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以来海外苗学文献的 形成及发展特点
张 晓 蒙祥忠
[提要 ]文章从宏观视角对十九世纪以来有关海外苗族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和不同的社会背景，将海外苗学文献划分为早期海外苗学、殖民时期相互博弈的苗学、“冷战”格局下各自为阵的苗学和交流互渗的当代苗学几个时期，并对不同时期海外苗学文献的形成和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与分析。这些海外苗学文献的生成与流传是特定国际背景下的产物，其主题和内容既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代表着研究者国别的利益诉求。
[关键词 ]苗族研究；海外苗学文献；形成与发展特点；学术史
苗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文化早就在中国的汉文典籍中有所记载。苗族又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阿根廷等国家，苗族的文化魅力及其迁徙历史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长期关注。当前学术界对海外苗学文献的研究尚缺乏较为全面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本文将尝试做这样的梳理。这个尝试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又对中华各民族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海外苗学文献的形成及其发展特点进行梳理与分析，首先需要对“海外苗学文献”的概念进行界定。笔者认为，“海外苗学文献”应理解为“海外的苗学文献”，即不管研究者是哪一个国家的学人，也不管是用什么文字书写，只要这些苗学文献的生成和流传是在海外，都可称为“海外苗学文献”。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外国学人研究中国境内苗族所生成的文献，包括汉文文献和外文文献；二是外国学人研究海外苗族所形成的文献，包括汉文文献和外文文献；三是海外苗族学人研究苗族所形成的文献，包括苗文文献和非苗文文献；四是中国学人研究海外苗族并在海外形成的文献；五是中国学人研究国内苗族，用外文写成并在海外形成的文献。需要注意的是，“海外苗学文献”大多是以“外文”书写，但也有用汉文书写的文献。例如二十世纪中期以前，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在官方用语中曾兼用汉语，因此这些国家出现了大量使用汉文书写的苗学文献。本文将从文献学角度对有关海外苗族研究的学术史做一个宏观梳理，力求总结海外苗学文献形成与发展的特点。
一 、早期海外苗学研究 (1840年以前 )
早在公元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游历中国后就撰写了《马可·波罗游记》，其中就有关于苗族文化的记载，这是西方人士第一次将中国的苗族介绍到西方国家。16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收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和语言等资料。如葡萄牙耶稣会士德·马盖兰斯(Magallans，Gabrieli)于1640年来华游历后撰写了《中国新纪实》，其中就有关于云南、贵州、四川以及广西苗族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记载；法国耶稣会士迪·阿尔德(Du Halde)也曾到过中国，他于1736年撰写的著作《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人的概况》也有不少关于苗族的记载；1830年，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eman)来到广州，并于1832年创办《澳门月报》。他对《黔苗图说》(又名《百苗图》)颇感兴趣，后来将之译成英文；美国另一名传教士威廉斯于1833年来华传教并担任美国布道团印刷师，后来他所著《中国》一书也记载有贵州、云南、广东和广西等地苗族的有关情况。18世纪末以后，中国的苗族开始从贵州等地向滇东南和东南亚迁徙，他们最先进入越南，然后进入老挝、缅甸和泰国等国家。这部分苗族迁居这些国家后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并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苗族的迁徙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西方人与东南亚国家苗族的接触从传教士开始，早期许多关于东南亚的苗学文献均由西方传教士书写。
早期海外苗学文献主要涉及苗族的历史、文化、语言、习俗等内容。这个时期西方传教士进入苗区旅行和考察的时间比较有限，因此他们对苗族的描述大多停留在表面且时常流露出个人的立场和偏见，不过这些文献为西方学界后来的苗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
二 、殖民时期相互博弈的苗学 (1840-1945)
(一)文献初涉期(1840-1885)
从1840年至1885年，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陆续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士、探险家、商人也蜂拥而至，他们在直接接触中国苗族的过程中开创了对苗族研究的新认知。在随后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苗族成为西方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
