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公有制——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有制论文,而作论文,周年论文,为纪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对待公有制，尤其是如何对待国企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焦点问题。现在主张“国企从竞争性、盈利性行业退出去”，甚至干脆提出“政府从所有者地位退出去”的观点已相当普遍。上述观点的持有者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兼容，公有制天生注定搞不好；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在处理不同所有制企业关系时容易有失公允，不能“既当裁判又踢球”。这涉及到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关系问题，涉及到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首要问题是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新的一届政府“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纲领中，提出三年国企改革到位和政府机构改革到位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的关系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实践意义。本文仅就以下几个问题谈点认识，以就教于理论界同仁：
(1)国企能否退出竞争性、盈利性行业；
(2)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兼容；
(3)市场经济下的公有制如何实现。
二、国企能否退出竞争性、盈利性行业
我们的观点是否定的，即国企不能退出竞争性、盈利性行业。下面从公有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或产权演进的规律以及从公有制为什么能使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一）产权关系的演进规律与公有制产生的必然性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揭示了以下产权演进的规律：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小生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必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相应地，个人的、分散的然而是多数人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少数人的生产资料，这一转变马克思称作为“第一个否定”；而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规律的作用，通过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多数资本家的财产被剥夺，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随之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地，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为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将被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所代替，马克思把这次否定称作为“否定之否定”，即对“剥夺者的剥夺”。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实行公有制”，“共产党人要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按这种理念来处理产权关系，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模式。实践证明，这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模式是行不通的，必须改革。但在怎么改的问题上，人们又存在着根本分歧。一种观点是否定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认为它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虚幻的理念，由此指出中国的产权改革就是让国企退出一切竞争性、盈利性行业，实行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另一种观点，则对改革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私人产权持反对态度，认为它将毁掉中国的社会主义前程，仍然困守在传统的公有制理论的框框中。尽管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但它们产生于同一根源：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的理论；不认识产权演进的客观规律。下面让我们对产权演进的规律做些探索性说明。
私人产权的存在和发展：它是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即人类社会出现剩余产品，但又不足以实行按需分配阶段的产物。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和劳动还只是谋生手段的条件下，私人产权是不可避免的。按劳分配与私人产权是一面镜子的两面，只要实行按劳分配就必定产生私人产权。其道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由按劳分配获得的收入除消费之外，必有节余，而且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随收入的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产生的节余会更多。对这种节余的处置无非有两种方式：其一，无偿奉献给社会，这样不会有私人产权，但也用不着进行按劳分配了。其二，将节余拿来投资，获取更多的收入，这样一来，私人产权便产生了。现实中，第二种处置个人节余的方式才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我们企图消灭私人产权而保留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在做着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还可以做出推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的收入会不断增加，因此，私人产权向着不断增长的方向发展。
公有产权的形成和发展：私人产权是适应个人要求、满足个人需要而产生的产权形式。公有产权是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满足人类的共同需要产生的产权形式。公有产权尽管以公共或社会的方式运作并直接服务于整个社会，但归根到底有利于个人的幸福和发展。因此，可以说，公有产权是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满足个人需要而需要借助集体或共同的力量来达到时而必然产生的一种产权形式。任何个人，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主体，他们都不是孤立的、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体，而是具有社会性，发生着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有各自的问题和各自的利益，但也存在着他们的共同问题。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需要共同的手段，而公有产权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国家财政收入是一种重要的公有产权，它是为解决国民公共消费问题而产生的。一般地说，公有产权形式主要产生于以下情况：(1)个人或单个社会活动主体无力承担或不愿意介入而为社会所必须的事业，如公共设施、基础研究、国防、法制机构、教育、卫生、防洪抗灾……等，需要公有产权形式来承担。(2)关系国计民生、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部门，不宜私人掌握，必须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来从事或经营，其产权形式只能公有。(3)国家要对经济与社会实行有效的管理和强有力的调控，仅靠行政、法律、计划等政权的力量还不行，还必须成为所有者。(4)根据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对私人企业进行赎买，对非法资产所得进行没收，征收遗产税等等，这些都会形成公有产权。以上这些情况，几乎对所有性质的国家都是同样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国有企业或其它各种公有产权形式的原因。