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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月，镇江郊外的一座公墓里又立起一块新碑。碑下长眠着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员——林正书。
林正书，生于江苏省响水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72年入伍，先后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某部干休所政委。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林正书都付出了过度的辛劳，创造了第一流的业绩；不论走到哪里，他都甘当公朴，情系群众；不管遇到什么诱惑，他始终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为了部队的建设，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年仅41岁，就倒在了岗位上。
当人们含着悲痛的泪水送别林正书的时候，都还清楚地记得他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为官一任，总要留下点东西，不是物质的，就是精神的！”现在，可以无愧地说，林正书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他为官几任，造福几方。生前，他和父母妻儿一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却为国家和集体创造了可观的物质财富；他过早地告别了人生，却为亲人和战友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六枚军功章凝结着这位普通共产党员崇高的人生。
红军长征“二万五”是前人干的，现在的关键是咱们怎么做
林正书一入伍就来到某部架线连。这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连队。在千里边防线上，架线连多次执行国防通信施工任务，1964年，曾被沈阳军区授予“吃大苦耐大劳的有线电连”荣誉称号，是军区闻名的艰苦奋斗“十面红旗”之一。
1983年8月，林正书带领连队进入完达山区施工。在一个名叫火石山的地方，他们遇到了“拦路虎”——一个直径200多米的水洼横在面前。前边的战士正要下水试探。林正书一把拉住他们，大声说：“大家留下，党员跟我来。”4名党员应声站出来。
林正书拄着一根树棍走进水塘，向水中的电杆一步步摸去。岸上的战友们眼看水没过他的腰，心情十分紧张。可是林正书却不顾眼前的危险，终于攀上了电线杆。两个多小时以后，这段电话线路架好了，而林正书他们却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1984年夏季，林正书带领全连前往滚马岭施工。这里斜坡最陡的地方五六十度，4个人抬一根100公斤重的电线杆，半天才能运到岭上，个个累得浑身疼痛。照这个速度，工期得延长3倍。
怎么办？林正书向附近的林场求援，借来了专运木头的机械——“爬山虎”，工效大大提高了。可是，就是这个“爬山虎”，差点要了林正书的命。7月28日下午，黑云压山，“爬山虎”像往常一样“突突”吐着黑烟。忽然，右轱辘被一个树桩垫了起来，车身急速向左倾斜。“不好，快跳车！”林正书把司机蹬了下去，他自己却来不及跳了。车身带着他顺山坡滚了下去，林正书醒来时抬了抬右臂，右臂不听使唤了，小臂粉碎性骨折。
林正书在附近林场医院手术后的第5天，怎么也躺不住了，他想到连长跑材料去了，自己在这里养病，军无主帅咋行？于是，他又出现在战士们的眼前：头发掉得一块一块的，像“鬼剃头”；脸上涂了一层黄乎乎的药膏；胸前吊着右臂……
滚马岭被征服了，100多根电线杆矗立在岭上，战士们把衣服扔在树顶上，跳啊笑啊！
可是林正书这时候却经受着一场新的痛苦。为了不误工期，他右臂的粉碎性骨折是在附近一个林管区卫生院治疗的。当时因带伤施工，长错了位，返回营区，他的手臂弯曲着，影响工作，只好到部队医院把断骨拽开，再用一块钢板把碎骨头固定好。这块钢板一直伴随他走完人生之路。
刚刚驯服了滚马岭，又传来三排被洪水围困的消息。当时在黄花岭施工的三排，只剩下50来斤大米，20多人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碗大米稀粥。林正书带领司务长和给养员去送粮食、蔬菜。路已经被大水吞没，他们就雇群众的一只小船，冒着危险，闯过额木尔河的激流，把粮和菜送上了黄花岭。
林正书常对干部们说：“我们总用红军长征‘二万五’教育战士，可那是前人干的，关键是现在咱们怎么做！”
林正书在架线连当了几年指导员，连队迎来了建连史上的第二次辉煌：沈阳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签署命令：给予架线连记集体一等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通报表彰了全军6个基层单位，架线连是其中之一。