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西方人士对中国苗族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苗族文化表层的观察和记录层面。研究者急于弄清中国苗族从何而来，他们与清朝的关系如何？其研究目的多为本国的政治利益服务。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对苗族文化的感性认知层面。西方人士往往受到翻译和向导的左右，他们接触到的究竟是苗族的哪个支系也时常含混不清，有的甚至将其他民族的资料混入苗学文献之中，因此这些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精准性都难以保证。
这一时期，法、英、美等国学人深入苗区开展调查，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献。如法国探险家加尼埃(Garnier)的《在印度支那的旅行调查》①附有苗族彩绘图，英国人贝伯(Baber)的《在中国西部旅行与调查》②，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对《黔苗图说》的翻译，英国伦敦教会洛克哈特(Lockhart)的《中国的苗人或土著居民》③，布勒契斯顿(Blakiston)的《长江上的五个月》④和法国语言学家德韦利雅(Gabriel Devéria)的《倮倮和苗子》⑤等。其中，裨治文将《黔苗图说》翻译成英译本并在海外公开出版，标志着海外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中国官方苗学文本资料，尤其关注苗族与大清王朝的关系。德韦利雅的《倮倮和苗子》则从另一个视角开创了苗族研究的现代视野，该书以当时历史语言学的某些新观点和理论作为指导，从语言本身去认识不同民族语言的差异，为日后西方学界对中国和东南亚民族谱系的划分以及语言谱系的界定奠定了基础。半个世纪后，凌纯声等人将中国西南民族划分为苗瑶、百越、氐羌三大族系，其研究缘起便发端于该著作。
(二)势力分割期所涉文献(1885-1911)
随着《中法新约》的签订，法国正式启动了对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殖民统治活动。1887年，法国宣布将越南南部、中部和北部以及柬埔寨合并组成印度支那联邦，并于1899年将老挝并入印度支那联邦，进而确立了法国对印度支那地区的完全殖民统治。[1](P.133-135)为了巩固法国对新殖民地的统治并伺机向中国西南扩张势力范围，法国积极资助和鼓励本国学者对越南、老挝等国的人文地理进行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海外苗族研究得到较大发展。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与经济领域的品牌存在异同。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公共图书馆品牌、国家文化品牌三者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
法国在这一时期对苗族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对苗族的研究当属该时期的最高水平，他对东亚、东南亚苗族展开的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为日后法国的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他对中国历代典籍以及相关苗学文献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故其研究成果引起了法国学界对苗族文化的极大关注。当代法国各博物馆中所收藏的苗学文献，特别是《百苗图》和《皇清职贡图》的早期传抄本收藏，就得益于伯希和的影响。
汤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汤家举家哀痛的同时，也为结识侯大同这样有情有义的好人而心存安慰。整个寻找过程，侯大同说话很少，但他的坚持，深深打动了汤家老少，汤翠的父母甚至因此怀疑侯大同是汤莲的恋人。汤翠找姐姐最要好的几个同学问过此事，得到了她们的一致否认。侯大同老实得有点木讷，功课也一般，汤莲怎么能看得上他？即使有恋，也是侯大同一个人的暗恋。
这一时期英国的苗学研究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利特尔(Archibald John Little)著作《通过长江咽喉——在中国西部的经商和旅行》⑥对苗族的风俗习惯等有详细记叙；戴维斯(Davies)著作《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⑦充分体现了英国的战略目标；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R.Clarke)所著《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⑧对19世纪初贵州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和生存状况进行了描述和探讨，是苗学研宄中常被引用的经典名著之一；柏格理(Samuel Pollard)、邰慕廉(Frank J.Dymond)所著《苗族纪实》⑨对1904-1908年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了详实介绍，其中还专门描述了“苗族文化复兴圣地”贵州石门坎的建造历程，分析了苗族人在皈依基督教前后的生存状况；而乔治·威廉·克拉克(Clarke,George William)的《贵州与云南》⑩《译〈黔苗论稿〉》等著作对苗族的深入研究实属难能可贵。当然，这些苗学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的战略意图，即如何使英国将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与南亚连成一片，进而便于经营东南亚和中国西南。
