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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回眸20世纪的历史轨迹，展望21世纪的世界走向，不能不引发笔者对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命运的深入思考。
一
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看，20世纪全球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社会主义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早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幼年时期就产生了，莫尔于1516年发表的《乌托邦》一书即其标志。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指明了实现这一变革的途径、手段和社会力量，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1917年，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俄国率先取得胜利，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开创 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先后有十几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中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高歌猛进的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对于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制度则是一种巨大震撼和促进变革的力量。当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大约下降40%的时候，斯大林正领导着苏联人民“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前进”，创造了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约20%的高速度；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的铁蹄几乎踏遍欧亚大陆，气势汹汹地妄图称霸全球的时候，主要是依靠苏联军队和苏联人民，“挽狂澜于即倒，拯大厦于将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历史巨轮驶入80年代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已分别达到全世界的2/5和1/3。爱因斯坦在40年代曾经指出：“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里的成就无疑都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里得到了很大益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285页。）它在战争中的行动已显示出它在一切工业和技术领域里的伟大成就。从不发达的基础开始，过去25年中它那非常惊人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史无前例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87页。）即使是以坚持反共的意识形态闻名遐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尼克松在1988年也不得不承认：“极权共产主义在本世纪初还只是一个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现在已统治着世界人口的35%。”（注：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5页。）“20世纪最重大的事态发展不是殖民主义宣告结束或民主大踏步前进，而是极权共产主义的崛起。”（注：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6页。）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命途多舛。80年代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90年代初，苏共被勒令解散，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降落。对此，西方资产阶级欢呼雀跃，弹冠相庆。他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标志，并进而断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在历史上衰亡”，“它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注：布热津斯基：《大失败》，第1页。）而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与此同时，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在深感震惊和焦虑之余，进行着痛苦的反思、深入的探索和顽强的抗争。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毛泽东也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1页。）笔者认为，苏东剧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苏联的演变与解体为例。一个具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顷刻解散；一个具有69年历史、在综合国力方面能与美国抗衡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朝覆亡，其原因是极为错综复杂的。西方国家对苏联长期实行“和平演变”战略，这只是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外部条件。而苏联在经济政治体制、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对外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错误日益显露和恶性膨胀，则是导致苏联演变与解体的内部因素。笔者认为，对于苏联演变与解体的原因仅仅作出上述分析仍是不够深刻的。苏联演变与解体的决定性因素是5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形成并由苏共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直接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雪崩式”的解体。因此，苏联的演变与解体决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失败，而是传统、僵滞的苏联模式中负面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失败，是苏共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
苏东剧变，无疑是迄今为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最大悲剧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挫折，它使本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两度辉煌之后转入低潮。但是，社会主义理想并没有泯灭，社会主义制度也并没有在地球上消失。“沉舟侧畔千帆过”。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中国和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开放前在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是以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改革开放，这与苏联在解体前所实行的滑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截然不同。21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大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承认：“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假定社会基础结构和个人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改善，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的选择模式，可以用它来代替已宣告失败的共产主义制度和西方式的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民主制度。”近年来，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较为活跃（注：参见陈林、隋东晨：《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力量国际联合的新动向》，载于《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2期。），越来越多的人从对比和反思中逐渐认识到“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注：[俄]《真理报》，1993年11月18日。）。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迂回和曲折，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仅仅看见某些旋涡和逆流而看不到历史长河的奔腾，只能说明观察者的政治短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历史大趋势，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一个决定性阶段。”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半个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秩序也较为稳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何以能在较长时期内出现如此相对“繁荣”和“稳定”的局面？从经济角度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极推动和充分利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垄断固然有其阻碍科技进步的一面，但是，垄断组织也为科技进步创造了某些有利的条件。同时，垄断并不能排除竞争。受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的支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必然要不断地向前发展。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发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这一宝贵机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以往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笔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创造的生产力，则明显超过此前二百年间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目前，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在抢抓机遇，谋求新的更大的发展。