当一名合格的干部，应该一半是“官”一半是兵
1986年2月5日，林正书到刚刚组建三个月的高炮团二营任教导员。
林正书认为，当一名合格的干部，应该一半是“官”，一半是兵。是“官”，就要起到带头作用。是兵，就要和战士同甘共苦。
连队到大兴安岭施工，那里条件异常艰苦。一个曾经采访过林正书的记者再次到连队拍片，顺便带来一个西瓜。林正书想到战士们整个夏天都没有闻到水果香味，就把西瓜均匀地切成27块，让通信员去叫在附近施工的二排战士。面对一块块二指宽的西瓜，战士们谁也不动，林正书把瓜送到战士的手上，战士们又放到原处。几个战士嚷嚷道：“西瓜我们不吃了，不吃心里也甜啦！”最后，还是排长潘汝伟下了命令：“一人一块，品尝品尝……”
此情此景，记者深受感动，连忙录下了这动人的一幕。
战士小邹连续接到家中两封电报，说母亲病危。考虑到连队训练紧张，他把事情埋在心里。林正书察颜观色，了解到真情，给小邹请了两周假。小邹回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办完丧事，提前一个星期归了队。林正书组织全连官兵为小邹的母亲开了追悼会。
战士王学舟患有头疼症，一次训练时，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抽搐不止。林正书连忙背起小王赶到医院。经过治疗，小王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林正书自己身体一直很弱。妻子张晓玲来队时，看到丈夫又黑又瘦，常常心疼得落泪。一天，林正书一进家门，妻子就将一盆肉汤端上来：“这东西补身子，趁热吃了吧！”老林闻了闻，说：“小王病得很厉害，啥也吃不下，给他送去吧！”妻子不解地说：“你成天就是兵兵兵，也不看看你自己都成啥样子啦！”
林正书端着小盆来到连队。看到还冒着热气的肉汤，小王鼻子一酸，眼里涌出晶莹的泪花。
春华秋实。经过林正书和全营官兵的共同努力，1987年底，二营甩掉了落后的帽子，被军区评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营党委被集团军评为先进营党委。五连的喜事也成了堆儿，荣立集体二等功，指导员在集团军巡回作报告……师政委评价说：“五连是全师的一面红旗！”现已提升为团长的原二营营长张成金说：五连年年有新发展，林正书功不可没啊！
“人格是做人之本，也是为‘官’之道”
1987年底，林正书由高炮团二营调到汽车营当教导员。一下车，他就房前房后转悠开了：营房年久失修，墙皮稀里哗啦往下掉；食堂的地是土的，战士们踹着泥吃饭；院子里的排水沟被土填平了，下雨天趟着水进出；猪圈的土墙不到半米高，猪跳出来满院子乱跑……林正书清楚，汽车营组建时间不长，困难确实不少。他和营长陈华研究确定了改变汽车营落后面貌的措施。
可是没想到，第一脚就撞到了石头上。一天，林正书在全营军人大会上作动员，他看见二连一位排长附近有人在说话，就批评了那位排长。第二天开全营干部会，林正书又点名批评了二连连长于同江。于同江是个“炮筒子”，没等林正书说完，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反驳，说“开小会”的不是二连的，凭啥点我们的名？林正书没有吭声，会议照常开了下去。晚上，于同江刚躺下，林正书来了，开口就说：“于连长，我是来向你检讨的。白天批评错了人，希望原谅。”于同江心里一热：我当众“打”了他的脸，他不但不恼，反而登门认错，真有容人之量啊！于是也诚恳作了自我批评。说着说着，俩人谈起汽车连的工作，直唠到半夜。
打这以后，于同江放下包袱拚命工作。一年下来，二连打了个翻身仗，也带动汽车营面貌大变样，不仅年年受师通报嘉奖，被军区评为运输工作先进单位，还连续4年被哈尔滨市评为安全行车先进单位。
林正书的爱人张晓玲在老家时是县水产局技术员。1986年初随军后，一直没有工作。为了这个，晓玲没少叨叨，也抹过眼泪。终于盼到头了，上级给营里一个幼师指标。考虑到晓玲是高中毕业，组织打算叫她到幼儿园工作。没成想，林正书把这个指标又让了出去。他对晓玲说：“叫副营长老谭的妻子上班吧。老谭不容易，家里负担重。再说，老谭妻子是农村的，从来没尝过上班的滋味，你就让她尝尝！”
战士陈庚库家里连遭变故。母亲和岳母相继去世。1990年2月，小陈回大庆家里过年，妻子先天性心脏病突然发作，住院不但花了仅有的一点积蓄，还到处借钱。林正书知道了小陈的苦处，带头捐款100元。全营干部人人伸出援助之手，共拿出1350元。
架线连司务长迟万刚永远不会忘记：架线连在大兴安岭施工时，老林曾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救他的命。更让他难忘的是，林正书举家南迁，他从连队仓库里拿了两捆铁丝，找了几个战士帮助包装。当大家将捆扎好的东西搬上车后，林正书掏出150元钱交给迟万刚，说：“这是付给连队的铁丝钱。”小迟连忙摆手：“你是咱连老指导员，用两捆铁丝怎能要钱呢？”林正书说：“咱们连队的穷家底我是知道的。我怎么能白用铁丝呢？”见林正书说得毫无余地，小迟只好把钱收下。
“一个人生命的长短，取决于对时间的利用”
1990年底，林正书由汽车营教导员提升到集团军驻镇江干休所任政委。
