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濂的颂圣文学——兼论颂圣文学的基本特征与明初君臣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基本特征论文,君臣论文,关系论文,宋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初文学中，对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赞颂在文人作品中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号称“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理所当然地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本文所谈的“颂圣文学”，是指那些通过各种方式，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歌颂朱元璋的文学作品，其中包含着文臣或褒或贬、真假参半的复杂情感。我们这里要探讨的，是宋濂颂圣文学的发展变化，及其与朱元璋对待文臣的态度转变之间的关系，兼及明初士人心态。
宋濂撰写颂圣文学的动机是比较复杂的，从而使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概而言之，约略有六：一是因国兴而颂，四海混一，六合一家，百姓安乐，万方同庆，长于笔墨的文臣当然应该为皇帝唱唱赞歌；二是因谢恩而颂，君主宠幸文臣，赐以高官厚禄，文臣自然感激涕零；三是因进谏而颂，为使皇上采纳自己的谏言，总得抛出一堆颂扬的话以利言路；四是为显示忠心而颂，皇上一言九鼎，生杀予夺，尽其掌握，臣子多唱颂歌，保住项上之物，何乐而不为呢？五是因泄忿而颂，对皇帝心怀不满，但又奈何他不得，只好发而为文，寓贬于褒，明颂暗讥；六是因惧祸而颂，皇上大兴文字狱，动辄人头落地，此时的颂文假话连篇，空洞浮泛。这六种颂圣形态，可依文臣对皇帝感情的演变分作三个发展阶段。其颂圣方式、特征与洪武皇帝对待文臣的态度密切相关：前二者时值皇上诚恳求贤纳谏，文臣感激涕零，衷心歌颂，发自肺腑；中二者则逢皇上对文臣渐趋冷淡，颂言遂真情不再，略显投机之兆；后二者在皇上猜忌文臣、大开杀戒之时，颂言便为敷衍与反讽而发，完全演化为假、大、空，充满了瞒和骗。在朱元璋时代，六种颂圣形态虽然略具共时性，但历时性的特征更为明显。
当然，宋濂实际的颂圣作品或许并非如此有规律，但通过作品编年，我们不难发现，其阶段性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归为呈阶段性变化的六种动机与形态，是我们认识宋濂颂圣文学的基本思路，也是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手段。
一
宋濂颂圣文学的第一阶段，从元至正二十年(1360)接受朱元璋的礼聘到明洪武三、四年(1370-1371)间。这一时期，朱元璋积极地招纳贤才宿儒，礼遇饱学之士，表现出一代霸主奠基伟业的热情与气魄。同时，对坚卧不起的忠元之臣恨之入骨，只是由于顾及自己“惜贤”的名声和笼络文人的大政，才没有明显地发作。宋濂这一阶段的颂圣文学，一方面为真龙出世、天命有归而欣喜若狂，一方面为自己由一介布衣而位极人臣、宠遇优渥倾力回报，由衷地放声高歌，颂扬不已，并不遗余力地劝说更多的人出仕新朝，以慰藉自己改事朱明的些许不安。
草莽起事的朱元璋，在登临大位前后常以1500年前的汉高祖自命，且时时处处表现在实际行动中。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二称“明祖行事，多仿汉高”。李善长和宋濂在言语、文章中屡屡将朱元璋与同为布衣起事的汉高祖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刘邦知人善任，量才使用，能为辅佐他的张良、韩信等人发挥各自才能提供足够的空间。朱元璋也广泛地网罗贤才，人尽其用。从至正十四年(1354)得李善长后，冯国胜、陶安、夏昱、孙炎、杨宪、秦从龙等谋士相继来投。至正十七年(1357)，他甚至效法刘备，亲访朱升，“命预帷幄密议，所居梅花初月楼，上亲莅宸翰赐焉。”（注：《学士朱升传》，朱升《朱枫林集》卷九，明万历刻本。）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因朱升举荐，几经周折，聘得号称“浙东四贤”的宋濂、刘基、章溢、叶琛，并筑“礼贤馆”，堪称朱元璋宠待贤士之举的高潮。宋濂《恭题御制敕符后》对此备加称赞：“延揽英杰，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诚近世所未有。”（注：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宣统辛亥孙锵校刊本。以下所引宋濂文句同此，仅注篇名。）