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充分吸取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教训，特别是在借鉴和吸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优点的基础上，扬弃了原有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即古典市场经济）模式，普遍实行了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即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在主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计划和行政等各种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内尽可能地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发展。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的福利开支，一般已占本国政府财政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这不仅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同时也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构筑了“减震器”。四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
由流动和配置。在当代，它不仅是生产社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集中表现，同时也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尽管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似一把双刃剑，但是，它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利弊则并不等同。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推动起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这一进程的主导者和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指出，在以上诸因素中，第一个因素是最基本的因素。此外，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广度上的新发展。上述情况表明，具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资本主义制度尚有较大的可以容纳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在更为深广的基础上展开；股份公司、垄断组织、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跨国公司等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或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物质准备”仍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由劳动者集体所有并自己管理的合作工厂等社会主义因素也有一定的增长（注：参见李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433页。）。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发展并不能改变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客观规律。
二
当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上的命运，在较大程度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密切相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能否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取决于国内外的诸多因素。从国内来看，关键因素之一是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在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大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这在人类社会中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既要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又要发挥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长处，其实质在于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问题，其重中之重、难中之难在于解决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国企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解决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问题上不仅从理论上有明显的突破，而且在实践中也有较大的进展。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国有经济的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一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改革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市场竞争中逐步成长壮大。然而，要真正解决好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问题，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构建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仍十分艰巨。近几年来，笔者围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发表过一些文章（注：参见拙文：《试论搞活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基本途径》，载于《金融科学》1996年第4期；《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正确抉择》，载于《金融科学》1997年第4期；《大胆探索和采用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载于1997年10月3日《中国教育报》；《企业技改亟待实现四大转变》，载于1997年5月18日《金融时报》等。），其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结构优化、体制创新、强化管理、技术进步和配套改革，而这五条又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和技术创新三条。其中，深化改革是前提，强化管理是基础，技术创新是关键。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对其中的两个问题进一步发表看法。
（一）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布局调整问题
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有企业的核心和主干，而国有企业则是国有经济的主体。因此，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布局与国有经济的布局紧密相联。近几年来，国内某些人或者直截了当，或者隐晦其词，竭力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领域（以下简称“退出论”）。持“退出论”者认为：所谓竞争性领域，是指“投资以盈利为目的”的领域，实际上是指那些非垄断好赚钱的部门；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领域”，把竞争性领域让给非国有企业；国家只应经营基础项目（包括“铁路、公路、码头、水库、堤坝、电站、电讯等”）和公益性项目（包括“国防设施及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设施等”）。对于“退出论”，笔者并不赞同。笔者在过去撰文评论的基础上重申三点意见。
第一，“退出论”实际上是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归根结底是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服务的。因此，这些国家的国有经济一般只是在所谓“市场失效”的领域（包括不赚钱或必然亏损的公益性行业和投资大、周期长、外部效益较为明显的基础设施等部门，即私人资本不愿进入或无力进入的领域）中发挥作用，而竞争性部门（即基本上不存在进入与退出障碍、以盈利为经营目标的部门）则由私人企业所盘踞。可见，主张“退出论”并不是某些人的“新发明”，只不过是套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布局模式。
第二，“退出论”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必然表现形式，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出发，我国的国有经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在布局上必然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从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要求出发，我国的国有经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在布局上也必然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如果我国的国有经济从包括汽车、机械、电子、建筑等支柱产业在内的竞争性部门全部撤出，那么，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将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和作用将严重削弱，最终则必然滑入私有化的陷阱。
