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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政府着力于打造市场这一无形之手，无论是在建立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上，还是在金融、投资、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中，都体现了在新的发展观下进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的大手笔。
2003年，中国经济所遭遇的种种波折，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无不考验着新一届政府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职能的能力和水平。而中央宏观调控的正确应对，不仅操控着中国经济巨轮沿着持续、快速、健康的航向破浪前行，而且引导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周期。
中央提出了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本届政府在履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两项职能时，按照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办事，着力于打造市场这一无形之手，无论是在建立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上，还是在金融、投资、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思路中，都体现出了在新的发展观下进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的大手笔，都体现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及运用上更加理性自觉。
均衡调节经济
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接连承受了出乎意料的压力，然而，中国经济不仅没有被这些压力所压垮，而且所取得的成就比预想的要大。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方面的一些新亮点，尤为中外经济学家所称道。
●中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在宏观上最终实现了经济“稳定”这个最基本，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目标。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宏观稳定是判断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宏观政策的主要功能也就是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维持经济在总量上的平衡。如果以此为基准来审视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那么中国经济这些年来、尤其是去年在宏观上应该说是成功地维持了供求的总量平衡。”
他认为，政府在2003年不但继续实现了宏观稳定的可喜局面，在宏观调控的机制、思路和手段上还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主旨就是均衡、协调和更加注重市场功能的发挥，“这是2003年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成功的关键所在。”
●宏观、微观同时向好，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增长模式初显端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存在着一个难解之谜：宏观上高增长低通胀，微观上企业效率低下、效益逐年递减。但是，随着体制转轨逐渐提速，优化经济结构开始初见成效，这个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问题开始有所缓解。尤其是从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整个全年，多年来期盼的高增长低通胀模式正在实现。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03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比上年上涨1.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3.4％，服务价格上涨2.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8％，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2.2％，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4.4％，达6年来最高水平。
银河证券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苑德军认为，去掉食品和石油涨价因素，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并不高，所以通胀压力并不大。并且，以降低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看，货币政策已经由稍紧转向中性。他认为，目前CPI对货币政策造成的压力很低。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指出，高增长低通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同样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可能长期存在的问题。我国当前的通胀与以前不同，过去主要是恶性通货膨胀，而现在则是适度、温和的通胀。
●内生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范剑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下半年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了一些迹象，现在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尽管经济学界对此的表述仍有差异，但一般共识是，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市场力量、非国有资本力量、由非政府力量实现的经济增长。这便是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
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延续了“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后专家分析文件后普遍认为，在公共财政的背景下，国债和新增财政收入的使用，重点倾向于“三农”、社会发展、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等方面。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刺激经济增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则更加突出地表明，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治理方面，都将更多地依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适当、适度、适时的调整。
●货币政策的突出作用，是2003年宏观调控的精彩之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在国家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手段进行调控，但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等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深度后，直接调控手段的效率会逐渐降低，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必然提高。”
2003年上半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开始采取预警性的金融调控措施，从全年的宏观政策走向看，在金融监管职能分离之后，央行对经济调控的主导地位逐步建立，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突出。根据这种间接调控思路所制定的一些措施实施半年多后，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的过热状态。