例如，80年代，在美、英、法、日、西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国有企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高的达30%多，低的也在20%左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公有产权的存在除了上述一般原因之外，还有着特殊原因，这就是我们所奉行的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观和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资本存在的条件下，资本要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是不可避免的。谁拥有越多的资本，谁就能越多地获取利润，越迅速地积累财富；在允许少数人无限制地积累资本的条件下，要实现共同富裕和解放全人类的奋斗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状况也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国家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本和获取资本收益，这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所决定的。公有制主导地位就像国家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中起领导和决定作用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且由于下述两个基本原因，公有产权具有不断增长的趋势：(1)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经济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产生的共同需要也会日益增长。(2)资本自身的增值规律。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社会主义的私人产权和公有产权的存在有着客观必然性；这两种产权形式将向着双强的方向发展，即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有产权和劳动者源于劳动而取得的个人产权都在增长；当这两种产权的充分增长使得产权这种商品能够满足社会按需分配而近似地成为无限供给的产品时，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界限才会消失。
在说明上述产权关系的演进规律之后，现在再来看看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理论和公有制理论，我们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不是一步到位、一下子能直接实现的，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并且可以预见，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的产权形式必然是一种混合的或者说是多元的产权形式，既有公有产权，也有私有产权；而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资本论》第一卷，830页）一样，过渡阶段的公有产权形式也是多层次和多种多样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过渡阶段的错综复杂和色彩斑斓的产权图案。
根据上面所揭示的产权演进规律，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既不能固守于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排斥私人产权存在的合理性，也不能仅对私人产权情有独钟而无视公有产权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正是公有产权的这种客观必然性决定我们的国企不能退出竞争性、盈利性行业。
（二）公有制是使社会主义优于和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从本质意义看，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和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他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揭示和分析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并认为这种状况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产生，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指出只有剥夺资产者，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即实行公有制，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管在前面我们从理论上论证了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所达到的生产力条件下，私人产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消灭私人产权、实现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的不可能性，对马克思的公有制或产权理论做出了修正；但绝不能由此而否定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相反，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并得出的上述结论是符合逻辑的。尽管消灭私人占有，实现完全的公有制是不可能的，但必须建立起公有产权制度并让其起主导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公有制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精髓所在和光辉之源，否定它，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和整个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公有制理论的真理性。马克思以后的一百多年，尤其是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资本主义仍然获得很大的发展。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我们可以从多方面的原因做出解释，如科技革命，世界市场的开拓、国内生产关系多方面的调整等；而其中产权关系的变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尽管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两极分化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但资本主义的公有成份在增加，这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增加，国家垄断和干预的加强，遗产税的开征和较重的税率等方面表现出来。公有成份的这种变化成为调节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又是有限的，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两极分化状况，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自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是以30年代以前那种大危机、大萧条、生产力大破坏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以长期的停滞或低速增长的方式表现出来。不少人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来解释这种停滞和低速增长，而是以一种“基数大”理论来解释，认为资本主义会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其增长速度要降下来。我们认为这种理论不科学或者至少说它没经过起码的论证。相反，利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和产品补偿与价值实现理论，我们可以证明经济的增长速度与经济规模无关。
相对于基年，第一年扩大再生产后，经济增长速度为：
(6600+3200)-(6000+3000)
g[,1]=────────────────=8.9%
(6000+3000)
同理，我们可以计算出第二年扩大再生产后的增长速度g[,2]=10%；而且还可以发现只要前面假设条件不变，经济系统每年将以10%的速度永远增长下去，而与经济规模的大小无关。如果以代数的方式代替以上具体数字的演算，通过推导可以得到经济增长速度的一般表达式为：
αImI
g=──────────
1+jI
