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人生的黑洞——评长篇小说《紫藤花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紫藤论文,长篇小说论文,黑洞论文,花园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王晓玉的长篇新作《紫藤花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她以往作品常常涉及的“泥泞的小路”、“偏远的角落”、“狭窄的斗室”和“等而下之的底层”①，而是洋房花园、豪华的汽车，以及活动在其中的资产阶级家族。但作者并不一般化地描写家族生活的奢侈和家人之间的勾心斗争，而是通过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内心生活，展现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来寄寓对人性善恶的思索和对人生黑洞的穿透。
一
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人对人性具体内涵的理解，虽然不会总是一致的，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人性总要追求一种理想的境界，这个境界的最高体现应该是真、善、美的和谐与统一。②还是在1990年前后的那两年读王晓玉的“上海女性”系列中篇，我就感觉到她正通过文学创作来挖掘人世间美的真情。《阿花》中那个给人倒马桶的清洁女工阿花与高干夫人陆宝宝之间的生死相托的真挚情谊、《阿贞》的男女主人公的生死不渝的爱情，都确实很动人。作家的这一选择，我想与当今社会上一部分道德伦理观念淡化、拜金主义泛滥的状况不无关系。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不是消极地反映生活，而应该同现实倾向相联系，从而积极地影响生活。《紫藤花园》使我加深了这一印象。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着力抨击的，不正是以沈府太太李可心为代表的那种金钱至上、自私冷漠、一切以自己为中心而毫不顾及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么？而作品所赞扬和呼唤的，不正是在沈府丫头（解放后成为紫藤花园的女主人）紫藤等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善良、同情心、利他、友爱等品性，而这些不也正是人性的内省、沟通的基础和烛照、穿透人生黑洞的火光么？
李可心这个人物身上几乎集中了人性恶的各种成分：自私、冷漠、妒忌、歹毒、利己损人……虽然只是小商店主出身的“小家碧玉”，可是“从小宠坏了的大小姐胜过皇太后”，她专横任性，除了自己和情人以外，她不会替任何人着想，而是冷若冰霜、尖酸刻薄，动辄发怒。为着金钱权势，也不择手段，连情人也可以不顾。因为丫头紫藤觉察她与新闻记者张宗元的私情，她就决定私奔时带着紫藤，然后随便把她嫁掉灭口。在她看来，紫藤“算什么东西”，也值得同她商量么？在抗战的危难时刻，她甚至连那个对沈家忠心耿耿、在香港为着保护沈家的财产出生入死、被日军打成重伤、一路要饭回到上海来的司机田大勤也不肯接纳。成为了沈府太太之后，她放胆同情人偷情幽会，但为着保住沈府太太的“宝座”，却竭力破坏丈夫同别人的爱情。当沈源被诬为“汉奸”坐牢时，她乘机把沈源挚爱着的紫藤“嫁”给了失去生育能力的田大勤，用心不可谓不歹毒；而作为亲生女儿，对她母亲的死，竟然只无动于衷地说一声“早点让位的好。活一天，受一天折磨”，如此冷漠确实令人毛骨悚然。
丫头出身的紫藤虽然始终对李可心怀有不值得称道的愚忠，但她善良、利他、富于同情心，从不为自己着想，这与李可心的极端利己形成强烈的对比。她同情沈源受骗和可怜的处境，又怕打扰了沈源的家庭、伤了沈源的心，所以总是帮李可心的私情遮遮骗骗，为此又深感负疚。她爱上沈源，除了敬佩后者办实业的热情、能力和面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以外，也是由于沈源的善良和忍让，所以她总想多给沈源一点关心和体贴。她无法理解李可心怎么会如此的冷酷无情。沈源等人逃离大陆以后，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心力把他们留下来的三个孩子培育成人。这些，都使得这个人物焕发出动人的光彩。紫藤、沈源和田大勤等主要人物，虽然社会地位不同，也各有弱点和短处，使其性格深层同样都有一个比较相近的成份，即善意和不自私，正是这个共同点使他们之间最终在感情上沟通起来。这一点证明了狄德罗早在十八世纪就说过的一句名言：“真正的人性是不可能自私的”，而人们只要摒弃了自私利己，那么也总是能够沟通的。真正的人性必须超越自私，走出狭隘的一己利益得失之境，在利他主义的追求中造就自己优美的人性。这也正是我们读《紫藤花园》时所能够领悟到的。
二