●金融政策更为注重金融体系与整个经济体系、金融体系内部不同市场之间的均衡以及相互的协调和统筹。
比如银行系统，在2003年，信贷投入到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时缺乏必要的内部控制和自我约束，给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因此，银行需要均衡调整信贷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均衡投放。同样，对待市场一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明显注重强调人民币汇率因素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
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管理，政府考虑的是金融市场体系的整体性建设，而不再局限于解决某个单一方面和局部问题的具体操作。这展现出了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思路的重大转变，更是2002年以来宏观调控取得巨大成绩的主要根源。
监管型政府初现雏形
“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方面，2003年可谓是‘监管’年。监管的概念从未这么热过。据统计，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监管’一词共出现了24次。”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的评价。
事实确也如此。从2003年年初的“两会”以来，与监管有关的事件不绝于耳：中央政府取消了1000多项行政审批，新成立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新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安全生产监察局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新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法》经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建设部出台《加快城市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此外，继2002年底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正式亮相后，《电信法》立法进程加快，国家电信监管委员会呼之欲出。
●政府建立市场化、制度化监管体系的信心坚定，行动果敢。
这么多的行政机构冠之以“监管”，而且行政许可法主要针对的也是准入监管，城市公用行业市场化和民营化后同样面临着监管制度的建立，面对如此之大的一个“监管市场”，政府的监管职能正在加速到位。政府监管是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社会经济个体的行为实施的直接控制。国外将其称作“第四政府”。
这是因为广义的政府包括三个部门：立法、司法和行政，而政府行政管制机构则同时兼有这三种职能，所谓三权合一：在法律授权下，管制机构可以制定抽象的规则去管理具体的行政相对人；同时能够执法，监督、检查、处罚行为人：还可行使裁决权，等于是把司法系统的程序搬到了行政机关，如价格听证、医疗事故鉴定等等。
余晖认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第一，专业化的管制机构拥有对行业管理的知识和信息优势，可以弥补法院单纯依靠法庭证词不足的缺陷；第二，现代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且变化较快，立法机构的决策程序缓慢，难以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第三，大量由政府直接投资和经营的国有垄断产业在引入竞争机制后，对其垄断保留环节显然缺乏相应的管理体系；第四，管制机构的行为主动性使得它在保护公民安全健康方面能够发挥预防作用，弥补法院不告不纠的缺陷。
为了使我国政府监管达到监管的真正意义和效果，2003年这场监管体系建设首先就是通过机构改革展开的。比如新成立的国资委、银监会和食品药品监管局就直接突出了政府的监管职能。
●监管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政府及其官员的角色转换，这是告别计划经济的一个分水岭。
新设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之名，将原先的“计划”换为“改革”二字。名称的变化，集中展现了当前社会生活的巨变、时代的巨变和政府职能的巨变。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司司长范恒山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意味着我们的政府将由传统的计划管理方式迈向面向市场的宏观调控方式，我们的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之中，政府监管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长期以来，一方面，我们的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另一方面，不少需要政府去做的事，在不少地方却或者做不到位，或者干脆缺位。正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指出的那样，“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事坚决不管”。
该管什么？监管便是重中之重。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经济转型期，还是社会转型期，都往往是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和暴露的时期。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同时进行，出现一些问题便属情理之中。如国有资产、金融、食品药品这三个领域，是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领域。但这几年，这些领域出现的问题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如银广厦事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对证券市场监管不力或不到位。
2003年，正是政府监管初显身手的一年。政府监管机构对于市场的健康运行居功至伟，在金融市场监管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证监会近年来一直强化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制度化、法活化建设，惩治市场“恶人”，消除监管漏洞，使目前的证券市场有了一个比较干净的市场环境和基础：银监会2003年4月甫一成立就投身于庞大、复杂的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工作和改革治理中。无论是监督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和不良资产的大规模清理处置，还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进程、农村金融改革，都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国资委的成立，明确了出资人职责，实现了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的统一，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的状况，确立了国有企业分立、合并、破产、产权交易等方面的基本制度……
●政府的角色正在向一个服务者和协调人的角色转变，政府各方面的着力点都在向“集中精力维护市场秩序和搞好宏观调控”的目标努力。
范恒山指出，“作为政府职能中的一部分，政府监管的改革力度这几年在中国是空前的。从目前的改革中可以看出，基础设施领域的监管改革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已经成为改革的主旋律”。
在近些年的改革中，我们的政府监管改革既逐步放松了原计划体制时期政府对经济的严格管制，也逐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监管体制。从总体上看，政府监管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具体表现在：
第一，所依据的法律框架逐步完善。在受监管市场上，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上都从法律上得到了界定。
第二，准入监管和价格监管都有所放松。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不断深入，政府逐步放松了原来计划体制时期的严格的经济管制。