朱元璋终其一生都是勤政务实的，在开国前与开国初尤其如此。他殚精竭虑，图谋长远，对幕中贤士和后来朝中谏官的谏言，不管是顺耳的还是逆耳的，都能认真考虑、虚心采纳。由此，他也着实得到不少好处，如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就对朱元璋的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注：《学士朱升传》，朱升《朱枫林集》卷九，明万历刻本。）。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七月，参军宋思颜见朱元璋内衣皆经浣濯，谏曰：“臣恐主公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朱元璋对其大加褒奖。至正二十五年(1365)六月，他又谕示滕毅“尽心所事，勿为苟容。”（注：《太祖实录》卷一七，《明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就在他称帝的前一年正月，他还嫌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而规戒之言未见，遂对中书省臣说：“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注：《太祖宝训》卷六，《明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中，此类“宝训”多见于朱元璋称帝前和建国初期。此时他在诚挚地渴望群下的进谏，以成就他的事业。
渴慕人才的另一面，必然是不客气地对待坚辞不应者。因此拒绝合作就意味着对新政权的不承认，也对新政权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所以朱元璋的态度格外强硬。洪武元年(1368)，食元禄二十余年的秦裕伯拒征，立即受到了较为含蓄的暗示：“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注：夏燮《明通鉴》卷三，沈仲九标点，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页。）接到朱元璋的这一手书后，秦裕伯“涕泗横流，不得已偕使者入朝”。同年，杭城塾师陶凯辞不应征，游学江湖，便受到了相当露骨的胁迫：“陶凯不应诏，可取一族人首级回。”（《台州府志》）虽然后来陶凯仕至礼部尚书，但当初出仕实是不得已。洪武二年(1369)，诏郡县举高洁博雅之士年四十以上者，即杨维桢、梁寅、宋讷、徐一夔、唐肃等18人，礼送京师。年过八十的杨维桢作《老客妇谣》，拒绝出仕。按《明通鉴》的记载，他似乎得到了朱元璋的恩准和厚赐，而朱元璋也似乎是听凭仕隐的明君。不过祝允明的《野记》卷一的说法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或劝上杀之，上曰：‘老蛮子正欲吾成其名耳。’不僇而遣之。一时颇高其事，宋学士送以诗，詹同文为作传，皆假借之，所谓非义之义也。”看来他当时主要是顾及影响与笼络文人的策略。后来他的真面目终于暴露无遗：“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注：《大诰三编·苏州人才》第十三，《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以法律的形式作出硬性规定，使士人在仕隐之间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宋濂此时的颂圣之作就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歌颂江山一统，用夏变夷；突现皇上对文士的优待。