第三，应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合理调整我国国有经济的布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除农业等部门外）一统天下，导致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力量分散、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等弊端，既不利于充分调动非国有经济的积极性，又削弱了国有经济在重要部门的控制力，从而有碍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十分明显，这是把国有经济分布的领域划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即“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根据江总书记今年8月12日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至少包括金融、铁路、电信、航空、石油、电力等部门，“重要行业”至少包括能源、交通、邮电等基础部门和冶金、石化、化工、汽车、机械、电子等重要原材料行业和支柱产业。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进一步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毫无疑问，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的部门中必然包括某些竞争性部门；与此同时，某些公益性和基础设施部门也并非不允许非国有经济进入。另一块则是“其他领域”。即使在这些领域中，国有经济也不是全部撤出，而是要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素质。应该强调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也要加强宏观调控。为了顺利实现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和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我国应在尊重企业自主权和市场发言权的前提下，加大对国有经济布局的宏观调控力度。首先，国家应成立专司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领导机构，进一步明确界定近期我国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的具体范围，避免无谓的争论和别有用心的误导。其次，政府应进一步明确规定在上述范围内的哪些部门必须由国有经济独家垄断，哪些部门可以通过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和* 参股企业发挥作用而占支配地位。再次，国家应实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抓大放小”的方针，紧密结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从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上进一步扶持和加强处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的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它们在资本营运、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优势，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帮助一部分国有企业从部分竞争性部门和其他部门中逐步退出。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强化管理问题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注：江泽民：《坚定信心 深化改革 开创国有企业发展的新局面》，载于1999年8月13日《经济日报》。）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优秀的企业无不伴有成功的管理。良好的体制固然可以为管理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和活动空间，但也丝毫不能取代管理。通常所说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货往哪里销、负担怎么减”等难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管理问题。目前，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不佳，经营管理不善是重要或主要原因。全面加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管理，至少应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1.建设好企业的领导班子，关键是选好用好一把手。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大量事实证明，选好用好企业的一把手至关重要。吉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在14年中企业资产增长近百倍，职工工资增长约10倍，成功的诀窍之一是有一个有本事的当家人——付万才。付万才有一句名言：“企业领导一要干净，二要干事。”实际上，在付万才身上所体现的是知难而进、不断进取的精神，是深化改革、开拓市场、加强管理、注重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及改善服务的意识和思路，是从严治厂、真抓实干、艰苦奋斗的行动，是廉洁自律、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付万才不愧为新时期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楷模。我国现在抓的512家国有重点企业，关键因素之一在于选好用好这些企业的一把手。这不仅关系到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命运，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而要真正选好用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把手，根本之点在于要探索、规范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培养、选拔、管理、考核、监督的办法，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为此，一是，要使企业经营者走职业化、市场化之路，由委任制为主转变为双向选择、竞争聘任制为主；二是，选聘企业经营者不能仅靠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党委会作为决策主体，还应充分发挥职代会的作用；三是，要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建立起决策、经营和监督机构，既充分发挥企业经营者的作用，又对其权力进行合理和有效的约束；四是，对企业经营者实行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对于上市公司法人代表的绩效年薪可引入一定比例的股票期权）制和风险财产抵押制度，真正把经营者的利益与所有者的利益、企业职工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一起，并实现经营者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正确结合；五是，建立和健全企业经营者业绩考核制度和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实行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对由于违法违规等人为因素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并不得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六是，尽快建立企业经营者的正规培训制度和科学评价机制。与此同时，要组建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2.要全心全意地依靠职工群众。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职工群众是主人翁，而不是“主人空”。凡是改革和发展搞得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其基本经验之一就是“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了职工群众的主人翁作用。江总书记最近强调指出：“要全心全意地依靠职工群众，切实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的作用。”（注：江泽民：《坚定信心 深化改革 开创国有企业发展的新局面》，载于1999年8月13日《经济日报》。）这对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大的指导意义。
3.必须认真学习和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某些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例如，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床厂家实行的“哑铃型”管理模式（即重视产品开发，重视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以总装为主，实行专业化生产），就比我国机床厂家长期实行的“橄榄型”管理模式（即忽视产品开发，忽视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小而全”，“大而全”，以生产普通产品为主）更有竞争力。1990-1995年，我国国产机床在国内机床市场上所占的份额由70%陡降为30%，企业管理模式的落后是主要原因。以先进的“哑铃型”管理模式取代落后的“橄榄型”管理模式，对搞好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邯钢实行的“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管理方法，在我国国有企业推广后也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学习和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全面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在提高产品质量和“三率”（即市场占有率、资金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上狠下功夫。当前，除了要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和搞好风险管理之外，应突出抓好成本管理、资金管理和质量管理。不久前，国家经贸委向全国国有企业推广了“亚星”经验。山东潍坊亚星集团实行购销比价管理，五年来仅物资采购就节支7092万元，其采购成本与国内同行业厂家相比平均低8个百分点左右。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全国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降低采购成本2至3个百分点，一年即可增加效益约500亿元，比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全年实现的利润总和还要多。可见，“管理出黄金”，国有大中型企业强化管理仍有很大的潜力。
4.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也是一种无形资产。企业文化对企业职工具有导向、凝聚、激励、规范等功能，是企业兴衰成败的重要制约因素。东风汽车公司锐意进取，“视今天为落后”，这种企业文化是富有特色的；贵阳桥梁厂重视提升人的素质，申明“人品与产品同在”，这种企业文化也是值得推广的；而柳州建筑机械厂呕心沥血铸名牌，弘扬“山羊精神”，这种企业精神值得大力提倡。毫无疑问，合理布局，强化管理，必将极大地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必将有力地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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