此外，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也在该时期接触到苗族文化，他于1902年至1903年间亲历中国西南各省，其代表作《苗族调查报告》
对中国苗族的语言、习俗、文化、体质等各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记叙和论述。该著常被中国学术界视为难得的海外苗学研究经典著书，它几乎影响了中国几代学人在苗学研究上的思路和方法。鸟居龙藏在此次考察中国后提出的日本民族多源论，对日本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该著以外，鸟居龙藏还有许多未翻译为中文的有关苗学研究的成果。与法英两国研究者相比，鸟居龙藏在文字上占有较大优势，他对中国方志的理解和运用都较为准确、娴熟。从学理层面看，《苗族调查报告》可被视为当时海外苗学研究成果中最为系统的开创之作；但从研究目的和意图而言，该著与鸟居龙藏的其他民族学著作一脉相承，都是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是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出力。该著在表述中始终坚持苗族是一个独立部落群，与中国中央政府的联系长期处于游离状态，这些观点并不符合中国史实。该著的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比如其对中国苗族居民的人体测量就极为粗疏，仅仅根据十几个人的测量结果就轻率断言苗族在体质上与汉族存在很大的差异；再如对苗语词汇等语言资料的记载，其实际水平和丰富程度远不如中国同时期相关论著，而且有些历史资料直接摘自中国典籍。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当时的历史时空架构中客观分析这些海外苗学文献。
(三)整体探索期所涉文献(1911-1926)
⑤参见G. Devéria. Les Lolos et Les Miao -tze, Propos D’uneBrochure De M.P.Vial, MissionnaireApostolique Au Yun-Nan .Journal AsiatiqueouRecueil de Mémoires, tome 18(Sepembre-Octobre 1891).
由于欧洲各国在战后曾一度走向衰败，加之美国忙于巩固其既得利益而无暇插手东南亚和中国西南的民族研究，因此该时期海外学人对苗族文化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一个沉寂期。但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F.M.萨维那(Savina)的《苗法辞典》
和《苗族史》则取得了研究上的较大突破，研究内容都取自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其中关于苗族语言的研究已进入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规范。萨维那在《苗族史》中认为，必须从苗语的角度去分析苗族与亚洲其他民族的关系，不能仅仅从汉文献的记载去分析中国的少数民族。[2](P.2-3)遗憾的是作者并未意识到其研究的苗语仅为苗族西部方言中的一种土语，它并不能代表整个苗语的基本面貌。萨维那对苗族的宗教和历史都有详细的直观描述，他对苗族的传说故事资料也进行了整理，但其结论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原因在于他接触到的仅仅是苗族的一个支系，而且接触面仅限于长山山脉一带。不过此项研究对后来的苗学研究影响很大，它不仅带动了法国学人对东南亚苗族的深入研究，还刺激了中国学人对苗族的系统研究，造就了下一个时期海外苗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的新局面。
(四)国际格局再调整期的文献(1927-1946)
这一时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英、法、德、日等国家对苗族的态度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战略博弈。该时期海外苗学研究的主题聚焦于苗族的政治地位。
这一时期德国学者加入了苗族研究之中，其研究意图是与英法等老牌殖民地国家争夺东南亚，研究苗族现有政治地位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与老牌殖民地国家进行抗衡。其中以德国人贝尔纳特兹科(Bernatzik,H.R)的著作《阿卡人与苗人：远支那应用人类学的问题》
最为典型，该书作者从事调查研究的时间是在1936年至1937年，研究的对象是居住在长山山脉的几个山地民族。从书名来看，“阿卡人”一名出自老挝语，是一个贬称。该群体在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上与苗族相近，但语言差异极大，人口数量和社会发展程度也不能与苗族相比，西方学者对这个群体的研究主要出于政治博弈的需要。作者在书中将苗族称为“苗人”，而不像法国学人那样将苗族称为“苗子”或“蒙人”，这明显具有向苗族表达善意的深远用意。此外，贝尔纳特兹科还分析了人类学在远东地区的研究将要面临的一些困境，从而将苗族研究首次纳入人类学整体研究更为广泛的问题里讨论。[3]