和同时代其他文人一样，宋濂对皇上勇武、帝国初兴发出真诚的赞叹。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大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宋濂立撰《平江汉颂》，称此仗胜过赤壁、淝水之战，其散文部分极尽铺张夸饰之能事，笔势酣畅淋漓：“胡元乱华，天地晦塞，譬诸禽兽，人得而驱之也。友谅……可谓勇矣！然……凶戾罕俦……及天命有归，真人首出，谅不能委身江汉，输款阙廷而乃犯我龙江……血战累日，天地为之晦冥，日月为之无光，山河为之震荡……凯歌而旋……山川草木皆有喜色。”阅读宋濂文集，“四海混一”、“六合一家”这类的语词俯拾即是。洪武二年，宋濂等奉命修撰《元史》。次年书成，宋濂作为两总裁之一，呈上《进元史表》。文中将洪武新朝的诞生喻作：“太阳出而爝火熄，率土生辉；迅雷鸣而众响微，鸿音斯播。”恭颂之意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渤泥国曾于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元丰五年(1082)来贡，“自后辄不闻”，洪武三年(1370)入贡，宋濂作记：“元有国百余年，亦不复至。方今圣天子在上，威德之所被，无远不屈。”（《渤泥国入贡记》）这篇文章写得不温不火，颇显大国的雍容与娴雅。
宋濂还在送别归隐、致仕友朋的序文中着力描摹洪武皇帝礼遇文士之举。这除了真诚感激皇上的宠遇之恩外，还另有原因——宋濂在为自己的政治选择寻求更多的同盟军。元明之际，出于名节观念、仕途作为和图谋生计等诸多因素的考虑，士人只能有两个主要去向——隐逸林泉与出（改）仕新朝。宋濂虽然不像秦裕伯那样“食元禄二十余年”，但毕竟与元廷有染，为皇室作过颂文——《皇太子受玉册颂》、《皇太子入学颂》、《国朝名臣颂》等等。倘若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仕朱”成为绝对的时代主流，那么多少可以获得一些良心上的安慰。许时用是元朝进士，洪武二年(1369)以贤征至京，辞，得归田。送行时，宋濂一边颂圣，一边劝勉朋友牢记圣恩：“圣天子宽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请矣，已具舟大江之滨……时用之归也，其有系于名节甚大。时用采蕺山之蕺，食鉴湖之水，日与学子谈经，以为乐者，果谁之赐欤？诚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沾滂沛之恩而适夫出处之宜也。”（《送许时用还越中序》）尽管如此，但在后来送赵俶时，宋濂对这种行为还是颇有微辞：“……出为时用，是亦报国之一端。若区区效贺季真盘旋于鉴湖一曲间，自逸之计则得矣，岂士君子之所望哉？”（《送赵待制致仕还乡诗序》）江西刘永泰在前朝尝举进士试，南宫不利，结果终老弗沾一命。洪武初以贤征至京，朱元璋三次召见，亲御翰墨，赋诗一首，且命刘亦赋三诗以进，“上览之喜，令内侍酌酒赐之”。刘永泰辞官还乡时，宋濂声色俱厉地指斥道：“今遭逢有道之朝，登崇峻良，凡有血气者莫不涵咏鼓舞于神化之中。况区区草泽贱儒，三瞻天日之表，圣语丁宁又如此之至，苟稍知君臣之义，孰不感动、以思报效？……圣天子以六合既宁，益寤寐求贤而致时雍之治……当此明良相逢，千载一时，先生平日所学致君尔、泽民尔，一旦翩然西还……先生之计则得矣，其如苍生何？”（《送刘永泰还江西序》）这段话传达了宋濂的三个意思：你作为故元弃士，今朝沾溉圣恩，此乃人生之大幸；我们逢上圣明之主，此乃士人之大幸；读书人往昔所学“致君”、“泽民”，今天正该派上用场。但是，你辞官请还！实在是不懂“君臣之义”、不思报效君恩、不顾社稷苍生的“忘恩负义”之徒。从有关宋濂的史实来看，他的指责是严肃的。开国前后，制礼乐，定律历，敷文德，颂武功，宋濂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在他致仕东归时，门人孙蕡赠诗曰：“建业钟残禁漏稀，九重天上早朝时。玉堂清署风霜冷，常恐先生入奏迟。”（注：《西庵集·送翰林宋先生致仕归金华二十五首》，见《潜溪录》，《宋文宪公全集》。）表现了宋濂的事君之忠与为政之勤。
二
