样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将怎样发展中国体育文化。
综上，中西体育文化中的这两种价值张力在作用中并非互相抵消而化作另一新的文化形态，而是仍然保持着双方的张力方向，并以此做出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协调与配合，以达成一种和谐。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是配合，而不是融合，是平衡，而不是静止。和谐本身就包含着差异和对立，它不是单纯的同一。中国未来的体育文化所展示出来的和谐本身不会是静止状态，而是仍然包含着运动和变化，并且始终处于趋于平衡和远离平衡态的轮回运动和张力变化之中，是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就其总体而言，未来中国的体育文化不是一个脱颖而出、具有全新特质的文化，而只是吸取了中西体育文化各自优良的特质，并在未来的文化运作中进行有效合作，形成互补，建立平衡、和谐而又富于创造性张力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
1.2 对体育文化发展价值选择的茫然
面对奥林匹克运动文化的猛烈冲击，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都在积极的为自身的发展寻求着出路。他们以能够进入奥运会作为自身发展的契机，最大限度的去使自身符合奥运会项目竞赛的标准，在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二者之间似乎找到了在现代性价值方面的一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才渐渐发现自己所奉为的现代奥运会越来越“膨胀”，不得不要进行必要的“瘦身计划”了。那种以进入奥运会为最佳发展出路的统一性模式被打碎了，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价值重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各国都又茫然于未来的选择。
“奥运会发展模式”曾对一些国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该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逐渐陷入了困境：
一是价值目标的偏离。研究者总是从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出发，把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作为普遍的标准去衡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根据这种理论，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以一种有计划、加速度的方式重现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要力求重复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或者至少确立一种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相似的发展模式。因此，西方体育文化所有的外延、内涵，以及固定的模式都应该统统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目标。然而实践表明，这种“一元”的发展模式理论严重影响了体育文化的科学性、民族性和普适性。它不仅打乱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原有的文化结构和正常发展进程，而且出现了还没有解决西方体育文化猛烈冲击的同时，又出现困扰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许多新问题，严重背离了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民族化的初衷。
二是理论解释模型的失效。历史证明，人类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一种固定不变的理论解释模型都不可能永远正确。不可否认，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上受众量最大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所具备的古老的内涵，以及所具备了“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内涵，都给人以奋进、进取的动力来源。但毕竟西方体育文化和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沿着两种不同的母文化发展模式而形成的。它们各自受母文化的福泽而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奥林匹克运动越发膨胀的今天，单纯从西方体育文化的理论解释模型来评价或解释传统体育文化是不正确的，甚至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错误。
三是现实指导方法的贫乏。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其固有的理论日益显示出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所能提供的指导手段的贫乏，越来越难以应对这一理论自身所实际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从西方体育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从奥运会成为人类欢庆的大舞台到成为可以包容科技、安全、经济等等在内的世界“压缩器”，从竞技体育业余化到职业化等等，都人为地赋予了它许多“非体育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但不可否认这种发展带有很多不良的东西，潜在的造成了很多问题，“人文危机”也许仅仅是这些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2 体育全球化的诱惑与民族化的坚守
新的世纪，中国体育是接受全球化的诱惑还是依然对民族化一往情深，这不仅是感情与心理上的调整，更是一次重大的价值选择。从文化上来说，全球化也是倾向于不断的扩张，以获得一种成就感；而本土化则倾向于保守，以获得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
2.1 中西体育文化“对立与和合”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两种不同维度上的冲突与融合