注释 ：
三 、“冷战 ”格局下各自为阵的苗学 (1946-1991)
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陷入战火纷飞的困境，他们既要极力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又要奋起抗击美国的军事干涉，战火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受内外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东南亚国家的部分苗族被迫迁徙到西方国家，他们在新的环境里面临着诸如语言、安置、信仰、文化适应等方面的问题，西方学界对苗族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问题上。这一时期美国和苏联学人介入苗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海外苗学文献研究主题的多元化和内容的复杂化，促使这一时期成为海外苗学文献发展的高潮期。
众所周知，库切是流散写作的代表作家，其文本写作必然呈现其重要的历史观。库切的系列作品中，对于后殖民主义与后种族隔离时代所呈现的白人与黑人间的个中冲突的持续关注与冷静探索贯穿其中，《耻》一书中黑人对露西的强暴场面不能不唤起我们对过去殖民者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恶的记忆。库切在这样的冷静客观的描述中深刻表达了对过去殖民历史罪恶的痛憎，对南非当前社会现实苦难的深切关怀。
驮子虽然过年过节不回家，但你看夏天他有几天呆在岭北的，还不是义乌绍兴的乱跑，你怎么知道他在乱跑时就没让小弟弟一起跑？
老挝经历了多年内战，直到1975年，巴特寮才推翻老挝皇家政府，成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老挝发生内战期间，有的苗族支持巴特寮，有的苗族支持美国扶持的老挝皇家政府一派。内战结束后，老挝苗族除了部分留在偏远山区坚持小规模的反抗之外，大约三分之一的苗族在无奈之下选择了充满危险与苦痛的流亡生涯。苗族军官王宝率领的部队及一部分苗族先后逃离老挝，涌入泰国。后来在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一部分苗族又远徙美洲、欧洲和大洋洲，东南亚苗族就这样从东半球迁徙到了西半球。[4](P.3)伴随着这一迁徙过程，移民西方国家的苗族群体日益引起西方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接受苗族移民的部分西方国家还专门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将苗族问题列入科研计划并投入大量资源，对这一新的特殊移民群体展开了研究。
移民美国的苗族群体在适应新国家、新环境的过程中面临种种困难，他们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受到了新的挑战，这些问题成为海外学界重点研究的议题。法迪曼(Fadiman)的著作《鬼怪抓住你，你就跌倒了》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法迪曼在一个移居美国的苗族家庭生活了较长时间，重点观察苗族如何利用传统医学手段对一个身患癫痫病的儿童进行治疗，试图从各个方面向世人揭示文化差异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复杂性[5](P.2)。哈密尔顿-梅里特(Hamilton-Merritt)的《悲伤之山：苗族、美国人和老挝的秘密战争(1942-1992)》
追溯了老挝苗族从“二战”到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政治动荡与艰难历程。陈素贞(Chan,Sucheng)的《“Hmong”就是自由：在老挝和美国的生活》
记录了美国苗族在老挝的生活状况及其迁徙美国的艰难过程，以及他们移民美国后在生活上所面临的各种不适应、所感受的各种文化震撼等。西莫娜德(Symonds)的《引来灵魂：一个苗族村子社会性别与生活循环》
从女性的视角去分析苗族文化，关注泰国苗族的人生观、宇宙观和社会性别等，该著为学术界提供了对海外苗族女性社会地位变迁的解释与分析文本[3]。美国苗族学者杨道(YANG Dao)的博士论文《转折中的苗族》从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等角度为切入点探讨老挝苗族的经济，其研究内容与苗族的发展息息相关，研究风格与澳大利亚学者威廉-格迪斯(Geddes, William R)较为相似。澳大利亚苗族学者李亚(Gary Yia Lee)的博士论文《发展政策对白苗社会经济的影响》从社会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视角对泰国一个白苗乡村社会进行了研究，该成果在以西方学者为主的东南亚苗族研究中提供了一种“反转视角”的研究，并与格迪斯在有关经济人类学方面展开对话。[6]总的来说，这些文献涉及的主题主要想表达两个方面的意图：一方面揭示苗族在动荡的历史政治背景中的尴尬地位，并间接揭示美国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致力于宣扬迁居美国、欧洲、澳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苗族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巨变，以此表达美国及西方国家对苗族移民群体的重视。