从洪武四年被贬谪安远县到洪武七年初，宋濂的颂圣文学步入第二阶段。他一改往日以颂圣求自慰的作法，作品的显著特征转为颂中有讽、以颂助谏，这是因为朱元璋此时的纳谏胸怀较之以前变化很大，对文臣的谏言逐渐失去耐心。《恭题御制〈方竹记〉后》（洪武六年六月）、《〈大明日历〉序》（洪武七年五月）、《阅江楼记》（洪武七年）等，都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阅江楼记》是一篇有名的文章，为了既取悦朱元璋，又能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期望，宋濂颇费了一番心思。在文章开头，他从极高尚的角度出发，诠释朱元璋的建楼动机：“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其实朱元璋的用意不过是要检测群臣是否忠直，敢不敢犯颜进谏，因为国兴之初，大兴土木无异于摇动根基。但宋濂并无异议，他深深懂得此时的朝廷中出头的椽子先烂。接着，他继续捧颂，褒赞皇上的清明之治使得草木生辉：“登览之顷，尤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又说长江在六朝时为作战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再次夸赞朱元璋的大一统之功。通过假想的“凭栏遥瞩”，宋濂在一片清静宁和中发抒期盼情思，希望朱元璋永保疆土，安定边关，体恤百姓。然后，他又重弹“臣报君恩”的老调：“逢掖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帝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在文章的结尾，他不失时机地抛出了深埋心中的话：“臣不敏，奉旨撰记，故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勒诸贞珉，他若流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语气委婉地将对朱元璋的勤政希冀与沉溺光景之诫寓于赞颂之中，尽力维护着皇上的尊严，可谓绵里藏针，煞费苦心。这是洪武七年(1374)的事。朱元璋声称拟于狮子山上筑阅江楼，命群臣作记。结果多为谀颂之辞，无一人谏止。头脑清醒的朱元璋大失所望：“乏人矣！昔唐太宗敏工役，好战斗，宫人徐充容犹上疏曰：‘地广非久安之道，人劳乃易乱之源。东戍辽海，西役昆丘，诚不可也。’今所答皆顺其欲，则唐妇人过今儒者。”（注：《青溪暇笔》，《国朝典故》卷六十三，邓士龙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5页。）遂亲撰两篇《阅江楼记》，后文序云：“今年欲役囚者建阅江楼于狮子山，自谋将兴，朝无入谏者。柢期而上天垂象，责朕以不急。即日惶惧，乃罢其工，诚令诸职事妄为《阅江楼记》以试其人。及至以记来献，节奏虽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终无超者。朕特假为臣言而自尊，不觉述而满章，故序云。”（注：《明太祖文集》卷十四，四库全书本。）以宋濂的良苦用心而言，实在是被朱元璋冤枉了。在《〈大明日历〉序》中，宋濂列举了朱元璋的功高万古、得国最正、敬天劝民、家法之严等等，名为颂赞，实则希望他保持钦畏天地、惩处贪吏、严管后妃及外戚等良好的态度与管理方式。詹同谈起吴越山中之方竹，朱元璋撰文一通，表彰詹同。宋濂借机进曰：“今我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挥，九州内外，罔不臣妾……故（同）特被是赐焉。夫臣以诚而事上，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复见三千余年之后，何其懿哉！”其劝谏洪武广施以恩，显然是有所指的。
宋濂如此调整颂圣文学的方式，自有他的苦衷。随着皇权的巩固，朱元璋对待文臣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先前的虚心已了无踪迹，回报臣下谏言的，也不再是诚恳与热切，而代之以无情的贬谪与残酷的杀戮。宋濂自己就深受其害。