多年来，这个干休所困难重重，几台破车，跑起来稀里哗啦，老干部用车困难；社会上的通信日益发达，可老干部家的电话不是挂不通，就是嗡嗡响；老干部看病吃药用费有时也令人大伤脑筋。林正书上任后，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寻求解决的办法。经过调查研究，干休所党委定下了方针，一切不等不靠，艰苦奋斗，靠自己的双手改变面貌。
很快，林正书便带着借钱买来的3台旧翻斗车和6个人组成的施工队，投身社会上火热的工程建设中。他们的足迹遍及北国江南。住过工棚，住过渔船，住过街亭，住过仓库。酷暑，他与大家挤在一起流汗；严冬，他经常睡在门口靠风的地方，为同志们遮挡风寒。
在施工队中，林正书与大家一样吃大锅饭菜，有时，一锅面疙瘩也是一顿饭。施工紧张的时候，他们经常干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没有文化娱乐，没有条件洗澡。他们到远处施工，一走就是大半年。在近处施工，十天半月家里见不着个影儿，回来一次瘦一圈。张晓玲对人说，我不仅看人家两口子一起看电影嫉妒，连人家吵架都嫉妒。这次，老林带人在镇江修路，离家不到10公里，可有6天没回来了。
一天，林正书出乎意料地回到家中，但浑身上下全是泥土，汗水把脸冲得一道一道的，一股汗酸味扑鼻而来。
张晓玲放好了洗澡水，林正书却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她轻轻叫醒他，林正书微微一笑：“太困了。”说着进了浴室。张晓玲为他准备好内衣，等了好大一会儿不见他出来。进浴室一看，愣了，林正书泡在澡盆里睡得正香……张晓玲流泪了，老林呀老林，你还有完没完？在架线连你拚，在高炮团你拚，在汽车营你拚，到干休所你还拚，你看你拚成啥样了？刚认识你时，棒小伙子140多斤，现在不到100斤了……
林正书就是这样的个性，干啥就要干得最好。他常常对工作人员讲：“想干的事，是正道，不要怕困难多。没有困难，就没有成绩。困难越大，成绩越大。”一天晚上，月亮躲到山后去了，夜静得出奇。“咚咚咚……”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张晓玲拖着鞋跑出去开门。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只见林正书戴着墨镜，脸上和右手缠满了绷带，浑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肉皮烧焦的气味。扶他回来的战士讲，他们在工地夜战停电了，政委接保险丝被电打了，眉毛烧光了，眼睛肿得像血桃一样，看啥模模糊糊，手背也掉了皮。
第二天一早，林正书像往常一样，四点半就起了床。
张晓玲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林正书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了。1994年6月8日，他倒在了工地上。张晓玲和战友们把林正书送进医院。检查之后，医生偷偷告诉张晓玲，正书患的是肝癌，晚期。
张晓玲哪里经得住这重重的一击，整天以泪洗面；干休所多次研究救治事宜，只要能治好他的病，不惜代价；老干部们情绪激动，就像战争年代抢救受伤的英雄一样，他们说：“只要能治好林政委的病，我们不吃药也行”……
可是，林正书偶然间知道了自己真实的病情，却冷静地说出了与众不同的意见。他找来干休所所长，提出了不容置疑的要求：“我这个病，就是神仙来了也没招了。现在，干休所还很穷，那点钱还是用在所里的建设上，用在老干部身上！”
林正书的心血没有白费。他来干休所三年，生产收益年年翻番。老干部们吃药难、用车难、修房难等难题一个一个地得到缓解……
1994年9月的一天，林正书觉得自己的精神很好，提出要到工地上去看看。医生相信他的毅力，同意了；干休所领导理解他的心情，默许了；妻子暗暗地说，“要是有气力，也该回家看看，正书已经半年没进家门了，以后怕是没有机会了……。”
在工地上，他靠别人搀扶，一步一步挪动着，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和大家聊聊工程，他问得很细很细……几名小战士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止不住流泪。
12月29日下午5时，林正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95年1月2日，林正书的遗体要火化了。按照他的遗嘱，除了本机关工作人员和他的亲属，没有通知任何人。然而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栗子山殡仪馆里里外外站满了人。凡是能行动的老干部都来了。一位患严重心脏病、从不参加这类活动的老婆婆第一次走进灵堂，缓缓走到林正书的遗体旁，哽咽着说：“林政委是为我们大家累死的呀！”顿时，灵堂里一片悲泣。
林正书从容地走了。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怀念着他，理解着他的人生。林正书13岁的儿子林晨，在今年“八一”建军节那天，给爸爸写了一封信。他写道：亲爱的爸爸，您常说，一个人生命的长短，取决于对时间的利用。您才41岁，走得太早了。不过，按照您的工作时间来计算，您已经提前跨进二十一世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