这一时期，苏联学者应我国政府的邀请也积极投入到中国苗族的研究之中。他们的工作目的和任务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立场，主要服务于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苏联学者对中国苗族的研究重在探讨其族属问题，我国学者对苗族内部支系和地方群体的划分以及系统整理就与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关。其中伊茨(P.Ф.итс)的《苗瑶与蛮的族属关系》
和《东亚南部民族史》
等著作比较有代表性。伊茨等苏联学者的工作成就和研究成果主要得益于中国学人的鼎力支持和参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术成果由中国学人完成，不过苏联学者的著书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因子。此外，他们使用俄文或其他文字在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发表的成果，更能全面地反映苏联学者在苗族研究领域的思想、观点和立场。
除美国和苏联学者之外，其他苗族移民国家也有不少学人开展了类似研究工作，他们同样关注苗族移民群体在新侨居地的文化冲突、社会协调以及苗族为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并在他们的艺术、文学、舞蹈、工艺等作品中加以展示。例如，法国语言学家乌德里库尔(Ardré G.Haudricourt)的《苗瑶语历史语音学导论》
是一部纯粹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论著，其中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在于西方学者如何对苗语亲属谱系的归类定位；居易-莫里尚(Morechand, Guy)与雅克-勒穆瓦纳(Lemoine, Jacques)专门针对苗族撰写了民族志作品，其著作被认为是苗学研究领域最有权威和学术价值的早期人类学作品。[3]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莫里尚就开始关注苗族的巫文化，其《苗族的巫术》
分析了老挝青苗的相关仪式以及在苗族社会与医疗中巫术所发挥的重要文化功能。英国语言学家唐纳(Gordon B.Downer)的《汉、傣、苗、瑶语音比较》
是一部鸿篇巨著，其意图是将东南亚不同文化谱系的民族语言加以对比研究并融入前人的诸多研究成果。对苗族语言研究而言，需要明辨出自不同支系和不同语言的材料，但在那个时期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因此唐纳的著作留下了很多值得探究的问题。澳大利亚学者威廉-格迪斯的《鸦片与苗族：生态调整研究》
和《山地的移民：泰国青苗的文化生态学》
别开生面，从生态视角探讨苗族的当代变迁，并将苗族种植鸦片视为其卷入全球化经济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迁并非苗族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战乱所致。苗族在当时的条件下选择鸦片种植实属无奈之举，这也折射出苗族在外国干涉势力胁迫下的辛酸经历。
⑦参见Davies. H.R. 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First Edition, 1909. (Re-pri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此外，日本学者在这一时期对苗族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在对中国苗族的研究中，他们似乎放弃了将苗族定义为独立部落的传统观念，开始致力于探讨苗族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关系。在对东南亚国家的苗族研究中，他们主要关注苗族的风俗习惯、鸦片种植、跨国迁移、文化调适等问题。比如青木千枝子的《老挝的苗族》
、竹村卓二的《近来关于泰国北部山地民族的人类学调查成果(动向与展望)——以瑶族和苗族为中心》
和白鸟芳郎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近邻诸民族》
等文献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日本学者在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境内做的田野调查工作，对揭示苗族文化的某些特点具有很大的帮助。
四 、交流互渗的当代苗学 (1992-)
随着世界格局的剧变，各国学者之间的对话机会和频率逐渐增多，海内外学术界都有机会和条件进入不同国家的苗族社区展开调查研究，苗学研究也因此而逐步实现了常规化研究。海外学人进入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也蔚然成风，全面认识苗族历史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21世纪以后，欧美学者对苗族的研究转移到生活在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中的苗族移民散居群体，并对苗族在老挝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价。由于苗族移民到美国的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因此美国学人对美国苗族的研究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美国苗学研究从苗族移民最初的难民安置、社会适应等专题，逐渐扩展到教育、社会、医学等领域。