洪武三年(1370)七月，宋濂以失朝参降编修（注：朱兴悌、戴殿江《宋文宪公年谱》，《宋文宪公全集》卷八三。）。这位一直平步青云的“五经师”头一次领教了朱皇帝的严酷，也从此开始了他仕途中的坎坷经历。次年八月，宋濂由国子司业被贬谪安远县。这使宋濂清醒认识到创业时君臣间的那种亲密感已荡然无存了，朱元璋今非昔比，不管多好的建议，向他进谏都必须讲究方式方法。表面上，宋濂被贬的罪名是上《孔子庙堂议》时，“议礼不以时奏”。但明眼人都清楚，宋濂的得罪之由是诤言进谏。翰林应奉唐肃与宋濂先后免官、谪戍濠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明通鉴》卷四引述了一则传闻。朱元璋游御鹰房，宋、唐二臣应制赋诗，濂有“自古戒禽荒”之语，朱元璋辩解道：“朕偶玩之耳，不甚好也。”宋濂却不明就里，呆呆地说：“亦当防微杜渐。”唐肃的诗也说“词臣不敢忘规谏，却忆当年魏郑公”，结果惹得朱元璋“不怿而起”。编者按语称二人获罪乃是“皆藉微罪以斥之”，可谓的言。此后，朱元璋对宋濂的不满屡屡见于历史记载。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对王祎说：“江东二儒，惟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注：《明通鉴》卷五，第311页。）十五年(1382)，他又对桂彦良说：“江东大儒，唯卿一人。”对曰：“臣不如宋濂、刘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注：《明通鉴》卷七，第408页。）
当年，魏徵曾尖锐地指出李世民在纳谏方面的情感变化。贞观十二年(638)，他说陛下在贞观初“恐人不谏”，闻谏则喜，现在却对谏言“虽勉强从，犹面有难色。”（《资治通鉴·贞观十二年》）朱元璋更是如此。立国后，对臣属的谏言，他采纳得并不痛快。从别人的诗中我们可以得知宋濂对此怅恨不已：“门生日日侍谈经，独向孙蕡眼尚青。几度背人焚谏草，风灰蝴蝶满中庭。”（注：《西庵集·送翰林宋先生致仕归金华二十五首》，见《宋文宪公全集·潜溪录》。）作这诗的正是宋濂的门生、后来仕至翰林典籍的孙蕡。这话是比较可信的。从现有记载看，宋濂绝没有魏徵式的胆量，因为他知道朱元璋绝不比李世民圣明。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阶段是宋濂非常痛苦的时期。伴君如伴虎，又身为重臣，心中有万语千言，却只能“欲说还休”。受过几次教训，宋濂逐渐学得聪明乖巧，少说话多干事，不摆老臣的架子。刘基曾这样描述时年已64岁的宋濂：“步履坦坦不落朝班后，晨起戴星入国史馆，握笔写细字如青蝇头，日数千，且仆仆走承召命。”（注：刘基《送宋仲珩还金华序》，《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嘉靖三十五年刻本。）然而既为重臣，在很多事情上就不得不发表意见，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以颂圣示忠为糖衣炮弹，采用纡曲的手段、晦涩的笔触、柔婉的口气，将自己的用意层层包裹，含而不露。谏言无论多么含蓄，总要比“风灰蝴蝶”更起作用。
三
宋濂颂圣文学的第三阶段，始于洪武七年(1374)三月的刘基入朝引咎和九月的高启、王彝被斩。从洪武三年(1370)大规模封藩起，朱元璋逐步完善了藩卫制度，羽翼渐丰，邦本日固。而他对渡江功勋、元廷旧臣和由诸军阀旧部来投诚者，生出忌讳、嫌恶之心，进而大开杀戒，也正在此时。到洪武七年(1374)，这种情绪彻底暴露，君臣关系进一步恶化。从此，宋濂的颂圣文学特征转为发言浮泛，避重就轻；反话正说，庄极而谐，因为“假话、违心的话是专制主义臣民的特有的语言”（注：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页。）。
朱元璋首先担心辅助他打天下的功臣（包括文臣）居功自傲、心不存忠。“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已成历史定律，它使古来功臣多无善终。尽管文臣们并没有什么不可饶恕的过失，但由于朱元璋猜疑心重，太子朱标又生性宽厚，所以朱元璋一面要求文臣中规中矩，一面加紧铲除权臣与功臣的步伐，以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开国将臣能得善终者为数不多，而“国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长，以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曰汪广洋，以中书右丞相封忠勤伯；曰刘基，以御史中丞封诚意伯。后李、汪皆各以罪赐死，惟刘公令终。”（注：梅纯《损斋备忘录》，《国朝典故》卷五十，第1213页。）其实刘基致仕前拚死效力，兢兢业业，致仕后却是战战兢兢地死在朱元璋身边，曾遗命焚尸扬灰勿葬，平生所读兵书，则进于朝廷。他的《二鬼诗》之喻意已相当明了，形象地刻划了他和宋濂的艰难处境。