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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自1996年实现“软着陆”以来，增长速度继续下滑，对此，国内经济学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由于“软着陆”以后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正好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时间上交织在一起，很多人从出口下降和金融等短期性因素方面找原因。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客观上进入了“次高增长阶段”，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将可能以7%～8%的速度增长。我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问题的核心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由我国技术进步特性、经济体制和城乡经济运行机制等因素所共同编织的低水平下的低就业经济均衡陷阱（以下简称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既非短期因素所致，也并非客观上进入了“次高增长阶段”。
一、经济均衡
1.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观
经济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所追求的一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稳定增长状态。古典经济学家中，亚当·斯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的法则。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都信奉一个理论，即，“在整个经济中不存在一种会阻碍达到最高生产能力的内在力量。”“社会通过竞争可以达到最佳利用资源的均衡。”（注：杨君昌：《凯恩斯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第9页。）换句话说，自由竞争总能使资源自动流动到边际效益最高的领域，使得消费者得到最大效用，生产者得到最大利润，社会达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速度无限逼近其潜在增长率，政府无需对宏观经济进行任何干预。在凯恩斯以前人们对均衡价格理论几乎坚信不移，那就是一切都是供求决定价格，而供求关系总能使要素的配置达到最优化，使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经济均衡观忽视了技术创新的频繁发生对经济均衡的影响。
2.现实中的经济均衡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通过有效需求理论和收入决定理论，对经济均衡做出了新的解释，他打破了充分就业的均衡学说，提出了非充分就业的均衡概念。他认为，经济在非充分就业的水平下达到均衡，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使得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降低，使得利率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失效，储蓄不能及时全部转为投资，导致投资需求不足；流动偏好使得利率在一定水平上调节投资失效，直接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因此，按照凯恩斯的分析，经济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不能及时完全转化为投资，而产生这种问题的关键不是利率的变化，而是收入水平的变化，收入水平的变化又决定于支出变化，即有效需求的变化。因此，源于前期支出的收入形成新的支出的比例下降，导致新的需求增长减速，使得当期生产出现相对过剩，如果这一过程进一步推移下去，就会导致全面的生产过剩，造成经济萧条。也就是说，凯恩斯指出了均衡可以在资源非充分利用的状态下发生，这是一种低水平的货物均衡（货币可能是非均衡的），这种均衡只能导致经济萎缩。这时候，因为有大量的闲置生产能力存在，如果增加政府投资（或有较多的外来投资）形成新的需求，就会具有较强的乘数作用，从而增加就业，增加收入，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显然，在凯恩斯理论中，资源充分利用的均衡要借助于政府的干预才能实现。凯恩斯理论可以部分解释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在政府大力启动的情况下依然下降的事实，但并不能全部解释。
二、我国客观存在低水平均衡陷阱
毋庸置疑，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亦或是凯恩斯经济学，都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自宏观经济学诞生以来，它们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完善程度始终处于前沿。因此，这些理论难以解释包括我国在内的开放型赶超国家的经济非均衡增长和低收入水平下的低就业经济均衡的现实。
1.后发国家经济均衡的制约条件
对于一般开放型赶超国家来说，在赶超过程中，经济增长实际上一直是在非均衡状态下实现的。也可以说非均衡是赶超国家在赶超过程中的经济常态。
第一，赶超国家，包括60～80年代的日本和70～90年代的东南亚国家与韩国，经济均衡都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的高度技术和知识依赖基础之上的。由于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较大的技术和知识差距，在追赶的初期，引进国外技术成为国内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因此，国内生产系统处于不断的快速“创造性破坏”和技术大变动过程之中，技术不变的假定根本不存在，技术与经济之间很难达到均衡状态。可以说改革开放到1998年，我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
第二，赶超国家，尤其是小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普遍较强，而国际市场的控制权又不在赶超国家手中，他们需要的技术和关键产品取决于发达国家是否转让，他们的产品出口取决于发达国家市场是否接受。因此，国际市场的变化对赶超国家的产业结构具有十分敏感的影响。这就决定了赶超国家产业和市场的均衡基础是不稳定的，收入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均衡难以实现。我国作为地理和人口大国，虽然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但经济发展受进出口的影响也很大，1998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30%。