这一表达式同样说明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规模大小无关，因此，“基数大”理论是没有依据的，用它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低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低速增长呢？这里我们还是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出发。前面我们以它来论证经济增长速度及其有关的因素，其中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在内：一、二部类之间互为市场，一、二部类内部不同生产单位之间互为市场，生产与需求相协调，市场是出清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极端简化了的一般均衡模型。从中不难看出，经济增长速度g除与m'（剩余价值率）、α（积累率）和j（资本有机构成）等因素有关外，也与经济系统的均衡状况密切相关。经济系统失衡表现为总供求失衡、结构性失衡和资源的闲置。其原因基本上可以从管理和制度两个方面来寻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比较，往往也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看谁能更合理地配置资源以取得更高劳动生产率。管理对资源配置影响也包含着上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认识能力和决策水平对管理效能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是制度方面的因素，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所导致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属于这方面的因素。二战后的资本主义，通过垄断、国家干预、计划、跨国公司和企业兼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况，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制度方面的因素除上面提到的影响社会生产的组织管理水平之外，更重要的是影响到社会资源能否充分利用，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消费力能否均衡的问题。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无限扩张的趋势和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的市场相对于资本无限的供给能力来说总是显得那样狭小，导致生产过剩、积累率下降和资本过剩，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或低速增长。只要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私人占有状况不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确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需要而仍然是为了资本增值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或低速增长的状况就不会改变。相反，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导，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实施共同富裕，它有可能从管理和制度两个方面较好地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相互协调，保证经济系统的总体均衡，实现社会资源最大限度的利用，从而导致经济持续和高速增长，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这里的关键是马克思指出的要实现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到公有制的转变。
我们有一种预感：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由于其封建、封闭、拒绝变革和排斥市场经济，被立国仅二百来年的美国远远抛在后面，这是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在社会主义踏上改革的征程以后，只要它不同资本主义“并轨”，今后的历史将有可能是：资本主义将由于保持其一统天下的私人占有和两极分化，拒绝实行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变革，其经济将长期处于停滞或低速增长状况，这样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超越并被社会主义远远抛在后面。这可谓三百年河西，三百年河东；但这不是风水轮流转。
但是有很多人并不相信，社会主义改革以后，既能搞市场经济又能保留公有制，这里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需要论证的问题，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兼容？
三、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兼容
这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的新提法，这个老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时人们提出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商品生产？为什么国有企业之间的产品必须当作商品来交换？回答了上述问题，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自然也就解决了。
现在的情况是，不管是来自“右”边的还是来自“左”边的都同样认为：私有制同市场经济天然配套，公有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天然不配套，不过两者的政策取向不一样。来自于“右”边的以此为由主张缩小或取消公有制，建立起适合于市场经济的私有制基础。来自“左”边的则以此为由，拒绝市场取向，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去。这是两种极端的状况，按他们的主张，中国要么就是资本主义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要么就走纯公有的排斥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中间不存在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多数人，尽管在感情上坚持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在国企存在问题较多的情况下，态度也有所犹疑，且在理论上也解释不清楚到底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兼容并如何理解这种兼容。以上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实践。下面我们根据马克思的商品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劳资关系理论来解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形式，由于它们是不同利益主体，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商品生产者的关系，集体形式的公有制同市场经济是相容的，这一点相信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现在的问题是，国企之间的关系是否商品关系？全民所有制同市场经济是否兼容？
就全民所有制本身而言，因为生产资料同属于一个所有者，它不会产生商品关系，不会产生市场经济。这正如一个人的钱分存在他的各个口袋中一样，都是属于他的，从这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用不着当作商品来交换，“不兼容”论者的思维仅停留在这一层次上，故得出公有制与市场不兼容的结论。但这里我们要问：生产资料作为一堆死物，不管是公有还是私有，如果没有人的介入和对它的利用，社会能有经济活动吗？！而如果人一旦介入，利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情况又会如何呢？因此，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生产资料，即物这一层次上，必须往深层次探索。
现在我们要首先弄清楚全民所有制和国有企业这两个范畴的联系和区别。国有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但还不仅于此，它还包括劳动者，它是劳动者和国有生产资料的结合体，企业的活动是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和进行产品交换的过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不是生产资料这种死物，而是企业，其实质是劳动者，其活动的内容是劳动者劳动的交换。一旦我们将目光从全民的生产资料这种物移到国有企业，移到国有企业的劳动者运用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产品生产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各自生产的产品中除将同一个所有者（国家或全民）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以外，还分别将他们的劳动追加到产品的价值中去，而各个企业的劳动者追加到各自产品中的劳动又是不同的。数学上的A=A，当B≠C时，则A+B≠A+C的规律在这里同样适用；而且不仅是量上不等，在质上（所属关系）也是不同的。这就是说，国有企业的产品价值中尽管有一部分（生产资料转移过来的）是公有的、属同一个所有者国家或全民，但另一部分（各企业劳动者以劳动追加到产品上的价值）是分属于不同所有者且量上也是不等的。这两部分价值共存于各国有企业的各产品之中。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产生的历史和条件时曾经这样指出过：“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资本论》第一卷，55页）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和劳动还只是谋生手段条件下，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产品都基本符合马克思上述的“作为商品互相对立”的条件，它们都必须通过市场进行等价交换，只有这样才能为劳动者所接受。这就是国企之间的产品为什么是商品以及公有制为什么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根本原因。在解释这种原因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得到深刻的运用。