就文士来说，按刘基排序的明初三大文人的结局颇能代表当时文臣的命运——宋濂流放夔州，死在途中；刘基羁管京城，死于毒药；张孟兼因朱氏宠僧吴印构陷被械至阙下，特论弃市。朱元璋对待文士的政策同其他皇帝一样，先利用，后压制。他起初广纳贤士，后来亦有不少亲近儒臣之举，但骨子里却是“朕本布衣”的自卑感和“我君尔臣”的自负感相交织。明无名氏《蓬轩类记》卷二曰：“国初赐谥，惟公侯伯都督，凡勋戚重臣有之。文臣有谥，始于永乐年间，然得之者亦鲜矣。”（《国朝典故》卷六十九）可见明初文人始终没有摆脱“文学侍从之臣”的附庸地位，但朱元璋对他们却怀着与对武臣同样的戒心。宋濂致仕前得到朱元璋的“特别关照”：“闻卿归去乐天然，静轩应当效老禅……从前事业功尤著，向后文章迹必传。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终老尔惟全。”（注：《宋文宪公全集·潜溪录》。）宋濂回去后果真“辟一室曰‘静轩’，终日闭户纂述，人不见其面。戒子孙毋至城市，姻连有以郡县事为托者，皆峻谢之，或谈及时事，辄引去，不与语。（注：郑楷《宋文宪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潜溪录》。）”真正是不问时政，潜心佛理，为佛寺作记，为僧道撰墓铭，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宋文宪公全集》中存有僧道墓铭39篇。《宋濂年谱》作者按语云：“太祖之疑于先生久矣。鸟尽弓藏，古今一辙。而于儒臣或不其然。今太祖竟于儒臣亦忍为之……有明一代，元气之伤，实滥觞于此矣！”（注：《宋文宪公年谱·洪武十三年》，见《宋文宪公全集》。）
故元旧臣与投诚者的结局也十分糟糕。起初朱元璋开创基业时需要罗致大量贤才，所以他显出海纳百川的气魄：仕元而降者、曾仕军阀者、隐逸山林者，皆可为我所用，且恩礼有加，甚至不惜枉驾屈尊。在立国之前，朱元璋每攻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如有逃者处死，不许将官擅用。”（注：刘辰《国初事迹》，《国朝典故》卷之四。）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洪武三年(1370)，昔为元廷重臣、今为新朝学士的危素，虽然年近古稀，享受着“特赐小车，免朝谒”的恩宠，但在弘文馆却因为一句“老臣危素”而招来朱元璋的辛辣嘲讽与刻薄处置，奉令去守为元死节的余阙之墓。同样曾经仕元的陶凯则因自号“耐久道人”惹来朱元璋的忌恨。明初“吴中四杰”因与张士诚有染而先后被杀、谪徙。洪武七年(1374)九月，诗人高启与王彝等受魏观之事牵连而遭受极刑。
高、王被斩，次年刘基被毒死（一说胡惟庸受朱元璋指使）。三位朋友的遇难（注：洪武二年，高启、王彝至京师参修《元史》时，都与总裁宋濂有诗文交往。王彝有诗《陪宋学士国子学夜坐次韵》（见《潜溪录》），宋濂还为高启书写匾额“槎轩”，高启“自是或仕或退，东西旅寓所，至辄扁于室”（高启《凫藻集·槎轩记》）。），对宋濂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宋濂既是元臣，又是功臣，便受到双倍的猜疑。至正九年(1349)，史馆诸公（危素即其中之一）荐他为国史院编修，宋濂虽坚辞不赴，入龙门山，但还是作了《皇太子入学颂》，十五年(1355)又撰《皇太子受玉册颂》，此外还有《国朝名臣颂》等赞诸元臣之作。更要命的是，随国家礼制文备的逐步完善，宋濂的作品发挥殆尽，朱元璋慢慢开始厌弃这位老臣。朱元璋虽然时不时地在朝臣面前赞他“纯臣”、“贤人”，但在洪武九年(1376)六月的诰词中却毫不留情地指责他“虽博通古今，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勿决，若使检阅则有余，用于施行则甚不足。”（注：谈迁《国榷》洪武九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显然，起初朱元璋关注宋濂之长，现在更为关注其短，表明朱元璋的价值评估标准已严重倾斜。据野史记载，宋濂流放夔州时曾在某寺小憩。“寺有老衲，高僧也。濂与语曰：‘吾闻释典，善恶必以类报。吾平生所为，自以为无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于胜国尝为官乎？’曰：‘编修。’僧默然。濂是后遂自经死。”（注：《王文恪公笔记》，《国朝典故》卷六一，第1356页。）野史虽不一定可靠，但很能说明问题。结合当时宋濂的处境和朱元璋的心态看，这则野史有着相当的可信度。