《紫藤花园》通过真实的人物性格，对人笥与人生的关系，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询。人性善恶的区别虽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所谓天性），但主要还是后天形成的，是人的社会存在的产物，是人的一种现实性，所以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抽象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紫藤花园”里的人物虽然天性禀赋各不相同，但也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善”与“恶”的化身，而是具体的社会存在，其人生的选择，也是各自性格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比如沈源虽然天性比较善良，爱情真挚，待人也不失厚道，但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当然是把工厂作为家族的命脉、财源和立足之本。所以当华申厂的水泥在价格上竞争不过洋货时，他所想的就是狠心辞退大批职工以降低成本；当这一举动激起大规模的工潮，被迫同工人代表谈判时，他甚至又给警察局写黑名单，企图抓几个为首的，“给点颜色看看”。他的比较善良的天性在这里并不起作用，决定他的行为的最终还是历史的条件和他的具体的社会存在。
小说对李可心和她的儿子沈泽鹏的精神病的处理也是科学的，即不是精神病导致了他们的自私利己、疯狂追逐金钱的恶性，而恰恰是这些恶性使其理性迷失，激化了病情，促使他们走向疯狂。李可心在解放前夕本不想抛下爱子跟着沈源逃离大陆。她害怕流离颠覆，更无法想象离开上海的花园洋房、红木大床、抽水马桶和小汽车还怎么能生活，当年她正是不能舍弃这些去吃苦，才丢开情人嫁到沈家来的。但素来唯我独尊的她又不能允许沈源以“弃若敞屣”的态度把她遗留在上海，尤其不能容忍紫藤取而代之，以“沈府太太”的身份携了她那两个丫头随沈源而去。患得患失的思想斗争，特别是对紫藤可能取而代之的恐惧使她恨得把一口牙咬得咯咯响。最后她终于痛苦地踏上去香港的轮船，随后在开船的汽笛的鸣叫声中，她后悔莫及而精神崩溃了。她最后的疯狂完全是她的性格所导致的。
李可心的儿子泽鹏自小也自私蛮横、好逸恶劳、贪图享乐，虽不能排除遗传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紫藤对他百依百顺的溺爱。这导致了他长大以后同他母亲一样自私、贪婪、同样不顾一切地追逐金钱。最后，为了那笔按理不属于他的金钱，他竟然不惜与对他恩重如山的藤姨对薄公堂，如此冷酷无情真正不可思议！他最后的精神分裂实在也是他的贪婪本性的必然结果。李可心的另一个儿子泽鲲性格则恰恰相反，因为泽鲲受的是另一种教育，他自然而然地承袭了紫藤的善良、利他的品格。这样，小说就丝毫不带神秘主义色彩。李可心和泽鹏母子的结局对于拜金主义具有一种警示作用，小说对其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揭示，也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三
这是一部伦理色彩较强的小说，但却很少说教味，这是作品处理好人物刻划和情节故事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的缘故。有些作者忘记了小说创作应以创造人物为中心，故事情节固然生动，但人物面貌却很模糊。其实任何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在阅读过一、两遍以后，对我们说来社会失去新鲜性和吸引力，只有富于艺术生命的人物形象，才会长久地活动在我们的心目中。当然并不是说情节就不重要。情节是性格的历史，当情节与人物性格水乳交融的时候，哪怕是一个细节、一个场景、一个动作、几句对话，都可以使人物形象更为清晰、呼之欲出。
《紫藤花园》的作者一方面把握着人物的基本特征和内心生活（其中李可心的心理活动和个性化的语言最为成功），同时又重视故事情节的作用，善于构思富于表现力的情节，来刻划人物、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显示作品的观念倾向。作者的情节构思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时代感强，人物的命运和基本特征的展现紧密联系着时代、联系着时代的重大事件。《紫藤花园》故事时间跨度大、事件变迁繁复跌宕，但几乎是用编年体的方式来表现，主要的情节都同时代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这里，时代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背景或者活动的舞台，因为人物的命运和特征确实和时代息息相关，而且人物也以各自的选择和面貌投入时代，因而对人物内心特征的揭示就不是静止的、抽象的，发生在紫藤花园里的故事也不是空洞的。这两者融合在时代的大事件里，就使得人物的特征和内心世界具有真实感和生命力。