第三，尽管赶超国家的储蓄率都较高，但由于加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它们普遍面临原始积累不足的问题，因此，外资的利用就成为加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外资的进入具有诸多影响。从正面来看，它可以增加资金引进国的就业，使经济增长速度超过自然增长率，促进经济在高出口依赖水平上实现“超级”均衡（注：所谓“超级均衡”，可以理解为由于外资进入，使国内投资大大超过国内储蓄，但由于出口增长，使得总需求和总供给能够实现均衡，经济可以均衡增长，但这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自然增长率。）。但是，外资进入的数量是引入国难以控制的，同时，由于外资进入与新技术、新知识的进入是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技术和知识形成的“生产者剩余”大部分会以“技术租金”的形式被外国投资者所带走。资金引入国所能够剩下的主要是劳动力报酬。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外资的流动，导致赶超国家外资流动不稳定，从而使收入水平波动，经济难以达到均衡。
第四，赶超国家一般具有劳动力过剩的初始条件，即使实现物质产品市场均衡，也只能是劳动力非充分就业下的均衡。我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供给无限型的国家，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均衡只能在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下实现。
上述四方面是赶超型国家经济均衡普遍面临的制约。
2.我国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从当前我国经济的现状来看，经济增长在软着陆以后持续减速，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政府采取高强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大幅度增发国债，加强政府投资，但对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乘数作用很小，金融政策的效果也不明显，几次大幅度降低利率都没有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刺激作用。这些事实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笔者认为，这种状态是在五种长期发挥作用的力量推动下进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即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储蓄上升，但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经济增长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抑制，市场供给过剩，失业率上升。
作用力之一：技术创新的外生性与经济扩张的边际就业弹性下降，导致就业不充分，有效需求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
就业与技术创新是影响经济均衡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之间又有紧密联系。在当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于我国来说，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参与国际竞争的首要条件是加速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而引进先进技术又是技术创新最直接的捷径。在当代大工业生产领域内，低价格的劳动力优势在竞争中的作用在下降，技术创新的一般方向是节约劳动力和提高经济质量。显然，这与解决我国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主要是由技术创新的“外生性”和跳跃性所致，即从国外引进的技术相对于国内的技术在规模经济水平上具有跳跃性质，使得我国在享受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在如下两方面承受经济增长边际就业弹性下降，从而导致失业压力上升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后果。
第一，引进技术使制造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水平实现跳跃，带来制造业边际就业弹性的大幅度下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仍然是工业。由于当代工业生产技术高度发达，使得工业生产以大规模高速度为基本特征，资金密集度大、劳动密集度小，不但工业扩张的边际就业弹性低，同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由于引进技术使得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尽管边际就业弹性下降，但就业总量增长仍然很快，随着市场逐步饱和，就业弹性下降的影响逐步显现出来。
第二，“外生技术创新”使得就业链条的上端留给了国外。发达国家同样因为工业应用新技术而使工业内部的边际就业弹性下降，但是，在工业生产扩张边际就业弹性因技术进步下降的同时，它们与技术进步有关的上游产业，如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面向生产的服务与咨询等一系列产业和技术进步所需的先进设备制造业得到快速扩张，技术进步没有使全社会总就业弹性下降。而我国以引进技术为主体的技术进步模式则不同。我们直接引进的是生产设备、工艺方法和重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能力，而上游的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研究与开发、先进设备和重要零部件生产等所需要的高级就业机会，都留在了国外，没有对国内工业生产边际就业弹性下降形成补偿。其结果是引进越多，损失的高级就业机会就越多；在国内创新能力不足，又要参与国际竞争的情况下，引进越少，损失的生产效率就越大。只有两害齐全取其轻，只有继续坚持技术引进。明知有陷阱也得往下跳。
作用力之二：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严重脱节，城乡二元结构日益突显，导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缺乏有效竞争，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慢。有效需求增长滞后。
第一，城乡严格区分的体制和政策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日益困难。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初，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在积累方面，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侵蚀农民利益，为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积累资金，通过户籍和身份管制长期将农民固定于土地上，以农村的落后来保证城市的相对发展。因此，按照目前的模式发展农村经济，农民增加收入的潜力日益减少。197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2.36∶1，1998年， 这一比例扩大到了2.5∶1。全国社会有效需求增长速度在70%人口收入低速增长的情况下很难快速增长，经济增长乏力也是很正常的。在宏观经济未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后遗症之前，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未能暴露出来，在市场供给摆脱短缺状态以后，已经把我们逼向通向低水平就业的经济均衡陷阱滑道（而这正是我们自己通过城乡制度修建的）。