如履薄冰之际，宋濂的颂圣文学得到了“升华”，以高超的文字技巧在暗中对抗洪武皇帝的冷酷。
避重就轻，言而无物，是颇为无奈的一招。洪武八年(1375)，宋濂陪诸王子巡幸琅琊、涂、荆等山时，感慨此种荣幸“岂非圣德广被、廓清海宇之所致耶”（《游琅琊山记》）？这显然是在用重复过千万遍的陈辞老调敷衍了事。十二年(1379)八月，浦阳郑仲舒开宴觞客于众芳园。宋濂回忆了战乱生活之后，赞道：“圣天子在上，廓清四海，化呻吟为讴歌，所以有斯乐耳。帝力所被，如天开日明，万物熙熙，皆有春意。”（《春日赏海棠花诗序》）他的每一篇亭台记，都要提到“今国家平定已十余年”（《新雨山房记》）、“六合廓清”（《兰隐亭记》）、“四海致太平已十有余年”（《环翠亭记》）。然而，就在这成堆的颂辞背后，我们发现宋濂其实并没有释解往日的忡忡忧怀。入明后，他的著述不可不谓之宏富，却很少提及“百姓”如何如何。千百年来，“国泰民安”、“物阜民康”、“安居乐业”总是颂扬盛世的常用语词，因为只有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才能真实反映国家的实力强弱和政治的清明与否。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正是这个道理。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为这类话恼火不已，令撤去孟子的配享，又命儒士编《孟子节文》，删节其中85条不利于一统天下的话语。但宋濂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孟子信徒，其自传《白牛生传》明确声称“我若迂，孟子则迂之首矣。”他在元末隐时著《龙门子凝道记》，对“民”的关注、对百姓生计的关怀、对平民乐于助人之类的优良品质的赞颂，常流于笔端。此时他未受到任何势力的挟迫，其言行当为真情之流露。入明之后，宋濂仕宦显达，惯常选择的歌颂对象避“贵”而就“轻”，其诚挚性就不得不大打折扣。尽管当时朱元璋也不乏爱民之举，但宋濂无数的颂圣作品中对此却闭口不提。他意欲何为，也就不言自明了。
相比之下，反话正说，寓贬于褒，却是更高明的招数，当然难度也更高，它需要有老鼠戏猫的胆量和超乎寻常的细心。每逢这种场合，宋濂发言玄远，汪洋恣肆，不见涯际，读来如黄河决堤，气吞云汉，一泻千里，一反他向来所崇尚的行文风格——冲粹平和。不过，在夸张的谀颂中，总是隐藏着不易为人所察觉的讥讽意味。
洪武八年(1375)三月，朱元璋赐给宋濂一本自制文集。此前得到这一恩赐的只有太师李善长和中书右丞相胡惟庸。于是，宋濂受宠若惊：“臣仰惟圣学高远，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其发为寰章，丽日卿云，照临下土，固非虮虱小臣赞咏所能尽。至于宽仁峻德，优遇旧勋及宠异文学侍从之臣，思意两尽，尤非前代帝王之所可企及也。”（《恭题御制文集后》）自比为“虮虱小臣”，似乎自轻自贱到极致。其实不然，“优遇旧勋及宠异文学侍从之臣”的话显系反语，因为与宋濂交情甚好的“帝师”刘基此时正被“软禁”在京城，且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紧接着，宋濂运起生花妙笔，把这位出身行伍的皇帝吹成了大文豪：
仰瞻挥洒之际，思若渊泉，顷刻之间，烟云盈纸，有长江大河一泻万里之势。跪捧而观，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也；泰山乔岳，未足喻其高也；风霆流行，未足喻其变化也。
这个话说到了朱元璋的心坎上。因为出身低贱，缺乏学识素养，虽能落笔成文，但毕竟才识有限，所作诗文直白如话，拙而不工，所以担心众多文臣在这方面瞧不起自己，是朱元璋的一大心病。为掩饰缺陷，他曾对待臣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注：徐祯卿《翦胜野闻》，《国朝典故》卷之三。）表面上显得颇为自负，其内心深处却是极度的自卑。宋濂的“吹捧”正是他所需要的。不过，一贯被视为“纯臣”的宋濂在这里耍了个小花招。他只字不提皇上所作是否富有文采，有无神来之笔，而这些恰恰是历来文人逞才使气、比试高低的地方。宋濂夸赞皇上“挥洒”、“一泻万里”，似乎在褒扬皇帝才思敏捷，行文流畅，其深层含义却是不过空有涂鸦的神速而已，因为就“流畅”程度而言，村夫胡诌的打油诗或“诨段子”完全可以胜过唐人绝句。这些谀颂之辞，倘若用在一位大文学家身上也就罢了，读者的态度会真假参半，其中毕竟有可信成分嘛！可用于游丐起事、粗通文义的朱元璋，就多少有些滑稽了。宋濂这一寓抑于扬、欲谐故庄的能耐，实在是经过长期侍君生活磨练出来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在历史上颇有口碑的“醉学士赋”活动。它历来被视为洪武皇帝宠待文臣的盛举。但是，如果换个视角、站远一点审视当时人们的表演，我们就不难读出每个人的灵魂。在这最为直接的场合，宋濂的颂圣已大变其味。