在空间维度上，“对立与和合”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内与外”的矛盾，即西方体育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矛盾。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各种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不同与冲突，但不幸的是，他过分夸大了排斥与冲突的因素，尤其是他诱发人们产生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战争是一场西方与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战争的想法，这就使得西方为应对这种可能性而做的一切准备都合理化了。但事实上，体育文化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形态，虽然不同的体育文化有强势弱势之分，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个体交往的增多，当今不同体育文化间的交流也在明显增加，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在时间维度上，“对立与和合”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前与后”的矛盾，即前后相继的文明间的矛盾关系。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们都具备了各自时代的深刻印痕。因此，中西体育文化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正在到来的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二者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也是两种价值的冲突，它“反映了人们对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截然不同的需要”[5] 。
无论是空间维度上的“内与外”的冲突，还是时间维度上的“前与后”的冲突，都表征着全球化时代中西体育文化“对立与和合”矛盾的多重性。坚守民族化将面临两个维度上的“撕裂”，既要面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又要维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固有结构。因此，民族化将很难再依靠一种边界的封闭性，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以及经济孤立的办法避开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体育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并不能消灭民族化的要求，相反，体育文化与人们生活联系的越紧密，人们对它的需要则可能越强烈。所以，体育全球化与民族化仍会共存下去，虽然这个时代看起来可能恰好处于一个“和合”的周期。
2.2 中西体育文化“和合”的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1世纪的体育文化发展态势，既非“东风压倒西风”，与“西风压倒东风”的两极对峙形态，亦非“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东方体育文化的世纪，而是东西方体育文化互学、互动、互渗、互补的世纪；是冲突融合而和合的世纪，即和合而化生新的人类体育文化。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倡导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要走向世界的呼喊，但如何走向世界？却没有“自家贴出来的”东西，因而这种呼喊只是一种“呼喊”而已。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只有在化解、协调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所面临的人文危机中，发挥出自己独特的巨大魅力和价值，才能获得世人的认同，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化。这就是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世界化与现代化，实质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转生，即以为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服务作为起点和归宿。
中西体育“合”的“生生”文化精神和“传统体育文化精神”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前者可以说是生命力，后者可以说是生成物，所谓生命力，是指传统体育文化能吸收、利用、改铸外在与内在的因素、成分、形成、发展、完善自己和繁衍发展，以适应于时代环境变化的生命力及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新诠释的能力。所谓生成物，是指主体人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和建构的各种以实体为形式或外观的众多体育文化成果、产品，如武术等。这些已成的体育文化实体，体现着某一时代、某一传统文化的凝聚而成之物。这里所讲的传统体育文化，主要是指一种文化精神，而不指生成物本身。生成物本身作为固化有形的呈现，其本身已没有变形的活力或创造力。但蕴涵在体育文化实体中的传统文化精神，不仅是某一时代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被普遍认同的精神原理和境界，渗透到体育实体的各个方面；而且生生不息，和合成新的精神而延续下来，这便是我们所说的传统体育文化所蕴涵的精神——民族精神。当代一些研究传统体育文化的学者，都忽视了把文化精神作为一种传统，只把它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成物作为一种既定的传统。这样，就把传统作为既定的东西，而不是作为隐藏在体育实体深处的或民族心灵之中的、不断吸收外在的营养和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文化精神。若把传统作为既定的东西，就难以确定传统具有活的生命力，亦难以解释传统何以会延续，其延续的动力何在？
综上所述，厘清中西体育文化分与和矛盾的集中表现，以及它们之间合的本质，对于认识两种不同体育文化冲突的根源以及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甚有陴益。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其文化精神转生的问题，而不是某种具体的体育文化形态或静态的传统体育文化（生成物）在现代有存在价值的问题。不论它们之间如何冲突，如何“和合”，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服务。
3 结束语
中西体育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冲突在于其价值意识形态的冲突，它不仅造成了人们体育价值观的混乱和迷茫，而且使两种文化形态直接面对面地以“对立与和合”的形式走到一起。在这一趋势逐渐尖锐和复杂的今天，酝酿二者的“和合”就具有了厚重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体育文化将以何种姿态和形象走向未来，而且也在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中注入了东方奇葩深厚的精神内涵，即以中国古老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作为底蕴，而形成的为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而服务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不是对西方体育文化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原封不动的单传，而是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蕴涵，又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固有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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