第二，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严重脱节，户口管制，导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工业生产的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潜在有效需求的实现。以户口管制和“两种待遇”为基础的城乡人口政策，严重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人为地制造了两个劳动者阶层。一个阶层是城市户口劳动力，受到政府保护，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制度，招工优先；另一个阶层是农村户口劳动力，它们的就业不受政府保护，不但享受不到完善的社会保障，而且在诸多领域里不允许与第一阶层竞争，当城市劳动力短缺时，他们受到欢迎，当城市就业压力增加时，它们就被清理“赶走”。其结果是，城市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效率却不高，使得供给成本长期高于有效需求水平，严重地抑制了潜在有效需求的实现。
作用力之三：长期的低收入政策和不合理利益分配结构降低了最终消费需求增长速度。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执行低收入低消费政策，除改革初期少数年份以外，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GDP增长速度。
第二，基尼系数扩大，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尽管收入差距过大已经被社会所共识，但我国的所得税政策作为调节收入差距的杠杆软弱无力，未能发挥应有的调节功能，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也因中央政府财力有限而未能起多大作用。
第三，在体制内工资结构未进行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医疗、住房、教育、养老保险的改革日益深入，传统体制内的低收入阶层因实物性和福利性的预期“收入”大大下降，必须压缩当前消费，增加储蓄，以便准备支付越来越高的未来预期支出。
第四，工薪阶层的收入结构中，固定部分比例不断下降，不稳定性的部分比例增加，由于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稳定，只有增加储蓄，以防不测。
作用力之四：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缓慢。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到了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升级的阶段。所谓升级，一是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产品创新，调整产品结构；二是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实现这两方面目标都要求企业加速技术创新。但多年来积累的问题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具有创新的能力而没有动力，乡镇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有动力而不具备能力。大中型国有企业缺乏的是有效的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乡镇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则因为资本能力较差，缺乏风险投融资机制。值得提出的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依靠乡镇集体企业大大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但却采取了“离土不离乡，就业不进城”的工业化战略。大量乡镇企业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得到飞速发展。当短缺经济结束以后，需要推进产业升级时，由于远离城市科技文化中心，缺乏人才和资本，乡镇企业的发展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作用力之五：人力资源素质低下，既影响了需求结构的升级，也影响了供给质量的提高。
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既存在内需不足，就业压力日益增大的一面，也存在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的另一面。我国社会公共财政能力较弱，资源流动性差，使得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门槛过高，公众教育难以较快发展，适合创新和高级管理的人才相对较少，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能力普遍不足。由于我国人的素质低，不仅供给结构升级困难，需求结构升级也较为困难，需求量的增长受到抑制，经济增长就会乏力。
三、走出当前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对策
1.针对引进技术使制造业边际就业弹性降低的问题，要向日本学习，加速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加大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和研究与开发的力度，使之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种子技术
建议在当前储蓄大大高于存款的环境下，政府应通过增发国债的途径，大幅度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争取到“十五”计划末，使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1.5%，到2010年达到2%以上。 鉴于过去我国一直存在科研与经济“两层皮”，科研投入不够，成果转化率低的弊端，建议采用新的市场机制，促进和扩大研究与开发规模，推动新兴产业发展，鼓励各种咨询产业，增加高级就业机会。
第一，在1999年已经进行大规模科研机构改组改制基础上，尽快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融资机制。这种机制应包括：政府投入启动资金，建立股份制风险投资公司，并对其给予适当减免税优惠；对于重大技术攻关项目，政府财政给予贷款贴息；简化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手续，放松“名额”控制，并建立场外资本交易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机制；风险企业再投资免征所得税；等等。
第二，在应用研究与开发领域，改变过去政府无偿拨款的科研投入方式，政府投入采取有偿制度，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研究与开发项目的承担者，并采用业主责任制的办法进行经营。对业主的待遇采取给予股份的方式与技术创新成果直接挂钩，必要时，可以将业主的股份（干股）提高到30%以上。