致仕前后，宋濂受到朱元璋的格外关照：赐宴、赐诗、赠封、赐作百岁衣之文绮、嘱避水路、屡加问候，“或相与赓歌，或褒以诗章，或燕之内殿。君臣之间，实同鱼水。”（《恭跋御赐诗后》）朱元璋虽然声称这“亦可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之盛也”（同上），但从内心来讲，却不过是为了笼络在仕之人。比如朱曾在朝班向宋璲询问其父近况，并说自己昨夜梦见宋濂。张伯诚、史靖可等“在侧，不胜感激，赋诗纪其事”（注：张伯诚《寄宋承旨诗序》，见《潜溪录》，《宋文宪公全集》。）。洪武八年(1375)八月七日，朱元璋赐宴东皇阁，宋濂醉不成步。朱元璋亲赋楚辞一章以赐，谕藏之以示子孙，又命廷臣桂彦良、林温、华克勤、方徵、宋善、王连、张唯等赋《醉学士歌》。这是一场闹剧，因为君臣彼此各怀其胎，心照不宣。往日在文人生活中排于“色、财、气”之前的“酒”，在这场文臣与“武君”合演的戏中充当了导演。它怂恿宋濂这个主角摘下“五经师”、“太子赞善”、“中顺大夫”等一切面具，以高级文学弄臣的身份、以帝王优伶的技艺来大胆表演。这场戏，是主角长期以来人格裂变的总爆发，自然也是主角灵魂深处最最痛苦的时刻。尽管他清楚某种程度上自己只是朱皇帝的一个道具，他也清楚饮下这杯酒之后，皇上再赐给他的可能是缠满荆棘的金手杖和随时可能从天而降的“猜疑网”，但他仍然笔容可掬地答谢皇上的“厚爱”。他在诗文中虽提及此事，却从未详细描述那个或许热闹非凡的场面以及自己过火的表现，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宋濂当时怎样感喟皇恩浩荡。当时在场的林温作了一点记录。关于宋濂的言行，林温的记述虽然略有夸张，但也足见宋濂当时如何故作惶恐：“……臣濂再拜喜欲颤，臣有丹心赤如面。臣心忠赤臣独知，臣面赪红人共见。前绹后轼夸翰林，臣濂宠光冠古今。愿持归家遗子孙，百岁相传同此书。”（注：《续赋醉学士歌》，见《潜溪录》，《宋文宪公全集》。）一口一个“臣”字，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全无大文人的气质与风范，反倒似颇富年岁的农妇在诉说家常。对于宋濂这一小丑般的表演，我们似乎没有太多理由和资格加以指责。还是既与宋濂同赴皇宴又深知其性情的桂彦良目光犀利：“乃知貌醉心不醉，醉中自有神扶持。”他知道向来细心的宋濂此时异常冷静，众人所看到的不过是宋濂的表演而已。宋濂致仕时，唐元嘉的赠诗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宋濂是如何“享受”皇上所赐的荣华富贵、又是如何步履艰难地走完他的仕途末路：“南山与天齐，有鹤巢其巅……持帛献主翁，叹赏独尔怜。贮以雕玉笼，晨曛饱华鲜。恩施虽云备，野性非所便。舞庭羞自媚，乘轩畏招愆。伶仃摇弱羽，悲鸣向翁前。主翁仁及物，中心为恻然。开笼纵所适，使之全其天。老鹤点头谢，裴回始孤骞。长风送逸翮，云路何翩翩。独惭
上鹰，穷年事拘缠。矫首三叹息，安得相周旋。”（注：《送宋景濂》，转引自《潜溪录》。）
朱元璋对文臣的态度，由渴慕而冷淡，由冷淡而猜忌嗜杀。君臣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以宋濂为代表的文臣，便跟着这个“指挥棒”及时调整颂圣方式——由真诚而投机，由投机而反抗。追本溯源，颂辞满篇的现象，乃是植根于高度专制的封建土壤。君臣之间尊卑、强弱的复杂关系使彼此间既渴望精诚合作，又不得不存防人之心。君主需要解决对臣子的任用与信任之间的矛盾，臣子则必须忍受依附君主却又恐惧君主的煎熬。双方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决定了君臣之间很难真诚相处，玩弄权术也因而成为必需的生存手段。然而，就“权”而言，臣总是不如君的，他们所能“玩”的，只有艺术化的语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