第三，监管机构的地位不断提高，有的监管机构具备了向独立监管机构转化的条件。承担了大量监管任务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分散管理改为省以下垂直管理后，执法地位大大提高。
这些成就，标志着过去政府监管存在的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化监管型政府雏形正在形成。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宏观调控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把各地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控制住。中国五级政府每一级都有很强的行政驾驭能力，使宏观调控效果层层削弱。把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限制当作宏观调控的一个内容，这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市场之手”托举区域经济发展
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这一旨在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区域发展，从而在总体上推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战略的具体实施途径，透露出了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区域发展思路的一些新特点。
●市场机制的作用被推到前台。
在2003年10月5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11号文件）中，中央着重强调了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推动体制和机制创新来振兴东北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六条原则，其中的三条成为以市场为主导振兴东北区域经济的明证。
其一：强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开放来促进调整和改造。”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深化国企改革；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扩展发展空间。其实质就是强调市场发挥主导作用。
其二：“产业结构调整、生产要素整合、技术改造、企业改组这四方面应该主要由市场决定和选择，同时发挥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导向作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即突出发展哪些产业，缩减哪些产业，着力发展哪些新兴产业，如何取舍主要由市场决定和选择；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如何组合由市场决定；选什么样的技术，上什么样的项目主要由市场决定；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主要由市场推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认为，这四个关键因素主要由市场决定，并强调政府要发挥正确作用，说明中央意在重新摆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摆正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
其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振兴老工业基地决不是不加区别的振兴所有产业和企业，要立足于整合现有资源，集中力量使重点地区、重点优势产业，以及重点行业和企业得到振兴和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避免盲目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化。”这一点也指明，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发挥哪些比较优势也还是主要靠市场竞争来优胜劣汰。
这三条依靠“市场之手”的原则，奠定了中央政府尊重市场规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基调。
●逐渐摆脱“给项目给资金”的传统路数，开创一条“给机制”的新路子。
“11号文件”在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扶持政策中，明确提出了减债卸负和税收支持政策。专业人士认为，针对东北地区的实际，进行税收支持最有效的就是实行增值税转型，这等价于普遍的减税举措。据悉，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出通知，对东北三省实施增值税转型试点的八个行业所属企业开展认定工作，标志着增值税转型试点启动在即。
此外，振兴东北战略在投融资方面也改变了以往项目资金由国家财政拨付的老套路。近期，国家发改委确定了振兴东北的第一批100个工业项目，总投资610亿元人民币。其中一部分由国家给予一定额度的贴息贷款，一部分由企业进行银行贷款，另一部分则通过利用外资和调动民营资本筹措。
经过一年来的实践，振兴东北的亮点不断涌现。首先，三省均大力度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东三省原有的国有比重相当高，常修泽教授曾专门做过计算：在工业领域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比重，辽宁是67∶33，吉林是82∶18，黑龙江是84∶16，与长三角一带的“二八开”、“三七开”正好相反，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三省首先着重在宏观上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重点推动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除特殊企业外，大多数企业都在推动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在钢铁、汽车、石化和重型装备制造这四个产业，重点酝酿并正在启动战略调整。
随着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强，一年来民企参与国企改制的成效比较显著，成功个案也不少。比如拥有54年历史的国有企业哈尔滨蓄电池厂被民企华光蓄电池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实现了哈尔滨市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资本的首次整体退出。又如曾经收购了19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的江苏大型民营企业雨润集团，去年年中又跨省全资收购了已有80年历史的国有企业哈尔滨肉联厂，成为民企收购国企的典型案例。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推动国企改革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没有忘记发展本地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在贷款、项目审批方面，坚持将民营企业与国企同等对待，对民资降低门槛，放开领域，为民营资本创造宽松和谐的政策环境。此外，招商引资成为了三省领导工作日程中的重要一点。为吸引港商前来辽宁投资，辽宁省原省长薄熙来在2003年11月下旬曾经带领省经贸代表团赴港，推出了总投资额273亿美元的62个对外合资合作项目。除了一般工业生产部门的招商引资，东北还逐渐开始注重商贸、旅游等服务行业的招商引资，并利用区位优势加强与韩国、日本、俄罗斯的经济合作。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王永春说，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打造市场之手，使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政府职能归位，正确发挥自身作用，这些新型区域经济的发展概念正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可望有效指导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之路多些坦途，少走弯路。
废除“成分论”释放资本活力
早在2001年底，中国民间资本存量已高达12万亿元，同期国有资产总规模为11万亿元。如此巨大的民间金融资产和雄厚的国有资产，都期待着活力的激情释放。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释放资本活力给予了明确答案：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些重大的政策突破，显示出中央高层对待民营资本和国企改革的思维和宏观调控方式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中外专家评价说，这是中央对民营资本的一次全面的体制清障，是中央绘就的民资准入“路线图”。