美国学者哈密尔顿-梅里特(Hamilton-Merritt)的著作《悲伤之山：苗族、美国人和老挝的秘密战争(1942-1992)》追溯了从“二战”到20世纪90年代整个老挝苗族动荡而苦难的经历，其结论中关注到这一部分苗族在老挝、泰国和西方国家的现状。[8](P.7-11)马克·法菲尔(Mark Pfeifer)主编的论文集《离散中的多样性：21世纪的美国苗族》反映了美国苗学研究的最新情况，认为苗族成为跨国族群既为美籍亚裔研究增加亮点，又为种族和国家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9](P.3-8)作者一改以往美国学者将苗族作为难民的身份研究，重点对苗族移民的文化适应性问题进行探讨。此外，英国学者王富文和澳大利亚学者李亚长期在中国、老挝、泰国、越南、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田野调查，他们合著的《澳大利亚苗族：文化与散居》
和《苗族的文化与习俗》
等成果对世界范围内的苗族有着非常全面的理解。
2013年 ，ONGAROD和OUSTERHOUT J在《In Search of An Understandable Consensus Algorithm》一文中提出了Raft共识算法[5]。作者基于Paxos进行了改进，使之更容易理解。它与Paxos相当，对构建实际系统起了促进作用。目前百度公开了Raft开源实现代码。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学者仍然保持着对中国苗族的研究兴趣。在此之前涌现出来的著名学者继续在各自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大量论著，其中以铃木正崇和金丸良子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2012年，集铃木正崇三十年苗族研究之大成的著作《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族想象力之变容》
一书由日本风响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自1988年至2010年期间发表的9篇苗族研究代表成果；金丸良子的《越南北部的少数民族——以Hmong(苗)族和Dao(瑶)族为例》
则从整体上深入研究了越南苗族。这一时期，日本还涌现出新一代苗族研究学者，很多研究者将其成果与90多年前鸟居龙藏所著的《苗族调查报告》进行了比较。
《钱塘江幻想曲》谱写于1934年，彼时李树化到杭州工作已经六年，他已成了一个杭州人，以主人翁的态度，热情谱写、热烈歌唱了西湖和钱塘等名水圣湖，用音乐来刻画祖国山水之壮丽和可爱。淼淼西湖，浩浩钱塘，曲院风荷，柳浪闻莺，都是他获得创作灵感的源泉，音乐既表现了西方人尊重自然、亲近自然的情怀，也有中国文人吟赏山水、咏叹人生的胸襟。（待续）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杨庭硕教授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苗学通史”课题组成员的帮助，特此鸣谢！)
结语
苗族是一个分布地域辽阔、内部支系纷繁的民族，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中国学者，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触到苗族的某个部分，都存在着时空场域上的巨大差异。因时空场域不同、国内和国际形势不同，不仅研究目的和方法会随之而异，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也各有不同。
海外苗学文献的生成与流传是特定国际背景下的产物，其主题和内容既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代表着研究者国别的利益诉求。而这些时空架构所赋予的文献潜台词，往往既是资料收集的指南针，也是研究者当前收集整理海外苗学文献的必备依据。因此，今天我们在收集整理海外苗学文献时，需要进一步明辨这些文献的时空架构，并遵循历史依据揭示相关文献与其所处时空背景的内在关联性，才能正确认识海外苗学文献的价值与意义，为进一步深入开展苗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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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时期中国也涌现出一大批在海外从事苗族研究的学者，如杨鹓、石茂明、张晓、吴晓萍、杨志强等，他们主要关注海外苗族的文化变迁、社会适应、政治权力等问题，其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学人开启了海外苗学研究的开端。
贝尔纳特兹科着重于对苗族社会结构和实力地位的探讨。他关注到苗族虽然在东南亚的政治格局处于边缘地位，但无论是在越南还是在老挝，其分布区域较广、人数也较多。而这两国的主体民族虽然政治地位较高，但其实际控制区和生息区仅限于湄公河、红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因此从地缘范围来看，苗族的分布占有很大的优势，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政治边缘地位的不足。
①参见Garnier Francis.Voyaged’Explorantion en Indo-Chine Effectue Pendant Les Années 1866,1867 et 1868,Paris:Librairie Hachette et cie,1873.