四、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问题
“不兼容”论还有一个依据就是：国企改革搞了20年，仍然亏损严重，没有搞好；国有资产无人负责，流失严重；公有制注定它搞不好。理论和实践都迫切地需要我们回答：公有制是否注定它就搞不好？如果不是，又怎样才能把它搞好？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要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实现问题。
（一）公有制实现的含义
公有制的实现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含义：(1)公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2)公有资产所获得的收入，即资本的收益要由其所有者（全民或集体）支配，为所有者服务。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所获取的利润仅由这个企业支配，所有者没有发言权，出现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状况，这就谈不上公有制的实现了。
我们以上仅就结果来定义公有制的实现，其实公有制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它的投资决策到运营管理和监控，再到资产权益的支配，包含着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但这些活动和过程最终必须体现为以上结果。
（二）公有产权能否实现
从实践上看，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正面的例子，但也可以举出很多的反例。先举反例：70%左右的明亏或暗亏国有企业；一个又一个的几亿、十几亿砸进去的项目，堵不胜堵、防不胜防的国有资产流失；像于志安、管志诚、褚时健等这样一批国有资产蛀虫式的“老总”……。现在让我们看看正面的例子：全国尚有20%左右这样一批搞得好和比较好的公有制企业，如长虹、海尔、春兰、康佳、邯钢、宝钢、许继集团、贵州醇酒厂等是它们的姣姣者；有一批既忠于职守又有杰出决策管理才能的企业家；从国有资产管理的角度看，全国出了像深圳、上海等这样一些对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得比较好的城市。深圳市在全国率先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设三大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深圳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980年深圳市国有资产1.6亿元，到1996年为26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46.31%，实现利润对应的数字为0.61亿元、45.9亿和43.0%。1995年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中，深圳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排位第23，但其实现利润排位第4。净资产报酬率全国为3.7%，深圳为12.9%；全国资本收益率为3.9%，深圳为21.5%；销售利润率全国为2.0%，深圳为9.8%。上海也是最早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城市之一，其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也做得很好，尤其是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高科技产业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
尽管存在着众多反例，但正面的例子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出国企搞不好，公有产权不能实现的结论。从国外的国有企业情况看，也是有一批搞得很好的。再对那些反例做深入些分析，我们会看到，有些企业搞不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因造成的；有些问题则是由于体制和机制问题没有解决好所造成的。尽管改革已经搞了20年，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改革还没真正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还没有找到一套适应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较好国企的体制、机制和办法；而这种状况又是与我们对公有产权实现理论的研究跟不上密切相关的。
现在我们从理论上说明公有产权实现的可能性：
1.前面我们已经作过论证，公有产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一种具有必然性的事物，或迟或早会为人们所认识、关注和重视。如一座由政府出钱修建起来的拦洪坝，一旦居民认识到它是用来保护自己免受洪水泛滥之灾时，他们是会爱护它的，对于个别人的破坏行为他们也会起来制止。公有产权受保护程度，取决于人们对它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作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而人们对公有产权的重视程度又取决于它对人们所做的贡献。当然也取决于党和国家的宣传、教育以及采取其它各种措施的努力。有必要指出的是，一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事物其本身就包含着实现的可能性。
2.生产公共品也是一种公有产权的运作方式，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这种产权的运作。如果有一套制度和办法能够使生产公共品的政府官员、法官、警察等人员忠于职守，模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也一定能够找到一套制度、措施和办法使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对国有资产负责。新加坡的公务员有很高的办事效率，其国企也管得不错，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我们现在是国有企业那部分公有产权没运作好，而生产公共产品的那部分公有产权也没运作好。因此，问题不仅仅是国企问题，而是要研究公有产权实现的条件，探索出一整套公有产权实现的制度、体制、机制和办法。
3.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资产所有者通过不断的探索或在工人的逼迫下都能找到一套调动工人积极性的办法；我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企业，工人也作为资产的一员，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从理论上说，我们的国企应当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未能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不是公有产权的原因，而是还没有找到一套好的体制。
4.国外有许多搞得好的国有企业，国内也有许多搞得好的国有企业，分析这些企业产生的条件，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努力创造条件，因企制宜地推广这些经验，必定会把越来越多的国企搞好。
5.搞好一个企业必定要有好的领导班子和杰出的经营者。事实上我国已经出现一批德才兼备的企业家。中国是具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最丰富的是人力资源，不说是百里挑一，就是万里挑一，我们也会有足够的人才来经营好国有企业。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有一套好体制、好机制和好办法来培养、选拔和使用人才。
（三）公有产权实现条件和途径的思考
公有产权的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创造一系列实现条件和通过各种各样的实现途径。公有产权的实现过程不仅是一部社会主义的改革史，而且也是一部共产主义的运动史。由于实践和研究所限，本文不能勾划出公有产权实现的完整图案，仅就其实现条件和途径的主要方面提出些思考。
1.要把握公有产权的最大特点，由此寻找其特殊的实现条件和途径