第三，大力支持科研机构、企业和大专院校的融合。国家重大攻关计划，包括“S863”计划，不仅要研究储备技术，更要与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紧密结合。在科学技术上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当务之急不是搞技术储备，而是缩小差距，增强竞争能力，不是在纯理论方面缩小差距，而是在应用领域实现赶超。
第四，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当前我国企业登记注册制度过于繁琐，进入门槛过高，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要加快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发展，应降低企业进入门槛，变注册制为登记制，大大降低企业进入门槛，同时，还应在信息服务与市场开拓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
2.加速城市化发展，加速农业技术创新，快速提高有效需求
经济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低水平均衡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收入水平低，其中占人口总数达70%的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又是主要原因。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在农村人口日益增长，人均土地拥有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靠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单产提高农民收入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改进产品结构虽然还有较大余地，但当我们进入WTO以后， 面临来自国外农产品竞争的压力将日益加大，提高农民收入将会更加困难。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提高农民收入只能双管齐下。即一方面依靠农业科技的推广，加速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必须加速城市化建设，减少农村人口，提高农民人均土地资源拥有量。
建议重新修改国家到2101年长远发展规划，将推进城市化运动列入2000～2010年发展规划。各省和自治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建设3个以上市区具有150～200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 同时推进中等城市的发展。各地区在发展乡镇企业时，应有意识地推进企业向条件较好、适合发展成中小城市的地区聚集，以便提高经济的区域集聚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便于综合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3.推进教育产业化，加速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增加就业机会
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与技术创新需求相差甚远，不利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难以与发达国家进行有效竞争。如果我们不加速推进教育产业化，加速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未来的技术创新仍然将建立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大量高水平就业只能让给外国人，而我们自己的就业压力只会日益增大，无法从根本上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
尽管当前对物质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但中国居民最舍得投资消费的领域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当前居民储蓄的一大用途就是用于子女教育。据估计，增加一个大学生，可以间接解决3～5个就业机会，如果每年增加招收100万大中专学生，包括学生本人在内，可以减轻400～600万人的就业压力，无论对于哪一方，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 推进教育产业化需要有真正的知识经济和市场观念。中国已经到了打破教育垄断地位的时候了。如果说当前我国在所有领域的供求关系都是供大于求的话，只有中等和高等教育是供不应求的领域，成百万人希望缴纳学费购买接受教育的机会，这种需求是极大的，而且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状态。从2000年起，应该加快高中的发展，力争在“十五”计划期间内，在有条件的地区，尤其是使城市内普及高中，即实施12年制义务教育，到2010年争取在全国普及12年义务教育。
4.加速制度创新，培养企业家队伍
制度创新的重要功能在于形成完善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是企业家，没有适合企业家生存与发展的制度环境，技术创新就不会发生。因此，所谓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实际上是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被全世界不同制度的国家的实践证明了成千上万次。企业家并不简单地等于现任的厂长或经理，而是指那些能够在逆境中通过不断创新而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人才群体，以及能够通过创新发展新企业的人才群体。只有适合企业家成长的制度，才能够有效发挥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产生对创新人才的激励和需求。因为对创新人才的激励是企业家的天职。我国当前尚未形成适合企业家队伍快速扩大的制度环境，因此，加速制度创新，营造企业家能够成长的条件，是我国加速技术创新，走出低水平均衡的必由之路。
5.提高消费率，增加有效需求
提高消费率，即加快有效需求的增长，前提是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为此，应尽早结束实行了近50年的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结合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与住房、医疗、保险等改革相配套，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结构，大幅度地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便增加有效需求。尽管这一改革涉及全体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需要慎重行事，但久拖不决，使人们的未来预期不定，只能加大对未来的谨慎预期，降低居民当前消费倾向，不利于促进市场繁荣和经济增长。
19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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