②参见Baber, Edward Colborne.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Supplementary Papers 1:1, London: 1882.
③参见Lockhardt, William.On the Miao-tsze or Aborigines of China(Transactions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 177-185,London：1882).
④参见Blakiston, T. Archibald John Little. 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 With a Narrative of the Exploration of Its Upper Waters and Notices of the Present Rebellions in China. (Re-pri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是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也爆发了类似的革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中国在反同盟国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列强不得不承认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平等地位。1922年签订的《华盛顿条约》虽然在字面上尊重中国主权，但当时的北洋政府却无法在实质上获得国家的地位。这样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为欧洲各国和日本等国对苗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条件。法国因继续巩固其殖民地的需要，其学人在伯希和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更为深入广泛的苗学研究；日本学人因忙于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研究，为了巩固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而暂时搁浅了对东南亚的苗学研究；英国学者则继续以缅甸为基础深入云南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但研究规模和研究深度却受到国力所限而滞后于法国。
⑥参见Little, Archibald John.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or Trade and Travel in Western China, London, 1888.
与此观点相似的研究还有英国学者王富文(Nicholas Tapp)的《主权与反抗：泰国北部的白苗》，该著明确指出泰国北部山区的苗族对当代经济、政治和宗教信仰三个方面做出了艰难决策[7](P.5-9)。其中，经济困境指的是以鸦片种植为主要经济途径的生产方式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政治困境指的是支持泰国国家政府还是支持泰国北部的泰国共产党；宗教困境指的是接受泰国主流的佛教或传教士的基督教，还是继续坚守苗族的传统宗教。[3]正确认识苗族所经历的政治动荡历史及其必须面临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抉择，是研究这一时段海外苗学文献的立足点。
不过，出于警惕，为了自保，乔十二郎不敢向老人讲明自己身世，经历过哪些可怕的厄运。直到他因研制爆炸力强大的火药不幸出错，头脸被严重灼伤，老太医没日没夜守护他，为他诊治熬药，精心呵护，最终使他痊愈，乔十二郎才断定，这位老人今生今世皆能托付肝胆，于是，将自己的遭遇和仇恨全盘说出。
⑧参见 Samuel R.Clarke.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911.
⑨参见Samuel Pollard, Frank J.Dymond.The Story of the Miao.London:Henry Hooks,1919.
1)Fe0-PRB技术的除铀机理.其作用机理是通过氧化还原形成难溶矿物，还是铀在零价铁墙样品中以U(Ⅵ)的形式被吸附在水合铁氧化物上面，又或者是其他作用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5)可溶性固形物和可滴定酸含量。可溶性固形物中主要是糖分，其含量高标志着成熟度高。总含糖量与总酸量的比值称为“糖酸比”，可溶性固形物与总酸的比值称为“固酸比”，它们不仅可以衡量果实的风味，也可以用来判断成熟度。随着果实的成熟，果实的含糖量逐渐增加，可滴定酸含量逐渐下降，糖酸比增大。同一品种在不同产地及不同年份，果实的适宜采收期不同。因此，确定某一品种的适宜采收期，不可单凭某一项指标，应将上述指标综合考虑，同时根据生产者的经验来确定。
⑩参见Clarke,George William.Kwiechow and Yün-nan Provinces,Shanghai:Shanghai Mercury Office,1894.
参见鳥居龍藏.『苗族調査報告』.東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人類学教室編．東京帝国大学,1907.
参见Savina. F. M. Dictionnaire miao-tseu-français, précédé d’un précis de grammaire miao-tseu et suivi d’un vocabulaire franoais-miao-tseu.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16 No. 1, 1916.