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所有者不是同私有产权那样只属于一个人，而是属于全民或某个集体。由于这种特点容易造成所有者缺位。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有人便断言公有制“天然”搞不好。我们不能同意这种“天然”搞不好的论调。国外选举总统，这一活动对于全体选民的关系从本质上讲类似于公有产权与其所有者的关系，前者能动员起选民关心选举以期选出一位好总统，后者为什么就不能引起人民的关注呢？但从公有产权的这一特点考虑并借鉴选民选总统的经验，我们认为要实现公有产权，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1)公有产权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动员全民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参予才能得以实现。鉴于此，人大会作为代表全民行使公有产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合适的。当然，全民自觉的参与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党和国家的宣传、教育以及组织发动。
(2)公有产权一定要由有为公思想且有杰出经营管理才能的人来负责才能实现。实际情况已经告诉我们，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一定有足够的这类人才来满足公有产权运作的需要。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善有效的制度、体制、机制和办法，发现和选拔出这样的人才。强调这类人才的为公思想，不是不考虑他们的个人需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2.要认识和把握公有产权实现背景的时代特征，据此选择公有产权实现的路径和策略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产权实现的背景特征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背景特征相比，有着重大的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清一色的公有产权，不允许私人产权存在，且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与这种时代特征相适应，几乎不存在公有产权被侵占的危险；即使有个别人私拿公家的东西，基本上限于个人消费的实物，不存在化公为私的私人资本积累。在这种条件下，公有产权实现中的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即浪费和低效运用出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产权实现的背景特征是，私人产权普遍产生，人们具有私有观念，公有产权处于私人产权的包围之中。在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国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产权对公有产权的态度往往是通过国家限制或阻止公有产权的发展，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倡导以公有制为主体，且实际的经济基础也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因此，私人产权所有者想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限制或阻止公有产权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它必须改变自己的斗争方法，它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就是蚕食公有资产，在资本货币化的条件下，它会通过化公为私，进行息息法斯式的资本积累。根据这种时代特征，公有产权的实现策略是化敌为友，和私人产权建立利益共同体，即在国有企业内吸收私人产权，达到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3.要建立专司国有资产的组织机构和体系
在这个问题上，全国还没有取得共识。实际上，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没有专司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的组织机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及其很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是难以实现的。国有资产的实现要求与这种实现有关的权责利相一致，人权事权相统一，但我们过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是“五马分肥”：干部任免权在组织部，资产收益权在财政部，投资决策权在计委，资产处置权在经贸委。这种状况不改变，国有资产管不好，国企搞不好。现在正在实施的稽察特派员制度和成立国有大型企业工委，这是强化国有资产管理的重大措施，表明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意识大为加强，这必产生积极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改革以来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但我们认为这一制度还需要向前发展和完善，因为根据国有产权的实现要求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在这一制度中，国有产权的有关权利仍然是分散的，收益权、人事权、投资决策权等分离在各个不同的部门和单位，这将难以保证国有产权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我们认为这种制度向着像上海、深圳那样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方向发展是合适的；事实证明，深圳和上海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它保证了国有资产的实现。实际上，现行的制度通过改造是可以向着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方向转变的。国有企业工委、经贸委通过改造可以演变为这样的职能机构；但这是面向全国国有资产，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各方面的关系要比上海、深圳复杂得多。不要操之过急，要在现制度贯彻的过程中慢慢探索，同时也有一个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过程。
4.调整好公有产权所有者与企业劳动者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产品和价值是靠企业劳动者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没有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没有企业的高效率。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基本思路是：让劳动者具有资产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资产者与劳动者建立利益共同体；劳动参与利润分配；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理顺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三者的关系。
5.建立起一整套适合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产权运作的法规体系和基础管理工作制度
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监管条例、国有资产组织机构条例、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国有资产评估，国有资产核算帐户、国有资产收益的使用规定等这样一些项目或内容都应在考虑之列。
结束语
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想通过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将人类推向全面发展或者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又有赖于实施共同富裕，保持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消费力的协调，实现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私人产权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可能导致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任务是由公有产权，尤其是国有产权来实现的。因此，公有制理论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否定了它，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否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面对各色扑朔迷离的改革理论，为了不使改革后的中国同资本主义“并轨”，我们应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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