试想，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上海的沦陷，民族资本家沈源有机会显示其在废墟上重建工厂的雄心、意志和能力吗？不是日军以所谓“军管”为名强占上海的企业，沈源有机会表现出决不吃里扒外、为虎作伥、同日寇合作的民族大节吗？他有机会冒着生命危险，不惜倾家荡产去同日本人进行那场旷日持久的诉讼，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无畏精神吗？而紫藤和李可心也正是通过日军占领上海引发的这个震动上海的诉讼案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心灵和人格。理解、并且偷偷爱着沈源的紫藤同后者一样对这场官司梦魂萦绕。当李可心对沈源的忍让非但不领情，反而咒骂丈夫说“只比死人多口气”时，紫藤却想到沈源没有脾气能这样“韧吊吊死不松口”地非把官司打赢不可吗？她理解沈源打这场官司并不是为钱，只为争口气，为了争这口气不惜倾家荡产，而且还作好被打被杀的性命攸关的最坏准备，这样的人难道是“只比死人多口气”的脾性么？所以她虽只是个丫头，却如此关心这场官司，偷偷收集报纸上的有关消息，剪下贴好，以备后用，而且处处体贴着沈源，忘却了自己的“下人”身份，以一个朋友，甚至象个小母亲般的态度，对沈源的受惊而抚慰，为他的一时迷乱而哺上清醒而温存贴心的劝解。而作为沈府和华申厂女主人的李可心，对这场关系到丈夫身家性命和民族气节的官司，却一开始就大不以为然，说什么“即便打赢了这场官司，又能赔偿我们多少钱？还不够支付诉讼费呢！”因而不闻不问，甚至公然宣称：“我最讨厌政治”，“任何涉政的事不要对我来开口”。其后沈源不愿把工厂“租”（其实也是一种强占）给日军落个“汉奸”的罪名，李可心同样叽刺丈夫“要钱不要命”，“租就租呗，早几年就已经是人家的了，何必再硬顶？”这种冷若冰霜同她热衷于清查沈氏一应帐务、控制沈府财政大权，以及对情夫张宗元的一切都关心备至、布置与张宗元幽会的“新房”时的高涨热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正是她倾心于新女性的“自由恋爱大胆私奔非法同居，却并不向往独立谋生投身革命改造社会”的心态的投标注脚。由于这三个人共同面对着日本侵略这个时代的大事件，家事与国事缠在一起，故事情节就加强了集中性，其性格特征、情感境界和相互关系，就都得到真实而又深切的展现。
其二，是故事情节变化多端，特别是使故事进展和氛围发生逆转、骤变的戏剧性情节的构思。作者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常有大段的心理描写，但这种剖析又不是静止的、苍白的，而是同出人意料的、令人吃惊的、戏剧性的情节交相辉映，这就不仅使故事进展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且使得人物的性格和相互关系变得鲜明、立体，增强了叙述的力度。小说中李可心本不愿同沈源结婚，婚期到来之前，一直在密锣紧鼓地策划筹备与《文汇报》记者张宗元私奔，从物质准备到带着贴身丫头紫藤的工作都做得很充分，而且密不透风，没有人觉察。可是临到最后一分钟，她却突然对紫藤宣布：“我不走了。你去车站通知他一声。我嫁到沈家去了。”如此突变真令人摸不着头脑。可是回想到她在策划筹备出走的同时因礼节上的需要去过沈府，曾为沈家花园洋房的豪华和内室的富丽堂皇而暗暗动心，再加上她害怕出走后在穷乡僻壤艰难度日（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她做的那个梦中），我们对其最后抉择的心理基础，就不感到完全不可思议，而且这个骤变的抉择，又更加深了我们对这位“小家碧玉”的理解。
沈源和他的情敌张宗元商议对付日军“租赁”华申厂的对策的情节也极为精采。当时李可心第二次精神病发作，被医院检查出在沈源不在上海期间怀孕，沈源在其房内又翻出包括李、张二人带着第一个私生子泽鲲的合影等许多私情之物，因上当、受辱的恼怒可以想见。但正当此时日本人又逼迫他把华申厂“租赁”给日方，拉其下水，他没有其他朋友可以设法，只得万般无奈地请张 宗元来商议。张宗元也知道与李可心的私情败露，心怀鬼胎。可是他俩深藏着内心起伏，一如既往地握握手坐下来商议如何来写那个不留“汉奸”把柄的“租赁合同”，推心置腹地密谈，“渐入佳境”。仿佛他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旁提心吊胆的紫藤也松了一口气。不料就在此时，“他们的”儿子（张宗元和李可心的私生子）泽鲲从大厅路过房门口，冲着他们甜甜地喊了声：“爸爸！伯伯！泽鲲看月亮去！”童音模糊，“爸爸”和“伯伯”听起来都象是“爸爸”。这两个本来“沉浸于密谈中的男人一下子如梦初醒，如遭雷击，如闻狼嚎，如临深渊”，两张面孔上“红一块白一块青一块”的。这个戏剧性的场面一下子就把他们深藏着的内心情绪和彼此之间的尴尬关系和盘托出，真可谓猝不及防，石破天惊！
这部长篇的主要缺陷是后半部过于匆促，与前半部不成比例。“紫藤花园”在解放以后经历的变迁不会少于解放之前。这十七年的风风雨雨在“留守”的家族成员紫藤和孩子们心里引起的变化和波澜，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可是在小说中似乎是一带而过。特别是下半部中心人物紫藤的心理看不到有什么流动和发展（其实紫藤在上半部也还缺少心理的开掘），孩子们也一下子就都定了型，这就给紫藤花园的历史带来不完整的感觉，很可惜。此外，小说里的重要人物——新闻记者张宗元的形象、性格有点朦胧：为沈家出生入死的汽车司机田大勤与沈源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这中间也缺少情感的交流。下半部里那个曾伙同李可心娘家的女佣席卷财产逃走的会计冯唯又来追求紫藤，但这段情节与主体框架没有内在关联，可有可无，所以也就近于蛇足。
注释：
①王晓玉：《对这一半世界的思考》，《文学报》第550期。
②参见张应杭、黄寅著：《穿越黑洞 人生哲学精华》，上海文化出版社香港海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