●配合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一些旨在释放资本活力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目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着手改革投融资体制，放宽对民营资本持股份额的限制，并对民营企业投资国家鼓励的行业、企业给予优惠。国务院已决定第二批取消406项行政审批项目，另将82项行政审批项目作改变管理处理，移交行业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管理。在2003年的最后一天，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德康指出，这次投资体制的改革必将进一步收缩政府直接投资的范围，放开民间投资实业的领域限制，大大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
岁末年初，相关高层部门也向民营资本发出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信号。2003年12月22日，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在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称，民航总局将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投资者根据准入条件设立新的企业或参股现有企业，进入民航市场：尽快出台《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为国内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投资民航业创造必要的法规环境。
2004年1月11日，交通部部长张春贤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表示，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看待投融资问题，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吸引非公有资本进入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王众孚日前也表示，今年将放宽6个领域的市场准入，包括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等垄断行业。
●对民资更坦然、更开明、更公平的态度，使民营资本投资的活跃程度再度攀升。民资的一些大手笔投资举动以及带有指标意义的资金投向，预言着我国资本市场重新“洗牌”的时代正在来临。
2003年6月8日，我国历史上投资额最大的桥梁，总投资118亿元的杭州湾大桥破土动工，其中浙江民营企业控股50.26％，开启了民间资本进入国家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先河。曾在1991年开创民企包租飞机之先河，2002年参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从而拉开了民资参与国资运作序幕的均瑶集团，于2003年1月再次出击，斥资6亿元购买了地处长江三峡旅游胜地的宜昌机场，成为国内民资投资曾经是垄断行业的民航业的成功试点。不久后均瑶集团又以1600万元承包了桂林至温州航线，民资介入航线运营，打破了航空公司的垄断格局。
在金融业界，浙江新湖控股公司、红蜻蜓集团等9家民营企业于2003年7月28日，正式成为温州市商业银行大股东，成为民间资本参股金融业的范例。在旅游业界，湖北东星集团东星国际成功收购深圳东方国际旅行社，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要口岸城市的收购活动也在进行之中。在高新科技业界，2003年2月13日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基地挂牌成立，这一企业化运作的国家级软件企业也首次吸收了温州民营企业——上海华东电器集团公司作为民间产业资本。
目前，民间投资已经涉及国民经济中的16个大行业，资本投资方向呈现出7大热点：住房、汽车等传统产业，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产业，交通、通讯、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县市地方经济，西部大开发，城市化建设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其中，在今后将长期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住房和汽车行业，随着国有经济的逐渐退出，民间投资将成为推动房地产和汽车业发展的主力军。目前，北京民间投资已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61.3％。
一年来，随着建设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的出台，公用事业民营化趋势渐强，各地陆续制定了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公用事业的政策。去年初，上海、深圳等地已经先行一步。
深圳将供水、燃气、公交、垃圾和污水处理等8大行业，以特许经营的方式确定建设运营者；上海对煤气和自来水等一些经营性的公用项目，允许和鼓励民营资本介入，对一些已经建成的项目如隧道高架桥等，可以通过转让经营权吸引新股东。
随后，北京、广东、甘肃、厦门等地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湖南金健米业以1.46亿元整体收购常德市自来水公司，这起收购案引起市场广泛关注的原因也是因为社会资本介入公用事业。2003年7月，为加大对丽江古城的保护力度，云南丽江市古城区开工建设了一座面积330多公顷总投资60亿元的新城，也是全部由民营资本进行开发。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不仅会给民营企业让出发展空间，而且会为民企发展提供更多资源，使民企和民资成为参与国有企业重组的主导力量。
国企的改组、改制同样也是释放资本活力的有效方式。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参股、并购重组等多种途径对中央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除军工生产等少数难以实现产权多元化的企业外，其他中央企业都要积极吸引战略投资者，吸引外资、民营资本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说，目前民资参与国企改组改制已经出现了提速迹象。在改革步伐较快的深圳市，最新统计显示，该市民间资本投资踊跃参与国企改革，九成退出国企的产权为民间资本购得。东三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作中，也极其欢迎南方民资北上参与国企改制，并已有成功个案。有了丰富的国企改制资源以及对民资放松准入限制的政策支撑，可以说，民资参与国企改制是“客观上需要，环境上也允许”。
目前，由于资本结构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已经超越了政府的干预力量，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王小广认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更多的通过经济杠杆和法律的手段进行调控，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少了。二是监管部门对行业的监督建立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三是政府部门开始对相关行业进行标准管理，通过对大量专业信息的分析，对某些行业的发展作出市场评估和预警，分析产业发展趋势，提供给企业作为参考。
2003年，我国某些行业产生了发展过热的苗头，政府宏观调控思路和风格的细微变化得以体现。面对行业性经济过热，本届政府本着适度调整的原则，“不踩油门，也不踩急刹车”，不搞一刀切，更加平心静气地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志国说，对民间资本投资的宽容，对国资有进有退的豁达，对经济调控杠杆的熟悉和更多的使用，都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政府看待宏观和微观经济的视角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正向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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