模型中，i和t分别表示不同省份和年份；C1、C2、C4分别表示投资、技术创新和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应；C3表示非老龄人口比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当C3＞0时，表示老龄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C5表示分配给劳动人口的资源比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当C5＜0时，表示分配给老龄人口的资源越多，越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参见Bernatzik, H. R. Akha and Miao: Problems of Applied Ethnography in Farther India. New Haven, CT: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Yale University, 1970.
参见Hamilton-Merritt, Jane. Tragic Mountains: The Hmong, the Americans, and the Secret Wars for Laos, 1942-1992.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参见Chan, Sucheng, ed. Hmong Means Free: Life in Laos and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参见Symonds, Patricia V. Calling in the Soul: Gender and the Cycle of Life in a Hmong Villa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
参见[苏]P.Ф.伊茨《苗瑶与蛮的族属关系》，李佩娟译，民族史译文集(第五辑)，1978。
适应客观形势变化和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国家陆续出台了与“两法衔接”机制相关的法规政策，主要有《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1〕4 号）、《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高检会〔2006〕2 号）、《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1〕8 号）。 这些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从不同层面要求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设，以杜绝“有罪不纠，以罚代刑”现象。
参见[苏]P.Ф.伊茨《东亚南部民族史》，冯思刚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参见Haudricourt, André G., “Introductionàla PhonologieHistorique des Langues Miao-Yao(1947-1950)”.Bulletin de l’EcoleFrancaise de l’Extreme-Orient 44:555-576. 1954.
参见Morechand, Guy.“Le chamanisme des Hmong” In Bulletin de l’EcoleFrançaised’Extrême-Orient, LIV. 1968.
函数是高中数学的核心内容．“函数与方程”是函数一章继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三种重要函数模型后函数思想方法的具体应用,主要涉及函数零点的概念和零点存在定理．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对零点概念和定理的理解深刻性不够,综合应用困难较大．为此,本人进行了教学反思,希望同行不吝赐教．
参见Downer, G.B. “Chinese, Thai, and Miao-Yao”, in 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South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ed. H.L. Shorto, pp. 133-139.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3.
参见Geddes, William R. Opium and the Miao: A Study in Ecological Adjustment in Oceania, Vol.41, No.1. 1970.
参见Geddes, William R. 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Blue Miao (Hmong Njua) of Thailand. Oxford, UK: The Clarendon Press. 1976.
参见青木千枝子.ラオスのメオ族たち.地理17 (9),古今書院,1972.
参见竹村卓二.最近における北部タイ山地民族の人類学的調査の成果 (動向と展望) —ヤオ族とメオ族を中心にして.人文学報，首都大学東京都市教養学部人文·社会系(東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 編[通号92]), 東京都立大学，1973.
参见白鳥芳郎.『東南アジア山地民族誌：ヤオとその隣接諸種族 上智大学西北タイ歴史.文化調査団報告』.講談社,1978.
参见Tapp, Nicholas, and Gary Lee, eds. The Hmong People of Australia: Culture and Diaspora. Canberra: Pandanus Books, 2004.
参见Tapp, Nicholas, and Gary Lee.Culture and Customs of the Hmong, Greenwood Press, California, Denver, Oxford, 2010.
参见鈴木正崇.『ミャオ族の歴史と文化の動態ー中国南部山地民の想像力の変容ー』.風響社,2012.
参见金丸良子.越南北部的少數民族——以Hmong (苗)族和Dao(瑤)族為例.中国研究，麗澤大学中国研究会编(7),19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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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milton-Merritt, Jane. Tragic Mountains: The Hmong, the Americans, and the Secret Wars for Laos, 1942-1992.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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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5-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1—0015—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苗学通史”(15ZDB1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海外苗族英法语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4AZD07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晓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海外移民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海外苗族。广东 广州 510631 蒙祥忠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海外苗族。贵州 贵阳 550002
收稿日期 2018-10-15
责任编辑李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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